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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尧典》亲议
冯广宏
一、《尧典》《皋陶谟》首段比较
《尧典》是《尚书》开卷第一篇，记述尧舜执政时言论及行事，因篇中描述东、南、西、北四方民风用“析、因、夷、陕”四字，已在殷墟甲骨文中找到相同的文词；而且《山海经·大荒经》也有类同的“折、因、石夷”字样叙及四方神风，从而证实《尧典》确是当时史官的忠实记录，并非后人伪造。篇中述及尧时羲和二族，以四星中天时刻推定二分二至，制定早期历法。现代天文家根据岁差原理，也能证实所测确为四千年前天象。据此，《尧典》所记古圣先贤的言论，也应该有较高的可信度。至于用词和语法上的古奥，也能否定伪造之可能性。
《尧典》开头一段，今古文大体一致，共57字：“日若稽古：帝尧日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一段，传统的诠释，是把“帝尧日放勋”解释成尧的名字叫“放勋”。以下的话，是描写尧的政治素养和为人品德，从而感化了九族、百姓、万邦。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引汉马融之说：“放勋，尧名。”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早就这样理解，叙述帝挚死后，“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太史公根据《尧典》所作的记述是：“帝尧者，放勋。……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
可是对比一下《尧典》后面的《皋陶谟》，便感到有些奇怪：“日若稽古，皋陶日：‘允迪厥德，谟明弼谐。’”开头“日若稽古”四字与《尧典》一样，“皋陶日”与“帝尧日”的格式也完全相同，按此体例，应该把“皋陶日允迪”解释成皋陶的名字叫“允迪”，可是经学家都把“允迪厥德”两句视为皋陶所说的话。司马迁按这意思写在《夏本纪》里，是“信其道德，谋明辅和”。
此外，古文《尚书·舜典》开头，也有“日若稽古：帝舜日重华协于帝。”《大禹谟》开头，同样是“日若稽古：大禹日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史记索隐》引孔安国云：“外布文德教命，不云是禹名。太史公皆以放勋、重华、文命为名”，对于旧释尧等名字给以质疑。
二、《尧典》首段是记尧言论
对于“放勋”是否就是尧的名字?古代经师相继提出过不同看法，如孔颖达疏称：尧“能放(仿)效上世之功”，故言“放勋”。蔡沈《集传》也说：“放，至也。”“勋，功也。言尧之功大而无所不至也。”清乾隆时汇刻《二十一史》时《考证》引柯维骐之说：“尧之功无所不至，以为一篇总冒。”至于舜日重华，禹日文命，“可属之当时赞美之词，不必为舜禹之命名也。”
尧舜禹时代，还处于比较原始的部落联盟民主制时期，人物的名号简朴，不可能在尧、舜、禹以外，又有放勋、重华、文命等名讳。不过，若认为那些字眼是史官赞美尧舜禹的文词，笔者则有不同看法。
《汉书·艺文志》谈到上古史官职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明确指出《尚书》是以记录言论为主旨，所有记事内容，都为了说明所记言论的历史背景，而不必刻意赞颂那些圣王。正因为有了圣王们具体言论，其功勋业绩、道德修养皆可一目了然。古书笔墨精简，无须赘赘然歌功颂德。据此，《尧典》首段“帝尧日”以下一些话，笔者认为也像《皋陶谟》一样是在记述当时尧的言论。
现在回顾一下《尧典》那段话。“帝尧日：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帝尧说：要建功敬明，文思晏晏，能恭能让，这样的干部便会四方闻名，上下悦服。下面接着阐述，用这样的人才，九族就能亲密，百姓就能清明，万邦就能协和，黎民也变得柔顺了。
这段话可以看成尧在某次会议所做的报告，提出对各级干部的最高要求，而并不说明尧自己业已做到了这些。根据《尧典》所载，尧在联盟会议上选拔任用干部的情况，远不如舜的魄力大，所以尧的表现并不像那些话所描述的完美。
三、信任下级尧不如舜
《尧典》记载尧四次选用干部，一次是征求谁能“登庸”，当他的助手；《史记》译为谁能顺事?放齐推荐尧的儿子“朱”比较开明，尧认为朱“嚣讼”，喜说怪话，经常与人抬杠，拒不同意。客观地说，朱这些毛病并不影响“开明”政治。下文在舜执政时，让益担任管理自然资源的“虞”官，益还推让给“朱”等四人，足见“朱”有一定科学头脑。至于《皋陶谟》记禹所说的“丹朱傲”，喜欢漫游、广交朋友，洪水退了也要行船；那些缺点若从接近科技的角度来看，恐怕还是一些优点。
第二次尧征求“采”的人才，即办理工程事务，骧兜认为共工正在治水，眼前便是人选，尧也断然否定，说此人只会说好话，做事另是一套，貌似恭顺，野心却大。平心而论，这些问题对于工程建设来说，也并无大碍。
第三次尧征求治水的人才，大家一致荐鲧。尧仍然不赞成，理由是他不大听话，常犯错误连累家族。看来也不是什么大节问题。这次四岳长老就生气了，口称“异哉!”难道让鲧试一试都不行吗?尧这才勉强同意委任鲧去治水。但鲧也不够争气，治理多年，成效不大。
第四次是尧想让位给四岳，四岳认为自己不能胜任。于是发出向下面征选人才的公告，大家才将单身汉虞舜推荐上来。尧表态说：“这人我听说过。”当大家介绍了舜在十分别扭的家庭中还能做到和谐的事例，尧仍认为还得考验考验。而他那些考验手续，实在过于细密：一是把两个女儿嫁给舜和他的兄弟(当时婚制兄弟可共妻，姐妹可共夫)，实际上是安插谍报员，监督舜的一举一动；二是让舜贯彻五典，五典果然贯彻了；三是将舜编入百官队伍，百官也规矩起来了；四是派舜在四门接待宾客，宾客们全都肃穆了；五是让舜到原始山林中去，结果遇到暴风雨，舜居然能不迷路。
这样陆续考验了三年，尧才放心，把帝位让给了舜。客观地说，尧办事谨慎、认真，确是前无古人，但他似乎过分拘谨而近于胆怯了。
《尧典》所记舜的政治手腕，显然不同。首先，舜制定了四岳诸牧的朝觐巡狩制度，用颁发瑞玉的方式作为凭信；其次，统一量度衡标准，规定一套礼制；再次，划分十二州政区，改革刑法，提出“眚灾肆赦，怙终贼刑”的从宽从严政策，还用鞭朴方式代替肉刑；然后惩罚了四个无功的下级(四凶)，大大提高了威信。《史记》还说帝鸿、少嗥、颛顼三大族都有恶劣子弟，尧不能除，舜上台后很快流放了这三个凶族，得到人心。在联盟会议上，舜征用了22位干部，全都是得力的人才。当对他们交代工作时，舜的讲话完全能打中要害。由此可见，从政治成熟程度来衡量，显然尧不如舜。这对于开头“帝尧日”一段的论证，也获得了坚实的旁证。如果史官不是记言，而是单纯颂尧，这史官好像也太谄谀了。
四、几个小问题的澄清
《尧典》称舜“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浚川”，表明在大禹治水前，天下分成十二州。下文载舜上台时的讲话，也说“咨十有二牧”，表明每州设有一 个州牧。下篇《皋陶谟》记禹的话，也说“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这十二州的制度，史官记言完全口径统一，应视为真实档案。
但在《尚书·禹贡》中却记禹治水后，“九州攸同”，“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所划却是九州，而且数字全都用九。显然，这篇《禹贡》，与《尧典》、《皋陶谟》两篇来源不同，可能属于记事类档案，并非记言。《禹贡》的体裁显然与《尚书》其它篇章不同，专记导山导水及贡赋。按体例说，这一篇不该纳入《尚书》之中。
《禹贡》所记九州名称，与《尔雅》和《周礼·职方氏》所记不同，相比之下，后者多出了幽、并、营三个州名，凑在一起，刚好十二州。于是有些经师就认为，尧时分为九州，舜把冀州分出幽、并，青州分出营之后，于是变成十二州。可是对照《尧典》上那个“肇”字，明明指分州制度由舜肇始，所以舜划分的州，实应与《禹贡》上的州一回事。也许九州是大禹治水成功后对区划的精简。
《尧典》所记几次会议中，都有“四岳”参加，《史记集解》引郑玄说是“四时官，主方岳之事”；而《正义》引孔安国说是羲和四子，分掌四岳诸侯，他们是四个人。可是从尧准备让位给“四岳”来看，四岳不可能有四个，而应是一个人的名字。再看《国语·周语》中灵王太子晋所讲史事，共工治水失败后，大禹改变了策略，“共之从孙四岳佐之。”表明“四岳”是共工氏的后代，后来成为吕国姜姓的先祖。这条资料，也表明四岳是—个人。
舜召开会议任命干部，《尧典》记录为禹、弃、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龙，共九人，而舜总结发言却称“汝二十有二人”，除去开头称呼的“十有二牧”以外，应该还有十个人。所缺少的那一个，无疑就是四岳。所以从人数统计，四岳也该是—个人，并非四个。
《尧典》最后一段：“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句，由于原无标点，十分难解。过去断句为“舜生三十征庸”，即舜三十岁时被征用；“三十在位”，即在位三十年，那么他死时就应有六十岁，但下文却是“五十载陟方乃死”，差了十年。有些解经的人认为两个“三十”当中，必有一个是“二十”的误写，因为古书转抄流传，“二”写作“三”的可能性极大。
司马迁《史记》里把这一段写为：“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其中掺和了汉代传说，并未忠实于《尧典》。笔者以为，上古时代君主寿命不会太长，《尧典》说舜五十岁时在巡狩途中去世，比较符合历史真实。今本断句为“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意思是舜活了八十岁，看来他没有那么大的年纪。这个问题似乎还可探索。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
宋代的高等医学教育体系
刘文刚
在宋代，随着教育的迅速发展，医学的发达，人们对医药需求的提高，医学高等教育得以良好施行，并形成完善的体系。
很多新事物都是在改革中诞生的，医学高等教育也是在熙宁变法中诞生。当时国家成立太医局，由太常寺管理，负责培养医学高等人才。“熙宁追通三代，遂诏兴建太医局，教养生员，分治三学诸军疾病”[1]。时代变化，太医局培养高等医学人才已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崇宁二年(1103年)九月，徽宗令议医学事，讲议司经过充分研究，提出“比三学”而建太医学，“隶于国子监”翻，并有系统的教育构想。徽宗欣然同意，正式成立医学的最高学府，并建立完善的高等医学教育体系。
高等医学首先建立起管理机构，设博士四员，负责对学生的业务教育，所谓“分科教导，纠行规矩”[3]；另设立斋长和教谕，负责思想教育和行政管理。教师和管理者的选拔都较太医局严格，地位也有明显提高，这对于提升整体的教育质量很有好处。
太医学学生的名额一般在三百名左右。学生按太学规矩分为三级，即三舍。(宋代太学分三舍，即外舍、内舍、上舍。初学者入外舍，由外舍升内舍，由内舍升上舍。神宗时，每月一私试，每年一公试，补内舍生。隔年一舍试，补上舍生。)其编制为上舍四十人，内舍六十人，外舍二百人。
太医学开设三个医学专业：脉科(又称方脉科)、针科(又称针灸科)、疡科。乍看专业名称，觉得有些偏，其实学科的设置和所学都相当科学。脉科学习的内容为大小方脉(相当于现代的内科，包括妇产科)。针科学习针灸、口、齿、咽喉、眼目(相当于现代的针灸科、牙科、五官科)。疡科学习疮、肿、伤、折、金镞、书禁(相当于外科和骨科)。分科虽粗，但所分大致科学，涵盖面甚广，专业设计符合当时医疗要求的实际。
宋代太学重视儒家经典的学习，律学、兵学，都要学习，医学自然也不例外。儒家经典的学习，对于培养高级专业人才的思想素质，很有好处。
专业课的设置可分两类：一类是专业基础课，共七门，即《黄帝》、《素问》、《难经》、《巢氏病源》、《补本草》、大方、小方。所学皆是宋代医学界认定的医学经典著作和名著。三科的专业课分别是：脉科学习《王氏脉经》、张仲景《伤寒论》，针科学习《黄帝三部针灸经》、《龙本经》，疡科学习《黄帝三部针灸经》、《千金翼方》。专业课也是精心设计的。总之，课程设计繁简得当，深浅适中，基本上能学到宋代的代表性的医学理论和技能。
医药实践也是太医学教学的重要内容。上舍生和内舍生按规定都要直接实习治病。医治的对象是五学生(即太学、武学、律学、算学、艺学)中的患病者。上舍生和内舍生实行轮班医治，将患者的病情和诊治记录在案。当时由校方批书病愈或医失的有关情况，一年将参加实习学生的实习材料汇总，分上中下三等进行评判。评判有具体的标准，要求高，而且非常严格。实习的成绩对于学生的升舍和降舍以及毕业的分配，乃至除名，都非常重要。“岁中比较分上中下三等。十全为上，十失一为中，十失二为下。若入上等，内舍生试上舍，虽平等听升补。及上舍，但一入上等听保明推恩，若入中下等，如该考察方得升补或保明推恩。全愈不及七分，降舍。失及五分，屏出学。”[4]从如此严格的实习考核中可以看出，太医学对医疗实践是非常重视的。认识药物，也是太医学生实践的重要内容。治病主要依靠药物，药的真伪与质量直接关系到治病的效果。而市面上的药物真伪难辨，所以太医学把辨识药物作为教学实践的—个重要内容。太医局在京城郊外建有药园，太医学便以药园为实习基地，让学生认识真药。这种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法，显示出宋代太医学教育具有很高的水平。
太医学重视对学生学生成绩的考核。一般有公试和私试。私试是每月的考试，公试是每年的考试。专业考试共三场。第一场三经大义五道(方脉科：《素问》、《难经》、《伤寒论》。疡科：《素问》、《难经》、《三部针灸经》)。第二场诸科脉证大义三道，运气大义二道，针、疡科小经大义三道(谓《病源》、《龙本 论》、《千金翼方》)。第三场假令病法三道。可见太医学对考试的规定也是严格的。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假令病法考试。所谓假令病法，就是设想出一套病症，学生来判断是什么病，分析病因，提供治疗的方案。这实际上是模拟实习治疗，帮助学生提高运用理论的能力，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太医学的升留级(即升舍或降舍)以及毕业的等级(即给予官阶)，都实行综合考核的办法，即将平时的品德表现(主要看是否违反学规)与考试成绩的实疗实习结合起来考核，考核仍分上中下三等，每等有严格的条件与标准。“公私试分上中下三等。以外舍生私试三入上等，或公私试三入等，或试各一入上等，不犯第二等以上罚而试在中等已上及无考察而试在上等者，补内舍。”“试上舍分优平二等，以内舍生私试三入上等，或公私试各一入上等，不犯学规而试在优等者，补上舍郎。试在平等而医治入上等者，依试入优等法。”[5]
宋代地方学校设立有医学斋。崇宁三年(1104年)，国家立法许诸州军县置医学。“承朝旨，州县并置医学”[6]。医学都是“各于学内别为斋教养，隶于州县学，开封隶府学”[7]。学生分三个专业，即脉科、针科、疡科，与太医学一样。所学课程也与太医学太致相似。一般有外舍生和内舍生。宋代用贡士法，根据州路的大小，分配贡士医学名额，入太医学深造。“欲乞每路量立逐岁贡额，今此效诸州县学格内文士三年所贡人数十分中以一分五厘创立，诸路医学贡分为三年内岁供不及五人处添作五人”[8]。升贡太医学的学生采取国家分配名额，逐级选拔的方式，层层筛选，非常严格。所选学生的范围，几乎涵盖了宋代统治的一切地区，名额总数大约百名。可见当时的指导思想，是要把一切可以培养的拔尖人才，都选拔到太医学培养。
太疾学的培养目标是为国家培养“儒医”，也即是培养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品德高尚的精通医学的高级专门人才。毕业后，国家根据学生的才德等级授予相应的官阶，由吏部根据需要，委任相应的职务，主要任国家各级政府的医学管理和医学教育官员。“医学上舍推恩依格。上等，从事郎。中等，登仕郎。下等，将仕郎。依旧在学满三季日不犯学规第二等以上罚者，发遗赴吏部，依两学上舍法注受差遣。”[9]“充上舍生赐医学出身，除七等选人阶官，依格注授差遣。上舍生高出伦辈之人，选充尚医局医师，以次医职：上等从事郎，除医学博士正录；中等登仕郎，除医学正录，或外州大藩医学教授；下等将仕郎，除诸州军医教授。”[10]太医学培养的高级医学人才参与国家医药的管理，参与国家各级医学教育，为国家的医学事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宋代医学高等教育体系如此完备，管理如此严格，培养学生如此重视将理论与实际结合，都令人赞叹。但它毕竟是千年前的医学高等教育，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最大的缺陷来自毕业分配工作不善。很多毕业生从事的是与医无关的行政管理工作，造成专业不对口，不能学以致用。古代是官本位时代，做官是最高尚的。行医和官比，人们自然愿意做官。再者，从体制上说，太医学生毕业到吏部安排工作，吏部图省事，按官阶加以委任，分配一般性的行政工作，根本不考虑专业对口，以致造成学非所用，造成很多高级医学人才浪费。朝廷也曾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但因体制使然，牵一发而动全身，终无可奈何。
注释：
[1][2][3]《宋会要辑稿》崇儒三之一一，第二二一三页。
[4]《宋会要辑稿》崇儒三之一三，第二二一四页。
[5][10]《宋会要辑稿》崇儒三之一二，第二二一三页。
[6]《宋会要辑稿》崇儒三之一九，第二二一七页。
[7]《宋会要辑稿》崇儒三之一七，第二二一六页。
[8]《宋会要辑稿》崇儒三之一七至一八，第二二一六页。
[9]《宋会要辑稿》崇儒三之一六，第二二一五页。
作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教授，博士生导师
金世宗吏治思想与金中叶的小康局面
王德朋
金世宗(1123－1189)完颜雍是金朝的第五位皇帝。是女真族杰出的政治家，后世对其有“小尧舜”之誉。他在位期间，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金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终于在中国北方塑造了一个“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金史·世宗纪》。以下引文未标明出处者，均与此处相同)的小康社会。总结这段历史，在促成这种治世局面的各种因素中，金世宗的吏治思想非常值得借鉴。
不拘一格，任人唯贤是金世宗吏治思想的主要内容。金朝中叶以前，在用人上讲求论资排辈已成定制，许多优秀人才因此湮没无闻。这种传统做法显然与世宗即位后百废待兴、人才匮乏的局面格格不入。为解决这个问题，世宗提出“荐举人才，当今急务”。为打破循资升降的惯例，世宗要求“苟有贤能，当不次用之”，并于大定十二年(1172年)明确要求宰臣“诸府少尹多阙员，当选进士虽资叙未至而有政声者。擢用之”。为把这些规定落到实处，世宗亲自参与了人才选拔工作。他听说移剌道为人宽厚清正。遂召见于京师，经过认真考察后认为此人可大用。于是，拔其于幕府之中，迁翰林直学士兼修起居注。不久，世宗见其“清廉有干局，翰林文雅之职。不足以尽其才”(《金史》卷八十八)，乃改授同知中都路都转运使事，后又升至户部尚书、尚书右丞、平章政事等职。为帮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世宗还对朝廷中盛行的“唯资格论”进行了严厉抨击。大定二十六年(儿86年)，世宗批评尚书省说“卿等在省未尝荐士，止限资级，安能得人?”大定二十八年(儿88年)。因为尚书省在奏拟除授官员的过程中太拘资历。世宗又批评说“日月资考所以待庸常之人，若才行过人，岂可拘以常例。国家事务皆须得人，汝等不能随才委使，所以事多不治”。在世宗的大力倡导下。金朝循资升官的制度得到改变，德才兼备，政绩突出逐渐成为新的用人标准。
在破格录用官吏的过程中，世宗尤其注重发现和使用年轻官员。他认为“用人之道，当自其心力精强时用之。若拘以资格，则往往至于耄老，此不思之甚也”。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世宗重用了一大批年轻有为官员，而对那些昏昧不堪的老年官员则要求他们及时退休以便年富力强者接任，即使对宰相也不例外。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宰相宗尹以年老请求致仕时，一些大臣以“旧臣宜在左右”为借口建议世宗予以挽留。世宗坚决否定了诸大臣的意见，鲜明地提出“宰相总天下之事。非养老之地。若不堪其职，朕亦有愧焉”(《金史》卷七十三)的观点，坚持让宗尹退职。
注重选拔基层官吏，是金世宗吏治思想的突出特色。金世宗虽然出身皇族，贵为太祖阿骨打之孙，但他久历外任，先后担任过会宁牧、中京留守、东京留守等地方官职，深感地方官员的才能优劣、品德 高下直接关系到一方百姓的安宁，因此，他对地方基层官吏的选拔尤为注意。大定元年(1161年)，世宗继位伊始就提出“守令之职，当择材能”(《金史》卷五十四)，大定七年(1167年)，又提出“州县之官良则政举。否则政隳”(《金史》卷五十四)，大定十八年(1178年)，金世宗再次提出“县令之职最为亲民。当得贤才用之”的要求。在任官问题上注重维护女真皇族的利益是金世宗团结笼络本民族上层人物的惯用手段。但在涉及地方官员的选用时，他仍然坚持才干优先的原则。大定十八年十一月，尚书省在奏拟宗室子弟阿可为刺史时，世宗表示强烈反对，严肃指出“郡守系千里休戚，安可不择人而私其亲耶。若以亲亲之恩，赐予虽厚，无害于政。使之治郡而非其才，一境何赖焉?”由于金世宗的高度重视，金朝政府对基层官吏的考察也是比较严格的，一大批庸碌平常之辈遭到斥责甚至被勒令退职，仅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五月，就有十多名县令困难当其任而被罢归。
惩贪奖廉，强化对各级官吏的考核是金世宗吏治思想的核心。他认为惩贪奖廉具有鲜明的激励和警示作用，是实现吏治清明的一剂良药，“凡在官者，但当取其贪污与清白之尤者数人黜陟之，则人自知惩劝矣”。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世宗对那些贪污成性的赃官非常注意从根本上予以打击。大定三年(1163年)，世宗执政不久就明确规定“吏犯赃罪，虽会赦不叙”。大定七年(1167年)，世宗重申。“吏人但犯赃罪，非特旨不叙”。此后。世宗又于大定十二年(1172年)、大定十八年(1178年)、大定二十年(1180年)连续三次重申了职官犯赃，依法严惩，永不叙用的有关规定。在这一规定下，职官犯赃将被剥夺做官资格，这就意味着赃官本人仕途之路的终结，因此，对预防和震慑贪污犯罪具有重要作用。金世宗对贪官的打击是严厉的。即使女真宗室犯赃也决不宽容。他表示“朕于女直人未尝不知优恤，然涉于赃罪，虽朕子弟亦不能恕”。咸平尹石抹阿没剌以犯赃死于狱中，世宗痛斥“三品职官以赃至死，愚亦甚矣!”(《金史》卷四十五)，并将其诸子除名。金世宗的内兄乌林答晖、亲娘舅李石、太子岳父徒单贞都因贪冒而受到惩戒，其他一些贪官也根据情节轻重分别受到处死、除名、降职等处分。
在严惩贪官的同时，金世宗大力表彰清廉之官。大定二十年(1180年)十一月，世宗指示宰臣，“郡守选人，资考虽未及，廉能则升用之，以励其余”。为了把奖廉措施落到实处，世宗探索出了以明查为主，暗访为辅的考核办法，谓之“默查明问之制”，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套经常、实用的官吏察廉机制。朝廷根据访察结果将官吏分为廉能、滥污、不职三个等级，并规定“廉能官第一等进官一阶升一等，其次约量注授”(《金史》卷五十四)。在这一制度下，世宗时期大批清廉公正。成绩卓著的官员得到了升迁。
有金一代共历一百二十年，世宗在位近三十年，基本处于金朝中叶。这一时期是金朝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最快的时期，其民户由大定初年的三百余万户增加到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的六百七十余万户，几乎翻了一番。国家仓廪贮粟也增长很快，到世宗去世后的第五年已经达到三千七百余万石，可供官兵食用五年之久。同时，社会秩序也比较稳定，“刑部岁断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由于金世宗统治期间“郡县吏皆奉法，百姓滋殖”。因此．元代史官称这一时期“号为小康”。金朝中叶的这种繁盛局面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王朝的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促成这种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金世宗注重吏治，强调整肃职官队伍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金世宗的吏治思想不仅为当时的社会繁荣提供了保障．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发展也大有裨益。
作者：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沈阳)教授、历史学博士
冯广宏
一、《尧典》《皋陶谟》首段比较
《尧典》是《尚书》开卷第一篇，记述尧舜执政时言论及行事，因篇中描述东、南、西、北四方民风用“析、因、夷、陕”四字，已在殷墟甲骨文中找到相同的文词；而且《山海经·大荒经》也有类同的“折、因、石夷”字样叙及四方神风，从而证实《尧典》确是当时史官的忠实记录，并非后人伪造。篇中述及尧时羲和二族，以四星中天时刻推定二分二至，制定早期历法。现代天文家根据岁差原理，也能证实所测确为四千年前天象。据此，《尧典》所记古圣先贤的言论，也应该有较高的可信度。至于用词和语法上的古奥，也能否定伪造之可能性。
《尧典》开头一段，今古文大体一致，共57字：“日若稽古：帝尧日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一段，传统的诠释，是把“帝尧日放勋”解释成尧的名字叫“放勋”。以下的话，是描写尧的政治素养和为人品德，从而感化了九族、百姓、万邦。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引汉马融之说：“放勋，尧名。”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早就这样理解，叙述帝挚死后，“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太史公根据《尧典》所作的记述是：“帝尧者，放勋。……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
可是对比一下《尧典》后面的《皋陶谟》，便感到有些奇怪：“日若稽古，皋陶日：‘允迪厥德，谟明弼谐。’”开头“日若稽古”四字与《尧典》一样，“皋陶日”与“帝尧日”的格式也完全相同，按此体例，应该把“皋陶日允迪”解释成皋陶的名字叫“允迪”，可是经学家都把“允迪厥德”两句视为皋陶所说的话。司马迁按这意思写在《夏本纪》里，是“信其道德，谋明辅和”。
此外，古文《尚书·舜典》开头，也有“日若稽古：帝舜日重华协于帝。”《大禹谟》开头，同样是“日若稽古：大禹日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史记索隐》引孔安国云：“外布文德教命，不云是禹名。太史公皆以放勋、重华、文命为名”，对于旧释尧等名字给以质疑。
二、《尧典》首段是记尧言论
对于“放勋”是否就是尧的名字?古代经师相继提出过不同看法，如孔颖达疏称：尧“能放(仿)效上世之功”，故言“放勋”。蔡沈《集传》也说：“放，至也。”“勋，功也。言尧之功大而无所不至也。”清乾隆时汇刻《二十一史》时《考证》引柯维骐之说：“尧之功无所不至，以为一篇总冒。”至于舜日重华，禹日文命，“可属之当时赞美之词，不必为舜禹之命名也。”
尧舜禹时代，还处于比较原始的部落联盟民主制时期，人物的名号简朴，不可能在尧、舜、禹以外，又有放勋、重华、文命等名讳。不过，若认为那些字眼是史官赞美尧舜禹的文词，笔者则有不同看法。
《汉书·艺文志》谈到上古史官职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明确指出《尚书》是以记录言论为主旨，所有记事内容，都为了说明所记言论的历史背景，而不必刻意赞颂那些圣王。正因为有了圣王们具体言论，其功勋业绩、道德修养皆可一目了然。古书笔墨精简，无须赘赘然歌功颂德。据此，《尧典》首段“帝尧日”以下一些话，笔者认为也像《皋陶谟》一样是在记述当时尧的言论。
现在回顾一下《尧典》那段话。“帝尧日：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帝尧说：要建功敬明，文思晏晏，能恭能让，这样的干部便会四方闻名，上下悦服。下面接着阐述，用这样的人才，九族就能亲密，百姓就能清明，万邦就能协和，黎民也变得柔顺了。
这段话可以看成尧在某次会议所做的报告，提出对各级干部的最高要求，而并不说明尧自己业已做到了这些。根据《尧典》所载，尧在联盟会议上选拔任用干部的情况，远不如舜的魄力大，所以尧的表现并不像那些话所描述的完美。
三、信任下级尧不如舜
《尧典》记载尧四次选用干部，一次是征求谁能“登庸”，当他的助手；《史记》译为谁能顺事?放齐推荐尧的儿子“朱”比较开明，尧认为朱“嚣讼”，喜说怪话，经常与人抬杠，拒不同意。客观地说，朱这些毛病并不影响“开明”政治。下文在舜执政时，让益担任管理自然资源的“虞”官，益还推让给“朱”等四人，足见“朱”有一定科学头脑。至于《皋陶谟》记禹所说的“丹朱傲”，喜欢漫游、广交朋友，洪水退了也要行船；那些缺点若从接近科技的角度来看，恐怕还是一些优点。
第二次尧征求“采”的人才，即办理工程事务，骧兜认为共工正在治水，眼前便是人选，尧也断然否定，说此人只会说好话，做事另是一套，貌似恭顺，野心却大。平心而论，这些问题对于工程建设来说，也并无大碍。
第三次尧征求治水的人才，大家一致荐鲧。尧仍然不赞成，理由是他不大听话，常犯错误连累家族。看来也不是什么大节问题。这次四岳长老就生气了，口称“异哉!”难道让鲧试一试都不行吗?尧这才勉强同意委任鲧去治水。但鲧也不够争气，治理多年，成效不大。
第四次是尧想让位给四岳，四岳认为自己不能胜任。于是发出向下面征选人才的公告，大家才将单身汉虞舜推荐上来。尧表态说：“这人我听说过。”当大家介绍了舜在十分别扭的家庭中还能做到和谐的事例，尧仍认为还得考验考验。而他那些考验手续，实在过于细密：一是把两个女儿嫁给舜和他的兄弟(当时婚制兄弟可共妻，姐妹可共夫)，实际上是安插谍报员，监督舜的一举一动；二是让舜贯彻五典，五典果然贯彻了；三是将舜编入百官队伍，百官也规矩起来了；四是派舜在四门接待宾客，宾客们全都肃穆了；五是让舜到原始山林中去，结果遇到暴风雨，舜居然能不迷路。
这样陆续考验了三年，尧才放心，把帝位让给了舜。客观地说，尧办事谨慎、认真，确是前无古人，但他似乎过分拘谨而近于胆怯了。
《尧典》所记舜的政治手腕，显然不同。首先，舜制定了四岳诸牧的朝觐巡狩制度，用颁发瑞玉的方式作为凭信；其次，统一量度衡标准，规定一套礼制；再次，划分十二州政区，改革刑法，提出“眚灾肆赦，怙终贼刑”的从宽从严政策，还用鞭朴方式代替肉刑；然后惩罚了四个无功的下级(四凶)，大大提高了威信。《史记》还说帝鸿、少嗥、颛顼三大族都有恶劣子弟，尧不能除，舜上台后很快流放了这三个凶族，得到人心。在联盟会议上，舜征用了22位干部，全都是得力的人才。当对他们交代工作时，舜的讲话完全能打中要害。由此可见，从政治成熟程度来衡量，显然尧不如舜。这对于开头“帝尧日”一段的论证，也获得了坚实的旁证。如果史官不是记言，而是单纯颂尧，这史官好像也太谄谀了。
四、几个小问题的澄清
《尧典》称舜“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浚川”，表明在大禹治水前，天下分成十二州。下文载舜上台时的讲话，也说“咨十有二牧”，表明每州设有一 个州牧。下篇《皋陶谟》记禹的话，也说“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这十二州的制度，史官记言完全口径统一，应视为真实档案。
但在《尚书·禹贡》中却记禹治水后，“九州攸同”，“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所划却是九州，而且数字全都用九。显然，这篇《禹贡》，与《尧典》、《皋陶谟》两篇来源不同，可能属于记事类档案，并非记言。《禹贡》的体裁显然与《尚书》其它篇章不同，专记导山导水及贡赋。按体例说，这一篇不该纳入《尚书》之中。
《禹贡》所记九州名称，与《尔雅》和《周礼·职方氏》所记不同，相比之下，后者多出了幽、并、营三个州名，凑在一起，刚好十二州。于是有些经师就认为，尧时分为九州，舜把冀州分出幽、并，青州分出营之后，于是变成十二州。可是对照《尧典》上那个“肇”字，明明指分州制度由舜肇始，所以舜划分的州，实应与《禹贡》上的州一回事。也许九州是大禹治水成功后对区划的精简。
《尧典》所记几次会议中，都有“四岳”参加，《史记集解》引郑玄说是“四时官，主方岳之事”；而《正义》引孔安国说是羲和四子，分掌四岳诸侯，他们是四个人。可是从尧准备让位给“四岳”来看，四岳不可能有四个，而应是一个人的名字。再看《国语·周语》中灵王太子晋所讲史事，共工治水失败后，大禹改变了策略，“共之从孙四岳佐之。”表明“四岳”是共工氏的后代，后来成为吕国姜姓的先祖。这条资料，也表明四岳是—个人。
舜召开会议任命干部，《尧典》记录为禹、弃、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龙，共九人，而舜总结发言却称“汝二十有二人”，除去开头称呼的“十有二牧”以外，应该还有十个人。所缺少的那一个，无疑就是四岳。所以从人数统计，四岳也该是—个人，并非四个。
《尧典》最后一段：“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句，由于原无标点，十分难解。过去断句为“舜生三十征庸”，即舜三十岁时被征用；“三十在位”，即在位三十年，那么他死时就应有六十岁，但下文却是“五十载陟方乃死”，差了十年。有些解经的人认为两个“三十”当中，必有一个是“二十”的误写，因为古书转抄流传，“二”写作“三”的可能性极大。
司马迁《史记》里把这一段写为：“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其中掺和了汉代传说，并未忠实于《尧典》。笔者以为，上古时代君主寿命不会太长，《尧典》说舜五十岁时在巡狩途中去世，比较符合历史真实。今本断句为“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意思是舜活了八十岁，看来他没有那么大的年纪。这个问题似乎还可探索。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
宋代的高等医学教育体系
刘文刚
在宋代，随着教育的迅速发展，医学的发达，人们对医药需求的提高，医学高等教育得以良好施行，并形成完善的体系。
很多新事物都是在改革中诞生的，医学高等教育也是在熙宁变法中诞生。当时国家成立太医局，由太常寺管理，负责培养医学高等人才。“熙宁追通三代，遂诏兴建太医局，教养生员，分治三学诸军疾病”[1]。时代变化，太医局培养高等医学人才已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崇宁二年(1103年)九月，徽宗令议医学事，讲议司经过充分研究，提出“比三学”而建太医学，“隶于国子监”翻，并有系统的教育构想。徽宗欣然同意，正式成立医学的最高学府，并建立完善的高等医学教育体系。
高等医学首先建立起管理机构，设博士四员，负责对学生的业务教育，所谓“分科教导，纠行规矩”[3]；另设立斋长和教谕，负责思想教育和行政管理。教师和管理者的选拔都较太医局严格，地位也有明显提高，这对于提升整体的教育质量很有好处。
太医学学生的名额一般在三百名左右。学生按太学规矩分为三级，即三舍。(宋代太学分三舍，即外舍、内舍、上舍。初学者入外舍，由外舍升内舍，由内舍升上舍。神宗时，每月一私试，每年一公试，补内舍生。隔年一舍试，补上舍生。)其编制为上舍四十人，内舍六十人，外舍二百人。
太医学开设三个医学专业：脉科(又称方脉科)、针科(又称针灸科)、疡科。乍看专业名称，觉得有些偏，其实学科的设置和所学都相当科学。脉科学习的内容为大小方脉(相当于现代的内科，包括妇产科)。针科学习针灸、口、齿、咽喉、眼目(相当于现代的针灸科、牙科、五官科)。疡科学习疮、肿、伤、折、金镞、书禁(相当于外科和骨科)。分科虽粗，但所分大致科学，涵盖面甚广，专业设计符合当时医疗要求的实际。
宋代太学重视儒家经典的学习，律学、兵学，都要学习，医学自然也不例外。儒家经典的学习，对于培养高级专业人才的思想素质，很有好处。
专业课的设置可分两类：一类是专业基础课，共七门，即《黄帝》、《素问》、《难经》、《巢氏病源》、《补本草》、大方、小方。所学皆是宋代医学界认定的医学经典著作和名著。三科的专业课分别是：脉科学习《王氏脉经》、张仲景《伤寒论》，针科学习《黄帝三部针灸经》、《龙本经》，疡科学习《黄帝三部针灸经》、《千金翼方》。专业课也是精心设计的。总之，课程设计繁简得当，深浅适中，基本上能学到宋代的代表性的医学理论和技能。
医药实践也是太医学教学的重要内容。上舍生和内舍生按规定都要直接实习治病。医治的对象是五学生(即太学、武学、律学、算学、艺学)中的患病者。上舍生和内舍生实行轮班医治，将患者的病情和诊治记录在案。当时由校方批书病愈或医失的有关情况，一年将参加实习学生的实习材料汇总，分上中下三等进行评判。评判有具体的标准，要求高，而且非常严格。实习的成绩对于学生的升舍和降舍以及毕业的分配，乃至除名，都非常重要。“岁中比较分上中下三等。十全为上，十失一为中，十失二为下。若入上等，内舍生试上舍，虽平等听升补。及上舍，但一入上等听保明推恩，若入中下等，如该考察方得升补或保明推恩。全愈不及七分，降舍。失及五分，屏出学。”[4]从如此严格的实习考核中可以看出，太医学对医疗实践是非常重视的。认识药物，也是太医学生实践的重要内容。治病主要依靠药物，药的真伪与质量直接关系到治病的效果。而市面上的药物真伪难辨，所以太医学把辨识药物作为教学实践的—个重要内容。太医局在京城郊外建有药园，太医学便以药园为实习基地，让学生认识真药。这种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法，显示出宋代太医学教育具有很高的水平。
太医学重视对学生学生成绩的考核。一般有公试和私试。私试是每月的考试，公试是每年的考试。专业考试共三场。第一场三经大义五道(方脉科：《素问》、《难经》、《伤寒论》。疡科：《素问》、《难经》、《三部针灸经》)。第二场诸科脉证大义三道，运气大义二道，针、疡科小经大义三道(谓《病源》、《龙本 论》、《千金翼方》)。第三场假令病法三道。可见太医学对考试的规定也是严格的。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假令病法考试。所谓假令病法，就是设想出一套病症，学生来判断是什么病，分析病因，提供治疗的方案。这实际上是模拟实习治疗，帮助学生提高运用理论的能力，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太医学的升留级(即升舍或降舍)以及毕业的等级(即给予官阶)，都实行综合考核的办法，即将平时的品德表现(主要看是否违反学规)与考试成绩的实疗实习结合起来考核，考核仍分上中下三等，每等有严格的条件与标准。“公私试分上中下三等。以外舍生私试三入上等，或公私试三入等，或试各一入上等，不犯第二等以上罚而试在中等已上及无考察而试在上等者，补内舍。”“试上舍分优平二等，以内舍生私试三入上等，或公私试各一入上等，不犯学规而试在优等者，补上舍郎。试在平等而医治入上等者，依试入优等法。”[5]
宋代地方学校设立有医学斋。崇宁三年(1104年)，国家立法许诸州军县置医学。“承朝旨，州县并置医学”[6]。医学都是“各于学内别为斋教养，隶于州县学，开封隶府学”[7]。学生分三个专业，即脉科、针科、疡科，与太医学一样。所学课程也与太医学太致相似。一般有外舍生和内舍生。宋代用贡士法，根据州路的大小，分配贡士医学名额，入太医学深造。“欲乞每路量立逐岁贡额，今此效诸州县学格内文士三年所贡人数十分中以一分五厘创立，诸路医学贡分为三年内岁供不及五人处添作五人”[8]。升贡太医学的学生采取国家分配名额，逐级选拔的方式，层层筛选，非常严格。所选学生的范围，几乎涵盖了宋代统治的一切地区，名额总数大约百名。可见当时的指导思想，是要把一切可以培养的拔尖人才，都选拔到太医学培养。
太疾学的培养目标是为国家培养“儒医”，也即是培养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品德高尚的精通医学的高级专门人才。毕业后，国家根据学生的才德等级授予相应的官阶，由吏部根据需要，委任相应的职务，主要任国家各级政府的医学管理和医学教育官员。“医学上舍推恩依格。上等，从事郎。中等，登仕郎。下等，将仕郎。依旧在学满三季日不犯学规第二等以上罚者，发遗赴吏部，依两学上舍法注受差遣。”[9]“充上舍生赐医学出身，除七等选人阶官，依格注授差遣。上舍生高出伦辈之人，选充尚医局医师，以次医职：上等从事郎，除医学博士正录；中等登仕郎，除医学正录，或外州大藩医学教授；下等将仕郎，除诸州军医教授。”[10]太医学培养的高级医学人才参与国家医药的管理，参与国家各级医学教育，为国家的医学事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宋代医学高等教育体系如此完备，管理如此严格，培养学生如此重视将理论与实际结合，都令人赞叹。但它毕竟是千年前的医学高等教育，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最大的缺陷来自毕业分配工作不善。很多毕业生从事的是与医无关的行政管理工作，造成专业不对口，不能学以致用。古代是官本位时代，做官是最高尚的。行医和官比，人们自然愿意做官。再者，从体制上说，太医学生毕业到吏部安排工作，吏部图省事，按官阶加以委任，分配一般性的行政工作，根本不考虑专业对口，以致造成学非所用，造成很多高级医学人才浪费。朝廷也曾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但因体制使然，牵一发而动全身，终无可奈何。
注释：
[1][2][3]《宋会要辑稿》崇儒三之一一，第二二一三页。
[4]《宋会要辑稿》崇儒三之一三，第二二一四页。
[5][10]《宋会要辑稿》崇儒三之一二，第二二一三页。
[6]《宋会要辑稿》崇儒三之一九，第二二一七页。
[7]《宋会要辑稿》崇儒三之一七，第二二一六页。
[8]《宋会要辑稿》崇儒三之一七至一八，第二二一六页。
[9]《宋会要辑稿》崇儒三之一六，第二二一五页。
作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教授，博士生导师
金世宗吏治思想与金中叶的小康局面
王德朋
金世宗(1123－1189)完颜雍是金朝的第五位皇帝。是女真族杰出的政治家，后世对其有“小尧舜”之誉。他在位期间，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金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终于在中国北方塑造了一个“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金史·世宗纪》。以下引文未标明出处者，均与此处相同)的小康社会。总结这段历史，在促成这种治世局面的各种因素中，金世宗的吏治思想非常值得借鉴。
不拘一格，任人唯贤是金世宗吏治思想的主要内容。金朝中叶以前，在用人上讲求论资排辈已成定制，许多优秀人才因此湮没无闻。这种传统做法显然与世宗即位后百废待兴、人才匮乏的局面格格不入。为解决这个问题，世宗提出“荐举人才，当今急务”。为打破循资升降的惯例，世宗要求“苟有贤能，当不次用之”，并于大定十二年(1172年)明确要求宰臣“诸府少尹多阙员，当选进士虽资叙未至而有政声者。擢用之”。为把这些规定落到实处，世宗亲自参与了人才选拔工作。他听说移剌道为人宽厚清正。遂召见于京师，经过认真考察后认为此人可大用。于是，拔其于幕府之中，迁翰林直学士兼修起居注。不久，世宗见其“清廉有干局，翰林文雅之职。不足以尽其才”(《金史》卷八十八)，乃改授同知中都路都转运使事，后又升至户部尚书、尚书右丞、平章政事等职。为帮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世宗还对朝廷中盛行的“唯资格论”进行了严厉抨击。大定二十六年(儿86年)，世宗批评尚书省说“卿等在省未尝荐士，止限资级，安能得人?”大定二十八年(儿88年)。因为尚书省在奏拟除授官员的过程中太拘资历。世宗又批评说“日月资考所以待庸常之人，若才行过人，岂可拘以常例。国家事务皆须得人，汝等不能随才委使，所以事多不治”。在世宗的大力倡导下。金朝循资升官的制度得到改变，德才兼备，政绩突出逐渐成为新的用人标准。
在破格录用官吏的过程中，世宗尤其注重发现和使用年轻官员。他认为“用人之道，当自其心力精强时用之。若拘以资格，则往往至于耄老，此不思之甚也”。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世宗重用了一大批年轻有为官员，而对那些昏昧不堪的老年官员则要求他们及时退休以便年富力强者接任，即使对宰相也不例外。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宰相宗尹以年老请求致仕时，一些大臣以“旧臣宜在左右”为借口建议世宗予以挽留。世宗坚决否定了诸大臣的意见，鲜明地提出“宰相总天下之事。非养老之地。若不堪其职，朕亦有愧焉”(《金史》卷七十三)的观点，坚持让宗尹退职。
注重选拔基层官吏，是金世宗吏治思想的突出特色。金世宗虽然出身皇族，贵为太祖阿骨打之孙，但他久历外任，先后担任过会宁牧、中京留守、东京留守等地方官职，深感地方官员的才能优劣、品德 高下直接关系到一方百姓的安宁，因此，他对地方基层官吏的选拔尤为注意。大定元年(1161年)，世宗继位伊始就提出“守令之职，当择材能”(《金史》卷五十四)，大定七年(1167年)，又提出“州县之官良则政举。否则政隳”(《金史》卷五十四)，大定十八年(1178年)，金世宗再次提出“县令之职最为亲民。当得贤才用之”的要求。在任官问题上注重维护女真皇族的利益是金世宗团结笼络本民族上层人物的惯用手段。但在涉及地方官员的选用时，他仍然坚持才干优先的原则。大定十八年十一月，尚书省在奏拟宗室子弟阿可为刺史时，世宗表示强烈反对，严肃指出“郡守系千里休戚，安可不择人而私其亲耶。若以亲亲之恩，赐予虽厚，无害于政。使之治郡而非其才，一境何赖焉?”由于金世宗的高度重视，金朝政府对基层官吏的考察也是比较严格的，一大批庸碌平常之辈遭到斥责甚至被勒令退职，仅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五月，就有十多名县令困难当其任而被罢归。
惩贪奖廉，强化对各级官吏的考核是金世宗吏治思想的核心。他认为惩贪奖廉具有鲜明的激励和警示作用，是实现吏治清明的一剂良药，“凡在官者，但当取其贪污与清白之尤者数人黜陟之，则人自知惩劝矣”。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世宗对那些贪污成性的赃官非常注意从根本上予以打击。大定三年(1163年)，世宗执政不久就明确规定“吏犯赃罪，虽会赦不叙”。大定七年(1167年)，世宗重申。“吏人但犯赃罪，非特旨不叙”。此后。世宗又于大定十二年(1172年)、大定十八年(1178年)、大定二十年(1180年)连续三次重申了职官犯赃，依法严惩，永不叙用的有关规定。在这一规定下，职官犯赃将被剥夺做官资格，这就意味着赃官本人仕途之路的终结，因此，对预防和震慑贪污犯罪具有重要作用。金世宗对贪官的打击是严厉的。即使女真宗室犯赃也决不宽容。他表示“朕于女直人未尝不知优恤，然涉于赃罪，虽朕子弟亦不能恕”。咸平尹石抹阿没剌以犯赃死于狱中，世宗痛斥“三品职官以赃至死，愚亦甚矣!”(《金史》卷四十五)，并将其诸子除名。金世宗的内兄乌林答晖、亲娘舅李石、太子岳父徒单贞都因贪冒而受到惩戒，其他一些贪官也根据情节轻重分别受到处死、除名、降职等处分。
在严惩贪官的同时，金世宗大力表彰清廉之官。大定二十年(1180年)十一月，世宗指示宰臣，“郡守选人，资考虽未及，廉能则升用之，以励其余”。为了把奖廉措施落到实处，世宗探索出了以明查为主，暗访为辅的考核办法，谓之“默查明问之制”，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套经常、实用的官吏察廉机制。朝廷根据访察结果将官吏分为廉能、滥污、不职三个等级，并规定“廉能官第一等进官一阶升一等，其次约量注授”(《金史》卷五十四)。在这一制度下，世宗时期大批清廉公正。成绩卓著的官员得到了升迁。
有金一代共历一百二十年，世宗在位近三十年，基本处于金朝中叶。这一时期是金朝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最快的时期，其民户由大定初年的三百余万户增加到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的六百七十余万户，几乎翻了一番。国家仓廪贮粟也增长很快，到世宗去世后的第五年已经达到三千七百余万石，可供官兵食用五年之久。同时，社会秩序也比较稳定，“刑部岁断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由于金世宗统治期间“郡县吏皆奉法，百姓滋殖”。因此．元代史官称这一时期“号为小康”。金朝中叶的这种繁盛局面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王朝的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促成这种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金世宗注重吏治，强调整肃职官队伍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金世宗的吏治思想不仅为当时的社会繁荣提供了保障．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发展也大有裨益。
作者：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沈阳)教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