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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历史学家、翻译家。1921年生于北京（祖籍湖南），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哲学、外文系。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后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历史研究著作有《中国思想发展史》等，译著代表作有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
2006年何兆武推出口述史《上学记》，这部“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随笔，一经推出即受到多方瞩目，除了让人了解民国教育及一代学人的成长历程外，也让人们反思当下教育的种种困境。
小 记
不见何兆武先生已许久，但去拜望先生的念想却一直记挂于心。好几日前的一个傍晚，忽接先生电话，邀我一谈。在春暖花开、阳光晴美的午后，我沿着熟悉的沥青小道来到普吉院那熟悉的老楼里。在那堆满各色中外文书籍的小屋中，看到了先生的侧影。先生正坐在窗前看书，精神甚好，见我来甚是欣悦，立即击掌，朗声笑道：好久好久不见你啦！
依旧是无拘无束的率性漫谈。言谈中，先生一再抱怨年岁不饶人，说现在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坐在家里打发时光。还说以前看一张报纸一口气就翻完了，最多只需五分钟；现在却要断断续续，分几次才能看完。当我谈及故去不久的夏志清先生时，何先生顺口说道，自己上世纪8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时，正巧听过夏先生的几堂课，他分专题讲中国现代文学，其中有一次是讲东北作家群。先生还说，对任何人都不能神化，人总有两面，夏先生是位优秀的学者，他有他的成就，也有他的“成见”，他说的不见得全对，也要具体分析。
先生也说起学界和高校中的种种，他对此有期待，也有忧虑；既希望学界能“长江后浪推前浪”，又为现在学界的诸多不良风气所忧心。他偶尔也会提及他所欣赏的几位现今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但更为大量青年人的生存状态和发展环境而忧心。先生尤其无法认同现在不少用人单位在选聘人才时存在过于强调学衔资历的倾向。“如果人家水平足够高，为什么一定要求他（她）非得是博士后呢？！有时候甚至做一站博士后还不够，还要两站三站……”可现今学术界的趋势，似乎博士已经不够分量了，非得弄个博士后才拿得出手。“照这样，我们以后就不该再把基辛格叫‘基辛格博士’，而应该建议他读一个博士后，再叫他‘基辛格博士后’好了”。先生还说：在中国历史上，曾出过千百个状元，可综合看，在所有读书人中状元未必是最好的。历史上最著名的状元恐怕是文天祥了，可文天祥之所以留名后世，主要不在学术文化上的成就，也非治国理政的贡献。在近代，西南联大、老清华有许多有成就的人物，其中海归派人物不少，但没有像样学历的也大有人在。“对做研究的人来说，行还是不行，最好的证明就是他（她）的成果，而不是文凭。”“在老清华国学院的几个导师中，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都没有像样的学位，但他们的水准和贡献是举世公认的，我的导师吴宓教授也不是博士，只是个硕士，可是他的贡献谁又能否认呢……我们多少年来一直都说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可是真正做得怎么样，这还真是个问题。条条框框太多了，对于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不见得是好事……”
先生历经沧桑而宠辱不惊，平和而澹泊。先生曾在几十年间历尽挫折，但他从不诉苦，从无怨言，从不议论是非。在我理解，这并非坚忍，也不止是涵养，而是教养所致，更是心性使然。先生几乎从不臧否人物，也很少谈及自己，偶尔道及昔年经历，也只是吉光片羽，飞鸿雪泥，难寻其迹。在先生看来，这些皆属微不足道。但我想，对有心人而言，先生的只言片语没准就是上好的素材，若就此错过，也怪可惜的。于是，在与先生闲谈之余，我也间或根据自己的记忆做些许零星的笔录，信笔所至，居然就有了一批相当可观的文稿。现撮要摭录一二，以追念既往，留驻那些美好的时光。
2014年3月19日，清华园寓所
教师不要做传声筒
刘超：先生在《上学记》以及其他一些回忆性文字中谈过自己早年在北平的生活和求学经历，这使我们增加了对那个时代的了解。但因今人与那个时代相隔久远，有些情况还不可能一下子很熟悉，您能否更具体地回忆一下当时的一些情况？
何兆武：我在老北京出生，也在老北京长大。从小读培根幼儿园（在府右街北口），五岁入读北京第四小学。老北京的冬天非常冷，经常下雪，持久不化。我们一到户外，风吹在脸上，感觉就像刀割一样，耳朵不断地流血，凝成血块。手和脚也都裂开了，用北京话叫皴裂。那时实在是太冷了，冷得锥心刺骨，现在的人可能不会再有这样的感觉。天冷，就要生炉子，但也并不保暖，生炉子有个不便之处，就是每隔两个钟头就要起来翻一次，添一点煤炭。我们在学校也是靠生炉子取暖，整个教室几十个人，就生一个炉子，但还是不大管用。
“一二·九”运动的那个冬天，我正在读初中。雪一直下到接近膝盖，也没人扫雪，大家就这样踏着雪，每天步行上学、散学。我姐姐在北大上学，我时常去看她。那时大学里的女生很少，但都很本分，积极上进，没听说有《青春之歌》里写的那类反复和人同居的事。我感觉那时在国难中的青少年们普遍有一股朝气。贪图安逸、享乐的人当然也有，但毕竟很少，也许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气吧。
刘超：那时候世道比较乱，但思想环境上还是比较宽松。
何兆武：是这样的。在我的印象里，当时的学校环境比较宽松，学习也很自由。我读小学时还是北洋时期，北洋军阀当然非常腐败，但当政者的控制还不至于无孔不入。那些人只顾动粗，一掌权就捞钱、抢地盘，顾不上对思想文化进行过多的控制。这种环境的根本性转变，是后来国民党当政之后，所谓“以俄为师、以党治国”，一切都“定于一”，不容许有不同的声音。这样一来，形势当然就不一样了。那时中学念完了也要考大学，不能说毫无升学压力，但压力总不是很大。学校也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不仅大学没有统一教材，中小学也没有统一教材，更不要求所谓“标准答案”。后来等我自己做老师了，我也不搞“标准答案”这一套——在思想文化上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见解，为什么只能有一个答案呢？ 那时也不特别强调要说标准的国语，我记得沈从文先生的国语就不标准，带有一些口音，但能听得懂。学校里大家的口音五花八门。我后来在历史所工作，与张政烺先生接触较多，到他晚年80多岁时，我对他说，您老人家在北京好几十年，差不多生活了一辈子，怎么山东口音还是这样重？张先生很不以为然：我觉得没必要学普通话，现在这样就挺好的。但张先生和许多老先生一样，学问是很好的。教师讲课要让学生能听得懂，但也不至于像要求播音员那样，关键还是要有水平、有思想，而不是做传声筒。
刘超：当时您和许多同学一样，确实没有感受到太大的学业压力，不过您还是在自由自在的求学状态下考上了很好的中学，而且在班里的成绩还是很突出的。
何兆武：我的高中是在师大附中念的，当时的师大附中是北平最好的中学之一，也是全国最好的中学之一。那时北京四中也是老牌名校，但我们班上有四个人是从四中转学到师大附中的，没听说有人会从师大附中转学到四中。师大附中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出了许多人物，各样的人才都有，有科技、文化方面的，当然也有搞政治和军事的。那时师大附中不大，读书的人并不很多，我们一个年级也才两个班，一个班就三十来个人。学校也有富家子弟和官宦子弟，但大家很少比吃穿、炫富，大家懂事比较早，知道还是要自食其力，也知道人不能只顾自己，还应该为社会为国家作一点贡献。那时候只要是成绩好的学生，都是受到尊重的，那是真正的尊重和敬佩，而不是出于客套。
1933年长城抗战后，日本兵开始进入北平城，他们经常骑着高头大马出现在城里，非常张狂。除了日本人，也常有所谓的“高丽棒子”，就是从朝鲜跟过来的流氓无赖。这类人跟着日本人狐假虎威，吃饭不给钱，坐车也不给钱，多吃多占。他们虽到了中国，但几乎都不懂汉语，不可能和中国人交流。他们态度蛮横，非常嚣张，虽然知道自己是亡国奴，但总自觉比中国人要高一等——似乎他们才是“正宗”的亡国奴，而当时的中国人想做“亡国奴”还没资格，只能算是“候补”的亡国奴。这种现象当时在世界上也是一绝吧！我记得1950年代征集志愿军抗美援朝时，很多人都不愿意参加，说以前“高丽棒子”在中国耍坏使狠，欺负我们，现在他们被人打了，那是活该，怎么还要我们去支援他们？组织上做了很多工作，才把大家的思想做通。
抗战前北平的主城区很小，房子不多，没什么高楼大厦。北平城虽然经济水平不高，但还是比较宜居的。黄河的水也大，想不到黄河会像今天这样断流。人类改造大自然，但大自然也在报复人类。之所以叫大自然，就是其本身是“自然”的，水是向东流的，你硬要改道，让它向西流，这就会有问题。再如，我们上世纪50年代批马寅初的人口论，恐怕就是有的领导者缺乏现代的世界眼光，思想还停留在传统时代，迷信“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到今天我们的人口过多了，各种资源就显得严重匮乏，人和自然还是要协调发展的，不是要一方征服另一方。
刘超：是的，我也觉得“和谐社会”不仅要追求人与自我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也需要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再说说那时候吧。您是在抗战期间上大学的，但在抗战前已上中学了，对那时的大学自然已有一定的了解，您对那时候的大学有什么印象呢？
何兆武：抗战前，学生们最热衷于报考的是三所大学：北大、清华和交大。交大的工科名声在外，就业很好，学生毕业有事情做不必发愁；但说到办学水平，北大、清华都有很高的声誉。有人在报考北大和清华之间，还要费一点心思。不过轮到我报考大学时，北大和清华已“联”成了一家，成了西南联大。抗战时期，我就到了四季如春的昆明念书。
那时候物质条件虽差，但教育办得很不错，人才一拨一拨地冒出来。西南联大提倡思想独立、学术自由，自然就不大受国民党待见，因此联大的经济状况不太好，学生的生活当然也很苦。我们念大学时吃不饱却也饿不死，总还算能勉强生活下去，当然要养家糊口是不可能的。家里有老人小孩需要抚养的话，一个学生肯定没这个能力，就只能辍学去讨生活，所以那时的同学经常有辍学的。那时学校发给我们贷学金，说是借贷，但事实上不用我们还，相当于助学金，也就是白给的了。贷学金帮助我们很多人完成了学业。
那时和我们住同一宿舍有位叫汪曾祺的，年龄跟我们差不多，一副旧社会文人的派头，经常趿着一双拖鞋，看起来甚至有点颓废，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他日后会做出什么特别的成绩。改革开放后，汪曾祺这个名字在文学界很响亮，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当年的室友。
刘超：那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如何？
何兆武：我小时候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兵荒马乱，经济也很不景气。后来南京政府统一全国后，形势开始改观，各方面的建设都有所进步，整个社会也较前稳定了一些。特别是中原大战后，连续十几年的军阀纷争混战基本退位了，全国的情况开始改观，社会渐渐往好的方面转变。到了抗日战争前夕，整个社会面貌从物质建设到精神状态都比以前有所好转，一般老百姓的日子也有所改善，当时北平城内的公交车很少，但已经开始出现有轨电车和公交车了。
可就在此时，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国家又遭一次劫。之后老百姓只能顾着活命，哪还能顾得上吃饱饭，一般老百姓开始真正能吃饱，应该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事了。应该说，那时的南京政府还是做了一点事的，其中一个贡献是币制改革。一开始社会上还是沿用以前的大洋，那是货真价实的银币和铜钱；后来改用法币即纸币，这就大大地方便了市场和财政管理，政府需要多少钱就发多少币。也正是这样，我们的经济才能支撑以后的抗战。因为抗战时期已经通货膨胀，如果都用现洋的话，政府在经济上肯定吃不消，肯定早就垮台了，但滥发纸币终于拖垮了国民党政权。
抗战结束，蒋介石政权其实就已结束了
刘超：您在不少文字中曾谈到过联大时期的求学经历。我们知道，您之后又曾去台湾探亲并教书，当时的台湾情况很特别，您可否结合亲身经历谈一谈？
何兆武：从联大复员后，我就随团北上到了上海，因母亲病重没有继续回北平，而是去了台湾看母亲。那时的台湾和日据时期以前的台湾已大不一样，也和我原先预料的大不一样。在那之前，日本已占据台湾50年，日本人的“皇民教育”相当成功，而且进行了全方位的控制和渗透。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几十万大军一下子涌到台湾，这些大兵把大陆时期的一套作风也带到了台湾。台湾不仅生活水平下降了，治安也更差了，所以台湾的原住民对此很反感，社会矛盾逐渐尖锐起来。 更重要的问题是，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奴化教育后，很多台湾人被日本高度同化了。我在台湾教了短期的书，发现和当地人很难交流。台湾原先使用的是汉语，日本人过来后强迫推行日语，压制汉语，日语逐渐成为通行语言。语言文字本是文化最基本的载体，几十年下来，大部分人说的已不是中国话，而是日本话了。除了年纪较大的人说汉语好一些，一般的年轻人对汉语极为陌生。母语都被遗弃了，民族认同怎么建立、民族感情怎么维系？这很成问题。要让一个张口就是日语的人来爱中国，实在是太难了。
在日本人的严厉控制和努力经营下，台湾虽然不自由，但社会治安很好，环境整洁，经济水平也有一定提高，比当时大陆一般的地区更好，可能比上海还好些。所以当时很多台湾人对日本有一定的认同，倒是和祖国大陆逐渐疏远了。台湾人对我们大陆过去的人，常常显得盛气凌人，动不动就说“你们中国”什么的。记得有次在一家小店买东西时，我习惯性地问了一句：能不能便宜点？在大陆，议价是我们买东西时的习惯，是人之常情、事之常理。没想老板娘立即变了脸，黑脸回了一句：“你以为这是你们中国吗？！”这句话我至今忘不了。
当时台湾也有日本建的台北帝大（后来改组成了台湾大学），是老牌的帝国大学，按说教学质量不差，但它主要是农科、医科很好，文科不行，因为没有学术自由；它和我们当时的北大、清华还是比不了。
当时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影响很大。大陆士兵到台湾后，自认为是我们解放了你们，以功臣自居，军纪不正，导致当地民众的抵触心理。对这一事件，国民党的处理方式不得当，如果处理得更好一些，也许负面影响会小得多。不过以当时台湾的环境和国际环境看，也很难不发生类似的事情。后来搞“台独”的李登辉当时应该就在台湾，据说他是参加了日本“皇军”来过大陆和中国军队交战的，如果把他算作中国人，他这种打中国同胞的行为，可以归为叛国罪了。
刘超：从台湾回来后，您又见证了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
何兆武：是的。从台湾归来，我回到了故乡岳阳，在我姐夫当校长的中学任教。在通货膨胀最厉害时，那里的物价还算是便宜的，普通的一碗面才一毛钱，而且味道不错，我拿了工资马上就去换成代用券。后来通货膨胀日益恶化，每月发工资能领到一大包纸币，点数都要数几天，可这一大包钱还是不经花。国民党疯狂地印钞票，可是不管用，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前，国民党的经济就已经崩溃了。
到处物价飞涨，人心惶惶，连民间都能用自己的“货币”来取代法币。发行货币本是政府专有的权力，可这时国民党政府已完全丧失了信用，老百姓已经不信任政府了，就开始自搞一套，局面越发地不可收拾。在湖南，我经常看到当兵的四处拉夫抓壮丁，用绳子把抓来的“壮丁”绑着到前线去。有些年纪大一点，有些身体不好或多少有点残疾的，也都被捆着拉去。这些人哪里会愿意打仗？一到战场就逃跑了，甚至调转枪头打“国军”。那时的权贵集团巧取豪夺，大发国难财，劳苦大众饥寒交迫，生灵涂炭，整个社会濒临崩溃，完全是乱世甚至末世的景象。人心乱了，社会秩序乱了，整个国家机器也就垮了。从一定意义上说，抗战一结束，蒋介石政权就已经结束了，它在此后几年大决战中的一溃千里乃自然的结果。就像一战时期的德国一样，德国军队尚在国境之外，他们在国外战场上没有失败，但国内的经济已经崩溃了，只好投降。不过德国基础较强，中国的底子薄，结局就不一样。后来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时，虽然带了一批文化名流过去，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留在了大陆。大多数人虽然对即将成立的新政权并不了解，但大家都看得明白：这个旧的政权已经没有希望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任何变革都意味着希望——因为当时整个政权、整个体制已烂透了，无论局势如何变，也不可能变得更坏。
我们这一代是被“报废”了的一代
刘超：“文革”前的中国科学院名流济济、精英荟萃，其中的哲学社会科学部也云集了许多人才。只是令人有点惋惜的是，当时的政治运动太多了，耽误了大家不少做研究出成果的青春年华。您是否可以再谈谈那段时期的见闻和感受？
何兆武：我在历史所待了整整三十年，从三十多岁到六十多岁，对于搞研究的人来说，这一年龄段应该是最重要，也最能出成果的时间。不过那时我们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能做的事情很有限。特别是“文革”前的十几年，政治运动太频繁，下乡劳动太多，真正搞业务的时间实在太少。当时中科院是学术界的火车头，哲学社会科学部人才济济，历史所也有很多人才，有不少老辈的，也有年轻辈的。其中，王戎笙同志是郭沫若的秘书，他很有才华，也很有个性，因此和所领导相处得不是很好。当时陈寅恪、陈垣也是副所长，侯外庐老师也做过副所长，但他们基本上不管事；实际管事的主要还是尹达。
1964年历史所被分配到山东海阳县参加“四清”，有一年批“苏修”，为表示我们对某国的抗议，上头要求组织人民群众游行。因为有指标下派到学部，学部又给历史所下派了指标，要求游行要达到多少多少人次。可历史所人手不够，不能一次性达到指标；后来就想出个办法，先游行了一次，回头又组织游行，两三趟下来，人次就差不多够了。当时正值隆冬，外面还下着雪。有次我们在建国门附近拆城墙，休息时我测了一下室外温度，竟然是零下28度！这是我记忆中北京最冷的一天。
那个时代大部分时间都耗在了搞运动上面，真正做研究的时间不到1/10。当时有人问：我们的专业是什么？领导回答：“革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专业。”我水平有限，对此不太能理解。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行当，每个人都应首先做好自己的本分。比如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他把病人治好，这既是尽了他的本分，也是在为革命服务。人人各安其位，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是在为革命服务了。所谓“革命”不一定非得打打杀杀，不一定非要越过本位去做和军事、政治直接相关的事，三天两头跟风应景。如果每个人、每个机构都不安心做好本职工作，社会也会乱套的。真正从事政治职业（事业）的人不应该太多，太过政治化的社会，不一定是健康的、正常的社会。 我在“文革”时，大体上就是逍遥派。当时所里在打派战，有夺权派，有保皇派；有一些人就比较活跃，所里也形成了几大“金刚”。但这些运动我都没参加，我只是做自己的事情，“自己解放自己”，躲进小楼成一统，读书译书。
刘超：您回顾那个时代及您自己那一段历程时的总体感受如何呢？
何兆武：不好说。我总的感觉是，我们这一代是被“报废”了的一代。我们的下一代人，也基本上被报废了。我们最好的年华，都被各种运动废掉了，在运动中消磨掉了。虽然也有人做出了成绩，但总的说，我们做的工作很不理想。在这样的环境下，要出世界一流的成绩很难。可以说，我们的确对不起那个时代；但又不能不承认，那个时代也对不起我们。学术要真正繁荣、文化要继续发展，只能靠年轻一代以及更年轻的同志们。我希望大家不要辜负这个时代，也希望这个时代不要辜负大家。
刘超：那一时期，除了政治运动较多之外，物质上的紧缺也是比较突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个“匮乏的年代”。
何兆武：的确如此。三年困难时期实在是太困难了，我们一家的口粮也很有限。当时整个北京老百姓的生活普遍紧张，记得我们附近住的一户人家，一天早上，我突然发现主人变胖了许多，我当时想在这个哄不饱肚子的时候，大家都一个劲地瘦下去，他怎么可能发胖？之后才明白这是虚胖，是饿得浮肿，像充满了气的气球一样，再胀下去就会有生命危险了，幸好最后没有闹出人命来。但之后这位邻居又连续浮肿了两次，这对人的身体摧残太大了。我们家里每天连半饱都达不到，幸好我的身体没出什么大问题，不过也留下了病根。因为这一阵的饥饿，以后就经常头晕，看书每看个把小时就两眼昏花，看不清东西，只能闭目养神，休息一会儿才能恢复过来，至今如此。也许这就是那个年代给我的“纪念”吧。
那时北京的经济状况虽然很困难，但在全国还不算差的。普通群众有固定的口粮供应，总不至于出现饿死人甚至饿殍遍地的现象。你想北京都这样了，在别的地方，在河南、安徽等一些省份，那该是怎样的情形？
“文革”时，我们科学院系统的许多人被下放到河南信阳参加劳动。我们驻扎的那个地方，住着那么多人，却连正经的茅厕都没有。仅有的一个也是临时搭建的露天茅厕，很不方便，我们就放了一块木板到那儿当垫脚石用。结果第二天一早发现木板不见了，后又放了一块新的，还是不翼而飞。我们这才明白原来是被老乡偷走了，当地的贫困程度可想而知。罗斯福提出有四大自由，其中之一是“免于匮乏的自由”：在那样的情况下，要谈有多“自由”，恐怕说不上。
刘超：幸好“文革”结束后环境好转，社会正常化，大家又有搞业务的时间了。您在这段时期出了许多学术成果，我们仔细回顾您的学术历程的话，不难发现您在此前的作品中，相当一部分是译作，论文和专著可能少一些。
何兆武：人是直接受制于环境的，“文革”结束后，我们不用再天天上山下乡干活，又可以做一点研究了。可以说我“务点正业”，也是从那时才开始的，但岁月不饶人，我们已不再年轻了。当时我在历史所，李泽厚在哲学所，他是我的湖南同乡，那时候他名气已经很大，骂他的人也不少。他有一次向我说起别人骂他，我就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你名气这么大，能没有人骂你吗！他也笑了。
中国现代包括当代的历史，还是值得好好研究的。虽然当代史到现在不算太长，但也有好几十年了。还在民国的时候，就已经有人研究“当代史”，也就是民国的历史了。有好几个人做得很不错，其中湖北的李剑农就写得很好，当时也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中国当代史的很多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在条件成熟时，就要及时开展研究，抢救一些东西。随着时光流逝，很多经历过以前那段历史的人渐渐走了，研究起来就比较困难。一方面是亲历者、见证者不在了，另一方面是看不到相关的重要档案，当然，研究者本身的水平高低也是个问题。
意识是现实的产物，它来源于现实生活，当然也会、也应该随着现实的发展而不断演变。我们的思想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否则就没有活力，僵化了。在人类的认识史上，恐怕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个体的人也如此。我年轻时写的东西，写的时候也很认真、很用心，当时看起来也许像那么回事。可现在再让我看，我不一定认同自己当时的看法，有时甚至不太敢看自己以前的东西。任何思想和制度都不能僵化，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容易被淘汰的，过于极端的东西恐怕是很危险的。
刘超：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问题，每代人也都有每代人的造化和局限。现在的中青年学人，在物质环境上要比您所经历的那些时代好很多，但也面临着新的问题。您对现在的年青人有些什么希望或建议呢？
何兆武：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关键是要敢于承认问题、积极解决问题。江山代有才人出，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的人，只要有一个好的环境，有一套好的制度，我们总会有可能出一些真正有水平的成果。学术文化的发展需要积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这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立竿见影，“大干快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沉住气，耐着性子踏踏实实地走下去。我们这一代人已不可能再做多少工作了，但我想，现在中青年的一代以及更年轻的一代，还是有希望的。无论如何，我对未来还是持一种审慎的乐观态度。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2006年何兆武推出口述史《上学记》，这部“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随笔，一经推出即受到多方瞩目，除了让人了解民国教育及一代学人的成长历程外，也让人们反思当下教育的种种困境。
小 记
不见何兆武先生已许久，但去拜望先生的念想却一直记挂于心。好几日前的一个傍晚，忽接先生电话，邀我一谈。在春暖花开、阳光晴美的午后，我沿着熟悉的沥青小道来到普吉院那熟悉的老楼里。在那堆满各色中外文书籍的小屋中，看到了先生的侧影。先生正坐在窗前看书，精神甚好，见我来甚是欣悦，立即击掌，朗声笑道：好久好久不见你啦！
依旧是无拘无束的率性漫谈。言谈中，先生一再抱怨年岁不饶人，说现在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坐在家里打发时光。还说以前看一张报纸一口气就翻完了，最多只需五分钟；现在却要断断续续，分几次才能看完。当我谈及故去不久的夏志清先生时，何先生顺口说道，自己上世纪8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时，正巧听过夏先生的几堂课，他分专题讲中国现代文学，其中有一次是讲东北作家群。先生还说，对任何人都不能神化，人总有两面，夏先生是位优秀的学者，他有他的成就，也有他的“成见”，他说的不见得全对，也要具体分析。
先生也说起学界和高校中的种种，他对此有期待，也有忧虑；既希望学界能“长江后浪推前浪”，又为现在学界的诸多不良风气所忧心。他偶尔也会提及他所欣赏的几位现今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但更为大量青年人的生存状态和发展环境而忧心。先生尤其无法认同现在不少用人单位在选聘人才时存在过于强调学衔资历的倾向。“如果人家水平足够高，为什么一定要求他（她）非得是博士后呢？！有时候甚至做一站博士后还不够，还要两站三站……”可现今学术界的趋势，似乎博士已经不够分量了，非得弄个博士后才拿得出手。“照这样，我们以后就不该再把基辛格叫‘基辛格博士’，而应该建议他读一个博士后，再叫他‘基辛格博士后’好了”。先生还说：在中国历史上，曾出过千百个状元，可综合看，在所有读书人中状元未必是最好的。历史上最著名的状元恐怕是文天祥了，可文天祥之所以留名后世，主要不在学术文化上的成就，也非治国理政的贡献。在近代，西南联大、老清华有许多有成就的人物，其中海归派人物不少，但没有像样学历的也大有人在。“对做研究的人来说，行还是不行，最好的证明就是他（她）的成果，而不是文凭。”“在老清华国学院的几个导师中，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都没有像样的学位，但他们的水准和贡献是举世公认的，我的导师吴宓教授也不是博士，只是个硕士，可是他的贡献谁又能否认呢……我们多少年来一直都说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可是真正做得怎么样，这还真是个问题。条条框框太多了，对于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不见得是好事……”
先生历经沧桑而宠辱不惊，平和而澹泊。先生曾在几十年间历尽挫折，但他从不诉苦，从无怨言，从不议论是非。在我理解，这并非坚忍，也不止是涵养，而是教养所致，更是心性使然。先生几乎从不臧否人物，也很少谈及自己，偶尔道及昔年经历，也只是吉光片羽，飞鸿雪泥，难寻其迹。在先生看来，这些皆属微不足道。但我想，对有心人而言，先生的只言片语没准就是上好的素材，若就此错过，也怪可惜的。于是，在与先生闲谈之余，我也间或根据自己的记忆做些许零星的笔录，信笔所至，居然就有了一批相当可观的文稿。现撮要摭录一二，以追念既往，留驻那些美好的时光。
2014年3月19日，清华园寓所
教师不要做传声筒
刘超：先生在《上学记》以及其他一些回忆性文字中谈过自己早年在北平的生活和求学经历，这使我们增加了对那个时代的了解。但因今人与那个时代相隔久远，有些情况还不可能一下子很熟悉，您能否更具体地回忆一下当时的一些情况？
何兆武：我在老北京出生，也在老北京长大。从小读培根幼儿园（在府右街北口），五岁入读北京第四小学。老北京的冬天非常冷，经常下雪，持久不化。我们一到户外，风吹在脸上，感觉就像刀割一样，耳朵不断地流血，凝成血块。手和脚也都裂开了，用北京话叫皴裂。那时实在是太冷了，冷得锥心刺骨，现在的人可能不会再有这样的感觉。天冷，就要生炉子，但也并不保暖，生炉子有个不便之处，就是每隔两个钟头就要起来翻一次，添一点煤炭。我们在学校也是靠生炉子取暖，整个教室几十个人，就生一个炉子，但还是不大管用。
“一二·九”运动的那个冬天，我正在读初中。雪一直下到接近膝盖，也没人扫雪，大家就这样踏着雪，每天步行上学、散学。我姐姐在北大上学，我时常去看她。那时大学里的女生很少，但都很本分，积极上进，没听说有《青春之歌》里写的那类反复和人同居的事。我感觉那时在国难中的青少年们普遍有一股朝气。贪图安逸、享乐的人当然也有，但毕竟很少，也许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气吧。
刘超：那时候世道比较乱，但思想环境上还是比较宽松。
何兆武：是这样的。在我的印象里，当时的学校环境比较宽松，学习也很自由。我读小学时还是北洋时期，北洋军阀当然非常腐败，但当政者的控制还不至于无孔不入。那些人只顾动粗，一掌权就捞钱、抢地盘，顾不上对思想文化进行过多的控制。这种环境的根本性转变，是后来国民党当政之后，所谓“以俄为师、以党治国”，一切都“定于一”，不容许有不同的声音。这样一来，形势当然就不一样了。那时中学念完了也要考大学，不能说毫无升学压力，但压力总不是很大。学校也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不仅大学没有统一教材，中小学也没有统一教材，更不要求所谓“标准答案”。后来等我自己做老师了，我也不搞“标准答案”这一套——在思想文化上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见解，为什么只能有一个答案呢？ 那时也不特别强调要说标准的国语，我记得沈从文先生的国语就不标准，带有一些口音，但能听得懂。学校里大家的口音五花八门。我后来在历史所工作，与张政烺先生接触较多，到他晚年80多岁时，我对他说，您老人家在北京好几十年，差不多生活了一辈子，怎么山东口音还是这样重？张先生很不以为然：我觉得没必要学普通话，现在这样就挺好的。但张先生和许多老先生一样，学问是很好的。教师讲课要让学生能听得懂，但也不至于像要求播音员那样，关键还是要有水平、有思想，而不是做传声筒。
刘超：当时您和许多同学一样，确实没有感受到太大的学业压力，不过您还是在自由自在的求学状态下考上了很好的中学，而且在班里的成绩还是很突出的。
何兆武：我的高中是在师大附中念的，当时的师大附中是北平最好的中学之一，也是全国最好的中学之一。那时北京四中也是老牌名校，但我们班上有四个人是从四中转学到师大附中的，没听说有人会从师大附中转学到四中。师大附中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出了许多人物，各样的人才都有，有科技、文化方面的，当然也有搞政治和军事的。那时师大附中不大，读书的人并不很多，我们一个年级也才两个班，一个班就三十来个人。学校也有富家子弟和官宦子弟，但大家很少比吃穿、炫富，大家懂事比较早，知道还是要自食其力，也知道人不能只顾自己，还应该为社会为国家作一点贡献。那时候只要是成绩好的学生，都是受到尊重的，那是真正的尊重和敬佩，而不是出于客套。
1933年长城抗战后，日本兵开始进入北平城，他们经常骑着高头大马出现在城里，非常张狂。除了日本人，也常有所谓的“高丽棒子”，就是从朝鲜跟过来的流氓无赖。这类人跟着日本人狐假虎威，吃饭不给钱，坐车也不给钱，多吃多占。他们虽到了中国，但几乎都不懂汉语，不可能和中国人交流。他们态度蛮横，非常嚣张，虽然知道自己是亡国奴，但总自觉比中国人要高一等——似乎他们才是“正宗”的亡国奴，而当时的中国人想做“亡国奴”还没资格，只能算是“候补”的亡国奴。这种现象当时在世界上也是一绝吧！我记得1950年代征集志愿军抗美援朝时，很多人都不愿意参加，说以前“高丽棒子”在中国耍坏使狠，欺负我们，现在他们被人打了，那是活该，怎么还要我们去支援他们？组织上做了很多工作，才把大家的思想做通。
抗战前北平的主城区很小，房子不多，没什么高楼大厦。北平城虽然经济水平不高，但还是比较宜居的。黄河的水也大，想不到黄河会像今天这样断流。人类改造大自然，但大自然也在报复人类。之所以叫大自然，就是其本身是“自然”的，水是向东流的，你硬要改道，让它向西流，这就会有问题。再如，我们上世纪50年代批马寅初的人口论，恐怕就是有的领导者缺乏现代的世界眼光，思想还停留在传统时代，迷信“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到今天我们的人口过多了，各种资源就显得严重匮乏，人和自然还是要协调发展的，不是要一方征服另一方。
刘超：是的，我也觉得“和谐社会”不仅要追求人与自我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也需要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再说说那时候吧。您是在抗战期间上大学的，但在抗战前已上中学了，对那时的大学自然已有一定的了解，您对那时候的大学有什么印象呢？
何兆武：抗战前，学生们最热衷于报考的是三所大学：北大、清华和交大。交大的工科名声在外，就业很好，学生毕业有事情做不必发愁；但说到办学水平，北大、清华都有很高的声誉。有人在报考北大和清华之间，还要费一点心思。不过轮到我报考大学时，北大和清华已“联”成了一家，成了西南联大。抗战时期，我就到了四季如春的昆明念书。
那时候物质条件虽差，但教育办得很不错，人才一拨一拨地冒出来。西南联大提倡思想独立、学术自由，自然就不大受国民党待见，因此联大的经济状况不太好，学生的生活当然也很苦。我们念大学时吃不饱却也饿不死，总还算能勉强生活下去，当然要养家糊口是不可能的。家里有老人小孩需要抚养的话，一个学生肯定没这个能力，就只能辍学去讨生活，所以那时的同学经常有辍学的。那时学校发给我们贷学金，说是借贷，但事实上不用我们还，相当于助学金，也就是白给的了。贷学金帮助我们很多人完成了学业。
那时和我们住同一宿舍有位叫汪曾祺的，年龄跟我们差不多，一副旧社会文人的派头，经常趿着一双拖鞋，看起来甚至有点颓废，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他日后会做出什么特别的成绩。改革开放后，汪曾祺这个名字在文学界很响亮，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当年的室友。
刘超：那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如何？
何兆武：我小时候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兵荒马乱，经济也很不景气。后来南京政府统一全国后，形势开始改观，各方面的建设都有所进步，整个社会也较前稳定了一些。特别是中原大战后，连续十几年的军阀纷争混战基本退位了，全国的情况开始改观，社会渐渐往好的方面转变。到了抗日战争前夕，整个社会面貌从物质建设到精神状态都比以前有所好转，一般老百姓的日子也有所改善，当时北平城内的公交车很少，但已经开始出现有轨电车和公交车了。
可就在此时，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国家又遭一次劫。之后老百姓只能顾着活命，哪还能顾得上吃饱饭，一般老百姓开始真正能吃饱，应该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事了。应该说，那时的南京政府还是做了一点事的，其中一个贡献是币制改革。一开始社会上还是沿用以前的大洋，那是货真价实的银币和铜钱；后来改用法币即纸币，这就大大地方便了市场和财政管理，政府需要多少钱就发多少币。也正是这样，我们的经济才能支撑以后的抗战。因为抗战时期已经通货膨胀，如果都用现洋的话，政府在经济上肯定吃不消，肯定早就垮台了，但滥发纸币终于拖垮了国民党政权。
抗战结束，蒋介石政权其实就已结束了
刘超：您在不少文字中曾谈到过联大时期的求学经历。我们知道，您之后又曾去台湾探亲并教书，当时的台湾情况很特别，您可否结合亲身经历谈一谈？
何兆武：从联大复员后，我就随团北上到了上海，因母亲病重没有继续回北平，而是去了台湾看母亲。那时的台湾和日据时期以前的台湾已大不一样，也和我原先预料的大不一样。在那之前，日本已占据台湾50年，日本人的“皇民教育”相当成功，而且进行了全方位的控制和渗透。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几十万大军一下子涌到台湾，这些大兵把大陆时期的一套作风也带到了台湾。台湾不仅生活水平下降了，治安也更差了，所以台湾的原住民对此很反感，社会矛盾逐渐尖锐起来。 更重要的问题是，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奴化教育后，很多台湾人被日本高度同化了。我在台湾教了短期的书，发现和当地人很难交流。台湾原先使用的是汉语，日本人过来后强迫推行日语，压制汉语，日语逐渐成为通行语言。语言文字本是文化最基本的载体，几十年下来，大部分人说的已不是中国话，而是日本话了。除了年纪较大的人说汉语好一些，一般的年轻人对汉语极为陌生。母语都被遗弃了，民族认同怎么建立、民族感情怎么维系？这很成问题。要让一个张口就是日语的人来爱中国，实在是太难了。
在日本人的严厉控制和努力经营下，台湾虽然不自由，但社会治安很好，环境整洁，经济水平也有一定提高，比当时大陆一般的地区更好，可能比上海还好些。所以当时很多台湾人对日本有一定的认同，倒是和祖国大陆逐渐疏远了。台湾人对我们大陆过去的人，常常显得盛气凌人，动不动就说“你们中国”什么的。记得有次在一家小店买东西时，我习惯性地问了一句：能不能便宜点？在大陆，议价是我们买东西时的习惯，是人之常情、事之常理。没想老板娘立即变了脸，黑脸回了一句：“你以为这是你们中国吗？！”这句话我至今忘不了。
当时台湾也有日本建的台北帝大（后来改组成了台湾大学），是老牌的帝国大学，按说教学质量不差，但它主要是农科、医科很好，文科不行，因为没有学术自由；它和我们当时的北大、清华还是比不了。
当时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影响很大。大陆士兵到台湾后，自认为是我们解放了你们，以功臣自居，军纪不正，导致当地民众的抵触心理。对这一事件，国民党的处理方式不得当，如果处理得更好一些，也许负面影响会小得多。不过以当时台湾的环境和国际环境看，也很难不发生类似的事情。后来搞“台独”的李登辉当时应该就在台湾，据说他是参加了日本“皇军”来过大陆和中国军队交战的，如果把他算作中国人，他这种打中国同胞的行为，可以归为叛国罪了。
刘超：从台湾回来后，您又见证了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
何兆武：是的。从台湾归来，我回到了故乡岳阳，在我姐夫当校长的中学任教。在通货膨胀最厉害时，那里的物价还算是便宜的，普通的一碗面才一毛钱，而且味道不错，我拿了工资马上就去换成代用券。后来通货膨胀日益恶化，每月发工资能领到一大包纸币，点数都要数几天，可这一大包钱还是不经花。国民党疯狂地印钞票，可是不管用，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前，国民党的经济就已经崩溃了。
到处物价飞涨，人心惶惶，连民间都能用自己的“货币”来取代法币。发行货币本是政府专有的权力，可这时国民党政府已完全丧失了信用，老百姓已经不信任政府了，就开始自搞一套，局面越发地不可收拾。在湖南，我经常看到当兵的四处拉夫抓壮丁，用绳子把抓来的“壮丁”绑着到前线去。有些年纪大一点，有些身体不好或多少有点残疾的，也都被捆着拉去。这些人哪里会愿意打仗？一到战场就逃跑了，甚至调转枪头打“国军”。那时的权贵集团巧取豪夺，大发国难财，劳苦大众饥寒交迫，生灵涂炭，整个社会濒临崩溃，完全是乱世甚至末世的景象。人心乱了，社会秩序乱了，整个国家机器也就垮了。从一定意义上说，抗战一结束，蒋介石政权就已经结束了，它在此后几年大决战中的一溃千里乃自然的结果。就像一战时期的德国一样，德国军队尚在国境之外，他们在国外战场上没有失败，但国内的经济已经崩溃了，只好投降。不过德国基础较强，中国的底子薄，结局就不一样。后来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时，虽然带了一批文化名流过去，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留在了大陆。大多数人虽然对即将成立的新政权并不了解，但大家都看得明白：这个旧的政权已经没有希望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任何变革都意味着希望——因为当时整个政权、整个体制已烂透了，无论局势如何变，也不可能变得更坏。
我们这一代是被“报废”了的一代
刘超：“文革”前的中国科学院名流济济、精英荟萃，其中的哲学社会科学部也云集了许多人才。只是令人有点惋惜的是，当时的政治运动太多了，耽误了大家不少做研究出成果的青春年华。您是否可以再谈谈那段时期的见闻和感受？
何兆武：我在历史所待了整整三十年，从三十多岁到六十多岁，对于搞研究的人来说，这一年龄段应该是最重要，也最能出成果的时间。不过那时我们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能做的事情很有限。特别是“文革”前的十几年，政治运动太频繁，下乡劳动太多，真正搞业务的时间实在太少。当时中科院是学术界的火车头，哲学社会科学部人才济济，历史所也有很多人才，有不少老辈的，也有年轻辈的。其中，王戎笙同志是郭沫若的秘书，他很有才华，也很有个性，因此和所领导相处得不是很好。当时陈寅恪、陈垣也是副所长，侯外庐老师也做过副所长，但他们基本上不管事；实际管事的主要还是尹达。
1964年历史所被分配到山东海阳县参加“四清”，有一年批“苏修”，为表示我们对某国的抗议，上头要求组织人民群众游行。因为有指标下派到学部，学部又给历史所下派了指标，要求游行要达到多少多少人次。可历史所人手不够，不能一次性达到指标；后来就想出个办法，先游行了一次，回头又组织游行，两三趟下来，人次就差不多够了。当时正值隆冬，外面还下着雪。有次我们在建国门附近拆城墙，休息时我测了一下室外温度，竟然是零下28度！这是我记忆中北京最冷的一天。
那个时代大部分时间都耗在了搞运动上面，真正做研究的时间不到1/10。当时有人问：我们的专业是什么？领导回答：“革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专业。”我水平有限，对此不太能理解。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行当，每个人都应首先做好自己的本分。比如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他把病人治好，这既是尽了他的本分，也是在为革命服务。人人各安其位，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是在为革命服务了。所谓“革命”不一定非得打打杀杀，不一定非要越过本位去做和军事、政治直接相关的事，三天两头跟风应景。如果每个人、每个机构都不安心做好本职工作，社会也会乱套的。真正从事政治职业（事业）的人不应该太多，太过政治化的社会，不一定是健康的、正常的社会。 我在“文革”时，大体上就是逍遥派。当时所里在打派战，有夺权派，有保皇派；有一些人就比较活跃，所里也形成了几大“金刚”。但这些运动我都没参加，我只是做自己的事情，“自己解放自己”，躲进小楼成一统，读书译书。
刘超：您回顾那个时代及您自己那一段历程时的总体感受如何呢？
何兆武：不好说。我总的感觉是，我们这一代是被“报废”了的一代。我们的下一代人，也基本上被报废了。我们最好的年华，都被各种运动废掉了，在运动中消磨掉了。虽然也有人做出了成绩，但总的说，我们做的工作很不理想。在这样的环境下，要出世界一流的成绩很难。可以说，我们的确对不起那个时代；但又不能不承认，那个时代也对不起我们。学术要真正繁荣、文化要继续发展，只能靠年轻一代以及更年轻的同志们。我希望大家不要辜负这个时代，也希望这个时代不要辜负大家。
刘超：那一时期，除了政治运动较多之外，物质上的紧缺也是比较突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个“匮乏的年代”。
何兆武：的确如此。三年困难时期实在是太困难了，我们一家的口粮也很有限。当时整个北京老百姓的生活普遍紧张，记得我们附近住的一户人家，一天早上，我突然发现主人变胖了许多，我当时想在这个哄不饱肚子的时候，大家都一个劲地瘦下去，他怎么可能发胖？之后才明白这是虚胖，是饿得浮肿，像充满了气的气球一样，再胀下去就会有生命危险了，幸好最后没有闹出人命来。但之后这位邻居又连续浮肿了两次，这对人的身体摧残太大了。我们家里每天连半饱都达不到，幸好我的身体没出什么大问题，不过也留下了病根。因为这一阵的饥饿，以后就经常头晕，看书每看个把小时就两眼昏花，看不清东西，只能闭目养神，休息一会儿才能恢复过来，至今如此。也许这就是那个年代给我的“纪念”吧。
那时北京的经济状况虽然很困难，但在全国还不算差的。普通群众有固定的口粮供应，总不至于出现饿死人甚至饿殍遍地的现象。你想北京都这样了，在别的地方，在河南、安徽等一些省份，那该是怎样的情形？
“文革”时，我们科学院系统的许多人被下放到河南信阳参加劳动。我们驻扎的那个地方，住着那么多人，却连正经的茅厕都没有。仅有的一个也是临时搭建的露天茅厕，很不方便，我们就放了一块木板到那儿当垫脚石用。结果第二天一早发现木板不见了，后又放了一块新的，还是不翼而飞。我们这才明白原来是被老乡偷走了，当地的贫困程度可想而知。罗斯福提出有四大自由，其中之一是“免于匮乏的自由”：在那样的情况下，要谈有多“自由”，恐怕说不上。
刘超：幸好“文革”结束后环境好转，社会正常化，大家又有搞业务的时间了。您在这段时期出了许多学术成果，我们仔细回顾您的学术历程的话，不难发现您在此前的作品中，相当一部分是译作，论文和专著可能少一些。
何兆武：人是直接受制于环境的，“文革”结束后，我们不用再天天上山下乡干活，又可以做一点研究了。可以说我“务点正业”，也是从那时才开始的，但岁月不饶人，我们已不再年轻了。当时我在历史所，李泽厚在哲学所，他是我的湖南同乡，那时候他名气已经很大，骂他的人也不少。他有一次向我说起别人骂他，我就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你名气这么大，能没有人骂你吗！他也笑了。
中国现代包括当代的历史，还是值得好好研究的。虽然当代史到现在不算太长，但也有好几十年了。还在民国的时候，就已经有人研究“当代史”，也就是民国的历史了。有好几个人做得很不错，其中湖北的李剑农就写得很好，当时也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中国当代史的很多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在条件成熟时，就要及时开展研究，抢救一些东西。随着时光流逝，很多经历过以前那段历史的人渐渐走了，研究起来就比较困难。一方面是亲历者、见证者不在了，另一方面是看不到相关的重要档案，当然，研究者本身的水平高低也是个问题。
意识是现实的产物，它来源于现实生活，当然也会、也应该随着现实的发展而不断演变。我们的思想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否则就没有活力，僵化了。在人类的认识史上，恐怕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个体的人也如此。我年轻时写的东西，写的时候也很认真、很用心，当时看起来也许像那么回事。可现在再让我看，我不一定认同自己当时的看法，有时甚至不太敢看自己以前的东西。任何思想和制度都不能僵化，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容易被淘汰的，过于极端的东西恐怕是很危险的。
刘超：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问题，每代人也都有每代人的造化和局限。现在的中青年学人，在物质环境上要比您所经历的那些时代好很多，但也面临着新的问题。您对现在的年青人有些什么希望或建议呢？
何兆武：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关键是要敢于承认问题、积极解决问题。江山代有才人出，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的人，只要有一个好的环境，有一套好的制度，我们总会有可能出一些真正有水平的成果。学术文化的发展需要积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这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立竿见影，“大干快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沉住气，耐着性子踏踏实实地走下去。我们这一代人已不可能再做多少工作了，但我想，现在中青年的一代以及更年轻的一代，还是有希望的。无论如何，我对未来还是持一种审慎的乐观态度。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