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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0月16日，顾颉刚在日记里这样记述：“新中国成立以来，南京大学自杀者四人，欧阳翥、徐益棠、罗根泽、李小缘也。”这里提到的四位，都是名学者，其中尤以欧阳翥（1898—1954）当其先。欧阳翥字铁翘，曾任中央大学生物学主任、理学院院长，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的神经解剖学家。
后来，同为南大教授的生物学家陈义在为欧阳翥编纂的《诗草》序文中这样说：“铁兄（指欧阳翥，笔者注）在科学方面，成就卓越。在柏林大学时，从名师福格脱学，对于人脑研究，论著颇多，在岛区发现叉形细胞，在横纹区发现特殊细胞结构，造诣极深，为国内有数之专家，在国际上亦负盛誉。1931年出席瑞士第一届国际神经学大会，初识巴甫洛夫教授。铁兄对黄种人被人轻视，最为痛恨。当时欧洲学者谓黄种人脑有猴沟，曲如新月，近乎猩猩，进化不若白人高等。铁兄为辩其诬蔑，乃遍游英、法、德、荷诸国，搜集证据，从其研究，得出结论：所谓猴沟不仅黄种人有，白种人亦不例外。1934年夏，第一届国际神经学会在伦敦开会，铁兄闻帝国主义学者香港大学人类学教授施尔石将出席论黄种人脑，藉以贬损中国人，不由义愤填膺，置母绝症于不顾，争先参加该会，为祖国学术辩白，以其证据确凿而驳倒对方谬论。其爱国热情之高，以至于此，实可称具有热血之中华健儿也。”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欧阳翥的民族气节和学术品格。他早年求学于南高师（即后来的东南大学），后留学法、德，在巴黎大学、柏林大学学习动物学、人类学与神经解剖学;1932年获德国哲学博士学位，随即任柏林皇家学院神经学研究所研究助理，研究大脑皮质细胞的解剖;1934年归国。
欧阳翥在学术上相当活跃，曾参加过多个学术团体，有些还担任了职务，譬如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监事），中国动物学会、中国心理学会、中国解剖学会、中国人类学会、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国际人类学会、国际神经学会与中奥文化协会（理事）等。中国科学社的资料里至今还保存了他与同仁的通信：“前奉手教，嘱弟草《卡哈传》，以实《科学》。寒假中曾一度执笔，终为琐事所累，未得竞其全功。盖关于卡哈氏传记散见于欧美德法英文杂志中，长者凡七八篇，非详其异同，恐蹈不实之讥。欲比较其出入而参证之，又非短时间所能为力。且弟向不敢轻于发表，恐见笑于大方，故文字之间，亦宜斟酌，是用久方遵命，谅之谅之。年内当有以塞责矣。”可见他是个很谨慎下笔为文之人，所以其科学著述流传不算太多，有《人脑直回细胞之区分》、《人脑岛回新特种细胞》、《关于形细胞之新发现》等二十余篇论文，在国内以及德、英、美、法、瑞士等国发表。但在另一个方面，即文学上，他却有相当丰厚的作品。欧阳翥幼承家学，古典修养相当不错，书法水平亦高，是很有声誉的书法家，他还作有《退思盦诗草》六卷、《退思盦文稿》二卷、《退思盦诗抄》十三卷、《退思盦杂缀》三十六卷，共计数百万字。他在台儿庄大捷后赋诗：“江淮终古障睢阳，莽莽彭城旧战场。蛇豕已传过峄县，貔貙闻说据台庄。山川欲变旌旗色，兵甲羞遮日月光。莫道长驱能破竹，汉家犹有戚南塘。”可见他的诗风于一斑，也可见他对民族战争的一腔热血之情。
抗战时代，欧阳翥随中央大学西迁入渝。1939年，他在重庆沙坪坝的校址为朱偰的《杜少陵评传》撰写序言，颇能见出其古典文学修养：“杜少陵，诗之圣者也。怀高世之才，遭有唐文学昌盛之世，承先人之休烈，缵其遗绪。寝馈六经，逍遥子史;旁及汉魏六朝文章辞赋，无所不窥。自少小学为诗，已惊其长老。弱冠而后，薄游吴越齐赵。所至交其贤豪，浏览名山大川，以激发其志气。尝登泰岱，渡钱塘;下姑苏，吊虎丘剑池;过金陵，探南朝文物;徘徊王谢故居，慷慨低昂不忍去。而所见长林丰草，晨钟暮鼓;烟云杳霭，波吞日浴;俯仰兴感，一发于诗。其奇气横溢，雅赡典重，沉郁顿挫，光焰万丈;而格律谨严，无悖于规矩。虽禀赋之厚欤，要其学力不可及也！总工部所为诗，无体不备。祖述风骚，祧宗苏、李、陶、阮，近取庾、鲍之精华，一扫齐梁靡丽之习;卓然自成大家，冠绝千古。后来作者，未能或之先也。论者每与李白并称。以余观之，供奉殆犹有不及工部者乎？”此处纵论诗史，凸显杜甫地位，非文章好手而不能为，而其字句瑰丽，发为排比，诚大块之好文章也。
然后，说到朱偰：“吾友朱子伯商，多才好学士也。早岁游柏林，治经济学，举博士有声。以其余学为诗，力求近古，往往超拔有奇致。自汉魏以下之作，靡不皆读;而尤心折工部，反复玩索，豁然有得。与余过从论诗，往往契合若符节。以杜工部虽流离播迁，穷愁潦倒以终其身，而其心未尝一日不忧家国民生也。则谥之曰民族诗人。又以千余年来，治杜诗者虽多，而皆有所蔽，未能得其汇通。即工部平昔交游，生卒年月，亦未能作精审之考订。乃根据正史，摭拾载籍旧闻，旁征博引，参证本集，厘析而条贯之，成《杜少陵评传》一书。对工部生平行事，及其所为诗歌时代之先后，莫不详加订正，揭前人之所未发。而于杜诗之渊源，及其抱负与身世之感，尤三致意焉。书成，以授予，使读之。自惟不学，不足以知杜诗之真谛。独服朱子眼光之敏，与其致力之勤，用能得心应手，成此巨制。正前人之失误，为后学之津梁。其有功于文学批评与研讨也大矣！爰不揣固陋，辄书所见于此。读者或不以为悖谬乎！”这话用来评价杜甫固然合适，其实用来自命，又何尝不可？欧阳翥、朱偰都是忧国忧民之贤士，都是民国时代的一代知识精英，他们的寄寓杜甫，其实内心大有深意在焉，未尝不是借这位古代的伟大诗人来自况，只要看看他们所留下的大批诗篇就可以知道了。
朱偰与欧阳翥相识于留德时代，“‘九·一八’事变作，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占东北，柏林留学生激于义愤，组织抗日救国后援会，从事国际宣传，欧阳亦当选为委员，与余共同奔走，撰文告宣言，作演讲报告，余之識铁翘自此始”。自此之后，两人结交为友，多有往来，“归国以后，余任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铁翘则任生物系主任，常相过从。然所谈皆非所学本行，而多论文艺诗词，每谈汉魏六朝以迄唐宋诗家流派，若合符节。抗战入蜀，过从更密，余撰《杜少陵评传》，铁翘为作序;每论时局，则激昂慷慨，热泪盈眶。家陷长沙，犹有老父倚闾;伉俪不谐，居常离群索处，然对人接物，则极为热忱;尤喜孩童，孩童亦乐追随之”。这里不仅细数了两人之间的友谊，而且点明了欧阳翥的个性特点，譬如对时势的慷慨激昂，婚姻的不和谐，对人的热情，以及对孩子的喜爱等。 欧阳翥确实有侠义之气，好友段熙仲在《欧阳翥诗草》序中这样写道：“临湘欧阳铁翘，振奇人也。民十二，余来南雍始从季弟识其人。高睨大谈，类世所谓伉爽大夫者。其年，南雍不戒于火，科学馆被焚，诸弟子齿录较高，与秉农山、柳翼谋、陆志韦诸老师相向而哭，皆失声。火方炽，有冒烈焰抱图书而出入者，火光赫照中见此巨汉，则吾铁翘也，余心敬之。”这给我们展现了欧阳翥另一面的“侠客”形象，在大火中救书，这是需要勇气和定力的，而欧阳翥如此慷慨任侠，乃能博得同侪的钦敬。这样一个勇者，难道会简单地因为病痛而失去生活的勇气而自绝吗？
陈寅恪在挽王国维时说：“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追究其原因，乃在于“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运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现代中国的发展进程，望断江河而坎坷多悲歌。然而，陈寅恪终究没有选择像王国维那样自戕，他晚年虽然遭到多重威胁乃至迫害，但始终坚守如初，最终仍以身殉，只不过没有选择自尽罢了。像欧阳翥这样的人物，比他还要小上八岁，却决然地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何以然？
欧阳翥早年因被包办婚姻而失去对婚姻兴趣，丧偶之后未曾再娶，孤独一人，又患了重病，有目盲的危险，这对一个学者来说确实是有些生不如死的感觉，他也曾努力地尝试求医，但终究宣告失败。这些打击，确实不可谓不沉重。但像他这样有着深厚的古典修养，又有精深的专业技术的学者，他之死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考量，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寄托，不可能没有自己更深层次的文化思考。
对于欧阳翥选择自戕之路，病情的严重固然是一个直接诱因，譬如他曾经说过“眼睛一有问题，什么都完了”，“眼瞎不如死掉”等话，但面对整个文化世界的蜕变和人心不古的现实，恐怕更是其选择绝望的根本因素。1954年6月1日，孙叔平、陈毅人在给华东文委党组的报告中曾谈及：“在学术上欧阳为颇有造诣的高级神经解剖学家，但我们未能注意发挥他，给他以开展科学研究的便利，而我们一些年青同志在一年以前对他认识不足，只看到他在教学改革、学术思想上保守，而未考虑向他学习，相反有时听学生片面反映，提出肤浅的意见……以致在病中认为所学无人继承。”这其中还是透露了欧阳翥死因的蛛丝马迹，其中“没有科学研究的便利”、“认为所学无人继承”恐怕是两条颇为重要的因素。研究科学是需要物质基础的，对欧阳翥所从事的神经科学来说就更是如此，没有仪器设备，缺少助手人员，都是制约他进行科学研究的实际因素;而学术研究是需要代际承传的，没有很好的弟子传承自己的学术，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更是伤心悲哀莫过于此。
更重要的是，欧阳翥所固守的学术观念受到了近乎颠覆性的对待，这一点尤其表现在苏联生物学家李森科来访事件上。李氏在南京大学做学术报告中斥“孟德尔学派”为“伪科学”。欧阳翥很是气愤，他在休息时在走廊上说：“我实在忍不住，不得不直言，这位专家讲的太不对头。科学是追求真理的，孟德尔的遗传学绝不是伪科学，孟德尔打不倒！”说完拂袖而去。而更重要的细节是：“令欧阳翥失望的是，晚上，一位他平日爱重的弟子来到家中劝说他，要他当众承认‘孟德尔是伪科学’，还说：‘先生，你应顺乎时代潮流。’气愤至极的欧阳翥将学生骂走。”
这里表露的细节告诉我们，其一，欧阳翥对当时采取“一边倒”的依靠苏联方针不是很理解，他有着内心的学术理念和立场坚守，这是不为时代所改变的;其二，欧阳翥所坚持的学术立场不但没有得到自己欣赏的学生的理解，反而被要求“顺应时代潮流”，这对他的基本理念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与刺激。所谓认为“所学无人继承”之说，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当然，这种情况并非是欧阳翥一个人的遭际，其实那代学人面临的冲击是普遍性的。
挚友朱偰对欧阳翥的凭吊，或许为我们理解死者留下更多的线索：“新中国成立以后，铁翘家中以地主成分，首被斗争，藏书星散;但铁翘深明大义，爱国热忱，老而弥烈。1950年抗美援朝，南京市长柯庆施召开座谈会，铁翘首先发言，表示拥护。1952年院系调整，铁翘去生物系主任职;又以思想改造，停止授课;不久竟以多病厌世，而赴井自戕矣。呜呼，人孰不爱其生，铁翘之出于此，又岂得已哉？”
欧阳翥有点类似于胡先骕，都是以科学家名世而古典文学修养甚佳之人，都可以诗人名之。胡先骕曾在致龙榆生函中写道：“清末民初，能诗者多科学家，盖承数千年来积势。”并列举一批科学家诗人的名字，认为：“此皆近五十年来，科学家或深入旧学者，国外殆罕其匹。盖旧时代流风余韵之余波，在今日不可见矣。”其中对欧阳翥特别推重，认为：“我国脑神经学家第一，诗甚佳，有《欧阳翥诗草》。”我们不妨来看看欧阳翥的诗歌究竟如何，“落英如海耀残阳，凝碧嫣红两擅场。绝似三河年少客，欲将肝胆献明堂。”这是诗人青年时期之诗，很能见出其才华横溢的面相来，不过结合他后来的结局，也有些一语成谶的味道。抗战时代欧阳翥创作了很多好诗，这首《夜雨》尤其著名：
夜气冥冥翳太青，清窗听雨独伤情。
梦痕带泪回童辇，歌调凝弦断玉筝。
咽到中宵应有恨，敲残旧苑已无声。
离离原上多禾麦，都为苍生望太平。
我们可以看到此诗清新沉郁，对仗工整，于无声处尽显风流，真是难得的绝妙好辞！或许，我们可以说，欧阳翥的陨落，也可谓是古典中国与现代西方结合的失败，古典中国之优雅终究不能抗御现代西方之残酷袭来的巨浪。徐永端在《欧阳伯》一文中寫道：“他们那一代人中有一批卓越之士，才识兼备、品学兼优。他们一方面极其踏实和严谨地从事科学研究，另一方面，他们可以极其空幻地、灵思缥缈地作诗填词，他们博通中外，熟知古往今来;他们行万里路，根子还是深深地扎在中国的泥土里。”这话说得不错，那代人骨子里还是中国人，虽然有留学背景也了解西方，但他们仍保持了士大夫传统的优雅和气节，是真正的中国的“士”。当他们的理念和理想不能再和现实“和光同尘”时，他们也就选择了平静离去的方式，虽然有点笨拙，但也是一种果断、一种勇敢、一种坚决，是“君子死节”。
后来，同为南大教授的生物学家陈义在为欧阳翥编纂的《诗草》序文中这样说：“铁兄（指欧阳翥，笔者注）在科学方面，成就卓越。在柏林大学时，从名师福格脱学，对于人脑研究，论著颇多，在岛区发现叉形细胞，在横纹区发现特殊细胞结构，造诣极深，为国内有数之专家，在国际上亦负盛誉。1931年出席瑞士第一届国际神经学大会，初识巴甫洛夫教授。铁兄对黄种人被人轻视，最为痛恨。当时欧洲学者谓黄种人脑有猴沟，曲如新月，近乎猩猩，进化不若白人高等。铁兄为辩其诬蔑，乃遍游英、法、德、荷诸国，搜集证据，从其研究，得出结论：所谓猴沟不仅黄种人有，白种人亦不例外。1934年夏，第一届国际神经学会在伦敦开会，铁兄闻帝国主义学者香港大学人类学教授施尔石将出席论黄种人脑，藉以贬损中国人，不由义愤填膺，置母绝症于不顾，争先参加该会，为祖国学术辩白，以其证据确凿而驳倒对方谬论。其爱国热情之高，以至于此，实可称具有热血之中华健儿也。”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欧阳翥的民族气节和学术品格。他早年求学于南高师（即后来的东南大学），后留学法、德，在巴黎大学、柏林大学学习动物学、人类学与神经解剖学;1932年获德国哲学博士学位，随即任柏林皇家学院神经学研究所研究助理，研究大脑皮质细胞的解剖;1934年归国。
欧阳翥在学术上相当活跃，曾参加过多个学术团体，有些还担任了职务，譬如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监事），中国动物学会、中国心理学会、中国解剖学会、中国人类学会、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国际人类学会、国际神经学会与中奥文化协会（理事）等。中国科学社的资料里至今还保存了他与同仁的通信：“前奉手教，嘱弟草《卡哈传》，以实《科学》。寒假中曾一度执笔，终为琐事所累，未得竞其全功。盖关于卡哈氏传记散见于欧美德法英文杂志中，长者凡七八篇，非详其异同，恐蹈不实之讥。欲比较其出入而参证之，又非短时间所能为力。且弟向不敢轻于发表，恐见笑于大方，故文字之间，亦宜斟酌，是用久方遵命，谅之谅之。年内当有以塞责矣。”可见他是个很谨慎下笔为文之人，所以其科学著述流传不算太多，有《人脑直回细胞之区分》、《人脑岛回新特种细胞》、《关于形细胞之新发现》等二十余篇论文，在国内以及德、英、美、法、瑞士等国发表。但在另一个方面，即文学上，他却有相当丰厚的作品。欧阳翥幼承家学，古典修养相当不错，书法水平亦高，是很有声誉的书法家，他还作有《退思盦诗草》六卷、《退思盦文稿》二卷、《退思盦诗抄》十三卷、《退思盦杂缀》三十六卷，共计数百万字。他在台儿庄大捷后赋诗：“江淮终古障睢阳，莽莽彭城旧战场。蛇豕已传过峄县，貔貙闻说据台庄。山川欲变旌旗色，兵甲羞遮日月光。莫道长驱能破竹，汉家犹有戚南塘。”可见他的诗风于一斑，也可见他对民族战争的一腔热血之情。
抗战时代，欧阳翥随中央大学西迁入渝。1939年，他在重庆沙坪坝的校址为朱偰的《杜少陵评传》撰写序言，颇能见出其古典文学修养：“杜少陵，诗之圣者也。怀高世之才，遭有唐文学昌盛之世，承先人之休烈，缵其遗绪。寝馈六经，逍遥子史;旁及汉魏六朝文章辞赋，无所不窥。自少小学为诗，已惊其长老。弱冠而后，薄游吴越齐赵。所至交其贤豪，浏览名山大川，以激发其志气。尝登泰岱，渡钱塘;下姑苏，吊虎丘剑池;过金陵，探南朝文物;徘徊王谢故居，慷慨低昂不忍去。而所见长林丰草，晨钟暮鼓;烟云杳霭，波吞日浴;俯仰兴感，一发于诗。其奇气横溢，雅赡典重，沉郁顿挫，光焰万丈;而格律谨严，无悖于规矩。虽禀赋之厚欤，要其学力不可及也！总工部所为诗，无体不备。祖述风骚，祧宗苏、李、陶、阮，近取庾、鲍之精华，一扫齐梁靡丽之习;卓然自成大家，冠绝千古。后来作者，未能或之先也。论者每与李白并称。以余观之，供奉殆犹有不及工部者乎？”此处纵论诗史，凸显杜甫地位，非文章好手而不能为，而其字句瑰丽，发为排比，诚大块之好文章也。
然后，说到朱偰：“吾友朱子伯商，多才好学士也。早岁游柏林，治经济学，举博士有声。以其余学为诗，力求近古，往往超拔有奇致。自汉魏以下之作，靡不皆读;而尤心折工部，反复玩索，豁然有得。与余过从论诗，往往契合若符节。以杜工部虽流离播迁，穷愁潦倒以终其身，而其心未尝一日不忧家国民生也。则谥之曰民族诗人。又以千余年来，治杜诗者虽多，而皆有所蔽，未能得其汇通。即工部平昔交游，生卒年月，亦未能作精审之考订。乃根据正史，摭拾载籍旧闻，旁征博引，参证本集，厘析而条贯之，成《杜少陵评传》一书。对工部生平行事，及其所为诗歌时代之先后，莫不详加订正，揭前人之所未发。而于杜诗之渊源，及其抱负与身世之感，尤三致意焉。书成，以授予，使读之。自惟不学，不足以知杜诗之真谛。独服朱子眼光之敏，与其致力之勤，用能得心应手，成此巨制。正前人之失误，为后学之津梁。其有功于文学批评与研讨也大矣！爰不揣固陋，辄书所见于此。读者或不以为悖谬乎！”这话用来评价杜甫固然合适，其实用来自命，又何尝不可？欧阳翥、朱偰都是忧国忧民之贤士，都是民国时代的一代知识精英，他们的寄寓杜甫，其实内心大有深意在焉，未尝不是借这位古代的伟大诗人来自况，只要看看他们所留下的大批诗篇就可以知道了。
朱偰与欧阳翥相识于留德时代，“‘九·一八’事变作，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占东北，柏林留学生激于义愤，组织抗日救国后援会，从事国际宣传，欧阳亦当选为委员，与余共同奔走，撰文告宣言，作演讲报告，余之識铁翘自此始”。自此之后，两人结交为友，多有往来，“归国以后，余任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铁翘则任生物系主任，常相过从。然所谈皆非所学本行，而多论文艺诗词，每谈汉魏六朝以迄唐宋诗家流派，若合符节。抗战入蜀，过从更密，余撰《杜少陵评传》，铁翘为作序;每论时局，则激昂慷慨，热泪盈眶。家陷长沙，犹有老父倚闾;伉俪不谐，居常离群索处，然对人接物，则极为热忱;尤喜孩童，孩童亦乐追随之”。这里不仅细数了两人之间的友谊，而且点明了欧阳翥的个性特点，譬如对时势的慷慨激昂，婚姻的不和谐，对人的热情，以及对孩子的喜爱等。 欧阳翥确实有侠义之气，好友段熙仲在《欧阳翥诗草》序中这样写道：“临湘欧阳铁翘，振奇人也。民十二，余来南雍始从季弟识其人。高睨大谈，类世所谓伉爽大夫者。其年，南雍不戒于火，科学馆被焚，诸弟子齿录较高，与秉农山、柳翼谋、陆志韦诸老师相向而哭，皆失声。火方炽，有冒烈焰抱图书而出入者，火光赫照中见此巨汉，则吾铁翘也，余心敬之。”这给我们展现了欧阳翥另一面的“侠客”形象，在大火中救书，这是需要勇气和定力的，而欧阳翥如此慷慨任侠，乃能博得同侪的钦敬。这样一个勇者，难道会简单地因为病痛而失去生活的勇气而自绝吗？
陈寅恪在挽王国维时说：“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追究其原因，乃在于“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运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现代中国的发展进程，望断江河而坎坷多悲歌。然而，陈寅恪终究没有选择像王国维那样自戕，他晚年虽然遭到多重威胁乃至迫害，但始终坚守如初，最终仍以身殉，只不过没有选择自尽罢了。像欧阳翥这样的人物，比他还要小上八岁，却决然地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何以然？
欧阳翥早年因被包办婚姻而失去对婚姻兴趣，丧偶之后未曾再娶，孤独一人，又患了重病，有目盲的危险，这对一个学者来说确实是有些生不如死的感觉，他也曾努力地尝试求医，但终究宣告失败。这些打击，确实不可谓不沉重。但像他这样有着深厚的古典修养，又有精深的专业技术的学者，他之死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考量，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寄托，不可能没有自己更深层次的文化思考。
对于欧阳翥选择自戕之路，病情的严重固然是一个直接诱因，譬如他曾经说过“眼睛一有问题，什么都完了”，“眼瞎不如死掉”等话，但面对整个文化世界的蜕变和人心不古的现实，恐怕更是其选择绝望的根本因素。1954年6月1日，孙叔平、陈毅人在给华东文委党组的报告中曾谈及：“在学术上欧阳为颇有造诣的高级神经解剖学家，但我们未能注意发挥他，给他以开展科学研究的便利，而我们一些年青同志在一年以前对他认识不足，只看到他在教学改革、学术思想上保守，而未考虑向他学习，相反有时听学生片面反映，提出肤浅的意见……以致在病中认为所学无人继承。”这其中还是透露了欧阳翥死因的蛛丝马迹，其中“没有科学研究的便利”、“认为所学无人继承”恐怕是两条颇为重要的因素。研究科学是需要物质基础的，对欧阳翥所从事的神经科学来说就更是如此，没有仪器设备，缺少助手人员，都是制约他进行科学研究的实际因素;而学术研究是需要代际承传的，没有很好的弟子传承自己的学术，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更是伤心悲哀莫过于此。
更重要的是，欧阳翥所固守的学术观念受到了近乎颠覆性的对待，这一点尤其表现在苏联生物学家李森科来访事件上。李氏在南京大学做学术报告中斥“孟德尔学派”为“伪科学”。欧阳翥很是气愤，他在休息时在走廊上说：“我实在忍不住，不得不直言，这位专家讲的太不对头。科学是追求真理的，孟德尔的遗传学绝不是伪科学，孟德尔打不倒！”说完拂袖而去。而更重要的细节是：“令欧阳翥失望的是，晚上，一位他平日爱重的弟子来到家中劝说他，要他当众承认‘孟德尔是伪科学’，还说：‘先生，你应顺乎时代潮流。’气愤至极的欧阳翥将学生骂走。”
这里表露的细节告诉我们，其一，欧阳翥对当时采取“一边倒”的依靠苏联方针不是很理解，他有着内心的学术理念和立场坚守，这是不为时代所改变的;其二，欧阳翥所坚持的学术立场不但没有得到自己欣赏的学生的理解，反而被要求“顺应时代潮流”，这对他的基本理念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与刺激。所谓认为“所学无人继承”之说，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当然，这种情况并非是欧阳翥一个人的遭际，其实那代学人面临的冲击是普遍性的。
挚友朱偰对欧阳翥的凭吊，或许为我们理解死者留下更多的线索：“新中国成立以后，铁翘家中以地主成分，首被斗争，藏书星散;但铁翘深明大义，爱国热忱，老而弥烈。1950年抗美援朝，南京市长柯庆施召开座谈会，铁翘首先发言，表示拥护。1952年院系调整，铁翘去生物系主任职;又以思想改造，停止授课;不久竟以多病厌世，而赴井自戕矣。呜呼，人孰不爱其生，铁翘之出于此，又岂得已哉？”
欧阳翥有点类似于胡先骕，都是以科学家名世而古典文学修养甚佳之人，都可以诗人名之。胡先骕曾在致龙榆生函中写道：“清末民初，能诗者多科学家，盖承数千年来积势。”并列举一批科学家诗人的名字，认为：“此皆近五十年来，科学家或深入旧学者，国外殆罕其匹。盖旧时代流风余韵之余波，在今日不可见矣。”其中对欧阳翥特别推重，认为：“我国脑神经学家第一，诗甚佳，有《欧阳翥诗草》。”我们不妨来看看欧阳翥的诗歌究竟如何，“落英如海耀残阳，凝碧嫣红两擅场。绝似三河年少客，欲将肝胆献明堂。”这是诗人青年时期之诗，很能见出其才华横溢的面相来，不过结合他后来的结局，也有些一语成谶的味道。抗战时代欧阳翥创作了很多好诗，这首《夜雨》尤其著名：
夜气冥冥翳太青，清窗听雨独伤情。
梦痕带泪回童辇，歌调凝弦断玉筝。
咽到中宵应有恨，敲残旧苑已无声。
离离原上多禾麦，都为苍生望太平。
我们可以看到此诗清新沉郁，对仗工整，于无声处尽显风流，真是难得的绝妙好辞！或许，我们可以说，欧阳翥的陨落，也可谓是古典中国与现代西方结合的失败，古典中国之优雅终究不能抗御现代西方之残酷袭来的巨浪。徐永端在《欧阳伯》一文中寫道：“他们那一代人中有一批卓越之士，才识兼备、品学兼优。他们一方面极其踏实和严谨地从事科学研究，另一方面，他们可以极其空幻地、灵思缥缈地作诗填词，他们博通中外，熟知古往今来;他们行万里路，根子还是深深地扎在中国的泥土里。”这话说得不错，那代人骨子里还是中国人，虽然有留学背景也了解西方，但他们仍保持了士大夫传统的优雅和气节，是真正的中国的“士”。当他们的理念和理想不能再和现实“和光同尘”时，他们也就选择了平静离去的方式，虽然有点笨拙，但也是一种果断、一种勇敢、一种坚决，是“君子死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