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按我的性格不会说这样的话。”汤仙虎直挺的鼻梁上架着老花镜，目光扫过那句屡屡见诸报端的“我要培养一批林丹”时，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吐出这么一句，不急不缓的语气中，透着不容置疑。旋即，许是为了消解弥散在空气中的疑惑，淡淡地反问：“虽然心里会这么想，但和说还是不一样吧？”
　　70岁时，在李永波的建议下，汤仙虎就任东莞李永波羽毛球学校的校长，这是全国唯一一所以现任国家队主教练名字命名的羽毛球学校。1亿元的投资使学校有资格成为国家队的训练基地，由汤仙虎、前国手文凯、福建省青年队教练卢青等组成的教练班子堪称豪华，当然，相较发展兴趣为主的特色运动班，专项训练班平均每个月1万元的学费也超出了工薪阶层的承受能力。
　　对于学费高昂的质疑，汤校长心中自有一笔账，一般当过国家队队员每小时的教学费是300-500元，在学校则大约是两个半小时300元。运营成本高和每天都在发生的折旧意味着学校离收支平衡尚有一段距离，而赚钱的诱惑，远不如培养下一个林丹的刺激大。

归来

　　汤仙虎出生的时候，日军占领了印尼，开始了长达3年零8个月的血腥统治，父母给他取名“现虎”，意指“现在的老虎”，寄予了无所畏惧的期许。
　　他将这份期许押在羽球场上，50年代，他已打入了印尼全国前八。在一个街巷遍布球馆的地方，家境窘迫的他杀出重围着实不易。然而，反华运动开始萌芽，把姓名从汉字改为印尼拼音的华人发现，他们的护照上多了一行“并非纯正印尼人”的说明，走在路上被人指着叫“支那”的滋味也让汤仙虎心情复杂。
　　1953年，印尼的华侨社团组织了一支50人的队伍回国参加四项球类运动会，帮助印尼首次从三冠王马来亚手中斩获汤杯的王文教也在其中，最终他们并未赶上运动会，却在中国逗留了远超原计划3个月的时间。这期间，王文教和队友被带到北京的育婴院、能在6分钟内装配一部卡车的长春一汽、抚顺的露天煤矿、南京的雨花台、上海的妇女改造院。
　　“虽然被‘洗脑筋’，但真正动了回来的念头是在抗美援朝中国击落美国飞机之后，”王文教说，得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被打败后，他一个晚上没睡着。
　　双打搭档陈福寿和他一拍即合，两人秘密商量着干脆不回印尼了。然而迫于集体签证，怕影响到他人，中央侨委并未批准他们的请求。
　　彼时，王文教在印尼是名气响当当的人物，走进任何一家运动品商店，不仅有咖啡招待，有伙计陪着聊天，临走还能不花钱挑选球拍，这款球拍则将打上世界冠军的商标，身价大涨。
　　最终，他用5块OMEGA贿赂了旅行社，护照上使用9年前还是孩子时的照片和福建话发音的姓名，于1954年5月6日登上了从雅加达驶往香港的船，在码头，他和陈福寿、黄世明的合影在林丰玉的相机中定格。
　　林丰玉是王文教的教练，江湖传言有一手握一拍的本事，其实他的真实身份是印尼《新报》的体育记者。由于拥有随时进出总统府的权力，他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不少情报，后被列入印尼政府的黑名单，只得回国。
　　即使上了船，心有余悸的王文教也不忘叮嘱林丰玉把照片压到船驶离印尼领海之后再发布，一门心思背井离乡的他们生怕被抓回去。
　　在海上的一个礼拜，陈福寿晕得厉害，王文教一到晚上就失眠，夜里站在甲板上，他望着深色的海水和从水面跃起的闪着鳞光的飞鱼，想起在回国申请书上写下的“我离开印尼后不愿意再回到印尼”的誓言，想起尚未告别便已永别的初恋，想起母亲临别时的那句“以后如果听到妈妈过世了，不要戴孝也不要哭”，蓦地感到前途很迷茫。
　　前新加坡羽总技术主任郑青金忆起1958年踏上深圳土地的第一反应，“看到老奶奶吃力地挑着扁担，心都凉了。”
　　和王文教的侄子熟识的汤仙虎在对方及爱国华侨会的劝说下，于1960年12月回国，次年2月抵达福建。临行前，同乡会不仅自发筹措了路费，捐了大量包括黄油在内的食品和衣物。
　　这是18岁的汤仙虎第一次离开家人，虽说是回到祖先曾经待过的地方，但于他而言只是语言都不通的全然陌生之地，打球是他回来的唯一理由，相应地也占据了他的全部身心。回国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自己的名字从“现虎”改为“仙虎”，希望能沾点仙气。
　　开弓没有回头箭，从林丰玉到王文教再到汤仙虎，三代归侨在球场上的拼命背后是回不到过去的决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