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中国老百姓“有事找政府”的习惯不同，欧美国家的老百姓有事不仅会找政府，还会寻求非政府组织的帮助。“非政府组织”伴随全球化浪潮从上世纪后期的掀起，已经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字眼。但多数中国人或许感觉这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单位”。那么，西方的非政府组织究竟靠什么生存和发展?简单地说，打造品牌对欧美国家的非政府组织至关重要，这样既有信誉也有资金保证。在这些机构工作的人，因为衣食无忧又充满济世理想，自然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非营利的社会工作中。
　　“第一桶金”多来自富人
　　非政府组织管的事情可谓五花八门，而且遍及全球。比如我们熟悉的环保机构“绿色和平”；在战场上不分敌我、救人为先的“国际红十字会”；推动全球减贫的“福特基金会”等，都是服务全球的非政府组织。这些机构既不靠经济利益驱动，也不需要向政府低头，但它们若想实现长年服务大众的目标，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养活自己”。
　　在西方，不少非政府组织掘到的“第一桶金”，往往是来自富裕阶层的捐赠。在美英等国，政府对于高收入的亿万富豪们往往不吝税收，挣钱越多，缴税越多。不少富豪们思虑再三，与其把这些钱白白交给税务局，不如捐给社会，还能增加一些个人社会荣誉。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如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夫妇以自己名字成立的非政府组织性质的基金会，“金融大鳄”索罗斯个人旗下的“公开社会基金会”都属此类。
　　但问题是，这些都是富豪们实现个人理想，或转移财富来源而冠冕堂皇避税的个例。对于多数非政府组织，尤其是社会上自愿发起的小型非政府组织来说，它们的资金来源不可能如此雄厚，往往需要先通过一鸣惊人的研究报告，或倡议有影响的社会性活动来赢得关注，在有了一些名气之后慢慢获得社会上的资金。
　　英国是全球最先建立非政府组织的国家。在英格兰和威尔土地区，目前有超过20万家这样的机构，仅在英国慈善委员会登记注册的就有18.6万家，总资产约对于多数非政府组织，尤其是社会上自愿发起的小型非政府组织来说，它们往往需要先通过一鸣惊人的研究报告，或倡议有影响的社会性活动来赢得关注，在有了一些名气之后慢慢获得社会上的资金达700亿英镑；专职人员的总就业规模达50万人，约占全英就业人口总量的3％。
　　在这些非政府组织中，成立于1958年的“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就是一家由小做大的机构。该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汤普森曾经邀请《国际公关》杂志记者前往其伦敦的办公室访问。汤普森介绍说，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是一家帮助西方国家男性志愿者与发展中国家的同行一起工作、分享技术的机构。该组织刚成立时的工作人员就是第一批志愿者，而他们能够前往的国家也很少。但在每完成一个援助海外的计划之后，他们总能带回大量在当地工作的多媒体资料，向英国社会介绍自己的工作经历，并积极安排工作人员接受英国当地媒体的采访，久而久之便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与此同时，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也变得更有名气，接受的援助资金也越来越多。
　　现在，该组织每年可以派出1800多名志愿者到60多个国家，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后，还安排大量志愿者到中国教英语。目前，服务社在中国的志愿者超过200名，主要分布在中国贫困地区的学校，而该组织每年在中国的经费预算为300多万英镑。
　　专业打造名气
　　虽然欧美国家将非政府组织定义为“为了广泛的公共利益而设立，非营利、非政府、从事各种慈善性公益活动的组织”，但这并不代表这些组织成员不专业。举例来说，有一种非政府组织的工作范围不在本土，而在一些战争冲突地区，如1991年成立的“战争与和平报道”组织，就是一个会员遍布全世界的记者组织，为冲突地区培训记者，为他们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提高当地记者的报道水平，引导他们报道有益于公共利益的新闻，支持和平、民主与进步。为此，该组织创办的网站内容是用九种语言发布的。在阿富汗、伊拉克、非洲等地都活跃着他们培训的记者的身影。
　　和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不同的“缓刑”组织，是另一家总部设在伦敦的非政府组织。它的工作重心一直放在帮助人们解决在法律判决上的疑问，让民众不用去找每小时动辄就要支付500英镑的大律师，就能为自己的案子找到专业解读。“缓刑”的组织规模不大，全球不到50人，但在英国社会却非常有名。该组织的英国本地事务发言人赛琳娜今年不过30岁，却已在该组织工作了7年。法律专业出身的赛琳娜，更愿意将自己工作的机构看作是“压力组织”的一份子。
　　所谓“压力组织”，指的是对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都要发表看法，甚至向政府施压，迫使当局重新考虑原先的法律判决。赛琳娜认为，和政府“叫板”是“缓刑”的最大特色，该组织已经帮助数百名涉案人员获得了重审的机会，让很多英国人的人生道路就此重写，因此在英国民间非常有名。
　　正是因为赢得了品牌知名度，“缓刑”组织最近几年接到的志愿者申请表越来越多，很多都是知名法律院校的毕业生。这些律政界的新人不但希望在这里获得从业经验，还能争取到志愿者的荣誉称号，因为在英国社会，一个年轻法律从业者如果有长年的志愿者经历，会被看作拥有更大的社会责任感，在职业道德方面大大加分。
　　赛琳娜告诉记者，正是因为“缓刑”走的品牌路线和律师事务所截然不同，但却又一样能够获得社会认可，一些法律机构和律师事务所一直愿意提供资金，来委托他们进行项目培训。她透露说，最近几年参与志愿活动的不少年轻人的父母都是政府部门的高官，相信儿女们的从业经历会帮助“缓刑”在英国政界做一个更加直观有效的广告宣传。
　　借国家形象扩大品牌影响力
　　在欧美国家，有不少非政府组织并不缺钱，因为其背后有着政府的资金支持。但是如何做到让外界不要误会自己是一个政府喉舌，增加对自己的信任感却并不容易。在这方面，美国的福特基金会、英国的文化协会和德国的歌德学院同属此类，并且都是借助国家的形象，扩大自己的品牌影响力。
　　以美国前总统福特命名的福特基金会创立于1936年，是一个致力于国际和平和改善人类福祉的私人慈善机构。它强调“民主价值观，减少贫困和不公，促进国际合作和提高人类的成就”。每年预算超过5亿美元的该基金会作为全球最大的私人基金会之一，投入大笔资金在环境与发展、生育健康、公共政策与政府治理、法律和权利、教育等方面。早在1988年，福特基金会作为第一批被中国政府允许在华设立分支机构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北京设立了中国办事处，在提供项目资助的同时，也传播了美国的国家形象。
　　在欧洲主要国家中，英国虽然是非政府组织成立较早的国家，但在政府支持、建立组织、参与对外文化交流方面起步较晚。1934年之前，英国外交部、 驻外使馆虽然也从事在海外宣传和树立英国形象的工作，但他们的工作缺乏系统的规划和必需的资金。相比之下，一些民间组织，如“世界人协会”通过设置高校学术交流项目、创办杂志、对外广播、建立人际联系等，采取“全方位”的方式致力于海外文化交流。因此，在英国外交部的支持下，“世界人协会”在1934年转型成为一个新组织，不仅负责全面整合和协调英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也用来应对来自法德等国日益强烈的竞争和挑战，这个组织就是英国文化协会。
　　英国文化协会虽然已经是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交流机构，但自始至终保持着非政府组织的地位。英国文化协会在全球109个国家的223个城市设有办事处，雇有7500名员工，其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3年，当时在重庆设立了办事处，在亚洲各国中是最早的。目前，英国文化协会在北京、上海、广州和重庆都设有信息中心。在信息中心可以免费进行信息咨询、上网，浏览最新英国期刊，查阅英国留学和有关英国的综合信息，了解当代英国最新的发展和科研成果，为帮助中英两国的学术交流、文化合作，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而它自身也变成了一个权威机构。
　　细化服务内容，增进与社会的融合
　　让欧美国家的老百姓如此信赖非政府组织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感到非政府组织“无所不帮，无所不能”。欧美国家有成千上万个非政府组织，他们活跃在法律、劳工、军事、民生等各个领域。在英国，这些非政府组织的主要活动包括：扶贫救济、教育援助、宗教慈善、卫生健康、社会及社区福利、历史文化艺术遗产的保护、环境保护和生态改善、动物保护及福利、业余体育运动、人权与和解、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处、科学研究及普及等等。
　　这些非政府组织之所以能涉及如此多的领域，打响自己品牌，同政府“让权”有着直接的关系。尤其是在最近50年，英国政府的公共部门、私人企业部门和民间公益部门都发生了功能性变化。在上世纪90年代工党政府上台后，政府通过推行“国有化”，将原来由许多慈善组织提供的社会公益服务接管成为政府公共服务。布莱尔政府推行的所谓“现代化”，一方面强调建立一个强大、活动积极的民间公益部门，另一方面强调政府和民间公益部门的合作，因此让这些非政府组织有了发挥的空间。
　　英国政府一直很重视与民间公益组织的合作并视之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为推动民间公益事业的发展，英国政府不仅每年投入巨大的财政资源，而且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行政支持体系和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的一个庞大的登记一监督体系，努力建立健全各项法规政策，并通过在各级政府与民间公益组织之间签署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政府与志愿及社区组织合作框架协议》，积极推动政府各部门及各级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合作。
　　让这些非政府组织能够“管得宽”的另一个原因，是社会上一直有积极争当志愿者的社会文化，让他们总是不缺人手。在英国，平均每个16岁以上的成年人，每月都会从事某种形式的志愿服务。在这些非政府组织工作的有偿员工，只占其经常就业人数的1/3，绝大多数是各种形式的“零工资”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