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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秒，我可以很迷恋你，下一秒，我就可以甩手而去；这一秒，我可以与你同居生子，下一秒，我就可以决定，他／她，何时才能来到这个世界——是的，作为21世纪的新新女性，我们享有着绝对的自由：选择的自由、恋爱的自由，生育的自由，更重要的是身体支配的自由——我们掌控着自己的身体，可以决定何时怀孕，而何时只是享受性的欢愉。
可是，从一出生就享有这一切的你，是否知道让自己“轻松摆脱困境”的紧急避孕药于2000年才正式在药店里自由出售?你更想不到的是1960年避孕药片才被核准生产，堕胎合法化则更晚——1973年。从避孕药片到堕胎合法化，所展现的是一部女性抗争史——为争取身体自主而反抗到底!
一道上千年的女性枷锁
在过去的十多个世纪里，女人们都被灌输着要秉承一条古训——对丈夫的需求要绝对服从。就传宗接代被阻止而言，在每一次性行为中采取避孕措施都是一种剥夺天性的罪恶。千百年来，女人对生儿育女根本没有任何选择。
“一直以来，我常常纳闷为什么自己对怀孕的恐惧甚于死亡?……可是很多时候，我绝不敢逃避丈夫的亲近。假如不能让丈夫得到满足，他可能会遗弃我。我非常担心。”
这是一位有着13个兄弟姐妹的新婚女子写给避孕药之母玛格丽特·桑吉尔的话。而她，绝不是最恐惧的那位。仅仅是在另外一封信件中，一个虽然只有26岁，却已经身为5个孩子母亲的女子比她更为焦虑。“请告诉我怎样才可以不再怀孩子。如果再生孩子的话，我会累死的。从上次怀孕，直到流产，我一直在受罪，现在后背还直不起来，人很虚弱。求求你们了!告诉我该怎样才可以不再怀孕。”
仅仅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只是50多年以前，所有的女人，不论是贫穷的还是富裕的，貌美的抑或年老的，未生育的，或5个孩子的母亲，都时时刻刻准备着以同一种方式，被人任意宰割。
堕胎术，以刮匙探入子宫将胎儿从子宫壁刮除。需注意刮匙不能刺破子宫，以免妇女流血致死，器械务必正当消毒，以免受到致命感染。这就是上个世纪，简单有效的避孕手段——避孕药片未出现之前，妇女面对不堪重负的生育压力所能采取的措施。可是，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幸使用这一方法。在堕胎隐秘且非法的年代，大多数堕胎术施行者只对收取费用感兴趣。有钱的妇女可以找经验丰富的医生。贫穷的妇女则只能披赶出诊所，采用民间秘方私自堕胎，要么就面临着在手术前与男手术师发生性关系的局面。其他手段，如使用衣架、鞋钩、编织针或灌洗液等，直到30年代，许多想要中止妊娠的妇女仍依赖灌洗法，通常是碳酸皂、碘和松节油加水混合的有毒溶液，不仅无效，而且常常导致不育和死亡。
如果再往前追溯，这道沉重的生育枷锁已经捆绑了女性上千年。那时候，人们习惯使用的器械是又尖又细的木棍，或者喝水银。在过去的许多个世纪中，女人们要忍受着痛苦的煎熬，面临着死神的危险，而且，在生与死之间，女人对生儿育女根本没有任何选择。因为千百年来，她们都被灌输着要秉承一条古训——对丈夫的需求要绝对服从。在中国，那是三从四德；在西方，早在中世纪，神学家、圣徒托马斯·阿奎那就告诫，就传宗接代被阻止而言，在每一次性行为中采取避孕措施都是一种剥夺天性的罪恶。此外，禁止避孕、堕胎的法律随处可见。美国于19世纪后期就通过了康姆斯托克法，明令禁止传播堕胎工具以及为防止怀孕而设计、研发的任何药品、医疗、器件或其他物品。英国早在1803年就颁布了禁止妇女堕胎法，将堕胎视为非法行为，最高可处以死刑。
没有人知道在这几千年中为此死了多少人，更没有人会去统计有多少女性因此而身心受创。有迹可查的，只是一些蕴涵历史深意的数字。据美国支持堕胎组织统计，从1946年到1972年，美国的堕胎大约有1100万到3200万人次，基本都是非法堕胎，死于非法堕胎的妇女大约有7000人。而自堕胎合法化之后的1973年至1999年，堕胎人次3400万，死亡人数不到500。
7000，500，不论哪一组数字，都是冷冰冰，毫无生命的。我们无法想象这些数字背后那些鲜活而又充满个性的生命，我们理解不了身为人母的喜悦怎会被生育的恐惧所取代，我们揣测不出她们喝下水银、争抢煮铜水时的心情。甚至，我们会为女性在争取生育自由的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细节而惊诧不已：1916年，美国第一家节育诊所在纽约布鲁克林开张，仅10天，就以分发“淫秽”材料的罪名被关闭，1943年，玛丽路易·吉欧因为替人堕胎而被法国贝当政府判刑斩首；1957年，避孕药最初是以治疗月经不调的形式出现的，以致在爱尔兰，这个93％的居民信奉天主教的国家竟闹出这样一个笑话：该国是世界上妇女月经不调发病率最高的国家，1971年，当波伏娃领头发表支持堕胎的“343宣言”时，立即被舆论污蔑为“343个荡妇”……可是我们终究看到了这道枷锁在松动，避孕药片裹挟着二战后的婴儿潮和世界范围内的女权运动毅然合法，在那个热情四射的60年代，披头士们干净利落地了结了贝多芬们的时代，“Make Love，Not War”的口号在迷你裙间翩翩飞舞、流连忘返。在叛逆精神荡漾的全新世界里，上千年的生育枷锁披强行撬开，然后砸烂，碾碎，扬灰。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避孕药面世30周年时，美国《妇女生活》杂志发布宣言：避孕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它鼓励了性开放和试婚。同时，也刺激了女权主义运动。一旦妇女们意识到她们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便开始向她们的丈夫，父亲，老板和教父们的权威提出挑战。那么，这一系列的影响是如何发生的?它的背景又在何方?
战争，消费繁荣，婴儿潮
婴儿潮一代一再受到激进的政治观点和愤世嫉俗的社会风气影响。1964年前后，婴儿潮中出生的妇女上大学，至此，某种解放思想的思潮已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主流文化……
避孕药片的诞生从一开始就与节育相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最直言不讳的节育支持者，同时也是对避孕药之母桑吉尔夫人影响最深远的女性就是社会主义活动家艾玛·哥德曼，她首次喊出了“自愿做母亲”。哥德曼认为，没有有效的节育措施，妇女不会得到身体的支配权。享受真正的性自由。由于向公众做节育演讲，示范避孕工具，1916年2月，哥德曼被捕入狱。那时的生育自由抗争困难重重而又收效甚微。
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参军造成的男人的缺失，共同导致了20世纪上半叶妇女上班人数的不断增长。在战争开始的1941年，95％的战时女工都想离职回家，而到了战争结束时，约有80％的人改变了主意。妇女习惯了自己的独立、个人成就感，以及外出工作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具有女权主义意识的新女性队伍开始壮大。
同时，伴随着二战军人返乡生子，第一次 婴儿潮出现。婴儿潮一代是在一个繁荣的、具有消费意识的经济中长大的。学校的教学大纲是略带叛逆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和马克·吐温。上大学后，他们的生活带上了社会不和谐的印记：冷战，核毁灭的潜在威胁，越战；而在另一面则是民权运动、女性解放。以及环境保护主义发展而来的理想主义。他们批评父辈发起战争，制造污染，遵奉平庸乏味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婴儿潮一代即使不是一再受到激进的政治观点和愤世嫉俗的社会风气影响，至少在衣着、发型、音乐的选择和毒品方面也受到潜移默化。1964年前后，婴儿潮中出生的妇女上大学，至此，某种解放思想的思潮已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主流文化，与这个动荡的社会并存。
避孕药片与性解放
避孕药核准生产，比基尼成为流行泳衣，超短裙面市，所有这些，都暗示着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呼之欲出。
1959年12月底，经过两年漫长而压抑的等待，避孕药片摆脱治疗月经不调之名而公开用于节制生育的决断时刻终于到来。在那个极冷的冬日，桑吉尔夫人协调组建的避孕药研发团队核心成员之一约翰’洛克博士来到华盛顿“食品和药品署”，听取判决。等待了一个半小时，一个30岁左右的官员终于走进房间。他的提问触及了很多问题，包括药物与癌症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它可能引发的道德、宗教领域的麻烦，等等等等。洛克站在那里，面色凝重，双眼紧盯着那名官员：“小子，你在跟我过不去!”
“我要重新考虑，请听候我的命令。”
洛克站起来，抓住他的衣领：“不。你必须现在作出决定。”
当然，他没有批准申请。5个月之后的1960年11月，避孕药片才终于被正式批准生产。一种完美的避孕药品终于诞生!
同时，比基尼成为流行泳衣，超短裙面市。且早在1953年金赛报告的第二部《女人的性行为》中，就有大量的统计数据表明，相较于传统上将性生活看做是不得不忍受的职责，这一时代的女性越来越多地将其视为可享受的乐趣。所有这些，都暗示着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呼之欲出。
1962年，广告公司总裁、日后成为著名时尚杂志《大都市》主编的海伦-格里-布朗出版《性与单身女孩》，极言两性之乐，以及来婚的社交前途。在书中，她评论说，女性“可能结婚，也可能不结婚。在当今世界，这对妇女而言已不是什么大问题”。《性与单身女孩》成为“性解放”的代言人。1963年，女权主义作家贝蒂·弗里坦的《女性的奥秘》出版。在书中，弗里坦驳斥了那种认为妇女只能做贤妻良母和花钱购物的论调，认为在现代社会，有效的避孕手段可以使妇女发挥更多的社会作用。因此，当代美国妇女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争取权利控制自己的生育过程，由自己决定何时生育，是否生育，以及生多少个孩子。弗里坦的这一呼吁正式吹响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号角，同时也反映了一种全新的道德观念的到来——性自由及性平等。
避孕药片的合法化加速了这场解放风暴。1965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格里斯沃尔德对康涅狄格州案”。当时，格里斯沃尔德因给结婚夫妻提供避孕药片而面临100美元的罚款，因为根据所处地康涅狄格州的法律规定，任何使用药物或医疗手段以避免怀孕的人，将受现金处罚或拘禁。格里斯沃尔德不服，于是提起诉讼，认为该法规侵犯了购买者及其个人的隐私权。美国最高法院支持了他的主张，从而令购买避孕药合法化，更为避孕药的普及使用开出了一路绿灯。
这场伴随着避孕药诞生而开始的性解放运动来得如此猛烈，以致罗马天主教会都面临着撕裂。1966年，由教皇亲自任命成员的委员会，历时3年的讨论研究，以35票对5票的压倒优势通过要求改变教会生育观点的决议，而决议最终被粗暴地抛置一边，教皇保罗六世表示关于避孕的决策，仍需更多时间加以研究。1967年10月，有2500位罗马天主教徒参加的第三次世界大会的代表在圣彼得大教堂倾听保罗教皇的严厉警告。他告诫“任何人试图在没有统治集团或反对统治集团的情况下做事情都是错误的”。第二天大会驳斥了教皇的观点，当读到一个专家小组的提倡节制生育和节制生育应由个人的道德责任感去考虑的报告时，雷鸣般的掌声传遍整个会场。
避孕药解放的又何止女性?!
堕胎合法化的革命之路
在整个60年代后期，女权运动的成员们举行示威，演讲，为堕胎做游说。争取堕胎合法化成为六七十年代妇女运动参与者们所追求的共同目标。
性解放风潮日渐强劲的同时，有关堕胎的争议也越来越成为焦点。早在1962年，谢丽·芬克比恩事件就使得堕胎话题正式进入公众视野。
谢丽·芬克比恩是亚利桑那州一位儿童电视节目主持人，打算前往瑞典接受合法堕胎。因为她此前服用了数月的镇静剂，胎儿很可能畸形。此事经报道后，堕胎成为头条新闻，去妇俩的决定引起了梵蒂冈方面的谴责，引发了上千封批评和恐吓信。最终，芬克比恩被电视台辞退。谢丽的结局引发了许多人的同情。1966年旧金山流行麻疹，使得堕胎问题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众所周知，孕妇若感染麻疹，将生下严重残疾的婴孩。当时的一些医生不顾堕胎禁令，为已感染麻疹的孕妇堕胎。同年5月，旧金山司法人员逮捕了21名为患有麻疹孕妇堕胎的医生。此举引起医学界人士及社会大众的普遍不满。在他们的支持下，被逮捕的医生胜诉。
在整个60年代后期，女权运动的成员们举行示威、演讲，为堕胎做游说。1966年，弗里坦与其他人共同建立美国全国妇女组织，次年，经过激烈的大会辩论，全国妇女组织将堕胎纳入妇女权利法案，开始有系统、有组织地投入到堕胎运动中，争取堕胎合法化成为六七十年代妇女运动参与者们所追求的共同目标。
1972年，新生的女权主义杂志《女士》刊登了一则广告，标题是“我们曾堕胎”，杰出的女性如苏珊·桑塔格、芭芭拉·特克曼、莉莲·海尔曼等都在上面签了名。
终于，堕胎合法化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1973年1月22日，对于一位化名简·罗伊的已婚孕妇指控达拉斯县检察官亨利·韦德阻止她堕胎的罗伊诉韦德案，美国最高法院以7票对2票裁定，孕妇是否终止妊娠属个人自由，其有权作出决定。
世界范围内的堕胎合法化则更晚，法国1975年通过了韦伊法，在以波伏娃为首的法国妇女权利联盟集中抗战了4年后，堕胎终于合法化；爱尔兰1992年11月经过公民投票，允许妇女到爱尔兰以外的国家进行人工流产；瑞士直至2002年的全民投票中，72％的选民才对堕胎非刑事化的改革提案投了赞成票……
从避孕药片到堕胎合法化，勾勒出的是一个世纪女性争取生育自由权利的风云变幻，而在每一场变幻的背后，都有无数位妇女抗争的身影，她们在每一次重大事件的关口，摇旗呐喊，舍身奋战。
那些重大转折背后的巾帼英雄们
节制生育口号提出、避孕药片诞生，罗伊诉韦德案胜诉，这些都是 载入女性争取生育自由史册的标志性历史事件，而推动这些历史事件的则是一群已被遮蔽、遗忘了的伟大女性——玛格丽特-桑吉尔、凯瑟琳·麦柯米克、萨拉·威丁顿。在那个荡涤一切的年代，她们与自己的同胞们手挽手，肩并肩，互相扶持着去争取一个又一个胜利。
玛格丽特·桑吉尔：一生只为节育
为了避免激怒公众，法官准备让桑吉尔恢复自由，但必须保证不再重犯。桑吉尔直面法官，答道，我是故意触犯法律的，我希望成为一个试验品。并把今天的法律视若无物。
1966年，距离避孕药片诞生已经过去6年了，可是围绕着药片在宗教上的争辩仍然硝烟不止。玛格丽特·桑吉尔夫人已经等不到避孕药片被教会接受的那一刻了，那一年的9月6日，避孕药片之母、垒球节制生育运动推动者玛格丽特·路易斯·桑吉尔在疗养院中安详地死去。在最后的岁月里，她对孙女细语：“不要害怕男人，我仅仅是想让你知道性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你只管享受它，别对它感到害怕。”
桑吉尔夫人最为人熟知的称谓是“避孕药之母”，而她的一生都与节制生育事业相连，她认为妇女的解放首先从生育自由开始。
1879年，当玛格丽特出生在纽约科林铁路边的一间小屋时，她的母亲已经生了5个孩子了，而且身体虚弱，还有结核病。玛格丽特出生后，母亲日益瘦弱。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卧床不起，到1899年的一个星期五病魔夺去她的生命之前，她又生了5个孩子，还流产过7次。在母亲的葬礼上，19岁的玛格丽特站在母亲的棺材旁，双眼盯着父亲，平静地说：“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妈妈是因为生了这么多孩子才死的。”
1909年，玛格丽特已经成为一名护士。她看到了更多妇女如自己的母亲般，成为被遗忘的受害者。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贫民区居民的悲剧。那名妇女大约28岁，有3个小孩，她的丈夫是个工资微薄的卡车司机。她因私自引产而不省人事。经桑吉尔和医生及时救治之后，那名妇女苏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该怎样防止怀孕?”
“告诉我秘密吧，告诉我富有的女人用的什么方法，”她总是这样乞求，并试图把几个硬币塞进桑吉尔的手里，“这是我所有的钱，求求你告诉我吧。”然而医生只是开玩笑地建议，“你可以让你的丈夫睡到房顶上去。”
三个月后，桑吉尔再次被请到她家，这名妇女又因试图自己引产而昏迷，这一次桑吉尔没能救回她，她在桑吉尔到达10分钟后死亡。
这件事永远地改变了桑吉尔的人生。
她辞去了护士工作。1914年。她创办《妇女反抗》杂志，撰文鼓励妇女拒绝怀孕，并首创了“节育”一词。杂志出版七期直至被邮局宣布为淫秽书籍而不予投递。后来桑吉尔又撰写了《家庭生活常识》，这是一本详细的节育小册子。推荐和解释各种避孕方法，并为妇女的堕胎权据理力争。不久，以力主通过反淫秽法而闻名的议员安东尼·康姆斯托克亲自敲开了桑吉尔家的门，以散布“污秽、猥亵、色情、淫秽、下流和粗俗”刊物的罪名逮捕了她的丈夫。而仅仅是几个月前，桑吉尔才冒着丧生的危险逃到英国。
最终，一些桑吉尔的朋友直接给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写信，要求他保护桑吉尔的正当权益。1916年2月，政府正式撤回对桑吉尔的起诉申请。
而这只是激起了桑吉尔更强烈的反抗。她举行了一场全国演讲旅行，在旅行演讲的每一站——芝加哥、圣路易斯、底特律、洛杉矶、旧金山——她都向听众们讲述不断怀孕的痛苦和私自堕胎的危险。呼吁社会给妇女以新的自由。
结束了演讲旅行后，桑吉尔夫人决心将事业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开设节育诊所。
1916年秋，桑吉尔和妹妹埃塞尔·贝琳在布鲁克林的移民街区上开设了美国第一家节育诊所。诊所开张的第一天，就接待了100多人。之后每天爆满。可是在第10天，一个满脸严肃的女人从等候的人群中挤进房间，宣布：“我是警察，玛格丽特·桑吉尔，你被捕了。”
三个身穿制服的男人开始驱赶屋里候诊的病人，翻箱倒柜，受到屈辱的桑吉尔怒火万丈，她拒绝乘车，坚持走路去法庭。桑吉尔及妹妹走在这几个警察的前面，身后跟着一群人。
对埃塞尔的审判在桑吉尔前，她最终被判30天监禁。她开始绝食，声称要像英格兰争取平等参政权的妇女一样，在监狱期间不吃不喝、不洗澡，也不工作。埃塞尔连续4天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人物，只有“德国重新武装潜艇”的新闻才使埃塞尔绝食斗争从头版上退下来。
对桑吉尔的审判在不久后开庭。布鲁克林移民街区的妇女们走上街头，一个接一个地拉起了手。为了避免激怒公众，法官准备让桑吉尔恢复自由，但必须保证不再重犯。桑吉尔直面法官，答道，我是故意触犯法律的，我希望成为一个试验品，并把今天的法律视若无物。最终桑吉尔被判30天监禁，同样进行了绝食斗争。
出狱后。桑吉尔创立美国生育控制联合会。1926年，继成立了国际计划生育联盟后，桑吉尔又去了欧洲，组织世界人口大会。那次会议的主题——人口膨胀——标志着桑吉尔呼吁节育的斗争转向更高层面——解决世界社会问题。
到1950年，已是71岁高龄的桑吉尔仍为生育自由奔走呼吁，并亲自协调组建了由生物学博士格里高利平克斯主导的避孕药研发团队。避孕药片这一名称更是由她首创。节制生育、为女性争取生育自由的热情使得桑吉尔奋战到最后一刻。
“我这样做并没有错!诚然，就正在进行的事业而言，是蹲监狱还是享有自由对于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这样做……是为了使关于节制生育的宣传不再被大众认为是下流、肮脏的事，是为了使人们认识到节制生育的真正重要性。”这是1915年间，桑吉尔从逃亡的英国主动归来出席审判时，直面法庭据理力争的话语。那时的她，丈夫入狱，女儿病亡，自己高烧华氏100多度，此时支撑桑吉尔的只有一丝信念，而历史给了她最强有力的回应。
凯瑟琳·麦柯米克：让避孕像吃药般简单
是麦柯米克的金钱为避孕药片的研发全面铺平了道路。在其后半生中，她每年捐给平克斯私人研究实验室的款数都在15万美元至18万美元之间，并想以她的名义留下研究基金100万美元。
成功有上百个父亲，而失败却是个孤儿。这句谚语用在避孕药片发明者的争议上再合适不过。一共有5个避孕药之父，可是即便是最名正言顺的格里高利·平克斯也没想到过发明一种可以控制生育的药品，直到有一天，两个女人向他提出这项引人注意的课题。她们明确表示她们的目标就是研制一种“像吞下一片阿司匹林般”方便快捷的避孕药，同时愿意为此投入巨资进行生产。
这两个女人才是“当之无愧的避孕药之母”——玛格丽特·桑吉尔和凯瑟琳·麦柯米克。1950年，71岁的桑吉尔和75岁的麦柯米克一起积极争取科学家的支持，在未动用政府一分钱的情况下，催生了这一改变世界的神奇药片。而其 中，麦柯米克不但直接促成了桑吉尔组建药片研发团队，更是避孕药研制的主要资金来源，平克斯开始研究没几年，她的投资额就扩大到200万美元。
凯瑟琳的一生都洋溢着高贵的美丽。她出身名门，曾祖父曾先后被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任命为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同时家族的每一代成员都毕业于哈佛大学。作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生物学硕士和第一个拿到该专业学士学位的女性，她对平克斯等人的研究并未多加干预，甚至在日后面对药片的所有权之争时，她都选择了回避。她用后半生的隐居向世人展示着高贵的真正含义——低调及奉献他人。
或许，如果没有丈夫的那场病，凯瑟琳·麦柯米克夫人的一生堪称美满。她的丈夫斯坦利·麦柯米克作为普林斯顿大学优等学生毕业。斯坦利的父亲发明了收割机，创建了工业王国——国际收割机制造公司。1904年两人在日内瓦的豪华别墅宣誓结婚时，前来参加婚礼的客人使跨洋客机连续几周班班爆满。作为家族基业的继承人，斯坦利工作不久便升到公司会计主任。可是美满的婚姻生活不足两年，斯坦利便得了间歇性精神分裂症。在医生看来，就像是家族遗传性的病魔潜藏了20多年之后终于发作。凯瑟琳决心不要孩子，她离开了社交圈，全心全意照顾丈夫。这一决定改变了她的一生——在其后半生，她一心投入到寻找控制怀孕的可靠途径中来。
由于她对节制生育的兴趣，1917年麦柯米克第一次见到了桑吉尔。1927年，麦柯米克同意将其在瑞典的房屋让给桑吉尔的世界人口大会来接待300名代表。在整个20年代，麦柯米克就借漫游欧洲时，帮助桑吉尔向美国走私避孕膜。1928年她们开始不定期的书信往来，模糊地表达了对避孕的共同兴趣。
1947年，斯坦利去世。已年近70的凯瑟琳终于打赢了财产官司。那份财产是巨额的，她甚至花不完存款利息的利息。可是她没有用来奢华无度的挥霍。1950年10月，她即写信给桑吉尔，提出两个问题：避孕研究的前景和最需要的财政支持。桑吉尔马上就在纽约与同事举办商讨晚宴，并在不久后介绍麦柯米克一起来到平克斯的实验室。
当平克斯表示马上开始研究，至少需要12.57万美元资金时，麦柯米克夫人当场从手提袋里取出支票簿，签了4万美元，说：“我将告诉我的金融代理人，给你送来其余的部分。”
在给平克斯开出第一张支票后，麦柯米克的捐助急速增加。在其后半生中，她一年捐给平克斯私人研究实验室的款数大约在15万美元至18万美元之间，并想以她的名义留下研究基金100万美元。是麦柯米克的金钱为避孕药垒面铺平了道路。然而，1967年12月28日，在玛格丽特嗓吉尔去世一年多后，92岁的凯瑟琳·德克斯特·麦柯米克在默默无闻中死去。相较于桑吉尔的死——它是头条新闻——这位私人资助了20世纪最伟大科学和社会学突破的麦柯米克就寒酸多了。《纽约时报》《波士顿垒球报》和《洛杉矶时报》都没有刊登她的讣告。甚至，在万能的互联网也只能找到一张她像样的照片。
萨拉·威丁顿：罗伊案背后的推动者
可是萨拉·威丁顿和琳达·科菲不能容忍无限拖延，利用这段期间，威丁顿重返得州，竞选并最终获得了得州议会的一个席位。“如果不能通过法律方式解决，那么就借用政治力量去改变!”她们不推翻禁止堕胎法不罢休。
虽然避孕药片在1965年就已经合法了，但是堕胎合法化却晚了近十年。1973年1月22日，在经历了近3年的法律诉讼后，标志着堕胎合法化的罗伊诉韦德案，才最终裁定：孕妇堕胎与否属个人自由。其有权作出决定。堕胎合法化，这一女性的天赋权利，由此终于在美国全国范围内迈出了第一步。
推动这第一步艰难迈进的是两位刚大学毕业的26岁女学生——萨拉·成丁顿与琳达·科菲。她们是伴着摇滚乐和性解放成长起来的婴儿潮一代，整个青春期都感受着荡涤一切的60年代，眼下就是如火如荼进行着的女权运动，开始迈入社会的威丁顿与科菲，此时的内心同样蠢蠢欲动。
事实上，在未遇到诺尔马·麦科维，也就是日后罗伊案原告之前，她们已经在研究各州关于堕胎的法规资料。那时，威丁顿因为经常参加女权活动而结识了提升妇女自主意识协会，该协会时常会为想要堕胎的孕妇提供更为安全的诊所信息，可她们不确定这样做是否违宪。于是威丁顿主动请缨去查法律条文。
然而，搜集的资料越多，威丁顿越感到现在得州禁止堕胎的法律不合理。她告诉自己的大学同学琳达·科菲，她要挑战这条法律。而首先，她需要一名孕妇做原告。
那是在一家PIZZA店门前，威丁顿第一次见到怀有身孕的麦科维。她已经走投无路，这是她的第三个孩子，而她根本无力养育。在堕胎无望，联系婴儿收养的过程中，她认识了萨拉·威丁顿。
威丁顿坦诚自己的诉讼计划，说她不知道能否打赢官司，但愿意投入时间去做，而且不要一分钱。最终，麦科维在一份法律保证书上签了字，美国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诉讼案由此展开。
1970~F3月3日，化名“简·罗伊”的麦科维将阻止她堕胎的达拉斯县检察官亨利·韦德告上法庭。庭审期间，各界关注。6月17日，得州联邦法院作出支持麦科维的判决，但拒绝制止禁止堕胎法。控辩双方对此都不满意，虽然麦科维已产下婴儿，双方还是把案件闹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1971年12月13日，罗伊案在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庭审。如今已贵为得克萨斯大学兼职教授，并曾在1978～1981年间担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助理的威丁顿律师，回忆起开庭时的情形，用的最多的一个词是“packed”。所有的座位都挤满了人，审判室里挤满了人，媒体室里挤满了人，所有的座位都坐满了人。那天的诉讼，威丁顿是在父母的陪同下去的，因为他们担心会有激进分子半路阻挠，危及威丁顿的人身安全。而对于第一次在联邦最高法院打官司的萨拉·威丁顿来说，没有恐惧，只有不断争取的胜利。
在当天的法庭上，控辩双方争执不下，水火不容。而联邦最高法院也正处在新老交替中。两名新法官已经通过了国会的批准，但还未宣誓就任，最高法院的判决需听取他们的意见。同时对这件影响整个社会道德规则的案件，法院的判决需要慎重，再慎重，所以时任首席大法官华伦·伯格采取了拖延战术，能拖一天就是一天。
可萨拉·威丁顿和琳达·科菲不会容忍拖延。利用这段期间，成丁顿重返得州，竞选并最终获得了得州议会的一个席位。“如果不能通过法律方式解决，那么就借用政治力量去改变!”她们不推翻禁止堕胎法不罢休。
1972年10月11日，时隔近10个月后，联邦最高法院第二次庭审。这次成丁顿提供了三份全国产科、妇科最高权威医生的口供书，内容涉及非法堕胎可能导致的感染，已经发生的危险实例和大量血淋淋的数据与图片。这是这些残酷的事实第一次在联邦最高法庭公开，现场一片静默。 此次辩护引发了大法官们心理天平的微妙变化。1973年1月22日，联邦最高法院以7比2作出判决，支持罗伊一方，判决得州立即废止禁止堕胎的法律。判决宣布后，全美除了先前通过堕胎合法化的纽约州之外的49个州，都修正了一切禁止或限制堕胎的法律。
罗伊案的胜诉使无数的美国妇女更安全。
女性争取生育自由的今天与明天
“the Pill”是避孕药片的专有名称。从p到P的转变，你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大小写的变化，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时代的标签，因为这个永远大写的P字后面，标注的是每一个自由女性的精神——Person，一个独立个体的人!
2006年初，美国南达科他州的一条地方法案引起了举国上下的密切关注。
3月6日，以严格的堕胎法规著称的南达科他州批准了一条新的、最严厉的禁止堕胎法案：医生只有在孕妇生命处于危险的情况下才能实施堕胎手术，任何其他情况下——如因强奸或乱伦而导致的怀孕，或出于孕妇的健康考虑——实施堕胎术的医生都将获重罪。
同样是在这一年，布什政府下的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抛弃准则、推翻医学专家的结论，用尽各种托辞试图禁止出售非处方紧急事后避孕药。最终同意出售的前提是购买者必须是18岁以上的女性，并且要求药店将避孕药放在柜台后储备，以限制药物的使用。
女性争取生育自由的百年抗争面临着严重倒退，甚至要倒退到上个世纪初，所有的自由都被禁止前。禁止堕胎，禁止避孕，禁止节育，禁止女性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禁止妇女作为一个独立“人”而存在。
实际上，在女性争取生育自由的进程中，突破与反复并存，进步与阻碍交缠。
避孕药引发的宗教争议已成历史。单是堕胎合法化问题，仅以美国为例，反堕胎的极端分子创建美国生命激进派联合会，对堕胎诊所的医务人员实施暴力威胁和伤害，称之为“情有可原的谋杀”。有数据统计显示，1977～1983年的7年间，共发生149件堕胎诊所暴力事件，非法手段包括对做堕胎手术的医生和护士的恐吓、绑架，射杀及焚毁、袭击、爆炸做堕胎手术的医疗诊所等；1984年，该数字为131件；1993年最高，达434件，其中极端暴力事件为43件(指谋杀、纵火、爆炸)；1994年7月，保罗·J·希尔枪杀了69岁的堕胎医生约翰·布里顿及其保镖詹姆斯·H·巴雷特，杀人后的希尔平静地将枪放到地上，站在那里等着警察来抓他。2003年9月，希尔成为美国因暴力反对堕胎而被判处死刑的第一人，在行刑前，他称自己是“烈士”。
此外，虽然1973年自主堕胎权作为个人的基本权利被美国最高法院确定下来，使得它已同言论、宗教自由一样，受宪法保护。但是，仅仅是在3年后，1976年，禁止将政府医疗基金用于堕胎的海德修正案在国会通过，最高法院维持了这一修正案。此外，最高法院法官人选的每一次变动，都可能为反堕胎案的合法提供契机。仅是2000年6月29日，最高法院的9名法官以5:4的投票否决了内布拉斯加州有条件的堕胎禁令，从而才勉强保住了罗伊诉韦德判例。
夹困在医疗利益与政治利益之间，妇女的生育自由权在堕胎问题上仍然面临各方面的阻力和不确定性。然而，就如避孕药的生存和发展充满曲折一样，妇女维护自身天赋权利的道路也一样是曲折的，同时前途光明。
不知你是否发现，在摆放着成千上万种药片、胶囊、栓塞剂和各种秘方的药店里，你只需要盯准Pill，只要将“所有片状药物总称”的Pill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就可以轻松自如地找到避孕药。the Pill是避孕药片的专有名称。从p到P的转变，你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大小写的变化，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时代的标签，因为这个永远大写的P字后面，标注的是每一个自由女性的精神——Person，一个独立个体的人!
人的解放首先从获得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开始。节育、避孕药片、堕胎合法化……历史以其特有的神秘方式，为女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开辟了道路。现在，只需要继续走下去。
可是，从一出生就享有这一切的你，是否知道让自己“轻松摆脱困境”的紧急避孕药于2000年才正式在药店里自由出售?你更想不到的是1960年避孕药片才被核准生产，堕胎合法化则更晚——1973年。从避孕药片到堕胎合法化，所展现的是一部女性抗争史——为争取身体自主而反抗到底!
一道上千年的女性枷锁
在过去的十多个世纪里，女人们都被灌输着要秉承一条古训——对丈夫的需求要绝对服从。就传宗接代被阻止而言，在每一次性行为中采取避孕措施都是一种剥夺天性的罪恶。千百年来，女人对生儿育女根本没有任何选择。
“一直以来，我常常纳闷为什么自己对怀孕的恐惧甚于死亡?……可是很多时候，我绝不敢逃避丈夫的亲近。假如不能让丈夫得到满足，他可能会遗弃我。我非常担心。”
这是一位有着13个兄弟姐妹的新婚女子写给避孕药之母玛格丽特·桑吉尔的话。而她，绝不是最恐惧的那位。仅仅是在另外一封信件中，一个虽然只有26岁，却已经身为5个孩子母亲的女子比她更为焦虑。“请告诉我怎样才可以不再怀孩子。如果再生孩子的话，我会累死的。从上次怀孕，直到流产，我一直在受罪，现在后背还直不起来，人很虚弱。求求你们了!告诉我该怎样才可以不再怀孕。”
仅仅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只是50多年以前，所有的女人，不论是贫穷的还是富裕的，貌美的抑或年老的，未生育的，或5个孩子的母亲，都时时刻刻准备着以同一种方式，被人任意宰割。
堕胎术，以刮匙探入子宫将胎儿从子宫壁刮除。需注意刮匙不能刺破子宫，以免妇女流血致死，器械务必正当消毒，以免受到致命感染。这就是上个世纪，简单有效的避孕手段——避孕药片未出现之前，妇女面对不堪重负的生育压力所能采取的措施。可是，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幸使用这一方法。在堕胎隐秘且非法的年代，大多数堕胎术施行者只对收取费用感兴趣。有钱的妇女可以找经验丰富的医生。贫穷的妇女则只能披赶出诊所，采用民间秘方私自堕胎，要么就面临着在手术前与男手术师发生性关系的局面。其他手段，如使用衣架、鞋钩、编织针或灌洗液等，直到30年代，许多想要中止妊娠的妇女仍依赖灌洗法，通常是碳酸皂、碘和松节油加水混合的有毒溶液，不仅无效，而且常常导致不育和死亡。
如果再往前追溯，这道沉重的生育枷锁已经捆绑了女性上千年。那时候，人们习惯使用的器械是又尖又细的木棍，或者喝水银。在过去的许多个世纪中，女人们要忍受着痛苦的煎熬，面临着死神的危险，而且，在生与死之间，女人对生儿育女根本没有任何选择。因为千百年来，她们都被灌输着要秉承一条古训——对丈夫的需求要绝对服从。在中国，那是三从四德；在西方，早在中世纪，神学家、圣徒托马斯·阿奎那就告诫，就传宗接代被阻止而言，在每一次性行为中采取避孕措施都是一种剥夺天性的罪恶。此外，禁止避孕、堕胎的法律随处可见。美国于19世纪后期就通过了康姆斯托克法，明令禁止传播堕胎工具以及为防止怀孕而设计、研发的任何药品、医疗、器件或其他物品。英国早在1803年就颁布了禁止妇女堕胎法，将堕胎视为非法行为，最高可处以死刑。
没有人知道在这几千年中为此死了多少人，更没有人会去统计有多少女性因此而身心受创。有迹可查的，只是一些蕴涵历史深意的数字。据美国支持堕胎组织统计，从1946年到1972年，美国的堕胎大约有1100万到3200万人次，基本都是非法堕胎，死于非法堕胎的妇女大约有7000人。而自堕胎合法化之后的1973年至1999年，堕胎人次3400万，死亡人数不到500。
7000，500，不论哪一组数字，都是冷冰冰，毫无生命的。我们无法想象这些数字背后那些鲜活而又充满个性的生命，我们理解不了身为人母的喜悦怎会被生育的恐惧所取代，我们揣测不出她们喝下水银、争抢煮铜水时的心情。甚至，我们会为女性在争取生育自由的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细节而惊诧不已：1916年，美国第一家节育诊所在纽约布鲁克林开张，仅10天，就以分发“淫秽”材料的罪名被关闭，1943年，玛丽路易·吉欧因为替人堕胎而被法国贝当政府判刑斩首；1957年，避孕药最初是以治疗月经不调的形式出现的，以致在爱尔兰，这个93％的居民信奉天主教的国家竟闹出这样一个笑话：该国是世界上妇女月经不调发病率最高的国家，1971年，当波伏娃领头发表支持堕胎的“343宣言”时，立即被舆论污蔑为“343个荡妇”……可是我们终究看到了这道枷锁在松动，避孕药片裹挟着二战后的婴儿潮和世界范围内的女权运动毅然合法，在那个热情四射的60年代，披头士们干净利落地了结了贝多芬们的时代，“Make Love，Not War”的口号在迷你裙间翩翩飞舞、流连忘返。在叛逆精神荡漾的全新世界里，上千年的生育枷锁披强行撬开，然后砸烂，碾碎，扬灰。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避孕药面世30周年时，美国《妇女生活》杂志发布宣言：避孕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它鼓励了性开放和试婚。同时，也刺激了女权主义运动。一旦妇女们意识到她们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便开始向她们的丈夫，父亲，老板和教父们的权威提出挑战。那么，这一系列的影响是如何发生的?它的背景又在何方?
战争，消费繁荣，婴儿潮
婴儿潮一代一再受到激进的政治观点和愤世嫉俗的社会风气影响。1964年前后，婴儿潮中出生的妇女上大学，至此，某种解放思想的思潮已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主流文化……
避孕药片的诞生从一开始就与节育相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最直言不讳的节育支持者，同时也是对避孕药之母桑吉尔夫人影响最深远的女性就是社会主义活动家艾玛·哥德曼，她首次喊出了“自愿做母亲”。哥德曼认为，没有有效的节育措施，妇女不会得到身体的支配权。享受真正的性自由。由于向公众做节育演讲，示范避孕工具，1916年2月，哥德曼被捕入狱。那时的生育自由抗争困难重重而又收效甚微。
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参军造成的男人的缺失，共同导致了20世纪上半叶妇女上班人数的不断增长。在战争开始的1941年，95％的战时女工都想离职回家，而到了战争结束时，约有80％的人改变了主意。妇女习惯了自己的独立、个人成就感，以及外出工作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具有女权主义意识的新女性队伍开始壮大。
同时，伴随着二战军人返乡生子，第一次 婴儿潮出现。婴儿潮一代是在一个繁荣的、具有消费意识的经济中长大的。学校的教学大纲是略带叛逆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和马克·吐温。上大学后，他们的生活带上了社会不和谐的印记：冷战，核毁灭的潜在威胁，越战；而在另一面则是民权运动、女性解放。以及环境保护主义发展而来的理想主义。他们批评父辈发起战争，制造污染，遵奉平庸乏味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婴儿潮一代即使不是一再受到激进的政治观点和愤世嫉俗的社会风气影响，至少在衣着、发型、音乐的选择和毒品方面也受到潜移默化。1964年前后，婴儿潮中出生的妇女上大学，至此，某种解放思想的思潮已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主流文化，与这个动荡的社会并存。
避孕药片与性解放
避孕药核准生产，比基尼成为流行泳衣，超短裙面市，所有这些，都暗示着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呼之欲出。
1959年12月底，经过两年漫长而压抑的等待，避孕药片摆脱治疗月经不调之名而公开用于节制生育的决断时刻终于到来。在那个极冷的冬日，桑吉尔夫人协调组建的避孕药研发团队核心成员之一约翰’洛克博士来到华盛顿“食品和药品署”，听取判决。等待了一个半小时，一个30岁左右的官员终于走进房间。他的提问触及了很多问题，包括药物与癌症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它可能引发的道德、宗教领域的麻烦，等等等等。洛克站在那里，面色凝重，双眼紧盯着那名官员：“小子，你在跟我过不去!”
“我要重新考虑，请听候我的命令。”
洛克站起来，抓住他的衣领：“不。你必须现在作出决定。”
当然，他没有批准申请。5个月之后的1960年11月，避孕药片才终于被正式批准生产。一种完美的避孕药品终于诞生!
同时，比基尼成为流行泳衣，超短裙面市。且早在1953年金赛报告的第二部《女人的性行为》中，就有大量的统计数据表明，相较于传统上将性生活看做是不得不忍受的职责，这一时代的女性越来越多地将其视为可享受的乐趣。所有这些，都暗示着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呼之欲出。
1962年，广告公司总裁、日后成为著名时尚杂志《大都市》主编的海伦-格里-布朗出版《性与单身女孩》，极言两性之乐，以及来婚的社交前途。在书中，她评论说，女性“可能结婚，也可能不结婚。在当今世界，这对妇女而言已不是什么大问题”。《性与单身女孩》成为“性解放”的代言人。1963年，女权主义作家贝蒂·弗里坦的《女性的奥秘》出版。在书中，弗里坦驳斥了那种认为妇女只能做贤妻良母和花钱购物的论调，认为在现代社会，有效的避孕手段可以使妇女发挥更多的社会作用。因此，当代美国妇女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争取权利控制自己的生育过程，由自己决定何时生育，是否生育，以及生多少个孩子。弗里坦的这一呼吁正式吹响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号角，同时也反映了一种全新的道德观念的到来——性自由及性平等。
避孕药片的合法化加速了这场解放风暴。1965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格里斯沃尔德对康涅狄格州案”。当时，格里斯沃尔德因给结婚夫妻提供避孕药片而面临100美元的罚款，因为根据所处地康涅狄格州的法律规定，任何使用药物或医疗手段以避免怀孕的人，将受现金处罚或拘禁。格里斯沃尔德不服，于是提起诉讼，认为该法规侵犯了购买者及其个人的隐私权。美国最高法院支持了他的主张，从而令购买避孕药合法化，更为避孕药的普及使用开出了一路绿灯。
这场伴随着避孕药诞生而开始的性解放运动来得如此猛烈，以致罗马天主教会都面临着撕裂。1966年，由教皇亲自任命成员的委员会，历时3年的讨论研究，以35票对5票的压倒优势通过要求改变教会生育观点的决议，而决议最终被粗暴地抛置一边，教皇保罗六世表示关于避孕的决策，仍需更多时间加以研究。1967年10月，有2500位罗马天主教徒参加的第三次世界大会的代表在圣彼得大教堂倾听保罗教皇的严厉警告。他告诫“任何人试图在没有统治集团或反对统治集团的情况下做事情都是错误的”。第二天大会驳斥了教皇的观点，当读到一个专家小组的提倡节制生育和节制生育应由个人的道德责任感去考虑的报告时，雷鸣般的掌声传遍整个会场。
避孕药解放的又何止女性?!
堕胎合法化的革命之路
在整个60年代后期，女权运动的成员们举行示威，演讲，为堕胎做游说。争取堕胎合法化成为六七十年代妇女运动参与者们所追求的共同目标。
性解放风潮日渐强劲的同时，有关堕胎的争议也越来越成为焦点。早在1962年，谢丽·芬克比恩事件就使得堕胎话题正式进入公众视野。
谢丽·芬克比恩是亚利桑那州一位儿童电视节目主持人，打算前往瑞典接受合法堕胎。因为她此前服用了数月的镇静剂，胎儿很可能畸形。此事经报道后，堕胎成为头条新闻，去妇俩的决定引起了梵蒂冈方面的谴责，引发了上千封批评和恐吓信。最终，芬克比恩被电视台辞退。谢丽的结局引发了许多人的同情。1966年旧金山流行麻疹，使得堕胎问题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众所周知，孕妇若感染麻疹，将生下严重残疾的婴孩。当时的一些医生不顾堕胎禁令，为已感染麻疹的孕妇堕胎。同年5月，旧金山司法人员逮捕了21名为患有麻疹孕妇堕胎的医生。此举引起医学界人士及社会大众的普遍不满。在他们的支持下，被逮捕的医生胜诉。
在整个60年代后期，女权运动的成员们举行示威、演讲，为堕胎做游说。1966年，弗里坦与其他人共同建立美国全国妇女组织，次年，经过激烈的大会辩论，全国妇女组织将堕胎纳入妇女权利法案，开始有系统、有组织地投入到堕胎运动中，争取堕胎合法化成为六七十年代妇女运动参与者们所追求的共同目标。
1972年，新生的女权主义杂志《女士》刊登了一则广告，标题是“我们曾堕胎”，杰出的女性如苏珊·桑塔格、芭芭拉·特克曼、莉莲·海尔曼等都在上面签了名。
终于，堕胎合法化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1973年1月22日，对于一位化名简·罗伊的已婚孕妇指控达拉斯县检察官亨利·韦德阻止她堕胎的罗伊诉韦德案，美国最高法院以7票对2票裁定，孕妇是否终止妊娠属个人自由，其有权作出决定。
世界范围内的堕胎合法化则更晚，法国1975年通过了韦伊法，在以波伏娃为首的法国妇女权利联盟集中抗战了4年后，堕胎终于合法化；爱尔兰1992年11月经过公民投票，允许妇女到爱尔兰以外的国家进行人工流产；瑞士直至2002年的全民投票中，72％的选民才对堕胎非刑事化的改革提案投了赞成票……
从避孕药片到堕胎合法化，勾勒出的是一个世纪女性争取生育自由权利的风云变幻，而在每一场变幻的背后，都有无数位妇女抗争的身影，她们在每一次重大事件的关口，摇旗呐喊，舍身奋战。
那些重大转折背后的巾帼英雄们
节制生育口号提出、避孕药片诞生，罗伊诉韦德案胜诉，这些都是 载入女性争取生育自由史册的标志性历史事件，而推动这些历史事件的则是一群已被遮蔽、遗忘了的伟大女性——玛格丽特-桑吉尔、凯瑟琳·麦柯米克、萨拉·威丁顿。在那个荡涤一切的年代，她们与自己的同胞们手挽手，肩并肩，互相扶持着去争取一个又一个胜利。
玛格丽特·桑吉尔：一生只为节育
为了避免激怒公众，法官准备让桑吉尔恢复自由，但必须保证不再重犯。桑吉尔直面法官，答道，我是故意触犯法律的，我希望成为一个试验品。并把今天的法律视若无物。
1966年，距离避孕药片诞生已经过去6年了，可是围绕着药片在宗教上的争辩仍然硝烟不止。玛格丽特·桑吉尔夫人已经等不到避孕药片被教会接受的那一刻了，那一年的9月6日，避孕药片之母、垒球节制生育运动推动者玛格丽特·路易斯·桑吉尔在疗养院中安详地死去。在最后的岁月里，她对孙女细语：“不要害怕男人，我仅仅是想让你知道性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你只管享受它，别对它感到害怕。”
桑吉尔夫人最为人熟知的称谓是“避孕药之母”，而她的一生都与节制生育事业相连，她认为妇女的解放首先从生育自由开始。
1879年，当玛格丽特出生在纽约科林铁路边的一间小屋时，她的母亲已经生了5个孩子了，而且身体虚弱，还有结核病。玛格丽特出生后，母亲日益瘦弱。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卧床不起，到1899年的一个星期五病魔夺去她的生命之前，她又生了5个孩子，还流产过7次。在母亲的葬礼上，19岁的玛格丽特站在母亲的棺材旁，双眼盯着父亲，平静地说：“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妈妈是因为生了这么多孩子才死的。”
1909年，玛格丽特已经成为一名护士。她看到了更多妇女如自己的母亲般，成为被遗忘的受害者。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贫民区居民的悲剧。那名妇女大约28岁，有3个小孩，她的丈夫是个工资微薄的卡车司机。她因私自引产而不省人事。经桑吉尔和医生及时救治之后，那名妇女苏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该怎样防止怀孕?”
“告诉我秘密吧，告诉我富有的女人用的什么方法，”她总是这样乞求，并试图把几个硬币塞进桑吉尔的手里，“这是我所有的钱，求求你告诉我吧。”然而医生只是开玩笑地建议，“你可以让你的丈夫睡到房顶上去。”
三个月后，桑吉尔再次被请到她家，这名妇女又因试图自己引产而昏迷，这一次桑吉尔没能救回她，她在桑吉尔到达10分钟后死亡。
这件事永远地改变了桑吉尔的人生。
她辞去了护士工作。1914年。她创办《妇女反抗》杂志，撰文鼓励妇女拒绝怀孕，并首创了“节育”一词。杂志出版七期直至被邮局宣布为淫秽书籍而不予投递。后来桑吉尔又撰写了《家庭生活常识》，这是一本详细的节育小册子。推荐和解释各种避孕方法，并为妇女的堕胎权据理力争。不久，以力主通过反淫秽法而闻名的议员安东尼·康姆斯托克亲自敲开了桑吉尔家的门，以散布“污秽、猥亵、色情、淫秽、下流和粗俗”刊物的罪名逮捕了她的丈夫。而仅仅是几个月前，桑吉尔才冒着丧生的危险逃到英国。
最终，一些桑吉尔的朋友直接给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写信，要求他保护桑吉尔的正当权益。1916年2月，政府正式撤回对桑吉尔的起诉申请。
而这只是激起了桑吉尔更强烈的反抗。她举行了一场全国演讲旅行，在旅行演讲的每一站——芝加哥、圣路易斯、底特律、洛杉矶、旧金山——她都向听众们讲述不断怀孕的痛苦和私自堕胎的危险。呼吁社会给妇女以新的自由。
结束了演讲旅行后，桑吉尔夫人决心将事业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开设节育诊所。
1916年秋，桑吉尔和妹妹埃塞尔·贝琳在布鲁克林的移民街区上开设了美国第一家节育诊所。诊所开张的第一天，就接待了100多人。之后每天爆满。可是在第10天，一个满脸严肃的女人从等候的人群中挤进房间，宣布：“我是警察，玛格丽特·桑吉尔，你被捕了。”
三个身穿制服的男人开始驱赶屋里候诊的病人，翻箱倒柜，受到屈辱的桑吉尔怒火万丈，她拒绝乘车，坚持走路去法庭。桑吉尔及妹妹走在这几个警察的前面，身后跟着一群人。
对埃塞尔的审判在桑吉尔前，她最终被判30天监禁。她开始绝食，声称要像英格兰争取平等参政权的妇女一样，在监狱期间不吃不喝、不洗澡，也不工作。埃塞尔连续4天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人物，只有“德国重新武装潜艇”的新闻才使埃塞尔绝食斗争从头版上退下来。
对桑吉尔的审判在不久后开庭。布鲁克林移民街区的妇女们走上街头，一个接一个地拉起了手。为了避免激怒公众，法官准备让桑吉尔恢复自由，但必须保证不再重犯。桑吉尔直面法官，答道，我是故意触犯法律的，我希望成为一个试验品，并把今天的法律视若无物。最终桑吉尔被判30天监禁，同样进行了绝食斗争。
出狱后。桑吉尔创立美国生育控制联合会。1926年，继成立了国际计划生育联盟后，桑吉尔又去了欧洲，组织世界人口大会。那次会议的主题——人口膨胀——标志着桑吉尔呼吁节育的斗争转向更高层面——解决世界社会问题。
到1950年，已是71岁高龄的桑吉尔仍为生育自由奔走呼吁，并亲自协调组建了由生物学博士格里高利平克斯主导的避孕药研发团队。避孕药片这一名称更是由她首创。节制生育、为女性争取生育自由的热情使得桑吉尔奋战到最后一刻。
“我这样做并没有错!诚然，就正在进行的事业而言，是蹲监狱还是享有自由对于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这样做……是为了使关于节制生育的宣传不再被大众认为是下流、肮脏的事，是为了使人们认识到节制生育的真正重要性。”这是1915年间，桑吉尔从逃亡的英国主动归来出席审判时，直面法庭据理力争的话语。那时的她，丈夫入狱，女儿病亡，自己高烧华氏100多度，此时支撑桑吉尔的只有一丝信念，而历史给了她最强有力的回应。
凯瑟琳·麦柯米克：让避孕像吃药般简单
是麦柯米克的金钱为避孕药片的研发全面铺平了道路。在其后半生中，她每年捐给平克斯私人研究实验室的款数都在15万美元至18万美元之间，并想以她的名义留下研究基金100万美元。
成功有上百个父亲，而失败却是个孤儿。这句谚语用在避孕药片发明者的争议上再合适不过。一共有5个避孕药之父，可是即便是最名正言顺的格里高利·平克斯也没想到过发明一种可以控制生育的药品，直到有一天，两个女人向他提出这项引人注意的课题。她们明确表示她们的目标就是研制一种“像吞下一片阿司匹林般”方便快捷的避孕药，同时愿意为此投入巨资进行生产。
这两个女人才是“当之无愧的避孕药之母”——玛格丽特·桑吉尔和凯瑟琳·麦柯米克。1950年，71岁的桑吉尔和75岁的麦柯米克一起积极争取科学家的支持，在未动用政府一分钱的情况下，催生了这一改变世界的神奇药片。而其 中，麦柯米克不但直接促成了桑吉尔组建药片研发团队，更是避孕药研制的主要资金来源，平克斯开始研究没几年，她的投资额就扩大到200万美元。
凯瑟琳的一生都洋溢着高贵的美丽。她出身名门，曾祖父曾先后被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任命为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同时家族的每一代成员都毕业于哈佛大学。作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生物学硕士和第一个拿到该专业学士学位的女性，她对平克斯等人的研究并未多加干预，甚至在日后面对药片的所有权之争时，她都选择了回避。她用后半生的隐居向世人展示着高贵的真正含义——低调及奉献他人。
或许，如果没有丈夫的那场病，凯瑟琳·麦柯米克夫人的一生堪称美满。她的丈夫斯坦利·麦柯米克作为普林斯顿大学优等学生毕业。斯坦利的父亲发明了收割机，创建了工业王国——国际收割机制造公司。1904年两人在日内瓦的豪华别墅宣誓结婚时，前来参加婚礼的客人使跨洋客机连续几周班班爆满。作为家族基业的继承人，斯坦利工作不久便升到公司会计主任。可是美满的婚姻生活不足两年，斯坦利便得了间歇性精神分裂症。在医生看来，就像是家族遗传性的病魔潜藏了20多年之后终于发作。凯瑟琳决心不要孩子，她离开了社交圈，全心全意照顾丈夫。这一决定改变了她的一生——在其后半生，她一心投入到寻找控制怀孕的可靠途径中来。
由于她对节制生育的兴趣，1917年麦柯米克第一次见到了桑吉尔。1927年，麦柯米克同意将其在瑞典的房屋让给桑吉尔的世界人口大会来接待300名代表。在整个20年代，麦柯米克就借漫游欧洲时，帮助桑吉尔向美国走私避孕膜。1928年她们开始不定期的书信往来，模糊地表达了对避孕的共同兴趣。
1947年，斯坦利去世。已年近70的凯瑟琳终于打赢了财产官司。那份财产是巨额的，她甚至花不完存款利息的利息。可是她没有用来奢华无度的挥霍。1950年10月，她即写信给桑吉尔，提出两个问题：避孕研究的前景和最需要的财政支持。桑吉尔马上就在纽约与同事举办商讨晚宴，并在不久后介绍麦柯米克一起来到平克斯的实验室。
当平克斯表示马上开始研究，至少需要12.57万美元资金时，麦柯米克夫人当场从手提袋里取出支票簿，签了4万美元，说：“我将告诉我的金融代理人，给你送来其余的部分。”
在给平克斯开出第一张支票后，麦柯米克的捐助急速增加。在其后半生中，她一年捐给平克斯私人研究实验室的款数大约在15万美元至18万美元之间，并想以她的名义留下研究基金100万美元。是麦柯米克的金钱为避孕药垒面铺平了道路。然而，1967年12月28日，在玛格丽特嗓吉尔去世一年多后，92岁的凯瑟琳·德克斯特·麦柯米克在默默无闻中死去。相较于桑吉尔的死——它是头条新闻——这位私人资助了20世纪最伟大科学和社会学突破的麦柯米克就寒酸多了。《纽约时报》《波士顿垒球报》和《洛杉矶时报》都没有刊登她的讣告。甚至，在万能的互联网也只能找到一张她像样的照片。
萨拉·威丁顿：罗伊案背后的推动者
可是萨拉·威丁顿和琳达·科菲不能容忍无限拖延，利用这段期间，威丁顿重返得州，竞选并最终获得了得州议会的一个席位。“如果不能通过法律方式解决，那么就借用政治力量去改变!”她们不推翻禁止堕胎法不罢休。
虽然避孕药片在1965年就已经合法了，但是堕胎合法化却晚了近十年。1973年1月22日，在经历了近3年的法律诉讼后，标志着堕胎合法化的罗伊诉韦德案，才最终裁定：孕妇堕胎与否属个人自由。其有权作出决定。堕胎合法化，这一女性的天赋权利，由此终于在美国全国范围内迈出了第一步。
推动这第一步艰难迈进的是两位刚大学毕业的26岁女学生——萨拉·成丁顿与琳达·科菲。她们是伴着摇滚乐和性解放成长起来的婴儿潮一代，整个青春期都感受着荡涤一切的60年代，眼下就是如火如荼进行着的女权运动，开始迈入社会的威丁顿与科菲，此时的内心同样蠢蠢欲动。
事实上，在未遇到诺尔马·麦科维，也就是日后罗伊案原告之前，她们已经在研究各州关于堕胎的法规资料。那时，威丁顿因为经常参加女权活动而结识了提升妇女自主意识协会，该协会时常会为想要堕胎的孕妇提供更为安全的诊所信息，可她们不确定这样做是否违宪。于是威丁顿主动请缨去查法律条文。
然而，搜集的资料越多，威丁顿越感到现在得州禁止堕胎的法律不合理。她告诉自己的大学同学琳达·科菲，她要挑战这条法律。而首先，她需要一名孕妇做原告。
那是在一家PIZZA店门前，威丁顿第一次见到怀有身孕的麦科维。她已经走投无路，这是她的第三个孩子，而她根本无力养育。在堕胎无望，联系婴儿收养的过程中，她认识了萨拉·威丁顿。
威丁顿坦诚自己的诉讼计划，说她不知道能否打赢官司，但愿意投入时间去做，而且不要一分钱。最终，麦科维在一份法律保证书上签了字，美国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诉讼案由此展开。
1970~F3月3日，化名“简·罗伊”的麦科维将阻止她堕胎的达拉斯县检察官亨利·韦德告上法庭。庭审期间，各界关注。6月17日，得州联邦法院作出支持麦科维的判决，但拒绝制止禁止堕胎法。控辩双方对此都不满意，虽然麦科维已产下婴儿，双方还是把案件闹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1971年12月13日，罗伊案在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庭审。如今已贵为得克萨斯大学兼职教授，并曾在1978～1981年间担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助理的威丁顿律师，回忆起开庭时的情形，用的最多的一个词是“packed”。所有的座位都挤满了人，审判室里挤满了人，媒体室里挤满了人，所有的座位都坐满了人。那天的诉讼，威丁顿是在父母的陪同下去的，因为他们担心会有激进分子半路阻挠，危及威丁顿的人身安全。而对于第一次在联邦最高法院打官司的萨拉·威丁顿来说，没有恐惧，只有不断争取的胜利。
在当天的法庭上，控辩双方争执不下，水火不容。而联邦最高法院也正处在新老交替中。两名新法官已经通过了国会的批准，但还未宣誓就任，最高法院的判决需听取他们的意见。同时对这件影响整个社会道德规则的案件，法院的判决需要慎重，再慎重，所以时任首席大法官华伦·伯格采取了拖延战术，能拖一天就是一天。
可萨拉·威丁顿和琳达·科菲不会容忍拖延。利用这段期间，成丁顿重返得州，竞选并最终获得了得州议会的一个席位。“如果不能通过法律方式解决，那么就借用政治力量去改变!”她们不推翻禁止堕胎法不罢休。
1972年10月11日，时隔近10个月后，联邦最高法院第二次庭审。这次成丁顿提供了三份全国产科、妇科最高权威医生的口供书，内容涉及非法堕胎可能导致的感染，已经发生的危险实例和大量血淋淋的数据与图片。这是这些残酷的事实第一次在联邦最高法庭公开，现场一片静默。 此次辩护引发了大法官们心理天平的微妙变化。1973年1月22日，联邦最高法院以7比2作出判决，支持罗伊一方，判决得州立即废止禁止堕胎的法律。判决宣布后，全美除了先前通过堕胎合法化的纽约州之外的49个州，都修正了一切禁止或限制堕胎的法律。
罗伊案的胜诉使无数的美国妇女更安全。
女性争取生育自由的今天与明天
“the Pill”是避孕药片的专有名称。从p到P的转变，你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大小写的变化，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时代的标签，因为这个永远大写的P字后面，标注的是每一个自由女性的精神——Person，一个独立个体的人!
2006年初，美国南达科他州的一条地方法案引起了举国上下的密切关注。
3月6日，以严格的堕胎法规著称的南达科他州批准了一条新的、最严厉的禁止堕胎法案：医生只有在孕妇生命处于危险的情况下才能实施堕胎手术，任何其他情况下——如因强奸或乱伦而导致的怀孕，或出于孕妇的健康考虑——实施堕胎术的医生都将获重罪。
同样是在这一年，布什政府下的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抛弃准则、推翻医学专家的结论，用尽各种托辞试图禁止出售非处方紧急事后避孕药。最终同意出售的前提是购买者必须是18岁以上的女性，并且要求药店将避孕药放在柜台后储备，以限制药物的使用。
女性争取生育自由的百年抗争面临着严重倒退，甚至要倒退到上个世纪初，所有的自由都被禁止前。禁止堕胎，禁止避孕，禁止节育，禁止女性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禁止妇女作为一个独立“人”而存在。
实际上，在女性争取生育自由的进程中，突破与反复并存，进步与阻碍交缠。
避孕药引发的宗教争议已成历史。单是堕胎合法化问题，仅以美国为例，反堕胎的极端分子创建美国生命激进派联合会，对堕胎诊所的医务人员实施暴力威胁和伤害，称之为“情有可原的谋杀”。有数据统计显示，1977～1983年的7年间，共发生149件堕胎诊所暴力事件，非法手段包括对做堕胎手术的医生和护士的恐吓、绑架，射杀及焚毁、袭击、爆炸做堕胎手术的医疗诊所等；1984年，该数字为131件；1993年最高，达434件，其中极端暴力事件为43件(指谋杀、纵火、爆炸)；1994年7月，保罗·J·希尔枪杀了69岁的堕胎医生约翰·布里顿及其保镖詹姆斯·H·巴雷特，杀人后的希尔平静地将枪放到地上，站在那里等着警察来抓他。2003年9月，希尔成为美国因暴力反对堕胎而被判处死刑的第一人，在行刑前，他称自己是“烈士”。
此外，虽然1973年自主堕胎权作为个人的基本权利被美国最高法院确定下来，使得它已同言论、宗教自由一样，受宪法保护。但是，仅仅是在3年后，1976年，禁止将政府医疗基金用于堕胎的海德修正案在国会通过，最高法院维持了这一修正案。此外，最高法院法官人选的每一次变动，都可能为反堕胎案的合法提供契机。仅是2000年6月29日，最高法院的9名法官以5:4的投票否决了内布拉斯加州有条件的堕胎禁令，从而才勉强保住了罗伊诉韦德判例。
夹困在医疗利益与政治利益之间，妇女的生育自由权在堕胎问题上仍然面临各方面的阻力和不确定性。然而，就如避孕药的生存和发展充满曲折一样，妇女维护自身天赋权利的道路也一样是曲折的，同时前途光明。
不知你是否发现，在摆放着成千上万种药片、胶囊、栓塞剂和各种秘方的药店里，你只需要盯准Pill，只要将“所有片状药物总称”的Pill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就可以轻松自如地找到避孕药。the Pill是避孕药片的专有名称。从p到P的转变，你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大小写的变化，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时代的标签，因为这个永远大写的P字后面，标注的是每一个自由女性的精神——Person，一个独立个体的人!
人的解放首先从获得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开始。节育、避孕药片、堕胎合法化……历史以其特有的神秘方式，为女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开辟了道路。现在，只需要继续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