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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强入侵、军阀混战的背景下，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來。1918年4月14日，由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共同倡议发起的新民学会在湖南长沙市刘家台子的蔡和森家正式成立。新民学会成立后，前后有70余人参与其中，学会存续期间其成员领导开展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新民学会时期的毛泽东以“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为己任，通过办报纸、开夜校，实地考察等实际行动探索救国之路。1917年10月，毛泽东担任湖南一师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他在上半年开办一期工人夜校不理想的情况下，再次筹划开办工人夜校。1918年3月，他用普通工人都能懂的大白话亲自写了一则《夜学招学广告》，但实际效果并不好，毛泽东等人仔细寻找原因后发现，不识字的人根本不去看广告，略识字的工人不相信免费学习这样的好事。找到原因后，毛泽东和同学们分头到工人宿舍区和贫民区张贴夜校广告，仔细解释。五天后，就有100多人报名。毛泽东在《夜学日志》中这样写道：工人要求入学的心情，“如嗷嗷待哺也”，他们分发广告时“大受彼等之欢迎，争相诘问，咸曰‘读夜书去！’”夜校中担任教员的多是新民学会的成员。
创办报纸也是五四前后新民学会会员唤起民众的主要途径。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通过创办《湘江评论》为运动摇旗呐喊。虽然《湘江评论》只出版了五期就被军阀查封，但在这五期的宣传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连远在北京的陈独秀都知道湖南有个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毛泽东在《民众大联合》中写道，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驱张运动”是指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1918年3月，张敬尧被段祺瑞政府任命为湖南省督军兼省长。张敬尧主政湖南期间，纵兵劫抢、横征暴敛、借公肥私、私卖矿山、强种鸦片，钳制舆论、勒索军饷，伪造选举等等。湖南人民苦不堪言，于是湖南人民发出了“张毒不除，湖南无望”的口号。9月中旬，毛泽东等会员在湖南商业专门学校召集原学联干部酝酿驱张问题。“驱张运动”分为舆论宣传的请命和有组织的游行示威。
1.在舆论宣传上，新民学会成员自知人微言轻，力量薄弱，需要借助政府高层、名望士绅的力量来推动这一事件。从现存的《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可以看到由毛泽东、张百龄等湖南旅京十人上书总统府、国务院及外交、财政、工商三部的请愿书。毛泽东与数位会员还在北京创办了“平民通讯社”，毛自任社长，每日发稿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将张敬尧祸湘的罪恶及各地“驱张运动”的消息加以传布;彭璜在上海，何叔衡在衡阳分别创办《天问》《湘潮》杂志，讨论驱张办法。同时新民学会会员通过上海的《时事新报》发表《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人民的自决》等系列控诉张敬尧的文章以扩大舆论影响。
2.在组织游行示威方面。1919年12月2日，新民学会会员们利用张敬尧镇压群众焚烧日货运动、侮辱学生代表等事件，组织中小学学生和教师参加示威游行，发出了“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的宣言。随后新民学会决定组织驱张代表团，由教师代表率领学生代表分赴北京、衡阳、常德、郴州、广州、上海等地，进行请愿和联络。前往北京的主持人是毛泽东，前往上海的主持人是彭璜，前往衡阳的主持人是何叔衡，柳直荀则留守长沙，主持通讯联络。各代表团于1919年底至1920年初出发，分赴各地。1月28日，湖南公民、教职员、学生代表团，以毛泽东为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向国务院请愿，后又转赴国务总理靳云鹏私宅，要求靳当众宣布解决办法。靳云鹏最后不得已承诺将湖南问题提交国务会议讨论决定。最后，由于群众斗争的压力和直皖两系军阀之间的矛盾，张敬尧于1920年6月被赶出湖南。
可以看出，在“驱张运动”中新民学会成员起了核心作用，以会员为骨干，团结了当时可能团结的力量，形成了一个广泛的、暂时的驱张联盟，最终借助各方力量和军阀之间的矛盾获得了运动的胜利。
“湘人自治”运动是“驱张运动”后新民学会发起的又一运动。1920年6月，毛泽东与彭璜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湖南改造促成会。提出改造湖南的主张，阐明湖南改造的要义在于“废督裁兵”“建设民治”等。这是因为新民学会会员从现实中观察到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治国理政毫无章法而提出的、退而求次的先从湖南做起的救国办法。
虽然提出“湘人自治”这一口号是因为对北洋中央政府的失望，但并不是说主张湖南要脱离中国而自成一个国家。9月，毛泽东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里解释说，民国九年里的战乱已经证明建设一个统一的国家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湘人自治”提出实行湖南人“自决自治”，在湖南地域建立一个“湖南共和国”。
但这一主张很容易被一些湖南籍军阀利用，对抗其他军阀或中央政府的管理。所以毛泽东又解释道“‘湘人治湘’是对‘非湘人治湘’如鄂人治湘、皖人治湘等而言，仍是一种官治，不是民治。如果驱汤、驱张目的只在排去非湘人，仍旧换汤不换药的湘人治湘起来”，与奉天籍张作霖治东三省，云南籍唐继尧治理云南没什么区别。所以毛泽东认为“我们主张组织完全的乡自治，完全的县自治，和完全的省自治。乡长民选，县长民选，省长民选，自己选出同辈中靠得住的人去执行公役，这才叫做‘湘人自治’”。
在“湘人自治”运动中，毛泽东积极参与，并指出“我们不必去做具体的建设运动，却不可不做促进的运动。我们不必因为人数少便不做。人数尽管少，只要有真诚，效力总是有的”。但这种看似可行的做法在现实中却碰了壁。湖南省长谭延闿坚持以他所掌握的省议会来起草湖南宪法，否定了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提出的召开湖南人民宪法会议的主张。这就使湖南自治运动成为谭延闿手中欺骗大众的工具。毛泽东等人于10月下旬不得不愤然退出了“湘人自治”运动，自治运动以失败告终。毛泽东等人意识到政治改良行不通，必须另寻出路。他写给蔡和森的信中道：“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晚清以来爱国知识分子留学潮流的目的地主要是日本。新民学会会员罗章龙等人留日前的1918年5月17日，发生了日本政府殴打留日中国学生事件，学会会员赴日积极性受到打击。由于对俄国了解较少，加上北洋政府的阻挠，去俄国也不能成为留学之选项。恰好主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蔡元培等人在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蔡和森等会员18人，决定赴法。李维汉曾回忆说，“救国之路如何？真理在何处？我们仍处于蒙昧当中，头脑里基本是空白。因为读了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报刊杂志的宣传，对书中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美好前景觉得新鲜美好，觉得这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但是，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来达到这个目标呢？我们没有进一步深入探讨，以为走勤工俭学的道路就能达到这个目的”。
与李维汉赴法勤工俭学前的迷茫不同，蔡和森是带着明确的目的来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了解到北京的蔡元培、李石曾等正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所以会员讨论赴法勤工俭学时，蔡和森第一个报名参加。他说“寻找救国真理，是我多年向往的事”。不久，学会委派蔡和森赴北京和蔡元培、李石曾联系赴法的准备工作。蔡和森途经洞庭湖有感于乱世的中国面临生死存亡危机写诗一首以诗言志。诗曰《少年行》：大陆龙蛇起，乾坤一少年。乡国骚扰尽，风雨送征船。世乱吾自治，为学志转坚。从师万里外，访友人文渊。□□□□□，□□□□□。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虽无鲁阳戈，庶几挽狂澜。凭舟衡国变，意志鼓黎元。潭州蔚人望，洞庭证源泉。全诗充满了对当时国内军阀混战乱象的痛恨，控诉军阀对家乡百姓的勒索迫害。立志治理混乱的世道，“世乱吾自治”“匡复有吾在”，一种为国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情怀涌现诗中。到北京后，蔡和森在写给陈绍休的信中说，“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
1920年，蔡和森到法国后，因旧病复发，不能上课，于是“日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以“蛮看”报纸杂志为事，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小册子。他想“从第一手资料详细研究和认识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別是列宁主义给马克思主义所带来的新东西”，“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先弄个明白”。通过对法国工人运动的仔细观察，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勤奋阅读，他拟出三个简明公式：“俄国社会革命的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 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社会。”同年7月，在法的学会会员和部分工学励进会会员20余人齐聚蒙达尼公学召开会议，提出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新民学会的办会方针。这是因为蔡和森通过在法国的学习和经历，特别是深入了解法国的工人罢工和俄国革命后，已经深刻认识到共产主义的革命暴力是解救中国命运的良方。他指出，中国外受国际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内受封建军阀的残酷剥削，“现在中国四万万人有三万万五千不能生活了”。到了这个地步，三万万五千人唯有两条路走：要么继续受内外压迫和剥削，“以至饿死、乱死、战死、争夺扰攘而死……”;要么起来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该走哪条路？蔡和森指出，与其“饿死、乱死、战死、争夺扰攘而死，死得不值;毋宁为革命而战死而饿死，死得荣誉”。所以他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认为“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就这样，蔡和森等会员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经过艰辛探索，最终认定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以暴力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压迫的为民族谋解放，为人民谋幸福的道路。
1921年，新民学会会员由于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途径上发生冲突而于无声中解散，但当一批信奉共产主义的新民学会会员开始组织长沙的早期共产党组织时，它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新民学会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培养了一批人才，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新民学会会员们的优秀品质和崇高追求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责任编辑 杨琳）
作者：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创办平民夜校开启民智，出版报纸宣传救国
新民学会时期的毛泽东以“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为己任，通过办报纸、开夜校，实地考察等实际行动探索救国之路。1917年10月，毛泽东担任湖南一师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他在上半年开办一期工人夜校不理想的情况下，再次筹划开办工人夜校。1918年3月，他用普通工人都能懂的大白话亲自写了一则《夜学招学广告》，但实际效果并不好，毛泽东等人仔细寻找原因后发现，不识字的人根本不去看广告，略识字的工人不相信免费学习这样的好事。找到原因后，毛泽东和同学们分头到工人宿舍区和贫民区张贴夜校广告，仔细解释。五天后，就有100多人报名。毛泽东在《夜学日志》中这样写道：工人要求入学的心情，“如嗷嗷待哺也”，他们分发广告时“大受彼等之欢迎，争相诘问，咸曰‘读夜书去！’”夜校中担任教员的多是新民学会的成员。
创办报纸也是五四前后新民学会会员唤起民众的主要途径。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通过创办《湘江评论》为运动摇旗呐喊。虽然《湘江评论》只出版了五期就被军阀查封，但在这五期的宣传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连远在北京的陈独秀都知道湖南有个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毛泽东在《民众大联合》中写道，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驱张运动”为民请命
“驱张运动”是指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1918年3月，张敬尧被段祺瑞政府任命为湖南省督军兼省长。张敬尧主政湖南期间，纵兵劫抢、横征暴敛、借公肥私、私卖矿山、强种鸦片，钳制舆论、勒索军饷，伪造选举等等。湖南人民苦不堪言，于是湖南人民发出了“张毒不除，湖南无望”的口号。9月中旬，毛泽东等会员在湖南商业专门学校召集原学联干部酝酿驱张问题。“驱张运动”分为舆论宣传的请命和有组织的游行示威。
1.在舆论宣传上，新民学会成员自知人微言轻，力量薄弱，需要借助政府高层、名望士绅的力量来推动这一事件。从现存的《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可以看到由毛泽东、张百龄等湖南旅京十人上书总统府、国务院及外交、财政、工商三部的请愿书。毛泽东与数位会员还在北京创办了“平民通讯社”，毛自任社长，每日发稿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将张敬尧祸湘的罪恶及各地“驱张运动”的消息加以传布;彭璜在上海，何叔衡在衡阳分别创办《天问》《湘潮》杂志，讨论驱张办法。同时新民学会会员通过上海的《时事新报》发表《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人民的自决》等系列控诉张敬尧的文章以扩大舆论影响。
2.在组织游行示威方面。1919年12月2日，新民学会会员们利用张敬尧镇压群众焚烧日货运动、侮辱学生代表等事件，组织中小学学生和教师参加示威游行，发出了“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的宣言。随后新民学会决定组织驱张代表团，由教师代表率领学生代表分赴北京、衡阳、常德、郴州、广州、上海等地，进行请愿和联络。前往北京的主持人是毛泽东，前往上海的主持人是彭璜，前往衡阳的主持人是何叔衡，柳直荀则留守长沙，主持通讯联络。各代表团于1919年底至1920年初出发，分赴各地。1月28日，湖南公民、教职员、学生代表团，以毛泽东为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向国务院请愿，后又转赴国务总理靳云鹏私宅，要求靳当众宣布解决办法。靳云鹏最后不得已承诺将湖南问题提交国务会议讨论决定。最后，由于群众斗争的压力和直皖两系军阀之间的矛盾，张敬尧于1920年6月被赶出湖南。
可以看出，在“驱张运动”中新民学会成员起了核心作用，以会员为骨干，团结了当时可能团结的力量，形成了一个广泛的、暂时的驱张联盟，最终借助各方力量和军阀之间的矛盾获得了运动的胜利。
提倡湖南民选的“自治运动”
“湘人自治”运动是“驱张运动”后新民学会发起的又一运动。1920年6月，毛泽东与彭璜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湖南改造促成会。提出改造湖南的主张，阐明湖南改造的要义在于“废督裁兵”“建设民治”等。这是因为新民学会会员从现实中观察到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治国理政毫无章法而提出的、退而求次的先从湖南做起的救国办法。
虽然提出“湘人自治”这一口号是因为对北洋中央政府的失望，但并不是说主张湖南要脱离中国而自成一个国家。9月，毛泽东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里解释说，民国九年里的战乱已经证明建设一个统一的国家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湘人自治”提出实行湖南人“自决自治”，在湖南地域建立一个“湖南共和国”。
但这一主张很容易被一些湖南籍军阀利用，对抗其他军阀或中央政府的管理。所以毛泽东又解释道“‘湘人治湘’是对‘非湘人治湘’如鄂人治湘、皖人治湘等而言，仍是一种官治，不是民治。如果驱汤、驱张目的只在排去非湘人，仍旧换汤不换药的湘人治湘起来”，与奉天籍张作霖治东三省，云南籍唐继尧治理云南没什么区别。所以毛泽东认为“我们主张组织完全的乡自治，完全的县自治，和完全的省自治。乡长民选，县长民选，省长民选，自己选出同辈中靠得住的人去执行公役，这才叫做‘湘人自治’”。
在“湘人自治”运动中，毛泽东积极参与，并指出“我们不必去做具体的建设运动，却不可不做促进的运动。我们不必因为人数少便不做。人数尽管少，只要有真诚，效力总是有的”。但这种看似可行的做法在现实中却碰了壁。湖南省长谭延闿坚持以他所掌握的省议会来起草湖南宪法，否定了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提出的召开湖南人民宪法会议的主张。这就使湖南自治运动成为谭延闿手中欺骗大众的工具。毛泽东等人于10月下旬不得不愤然退出了“湘人自治”运动，自治运动以失败告终。毛泽东等人意识到政治改良行不通，必须另寻出路。他写给蔡和森的信中道：“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寻求救国道路，赴法勤工俭学
晚清以来爱国知识分子留学潮流的目的地主要是日本。新民学会会员罗章龙等人留日前的1918年5月17日，发生了日本政府殴打留日中国学生事件，学会会员赴日积极性受到打击。由于对俄国了解较少，加上北洋政府的阻挠，去俄国也不能成为留学之选项。恰好主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蔡元培等人在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蔡和森等会员18人，决定赴法。李维汉曾回忆说，“救国之路如何？真理在何处？我们仍处于蒙昧当中，头脑里基本是空白。因为读了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报刊杂志的宣传，对书中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美好前景觉得新鲜美好，觉得这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但是，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来达到这个目标呢？我们没有进一步深入探讨，以为走勤工俭学的道路就能达到这个目的”。
与李维汉赴法勤工俭学前的迷茫不同，蔡和森是带着明确的目的来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了解到北京的蔡元培、李石曾等正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所以会员讨论赴法勤工俭学时，蔡和森第一个报名参加。他说“寻找救国真理，是我多年向往的事”。不久，学会委派蔡和森赴北京和蔡元培、李石曾联系赴法的准备工作。蔡和森途经洞庭湖有感于乱世的中国面临生死存亡危机写诗一首以诗言志。诗曰《少年行》：大陆龙蛇起，乾坤一少年。乡国骚扰尽，风雨送征船。世乱吾自治，为学志转坚。从师万里外，访友人文渊。□□□□□，□□□□□。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虽无鲁阳戈，庶几挽狂澜。凭舟衡国变，意志鼓黎元。潭州蔚人望，洞庭证源泉。全诗充满了对当时国内军阀混战乱象的痛恨，控诉军阀对家乡百姓的勒索迫害。立志治理混乱的世道，“世乱吾自治”“匡复有吾在”，一种为国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情怀涌现诗中。到北京后，蔡和森在写给陈绍休的信中说，“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
1920年，蔡和森到法国后，因旧病复发，不能上课，于是“日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以“蛮看”报纸杂志为事，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小册子。他想“从第一手资料详细研究和认识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別是列宁主义给马克思主义所带来的新东西”，“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先弄个明白”。通过对法国工人运动的仔细观察，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勤奋阅读，他拟出三个简明公式：“俄国社会革命的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 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社会。”同年7月，在法的学会会员和部分工学励进会会员20余人齐聚蒙达尼公学召开会议，提出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新民学会的办会方针。这是因为蔡和森通过在法国的学习和经历，特别是深入了解法国的工人罢工和俄国革命后，已经深刻认识到共产主义的革命暴力是解救中国命运的良方。他指出，中国外受国际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内受封建军阀的残酷剥削，“现在中国四万万人有三万万五千不能生活了”。到了这个地步，三万万五千人唯有两条路走：要么继续受内外压迫和剥削，“以至饿死、乱死、战死、争夺扰攘而死……”;要么起来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该走哪条路？蔡和森指出，与其“饿死、乱死、战死、争夺扰攘而死，死得不值;毋宁为革命而战死而饿死，死得荣誉”。所以他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认为“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就这样，蔡和森等会员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经过艰辛探索，最终认定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以暴力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压迫的为民族谋解放，为人民谋幸福的道路。
1921年，新民学会会员由于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途径上发生冲突而于无声中解散，但当一批信奉共产主义的新民学会会员开始组织长沙的早期共产党组织时，它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新民学会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培养了一批人才，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新民学会会员们的优秀品质和崇高追求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责任编辑 杨琳）
作者：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