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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的一生，有过辉煌，也经历了磨难。他虚怀若谷的学者风范，忠贞不渝的政治信仰，中流砥柱的坚强力量，谦逊包容的民主作风，所彰显的是经天纬地的伟人风范和春风化雨的人格魅力。
张闻天在17岁那年考入河海工程专業学校（即今河海大学）。他在这里完成了国文、英文、绘图、物理、化学等学业，其中英文的“译读写作”训练，使他可以顺畅地阅读英文书刊报。他在这里阅读了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五四运动时期，长于写作的他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社会问题》，文章中提出“劳农界人”（指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还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的十条纲领。
理论的启蒙，现实的召唤，张闻天就这样把自己的志趣从工程技术转向了社会问题。五四运动时期，他不仅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还在《时事新报》《少年世界》《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一个19岁的青年在时代大潮中，笔锋初露，显现出不凡的文字功力和深远的洞察力。
五四运动后，他和好友沈泽民一起赴日本留学。此时，他写文章、译书稿，已经成为常态，因为他的生活和学习的经济来源都指望稿酬。在日本只待了半年左右，他们又回到上海。他开始对文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21年4月9日，他完成了第一篇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文章《托尔斯泰的艺术观》，发表在9月出版的《小说月报》。
他还被朋友介绍去中华书局工作，担任“新文化丛书”的编辑。这是一套以介绍欧美社会科学书籍为主的丛书。他参与编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主义初步》《欧洲政治思想小史》《社会问题总览》《近代西洋哲学史大纲》等。由此，他接触到欧美前沿的社会思潮，在反反复复的思考比较后，认定了中国“自然不能不走社会主义一条路了。自今日起，我希望能够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做一个小卒”。
从1921年到1924年初，他在《小说月报》《创造周刊》《东方杂志》《少年中国》《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译作和评论文章。不到三年的时间，他公开发表的文章就有50多万字。由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的他的专集或与他人合集就有柏格森《笑之研究》、韦鲁多·柯尔《柏格森之变易哲学》、安特列夫《狗的跳舞》以及《倍那文德戏剧集》等九种之多。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已引起新文学界的瞩目。
他的文学创作才华也远播海外，美国旧金山的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友们邀请他来美国，和他们一道开展社会活动。当时，旅美的知识分子在旧金山成立了“美洲中国文化同盟”，并与致公总堂签约合办《大同报》，他是“同盟”推定的《大同报》编辑。1920年9月，他乘远洋轮船来到了美国旧金山，开始了勤工俭学的历程。
虽说有份编辑工作，但月薪只有40元，而且常常拖欠薪水。他不得不把大半时间用在翻译、写稿上，以稿酬贴补生活。他的译作中当以译介倍那文德的戏剧影响最大。鲁迅读了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由张闻天翻译的倍那文德的《热情的花》和“译序”后，也产生了介绍倍那文德的兴致，特意从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论文集中，译出《西班牙剧坛的将星》，并说此文是因为看了《小说月报》的译作《热情的花》和“译序”而写作的，“所引剧文，用的就是张闻天先生的译本”。
张闻天
短暂的美国生活，令他黯然神伤，“觉得中国是可怀的”。他说：“我恐怕在美国是永远孤独的人。”1924年1月，他又乘远洋轮船回到上海，再到中华书局担任编辑。除了本职工作就是文学创作，他创作了长篇小说《旅途》，并在《小说月报》发表，创作了三幕话剧《青春的梦》，并在《少年中国》发表。应该说这是个姊妹篇，是“恋爱与革命”文学创作之滥觞，给当时的读者以新的阅读刺激，实是耳目一新的作品。
在中华书局工作半年多以后，他又来到重庆，先后任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英文教员、川东师范学校国文教员。他儒雅的风度，渊博的学识，倾倒了许多学生。当年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李伯钊回忆说：“我们那时只知道他是从美国回来的，很佩服他，感觉这人很有学问，英文教得很不错，是一般英语教员所不及的。……在我们的印象中他是很受尊敬的，他教英语发音准，对学生很精心。当时知道他在文学方面有才能，是参加了文学研究会的。”
不仅英文教得好，国文也教得好。他的学生刘孟屏晚年回忆说：“张老师给我们教的是白话文，通过学习我们很快就学会了作文，不用打草稿，一写就是一千多字。所以，同学们都很喜欢上他的课。……我们在图书馆看到过张老师的作品，对张老师很崇拜。下课后，我们和同学们经常找张老师问功课、摆龙门阵。……他还教我们写小说和散文，组织我们出壁报。”
1925年6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0月，由中共上海地委派送到苏联莫斯科，入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通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在这批中国学生中是唯一留学日本和美国的人，因此担任了学校的英文翻译。他的这段经历，兼之在国内已是知名的新文学家，使他很快便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突出人物。同学们都“蛮崇拜他的，他也没有架子，平易近人”。上海市人大原常委黄浩与他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黄浩晚年回忆说：“我对张闻天同志总的印象是好的。他能写会讲，逻辑性强，总是以理服人。讲话文雅，人家很激动，他很沉着、稳重，任何情况不发脾气。善于写文章，每次墙报总有他的文章。”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他由共产国际东方部和联共中央选送，入红色教授学院（这是苏联的最高学府）深造，同时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教。在此前后，他已与吴亮平合译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校订了李敬永翻译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他投入了很大的精力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了多篇很有见地的文章，得到了学院导师的高度评价：“他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掌握是令人满意的。适合于做专业工作。”
1931年1月，张闻天和杨尚昆结伴而行，由莫斯科回到上海，2月起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9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他是政治局常委，进入了中共领导高层，负责宣传工作。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期间及进入中央苏区后所犯的“左”倾错误，他毫不讳言自己所应担当的责任，并在后来一再检讨这一错误，以从中汲取教训。
他与博古的区别在于，在一些具体的策略方面，他也有一些反“左”的主张。例如，1932年3月初，他就不主张在白色恐怖严峻的上海盲目地举行“总同盟罢工”，认为这是“空洞的叫喊”。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很多人以为敌人“不会再向苏区与红军进攻”，他却说这是“左倾的空谈”。
他与博古的公开的意见分歧始于“福建事变”，当时十九路军有意与红军联合反蒋抗日，红军此时正遭遇严酷的第五次“围剿”，如果此时采取与十九路军合作，那么就正如后来的遵义会议所指出的，“我们完全有可能粉碎第五次‘围剿’，国内形势将成为另外一个局面”。博古拒绝张闻天的正确主张，放弃这一“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仍然把十九路军当作敌人予以排斥，致使红军失去化险为夷的“重要关键”。
博古将军事决策都交予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张闻天对此很不以为然，对博古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意。他们的分歧就这样越来越表面化，难以调和。李德知道后很着急，让博古去找张闻天谈，并带去他的意见：“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言外之意是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应该抱成团，张闻天没有理睬。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张闻天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说这是李德、博古的“一箭双雕”。杨尚昆回忆说：“后来博古就想把闻天排挤出领导核心。闻天同志被派到政府工作，当人民委员会主席。这对闻天同志来说倒是件好事，因为这样一来，他同毛主席接近起来了。毛主席对闻天施加影响，慢慢地看出张闻天是可能争取的，到长征出发的时候，洛甫（即张闻天）和毛主席还有王稼祥就走到一起了。到遵义会议，张闻天同博古分开，可以说完全决裂了。”
张闻天、毛泽东在特殊时期走到了一起，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接触，他对毛泽东实事求是的作风由衷地佩服，一改上海时期对毛泽东的偏见。长征途中，他与毛泽东、王稼祥走在一起，三人一路行军一路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他后來在一篇文章中说：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他们从通道会议到猴场会议，根据实际的军事形势，一次次地改变行军的方向，使红军绝处逢生，转危为安。
在遵义会议上，正是张闻天的那篇“反报告”起了重大的作用，为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
1935年2月，红军中央纵队行进到“鸡鸣三省”，张闻天就是在这里被中央推举负总责。2月8日，中央纵队到达扎西，他在这里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这份文献是在他的遵义会议“反报告”的基础上，并依据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等的发言而起草出来的。决议系统地论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集体创造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战略战术。
张闻天
他在谈到遵义会议的功绩时说过：“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他尊重毛泽东，凡事与毛泽东商量的做法，引起党内有些同志的异议，说他不该老是跟着毛泽东跑。他听后置之一笑，坦然地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事变后的第二天，张闻天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应对和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在大家畅所欲言后，他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西安事变的意义在于“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处在历史转变的关头，当务之急要“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并预见到党的工作会有转变，那就是“要转到合法地登上政治舞台”。
党中央根据形势变化，形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12月19日，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事变发生六天以来，“现象和本质显得更充分”了，所以，我们的方针也应该有所调整，要比以前“更进步”。我们的方针是“坚持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表示“不站在反蒋的立场”，我们应以抗日为中心，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对于蒋介石的处置方针应该是“和平调解”。
会后，他又致电正在西安的周恩来，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出中共中央的策略：“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并说在和平解决事变的六项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上赞助中国统一，一致抗日”。蒋介石口头承诺了六项条件，随之便安然地离开西安。西安事变在波谲云诡的背景下得以和平解决，一场祸及华夏大地的内战得以避免，一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就要爆发。
1937年2月，国共双方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进行了谈判。谈判进行得很艰难。7月20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决定对蒋介石采取强硬的方针：“我们决定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蒋谈之方针。请你们回来面商之。”
面对中共的强硬态度，加之日军又一次发动了侵占平津的进攻，蒋介石不得不改变了态度：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张闻天立即召开书记处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在三原迅速改编，编为三个师，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 红军改编后，党内存在着过于相信蒋介石，急于出动的情绪，张闻天看到了这一危险的苗头，及时在会议上提醒全党：“统一战线愈发展，右倾危险愈要增长，这是因为统一战线本身就包含右倾危险。有些同志常常只看到统一的方面，没有看到不统一的方面;只看到相同的方面，看不到区别的方面;只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又说：“右倾危险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与之建立统一战线的国民党是一个全国的党，钱、人、地位都有，它还具有相当的危险。这样，我们队伍中一些不健全分子就可能受其影响。”
改编后的红军要不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权，要不要坚持独立自主，是十分严肃的原则问题。这是从血的教训中得来的，1937年7月，时任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团长兼政委何鸣由于对国民党借谈判消灭闽粤边区红军的阴谋毫无察觉，致使所率独立第三团被包围缴械。9月，又出现湘鄂赣边区在武汉谈判时丧失独立性的错误。鉴于此，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博古、叶剑英、周恩来，提出：“通知谈判代表停止谈判，即速回去，由傅秋涛另派代表，否定原定条件，重定办法，坚持下列各点：（一）国民党不得插进一人来。（二）一定的军饷。（三）驻地依靠有险可守之地，严防暗袭及破坏，不要求驻大地方。”
就在中共中央纠正统一战线中的右倾错误时，王明由共产国际派遣回到了延安。下车伊始，就兜售了他的一系列错误主张，如“红军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的指挥”等等。
王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又在共产国际担任相当高的职务，他回国的任务就是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这种身份和背景，在党内有一定的迷惑作用，令许多人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在这些带根本性的路线、方针的问题上，张闻天进行了策略而又果断的抵制，一再强调在统一战线中一定要保持“党的独立性”，八路军、新四军一定“要保存党的领导”，“我们对友党在许多问题上是互相让步，而不是让步政策”。
1937年7月14日，埃德加·斯諾的夫人尼姆·威尔斯（海伦·福斯特）采访了张闻天，威尔斯在她的《续西行漫记》中说：“在外貌上，洛甫是属于一种最不平常的知识分子型。他的大脑头上盖满了‘知识瘤’，他戴着厚厚的眼镜，他那富于思想的表情是非常不规则的。他身高而瘦，给人一种工作过度的印象。现在，他是唯一在美国留过学的共产党领袖，也是唯一出生在上海的共产党领袖。他英语说得很流利，他有一个时候想做小说家。”
张闻天与夫人刘英在延安合影
如威尔斯所说，他确实是个“知识分子型”的“共产党领袖”，可他并没因此而矜才使气，自命不凡，而是虚怀若谷，蔼然可亲。上上下下的同志很少称呼他的职务，都是亲切地称呼他“洛甫同志”。在中央负总责后，他一改博古的独断专行的作风，从不孤行己见，凡事与同志们商量，决策由中央集体研究决定。
1939年初，他实际上已完成了职责的过渡，负责的工作是宣传部与干部教育部。1940年5月，他把党内负总责的工作全部移交出，具体分工负责宣传教育部和马列学院，后又负责《共产党人》和《解放》杂志。他很乐意做这些工作，并在理论建设、干部教育、宣传鼓动、文化工作等方面，成绩卓著，建树良多。
抗战胜利后，中共把战略重心转向东北，他是最早被派往东北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先后担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辽东省委书记，为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被委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的首席代表，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阻挠，中国迟至1971年才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因此而没有履职。后来，他又担任了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为新中国外交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东北任合江省委书记时，工作千头万绪，他首先抓剿匪和土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对于土改中出现的“扫堂子”的“左”的做法，及时地予以纠正。开国上将吕正操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与他有过工作上的交往，对他的印象是“办事很认真，且比较稳重，从不过分”，“有文化、讲道理、真实干;他为人正派、顾全大局，能坚持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
由在中央负总责到担任副部长，他看得正常而平淡。对于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从不讳疾忌医，而是主动承担责任。延安整风时，中央认为清算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路线错误的时机已经到了，他对此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但是经过回顾与学习党的历史，尤其是与毛泽东的几次交谈，他对这条错误路线有了新的认识，并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他说：“中央苏区的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单纯防御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老干部，否定过去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结合，这必然发展到乱打击干部。……我是主要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是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
他责己甚严，服从真理，闻过则喜，注意修正错误，受到同志们的敬佩。李维汉曾在一次会议上说，他对张闻天是“敬而爱”，这是很多与他交往过的人的共同感受。他虽然身居要职，可从不摆架子，不自我膨胀，总是以平等态度对待所有的同志。中联部原副部长赵毅敏回忆说：“张闻天作风很民主，他主持开会总是要大家先发表意见，自己耐心认真地听别人讲。对下面好的意见他都能采纳，不正确的意见则给予说明，使大家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思想上没有一点顾虑，说错，说对，都不用害怕。我和他相处中还没有哪一回是以他的意见为主，非要大家执行不可。相反他对一些问题的处理，总是深思熟虑，又反复听取群众意见之后才作决定。当时我和他住得很近，经常一起散步、聊天。他有些事情没有定下来的时候，就和我进行交谈、征求意见，完全是一种诚恳协商的态度，是一种不耻下问的样子，没有一点领导架子，使你有什么话都愿意和他交谈。”
整风运动时，他带了几个同志去陕北老根据地神符调查研究，这在当时的中央领导里是少有的。每到一地和老百姓同吃、同住，没有一点特殊化。见了年纪大的男女，亲切地称呼老大爷、老大娘。由于没有官架子，老百姓对他什么都说，收到了调查研究的效果。随他一同调查研究的薛一平说：“他是学者型人物，有政治家的风度，能够动脑筋提问题，让大家分析讨论。他很有本事，却谦虚谨慎，总是和大家商量问题。在调查中没有任何框框，有什么调查什么，不强调一致，根据不同情况得出不同结论。各村各户有些比例数字完全可以不同，他是很讲实际的。他强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做硬性规定。”
1976年，张闻天在无锡留影
1959年八九月间，经过庐山会议的错误批判，他被解除了外交部副部长职务，来到中科院经济研究所担任特约研究员，虽然还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名义，可是所有相关的待遇都取消了。此时他已近古稀，仍然和年轻人一样挤公共汽车，按时上下班，没有一点怨言。1968年夏天，新华社原高级编辑高向明曾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了张闻天，他回忆说：“看见他穿了一件白衬衫站在那里，背驼得很厉害。他以前是不驼背的，因此我就仔细地看了他。因为我离他很近，他却高度近视，没注意到我对他的观察。当时我心里很难过，像他这样一个重要领导人，为什么要挤公共汽车呢？当时我也不便和他打招呼，回家后就告诉了老伴。老伴说：‘这不可能，是你认错了人。’然而，后来看到刘英的回忆，才知道张闻天‘文革’中受到迫害，确实没有汽车，出门就靠公共汽车。”
（责任编辑 叶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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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在17岁那年考入河海工程专業学校（即今河海大学）。他在这里完成了国文、英文、绘图、物理、化学等学业，其中英文的“译读写作”训练，使他可以顺畅地阅读英文书刊报。他在这里阅读了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五四运动时期，长于写作的他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社会问题》，文章中提出“劳农界人”（指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还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的十条纲领。
理论的启蒙，现实的召唤，张闻天就这样把自己的志趣从工程技术转向了社会问题。五四运动时期，他不仅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还在《时事新报》《少年世界》《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一个19岁的青年在时代大潮中，笔锋初露，显现出不凡的文字功力和深远的洞察力。
五四运动后，他和好友沈泽民一起赴日本留学。此时，他写文章、译书稿，已经成为常态，因为他的生活和学习的经济来源都指望稿酬。在日本只待了半年左右，他们又回到上海。他开始对文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21年4月9日，他完成了第一篇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文章《托尔斯泰的艺术观》，发表在9月出版的《小说月报》。
他还被朋友介绍去中华书局工作，担任“新文化丛书”的编辑。这是一套以介绍欧美社会科学书籍为主的丛书。他参与编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主义初步》《欧洲政治思想小史》《社会问题总览》《近代西洋哲学史大纲》等。由此，他接触到欧美前沿的社会思潮，在反反复复的思考比较后，认定了中国“自然不能不走社会主义一条路了。自今日起，我希望能够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做一个小卒”。
从1921年到1924年初，他在《小说月报》《创造周刊》《东方杂志》《少年中国》《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译作和评论文章。不到三年的时间，他公开发表的文章就有50多万字。由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的他的专集或与他人合集就有柏格森《笑之研究》、韦鲁多·柯尔《柏格森之变易哲学》、安特列夫《狗的跳舞》以及《倍那文德戏剧集》等九种之多。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已引起新文学界的瞩目。
他的文学创作才华也远播海外，美国旧金山的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友们邀请他来美国，和他们一道开展社会活动。当时，旅美的知识分子在旧金山成立了“美洲中国文化同盟”，并与致公总堂签约合办《大同报》，他是“同盟”推定的《大同报》编辑。1920年9月，他乘远洋轮船来到了美国旧金山，开始了勤工俭学的历程。
虽说有份编辑工作，但月薪只有40元，而且常常拖欠薪水。他不得不把大半时间用在翻译、写稿上，以稿酬贴补生活。他的译作中当以译介倍那文德的戏剧影响最大。鲁迅读了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由张闻天翻译的倍那文德的《热情的花》和“译序”后，也产生了介绍倍那文德的兴致，特意从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论文集中，译出《西班牙剧坛的将星》，并说此文是因为看了《小说月报》的译作《热情的花》和“译序”而写作的，“所引剧文，用的就是张闻天先生的译本”。
短暂的美国生活，令他黯然神伤，“觉得中国是可怀的”。他说：“我恐怕在美国是永远孤独的人。”1924年1月，他又乘远洋轮船回到上海，再到中华书局担任编辑。除了本职工作就是文学创作，他创作了长篇小说《旅途》，并在《小说月报》发表，创作了三幕话剧《青春的梦》，并在《少年中国》发表。应该说这是个姊妹篇，是“恋爱与革命”文学创作之滥觞，给当时的读者以新的阅读刺激，实是耳目一新的作品。
在中华书局工作半年多以后，他又来到重庆，先后任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英文教员、川东师范学校国文教员。他儒雅的风度，渊博的学识，倾倒了许多学生。当年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李伯钊回忆说：“我们那时只知道他是从美国回来的，很佩服他，感觉这人很有学问，英文教得很不错，是一般英语教员所不及的。……在我们的印象中他是很受尊敬的，他教英语发音准，对学生很精心。当时知道他在文学方面有才能，是参加了文学研究会的。”
不仅英文教得好，国文也教得好。他的学生刘孟屏晚年回忆说：“张老师给我们教的是白话文，通过学习我们很快就学会了作文，不用打草稿，一写就是一千多字。所以，同学们都很喜欢上他的课。……我们在图书馆看到过张老师的作品，对张老师很崇拜。下课后，我们和同学们经常找张老师问功课、摆龙门阵。……他还教我们写小说和散文，组织我们出壁报。”
1925年6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0月，由中共上海地委派送到苏联莫斯科，入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通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在这批中国学生中是唯一留学日本和美国的人，因此担任了学校的英文翻译。他的这段经历，兼之在国内已是知名的新文学家，使他很快便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突出人物。同学们都“蛮崇拜他的，他也没有架子，平易近人”。上海市人大原常委黄浩与他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黄浩晚年回忆说：“我对张闻天同志总的印象是好的。他能写会讲，逻辑性强，总是以理服人。讲话文雅，人家很激动，他很沉着、稳重，任何情况不发脾气。善于写文章，每次墙报总有他的文章。”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他由共产国际东方部和联共中央选送，入红色教授学院（这是苏联的最高学府）深造，同时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教。在此前后，他已与吴亮平合译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校订了李敬永翻译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他投入了很大的精力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了多篇很有见地的文章，得到了学院导师的高度评价：“他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掌握是令人满意的。适合于做专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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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月，张闻天和杨尚昆结伴而行，由莫斯科回到上海，2月起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9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他是政治局常委，进入了中共领导高层，负责宣传工作。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期间及进入中央苏区后所犯的“左”倾错误，他毫不讳言自己所应担当的责任，并在后来一再检讨这一错误，以从中汲取教训。
他与博古的区别在于，在一些具体的策略方面，他也有一些反“左”的主张。例如，1932年3月初，他就不主张在白色恐怖严峻的上海盲目地举行“总同盟罢工”，认为这是“空洞的叫喊”。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很多人以为敌人“不会再向苏区与红军进攻”，他却说这是“左倾的空谈”。
他与博古的公开的意见分歧始于“福建事变”，当时十九路军有意与红军联合反蒋抗日，红军此时正遭遇严酷的第五次“围剿”，如果此时采取与十九路军合作，那么就正如后来的遵义会议所指出的，“我们完全有可能粉碎第五次‘围剿’，国内形势将成为另外一个局面”。博古拒绝张闻天的正确主张，放弃这一“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仍然把十九路军当作敌人予以排斥，致使红军失去化险为夷的“重要关键”。
博古将军事决策都交予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张闻天对此很不以为然，对博古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意。他们的分歧就这样越来越表面化，难以调和。李德知道后很着急，让博古去找张闻天谈，并带去他的意见：“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言外之意是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应该抱成团，张闻天没有理睬。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张闻天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说这是李德、博古的“一箭双雕”。杨尚昆回忆说：“后来博古就想把闻天排挤出领导核心。闻天同志被派到政府工作，当人民委员会主席。这对闻天同志来说倒是件好事，因为这样一来，他同毛主席接近起来了。毛主席对闻天施加影响，慢慢地看出张闻天是可能争取的，到长征出发的时候，洛甫（即张闻天）和毛主席还有王稼祥就走到一起了。到遵义会议，张闻天同博古分开，可以说完全决裂了。”
张闻天、毛泽东在特殊时期走到了一起，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接触，他对毛泽东实事求是的作风由衷地佩服，一改上海时期对毛泽东的偏见。长征途中，他与毛泽东、王稼祥走在一起，三人一路行军一路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他后來在一篇文章中说：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他们从通道会议到猴场会议，根据实际的军事形势，一次次地改变行军的方向，使红军绝处逢生，转危为安。
在遵义会议上，正是张闻天的那篇“反报告”起了重大的作用，为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
1935年2月，红军中央纵队行进到“鸡鸣三省”，张闻天就是在这里被中央推举负总责。2月8日，中央纵队到达扎西，他在这里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这份文献是在他的遵义会议“反报告”的基础上，并依据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等的发言而起草出来的。决议系统地论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集体创造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战略战术。
他在谈到遵义会议的功绩时说过：“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他尊重毛泽东，凡事与毛泽东商量的做法，引起党内有些同志的异议，说他不该老是跟着毛泽东跑。他听后置之一笑，坦然地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三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事变后的第二天，张闻天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应对和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在大家畅所欲言后，他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西安事变的意义在于“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处在历史转变的关头，当务之急要“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并预见到党的工作会有转变，那就是“要转到合法地登上政治舞台”。
党中央根据形势变化，形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12月19日，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事变发生六天以来，“现象和本质显得更充分”了，所以，我们的方针也应该有所调整，要比以前“更进步”。我们的方针是“坚持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表示“不站在反蒋的立场”，我们应以抗日为中心，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对于蒋介石的处置方针应该是“和平调解”。
会后，他又致电正在西安的周恩来，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出中共中央的策略：“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并说在和平解决事变的六项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上赞助中国统一，一致抗日”。蒋介石口头承诺了六项条件，随之便安然地离开西安。西安事变在波谲云诡的背景下得以和平解决，一场祸及华夏大地的内战得以避免，一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就要爆发。
1937年2月，国共双方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进行了谈判。谈判进行得很艰难。7月20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决定对蒋介石采取强硬的方针：“我们决定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蒋谈之方针。请你们回来面商之。”
面对中共的强硬态度，加之日军又一次发动了侵占平津的进攻，蒋介石不得不改变了态度：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张闻天立即召开书记处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在三原迅速改编，编为三个师，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 红军改编后，党内存在着过于相信蒋介石，急于出动的情绪，张闻天看到了这一危险的苗头，及时在会议上提醒全党：“统一战线愈发展，右倾危险愈要增长，这是因为统一战线本身就包含右倾危险。有些同志常常只看到统一的方面，没有看到不统一的方面;只看到相同的方面，看不到区别的方面;只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又说：“右倾危险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与之建立统一战线的国民党是一个全国的党，钱、人、地位都有，它还具有相当的危险。这样，我们队伍中一些不健全分子就可能受其影响。”
改编后的红军要不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权，要不要坚持独立自主，是十分严肃的原则问题。这是从血的教训中得来的，1937年7月，时任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团长兼政委何鸣由于对国民党借谈判消灭闽粤边区红军的阴谋毫无察觉，致使所率独立第三团被包围缴械。9月，又出现湘鄂赣边区在武汉谈判时丧失独立性的错误。鉴于此，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博古、叶剑英、周恩来，提出：“通知谈判代表停止谈判，即速回去，由傅秋涛另派代表，否定原定条件，重定办法，坚持下列各点：（一）国民党不得插进一人来。（二）一定的军饷。（三）驻地依靠有险可守之地，严防暗袭及破坏，不要求驻大地方。”
就在中共中央纠正统一战线中的右倾错误时，王明由共产国际派遣回到了延安。下车伊始，就兜售了他的一系列错误主张，如“红军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的指挥”等等。
王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又在共产国际担任相当高的职务，他回国的任务就是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这种身份和背景，在党内有一定的迷惑作用，令许多人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在这些带根本性的路线、方针的问题上，张闻天进行了策略而又果断的抵制，一再强调在统一战线中一定要保持“党的独立性”，八路军、新四军一定“要保存党的领导”，“我们对友党在许多问题上是互相让步，而不是让步政策”。
四
1937年7月14日，埃德加·斯諾的夫人尼姆·威尔斯（海伦·福斯特）采访了张闻天，威尔斯在她的《续西行漫记》中说：“在外貌上，洛甫是属于一种最不平常的知识分子型。他的大脑头上盖满了‘知识瘤’，他戴着厚厚的眼镜，他那富于思想的表情是非常不规则的。他身高而瘦，给人一种工作过度的印象。现在，他是唯一在美国留过学的共产党领袖，也是唯一出生在上海的共产党领袖。他英语说得很流利，他有一个时候想做小说家。”
如威尔斯所说，他确实是个“知识分子型”的“共产党领袖”，可他并没因此而矜才使气，自命不凡，而是虚怀若谷，蔼然可亲。上上下下的同志很少称呼他的职务，都是亲切地称呼他“洛甫同志”。在中央负总责后，他一改博古的独断专行的作风，从不孤行己见，凡事与同志们商量，决策由中央集体研究决定。
1939年初，他实际上已完成了职责的过渡，负责的工作是宣传部与干部教育部。1940年5月，他把党内负总责的工作全部移交出，具体分工负责宣传教育部和马列学院，后又负责《共产党人》和《解放》杂志。他很乐意做这些工作，并在理论建设、干部教育、宣传鼓动、文化工作等方面，成绩卓著，建树良多。
抗战胜利后，中共把战略重心转向东北，他是最早被派往东北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先后担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辽东省委书记，为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被委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的首席代表，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阻挠，中国迟至1971年才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因此而没有履职。后来，他又担任了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为新中国外交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东北任合江省委书记时，工作千头万绪，他首先抓剿匪和土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对于土改中出现的“扫堂子”的“左”的做法，及时地予以纠正。开国上将吕正操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与他有过工作上的交往，对他的印象是“办事很认真，且比较稳重，从不过分”，“有文化、讲道理、真实干;他为人正派、顾全大局，能坚持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
由在中央负总责到担任副部长，他看得正常而平淡。对于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从不讳疾忌医，而是主动承担责任。延安整风时，中央认为清算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路线错误的时机已经到了，他对此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但是经过回顾与学习党的历史，尤其是与毛泽东的几次交谈，他对这条错误路线有了新的认识，并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他说：“中央苏区的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单纯防御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老干部，否定过去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结合，这必然发展到乱打击干部。……我是主要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是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
他责己甚严，服从真理，闻过则喜，注意修正错误，受到同志们的敬佩。李维汉曾在一次会议上说，他对张闻天是“敬而爱”，这是很多与他交往过的人的共同感受。他虽然身居要职，可从不摆架子，不自我膨胀，总是以平等态度对待所有的同志。中联部原副部长赵毅敏回忆说：“张闻天作风很民主，他主持开会总是要大家先发表意见，自己耐心认真地听别人讲。对下面好的意见他都能采纳，不正确的意见则给予说明，使大家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思想上没有一点顾虑，说错，说对，都不用害怕。我和他相处中还没有哪一回是以他的意见为主，非要大家执行不可。相反他对一些问题的处理，总是深思熟虑，又反复听取群众意见之后才作决定。当时我和他住得很近，经常一起散步、聊天。他有些事情没有定下来的时候，就和我进行交谈、征求意见，完全是一种诚恳协商的态度，是一种不耻下问的样子，没有一点领导架子，使你有什么话都愿意和他交谈。”
整风运动时，他带了几个同志去陕北老根据地神符调查研究，这在当时的中央领导里是少有的。每到一地和老百姓同吃、同住，没有一点特殊化。见了年纪大的男女，亲切地称呼老大爷、老大娘。由于没有官架子，老百姓对他什么都说，收到了调查研究的效果。随他一同调查研究的薛一平说：“他是学者型人物，有政治家的风度，能够动脑筋提问题，让大家分析讨论。他很有本事，却谦虚谨慎，总是和大家商量问题。在调查中没有任何框框，有什么调查什么，不强调一致，根据不同情况得出不同结论。各村各户有些比例数字完全可以不同，他是很讲实际的。他强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做硬性规定。”
1959年八九月间，经过庐山会议的错误批判，他被解除了外交部副部长职务，来到中科院经济研究所担任特约研究员，虽然还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名义，可是所有相关的待遇都取消了。此时他已近古稀，仍然和年轻人一样挤公共汽车，按时上下班，没有一点怨言。1968年夏天，新华社原高级编辑高向明曾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了张闻天，他回忆说：“看见他穿了一件白衬衫站在那里，背驼得很厉害。他以前是不驼背的，因此我就仔细地看了他。因为我离他很近，他却高度近视，没注意到我对他的观察。当时我心里很难过，像他这样一个重要领导人，为什么要挤公共汽车呢？当时我也不便和他打招呼，回家后就告诉了老伴。老伴说：‘这不可能，是你认错了人。’然而，后来看到刘英的回忆，才知道张闻天‘文革’中受到迫害，确实没有汽车，出门就靠公共汽车。”
（责任编辑 叶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