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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丕显系福建省长汀县人，13岁参加革命，毛泽东称他是我党有名的“红小鬼”。新中國成立后，陈丕显曾在上海、湖北两地担任主要领导，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湖北工作期间，正值改革开放大潮兴起，他以开放的理念，力推湖北工业学上海，结合实际移植上海的先进经验，找到一条推动地方工业较快发展的路径，促进了湖北地方工业特别是轻纺工业的长足发展。
湖北工业学上海活动发轫于该省咸宁。咸宁专区是湖北省1965年新设置的，于1968年改称咸宁地区。该地区地方工业发展滞后，企业产品质量差，花色品种少，缺乏竞争力，一方面企业“吃不饱”，另一方面生产的东西又卖不出去。
咸宁地委经过反复研究分析，认为地方工业竞争力差，差就差在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落后。当时全区地方工业有近六万名职工，其中绝大多数是1970年后招收的农村青年和下乡知青，没有受过专门技术培训，技术水平普遍很低。加之受那些年“有技术你莫喜，无技术你莫急，四年定二级”的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缺乏钻研技术的动力，截至1978年底，全区职工平均技术等级为2.37级。工业部门和企业的主管干部，绝大多数来自农业、行政等部门还有一些是部队转业人员，全区县属以上企业的领导干部941人，熟悉和比较熟悉业务的只有390人，占41.6%;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24人，占2.6%;工程技术人员所占比重更小。这些干部缺乏企业管理的能力和经验，习惯用小生产的经营方式来管理企业。
咸宁地委决定，借改革开放的东风，学习和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加快咸宁地方工业发展。因为上海的工业水平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先水平，他们打算开展学上海的活动，借鉴上海的先进经验，提高咸宁地方工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力争打一个翻身仗。
可如何向上海求助呢？咸宁地委书记王瑞生和分管工业的地委副书记曹野，想到了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陈丕显1952年到上海工作后，历任上海市委第四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在上海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如果能请他出面打招呼，肯定会事半功倍。
1979年7月的一天，王瑞生、曹野从咸宁专程到武汉找到陈丕显。他们汇报了咸宁地方工业的落后状况和想从上海聘请工人师傅到咸宁传授技术、帮助改善企业管理的打算，恳请领导出面帮助与上海市委联系。
陈丕显肯定了咸宁地委的想法，表态乐于给他们当“红娘”牵线搭桥，当即给上海市委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希望上海市委对咸宁地区给予大力支持与帮助。他还说，上海市委肯定会支持这件事的。上海市委在支援内地建设的问题上指导思想是一贯的，实际行动也是坚定的。仅1953年到1956年间，上海支援内地工业建设的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政工干部就达21万人之多，其中工程技术人员2.28万人，熟练技工8.2万人，此外还为内地培训3.6万名学徒。他嘱咐王瑞生和曹野：学上海要讲求实效，要善于移植上海发展轻纺工业的经验，使之长入本地企业。希望咸宁当好湖北学上海的排头兵，为全省地方工业的发展探索一条新路子。
在陈丕显的支持和帮助下，咸宁地委立即带人去上海，在上海市委及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请来第一批上海工人师傅。这样，学上海活动在咸宁地区扎实有效地开展起来。到1979年底，咸宁地区请来上海工人师傅210名，分布在58个企业传授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些师傅大都是退休的老工人，大多60来岁，年龄最大的71岁，觉悟高，技术好。他们提出“不当客人当主人，誓将余生献四化”的豪迈口号，勤勤恳恳，言传身教，帮助咸宁企业在短期内发生明显变化，收到了吹糠见米的效果。
1978年8月，陈丕显（中）在第二汽车制造厂进行调查研究
一是工人素质明显提升。上海工人师傅到咸宁后采取两种方式来提升当地工人的技术素质：一是举办各类技术培训班。共举办各类技术培训班164期，参加学习的达6206人次，短期内就培养出一批技术骨干，打造出一支本土化技术工人队伍。二是每个上海师傅直接带两至三个徒弟，签订师徒包教包学合同，手把手传授技术，再通过这些技术骨干带出一批新的技术工人。嘉鱼县玻璃模具厂由上海精益模具厂的两位师傅带出九个徒弟，徒弟出师后，又带了14个徒弟。通过这样滚雪球，全厂工人的平均技术等级提高到三至四级。
二是管理水平得到改善。咸宁各级工业主管部门和企业干部放下身段，虚心拜上海师傅为师，参加企业管理培训班，请上海干部和师傅联系实际授课，进行管理知识的基本培训。咸宁地区同时组织437名管理人员到上海对口企业现场学习。管理人员队伍素质明显提升，改善了企业经营管理机制，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
三是产品竞争能力增强。蒲圻县服装厂过去以生产衬衣为主，品种少，产品竞争力差。上海衬衣六厂、人民服装厂的技工师傅来后，帮助这个厂购置、安装、调试了新的衬衣生产流水线，帮助设计出四季服装38个新品种。服装厂年产量达到36万件，产量、产值翻了一番。崇阳县锁厂、蒲圻县日用电器厂的产品也是由于上海师傅的帮助，提高了质量，增强了竞争力，打开了销路。蒲圻县日用电器厂在上海国荣灯具厂师傅的帮助下，采用了无间隙冷冲模工艺，建立了从下料、绕线圈、部件加工到总装全套岗位责任制，产品质量大为提升，产品销路大开。
四是亏困企业走出困境。咸宁毛巾厂180多人一直靠贷款发工资，上海毛巾十二厂派出10多名技术工人来厂帮助指导技术改造，3个月完成了漂染、制版印花、后处理等设备的安装调试，达到年产400万条毛巾的生产能力，花型、花色增加25个，产量翻了3番，利润增长了5倍。嘉鱼县床单厂是由小织布厂转产床单的，上海大统被单厂、太平被单厂的13名师傅驻厂传授技术和管理经验，该厂不断上新品种，产量迅速达到20万条。咸宁县色织布厂在上海色织布一厂、九厂9名工人师傅的帮助下，改进工艺、改造设备，生产出60多种花色的产品，该厂产品在全省订货会上成了抢手货。
对咸宁地区学上海活动在短期内取得的明显成效，陈丕显感到十分欣慰，他建议新华社记者到咸宁看看。
1979年11月23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3022期登载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内参《湖北咸宁地方工业引进上海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效果好》。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胡耀邦看到这则内参后，非常重视，当即给中央副秘书长胡乔木、姚依林作出重要批示：
乔木、依林同志：
此件所反映的问题，我认为确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新事物。记得三个月前苏南地区也有过一次类似的反映，可惜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我们该如何采取更有效的办法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看来，只是注意学校教育这一条腿还不够。我们该如何把地方工业，特别是社队企业搞上去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高涨？看来，只是大喊大叫要大力发展，切实整顿还远远没有抓住要害。我们该如何扶助边疆和落后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过去，我们采取了搬迁学校、科研单位和组织医疗队下去的办法，看来，这些办法的困难和阻力也很大。我们该如何有效地控制大城市人口的增长？我们采取的主要办法是动员青年学生和待业青年支边和上山下乡，看来，这个途径阻力和问题就更多。我认为，湖北咸宁地区继江苏苏州地区后，把事情又推进了一步。看来，地方工业，中小城镇（特别是小城镇），采用较优厚的经济待遇，向大中城市（主要是大城市）聘请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师傅，以至科研人才，再加上同大中城市工厂企业合资经营的办法，一举就使我上面提到的四个问题能得到更好的解决和促进，我认为应该把这个经验积极介绍，使之成为全国一个更自觉更有组织的行动。你们觉得如何？如认为有当，请阅后转党校《理论动态》，我想请他们撰写一篇有充分材料和分析的言论。
胡耀邦的批示长达500多字，开宗明义就明确地肯定这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新事物”。批示中谈到的四个重大问题，把当时人们不敢触及的某些被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指出了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及劲该往何处使。
陈丕显在第一时间将胡耀邦的重要批示在湖北省党内进行了传达，要求全省各地要贯彻落实胡耀邦的重要批示精神，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舆论氛围。各地要借鉴咸宁的先进经验，因企制宜、形式多样地在全省工业战线广泛开展学上海的活動，推动湖北工业特别是轻纺工业加快发展。
实际上，早在1979年夏，陈丕显就对湖北工业学上海工作做了安排部署。当时陈丕显到上海检查身体，上海市委书记韩哲一来看望他。陈丕显说，湖北想派一批人到上海学习，希望上海在提高轻纺工业技术上支持湖北，韩哲一满口答应。回到武汉后，陈丕显在8月初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上正式提出推广咸宁学上海的做法，在全省轻纺工业战线开展学习上海先进经验的活动，常委们均表赞同。会议决定由省委书记兼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李任之带队，组织省轻工业考察团赴沪学习。考察团成员由省工办、武汉市工办、一轻、二轻、电子、燃化等工业主管局和武汉六个城区的负责人，以及武汉、黄石、沙市、宜昌、襄樊等城市13个轻纺工业企业的领导干部、技术人员组成。考察团于8月上旬赴沪，8月下旬返汉，在上海方面的热情帮助下，学到了不少加快湖北轻纺工业发展的先进技术和经验。考察团把从湖北带去的43个关键性项目，有的放矢地与上海有关项目进行逐一对照，找出了145条差距，查出了产生这些差距的119个原因，其中技术上的原因74个，管理上的原因45个;学到的解决办法有125条，其中不花钱可以解决的问题有85条，圆满地完成了学习任务。考察团返鄂后，学上海活动就在有关城市的轻纺工业战线铺开。
根据胡耀邦的批示精神，1980年2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咸宁地区采取多种方式学习上海先进技术经验的报道，并摘要转载了《湖北日报》关于咸宁学上海的评论员文章。1980年2月29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190期发表了该刊派人到咸宁地区调查之后所写的理论文章《地方工业提高技术水平的一条新路》，并加按语：咸宁地区走出了一条新路，咸宁的经验是有益的，值得各地参考。文章着重指出：为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国家需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技术。但是，我们国家这么大，地方工业不可能都从外国引进先进技术。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后进地区为什么不能在国内求得先进地区的帮助呢？从地方工业角度看，应当把重点放在学习国内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上。这样做有几个好处：都是社会主义企业，后进诚心诚意学先进，先进诚心诚意带后进，好学，好帮;花钱少，不用外汇;差距有多大，看得见，摸得着，见效快，认真搞它两三年，地方工业面貌就会有一个大的改变。
1979年7月，陈丕显（左三）在黄梅县考察棉花生产情况
为了把湖北工业学上海活动向纵深推进，陈丕显根据胡耀邦的批示精神，参考报刊上的报道和文章，对湖北开展学上海活动进行了深入思考。他对上海、湖北两地情况都很熟悉，就有关情况做了对比分析。他指出，工业扩大再生产无非两条路径：一是建设新企业，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一是提高现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工业的发展主要靠的是后一条路径。
他进一步分析道：截止到1979年，两地形成的工业固定资产，湖北是202亿元，上海是197亿元，湖北比上海还多出5亿元，但工业生产的经济指标，湖北与上海形成明显的反差。上海工业总产值590.23亿元，比湖北的191亿多2倍;上海全员劳动生产率3万多元，而湖北仅1100多元。1952年至1979年，湖北工业的利税总额只有265亿元，仅相当于上海1773亿元的15%。单就纺织工业而言，湖北在新中国成立后建了许多纺织厂，全省纱锭总数达到120万锭，增加了9倍，但总产值只有17亿元。上海的纱锭总数190万锭，比新中国成立前还减少了1/5左右，总产值却达到95亿元，上海每万锭纱锭的产值是湖北的3倍多。上海工业经济效益好，好就好在他们主要靠企业挖潜、革新、改造，靠提高职工队伍素质，靠改善经营管理，在产品升级换代、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降低产品成本上狠下功夫，实现了增产增收和扩大出口。 他不讳言湖北在工业管理、企业管理、专业化生产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与上海存在的差距，认为承认差距是一种胸襟，发现差距是一种智慧，差距大正好说明湖北工业的潜力大，而激发潜力的一条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就是学习上海工业挖、革、改的经验。
他在相关大会、推进会、现场会的讲话中多次强调：学上海，必须全面地学，学管理，学技术，学科学，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湖北整个工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
陈丕显致力于将学上海活动，作为改革开放初期推动湖北工业加快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来抓。
1980年4月14日，陈丕显到咸宁地区听取地委书记王瑞生的汇报之后，又与到咸宁帮助发展地方工业的上海工人师傅和技术人员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就全省学上海的工作进一步强调指出：一是按行业组织，聘请上海的老工人、老技术人员、老管理人员组成帮促队，有计划、有重点地学习，重点要放在移植上海的技术和经验上，在企业生根开花。二是选择一批企业同上海有关企业建立固定的学帮关系，不仅要学技术学管理，还要寻求上海方面在工艺、设备、零配件、情报信息上的帮助。
1980年5月11日，陈丕显和省委副书记任中林等到孝感地区就工业学上海进行调研。当时孝感地区从上海聘请的师傅和技术人员有274人，大都是轻工、纺织行业的行家里手，他们苦干、实干，为提高孝感地区工业生产水平和管理水平作出了贡献。陈丕显专程看望了上海的老工人和技术人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感谢他们对湖北工业建设的宝贵支援，鼓励他们热心搞好传帮带。他说：“从上海请老工人、技术人员帮助我省搞经济建设，这是多快好省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好办法，这个办法要总结、要宣传、要推广。”
1980年7月中旬，咸宁地区召开了上海师傅传授技术经验交流会。上海市委、市政府派来了由上海市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黄永甫率领的30多人的代表团参加大会。湖北省计委、省经委、省直有关厅局，武汉、黄石、沙市、襄樊、宜昌市和黄冈、孝感、荆州地区的领导也参加了会议。陈丕显因要陪同邓小平视察湖北，就委托省委副书记王群代表省委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要求全省各地把学上海活动有领导、有组織地向纵深推进，扎实有效地把上海先进的技术、管理方法学到手，推动湖北工业快速发展。
在陈丕显的组织推动下，湖北省工业学上海活动不断向纵深发展，效果也越来越明显：
一是推进学技术与学管理相融合。上海师傅都是老工人、老技术人员，不仅技术精湛，而且厂长怎么当，企业怎么管理，他们也看了几十年，因而管理经验也十分丰富，是当地企业干部的好顾问。一位上海师傅在跟陈丕显交谈时坦言：“你们湖北地县有些工厂的领导干部讲起农业来头头是道，讲工业就不行了。”陈丕显深有同感地说：“你讲得很对。湖北许多地县原来工业不多，现在办地方工业，从农业方面转了一批干部，他们缺乏办工业的经验是很自然的，所以需要认真学习，请你们来传帮带。”
从1979年到1981年，湖北从上海请来的工人师傅、技术人员1100人，其中大多是五级以上的技工，还有一批工程师、技术员、设计师、技师等，散布全省各企业传经验、帮技术、带管理。
湖北省纺织局按照学上海、带湖北的思路，组织武汉、沙市两市九个重点企业共280多人，到上海七个对口厂学习。应湖北的请求，上海市纺织局先后派出两批从管理干部到技术工人的成套的帮学队共156人，分别到武汉和沙市，对棉纺织、印染、针织、丝织和配件器材五个行业中的十个对口企业进行技术上、管理上的指导和帮助。
武汉市纺织局在学上海的活动中提出，学习不是为了模仿，而是为了在移植上海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去创新，要做到学中有创，学创结合，以好求名，以新取胜。该局所属东方红床单厂在学习上海等地的先进经验中，发挥自己长期生产提花产品的长处，把提花与印花结合起来，增加床单花色品种，走出了自己的路子。该厂生产的“丁香花”床单，突破了一般的设计格局，获得省纺织产品“百花奖”一等奖。
咸宁地区地委作出了尊重上海师傅合理化建议、吸收上海师傅参加企业管理和聘请上海师傅当顾问的三项决定。全区受聘为车间一级顾问的上海师傅71人，厂一级顾问127人、工业主管部门顾问12人。另外，有41名上海师傅和技术人员被委任为厂长、车间主任，直接参加企业管理。咸宁地区及各县工业部门经过调查研究，对一些不适合担任企业领导的人员果断进行了调整，从具有大专、中专和高中文化程度的干部中选拔437名优秀干部到上海对口厂现场学习，充实进企业的领导班子，通过上海师傅手把手地教，当地企业干部面对面地学，迅速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
宜昌市印染厂上该市第一条涤棉染色线时，先派骨干到上海第二印染厂这家有数十年历史的老厂现场观摩学习，然后聘请该厂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到宜昌帮助设计、安装、调试生产线，指导生产和管理，做到了当年投资，当年安装，当年投产，产品质量一次超过设计要求，产量稳步上升，月产量达到140万米，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果。
通山县农机厂在上海师傅的指导下，企业技术升了级，管理上了路，做到了人人有专责，台台设备有要求，个个零件有工艺，使195柴油机的质量由合格品上升到一级品，单台成本下降12%，工业总产值、全员劳动生产率、利润等项经济指标，都创历史最好水平。
二是推进学技术管理向学改组联合深化。在开展学上海活动的过程中，陈丕显十分重视上海进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的经验。上海轻工业通过改组、联合，按产品梳成一条条辫子，分别组成“一条龙”，建立了几十个专业公司。这些专业公司又把一般性的产品或零部件扩散到里弄郊区工厂去生产，实行松散的联合，腾出一部分厂房、设备搞“高、精、尖”产品。这样做，投资不多，而生产发展迅速，新产品上得快，质量高，成本低，销路好，在国内外市场上都有竞争能力。如上海“三笔”（金笔、钢笔、铅笔）行业将181户小厂调整合并为93户，再联合成立上海制笔工业公司，扩大了生产能力。 借鉴上海的经验，1981年3月，陈丕显在湖北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学上海不能仅仅满足于学学技术、学学管理，要学上海工业改组、联合的办法，这是充分挖掘现有企业潜力，把工业特别是轻纺工业搞上去的关键性措施。强调要冲破阻力，创造条件，加快步伐，积极推进地方工业的改组、联合。
沙市学习上海“三笔”行业的经验，打破部门、地区、所有制界限的束缚，按照专业化、系列化的原则，对纺织行业实行改组、联合，办起了一批形式多样的经济联合体，参加联合体的企业占全市企业总数的1/3。通过改组、联合，企业间实现了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原来“吃不了”的企业得到了发展，“吃不饱”的企业得到了任务，“困难户”找到了出路，全市轻纺工业生产实现较快的发展。
1980年，鄧小平和陈丕显在武汉东湖
襄樊市“海鸥”牌缝纫机在1979年以前年产量长期在一万台左右，且连年亏损。1980年在上海经验的启示下，打破行业和所有制的界限，以缝纫机厂为龙头，组织机械工业、部分军工企业和一些社队企业，成立缝纫机总厂，实行专业化协作，迅速扩大了生产能力。遇到了技术难题，他们两次赴上海缝纫机二厂登门求教，同时三次从上海缝纫机二厂请来厂级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老工人组成的三结合“帮促队”，直接指导生产。企业根据“帮促队”提出的104条合理化建议，发动群众献计献策，并以车间为单位成立技术攻关小组，逐项加以解决，使生产上“卡脖子”的问题迎刃而解，质量逐步提高。1980年襄樊市缝纫机厂形成了年产五万台缝纫机的生产能力，产品质量达到国家一级产品的标准，在省评比中名列第一，实现利润83万元。
三是从对口传帮带向联营办企业升级。1980年7月下旬，陈丕显在武汉会见上海市代表团时指出：“要把学上海、促联合的路子走得更宽一些，向更高一级发展。在中央作出有关的明确规定以前，我们可以签订合同，联合办厂。合同订10年、20年都行，大家都遵守合同嘛！湖北有1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56%是山区，山区的土特产、工业原料非常丰富。上海就没有像湖北的咸宁、恩施、宜昌这样的地区。如果建立横向经济联系，促进地区间的全面协作，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在战略上实现互补，对双方都有好处。”
湖北各地企业在向上海学技术、学管理的同时，借助已形成的人脉关系，把发展横向经济联系作为一个新的突破口，在挂钩企业之间逐步建立起技术、资金、经营、信息上全方位的联系。湖北企业以“甘当配角”的精神，利用厂房、劳动力、原料方面的比较优势，与上海挂钩企业的产品、技术、设备方面的优势进行联合，互补联营，直接搭乘上海企业这辆快车，带动本地工业水平的加快提升。
通过上海帮带师傅的引荐，咸宁地区有49个工厂与上海的55个工厂挂钩，并建立了合作关系，一批企业与上海有关企业搞联合经营，接受上海企业的技术辐射、市场扩散、资金支持、品牌带动。通过协商，咸宁和上海有关方面签订了15项协议，引进资金1亿多元。激发了企业的生机与活力，全区形成了集麻纺、印染、针织、成衣于一体的纺织工业体系。
鄂城钟厂生产的木钟在技术上、质量上存在一些缺陷，与上海钟厂建立帮带联系后，这些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上海钟厂有技术、有市场、有品牌，鄂城钟厂木钟产品有特色。两家钟厂发挥各自优势，扬长避短，联合经营，共同生产“三五”牌木钟。上海提供工模、夹具、关键零部件，用上海钟厂的“三五”品牌，产品质量由上海钟厂检验。鄂城钟厂木钟产品迅速提升了档次，打入了国际市场，生产规模成倍扩大，利税显著增长。
1981年5月28日，陈丕显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移植上海先进经验，发挥现有企业作用》的文章，对湖北学上海的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他写道：“这3年来我们感到上海经验好学、易学，学的效果好，特别是轻纺工业学起来见效更快。湖北省的工业总产值，从1977年到1979年，平均每年递增20%，1980年又比1979年增长17.2%。其中轻纺工业的增长速度比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快12%。在工业总产值中，轻纺工业所占的比重，1979年为45.5%，1980年上升到48%，今年一季度又上升到51%。取得这一进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移植上海经验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责任编辑 叶松）
鼓励咸宁当好学上海的排头兵
湖北工业学上海活动发轫于该省咸宁。咸宁专区是湖北省1965年新设置的，于1968年改称咸宁地区。该地区地方工业发展滞后，企业产品质量差，花色品种少，缺乏竞争力，一方面企业“吃不饱”，另一方面生产的东西又卖不出去。
咸宁地委经过反复研究分析，认为地方工业竞争力差，差就差在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落后。当时全区地方工业有近六万名职工，其中绝大多数是1970年后招收的农村青年和下乡知青，没有受过专门技术培训，技术水平普遍很低。加之受那些年“有技术你莫喜，无技术你莫急，四年定二级”的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缺乏钻研技术的动力，截至1978年底，全区职工平均技术等级为2.37级。工业部门和企业的主管干部，绝大多数来自农业、行政等部门还有一些是部队转业人员，全区县属以上企业的领导干部941人，熟悉和比较熟悉业务的只有390人，占41.6%;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24人，占2.6%;工程技术人员所占比重更小。这些干部缺乏企业管理的能力和经验，习惯用小生产的经营方式来管理企业。
咸宁地委决定，借改革开放的东风，学习和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加快咸宁地方工业发展。因为上海的工业水平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先水平，他们打算开展学上海的活动，借鉴上海的先进经验，提高咸宁地方工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力争打一个翻身仗。
可如何向上海求助呢？咸宁地委书记王瑞生和分管工业的地委副书记曹野，想到了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陈丕显1952年到上海工作后，历任上海市委第四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在上海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如果能请他出面打招呼，肯定会事半功倍。
1979年7月的一天，王瑞生、曹野从咸宁专程到武汉找到陈丕显。他们汇报了咸宁地方工业的落后状况和想从上海聘请工人师傅到咸宁传授技术、帮助改善企业管理的打算，恳请领导出面帮助与上海市委联系。
陈丕显肯定了咸宁地委的想法，表态乐于给他们当“红娘”牵线搭桥，当即给上海市委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希望上海市委对咸宁地区给予大力支持与帮助。他还说，上海市委肯定会支持这件事的。上海市委在支援内地建设的问题上指导思想是一贯的，实际行动也是坚定的。仅1953年到1956年间，上海支援内地工业建设的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政工干部就达21万人之多，其中工程技术人员2.28万人，熟练技工8.2万人，此外还为内地培训3.6万名学徒。他嘱咐王瑞生和曹野：学上海要讲求实效，要善于移植上海发展轻纺工业的经验，使之长入本地企业。希望咸宁当好湖北学上海的排头兵，为全省地方工业的发展探索一条新路子。
在陈丕显的支持和帮助下，咸宁地委立即带人去上海，在上海市委及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请来第一批上海工人师傅。这样，学上海活动在咸宁地区扎实有效地开展起来。到1979年底，咸宁地区请来上海工人师傅210名，分布在58个企业传授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些师傅大都是退休的老工人，大多60来岁，年龄最大的71岁，觉悟高，技术好。他们提出“不当客人当主人，誓将余生献四化”的豪迈口号，勤勤恳恳，言传身教，帮助咸宁企业在短期内发生明显变化，收到了吹糠见米的效果。
一是工人素质明显提升。上海工人师傅到咸宁后采取两种方式来提升当地工人的技术素质：一是举办各类技术培训班。共举办各类技术培训班164期，参加学习的达6206人次，短期内就培养出一批技术骨干，打造出一支本土化技术工人队伍。二是每个上海师傅直接带两至三个徒弟，签订师徒包教包学合同，手把手传授技术，再通过这些技术骨干带出一批新的技术工人。嘉鱼县玻璃模具厂由上海精益模具厂的两位师傅带出九个徒弟，徒弟出师后，又带了14个徒弟。通过这样滚雪球，全厂工人的平均技术等级提高到三至四级。
二是管理水平得到改善。咸宁各级工业主管部门和企业干部放下身段，虚心拜上海师傅为师，参加企业管理培训班，请上海干部和师傅联系实际授课，进行管理知识的基本培训。咸宁地区同时组织437名管理人员到上海对口企业现场学习。管理人员队伍素质明显提升，改善了企业经营管理机制，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
三是产品竞争能力增强。蒲圻县服装厂过去以生产衬衣为主，品种少，产品竞争力差。上海衬衣六厂、人民服装厂的技工师傅来后，帮助这个厂购置、安装、调试了新的衬衣生产流水线，帮助设计出四季服装38个新品种。服装厂年产量达到36万件，产量、产值翻了一番。崇阳县锁厂、蒲圻县日用电器厂的产品也是由于上海师傅的帮助，提高了质量，增强了竞争力，打开了销路。蒲圻县日用电器厂在上海国荣灯具厂师傅的帮助下，采用了无间隙冷冲模工艺，建立了从下料、绕线圈、部件加工到总装全套岗位责任制，产品质量大为提升，产品销路大开。
四是亏困企业走出困境。咸宁毛巾厂180多人一直靠贷款发工资，上海毛巾十二厂派出10多名技术工人来厂帮助指导技术改造，3个月完成了漂染、制版印花、后处理等设备的安装调试，达到年产400万条毛巾的生产能力，花型、花色增加25个，产量翻了3番，利润增长了5倍。嘉鱼县床单厂是由小织布厂转产床单的，上海大统被单厂、太平被单厂的13名师傅驻厂传授技术和管理经验，该厂不断上新品种，产量迅速达到20万条。咸宁县色织布厂在上海色织布一厂、九厂9名工人师傅的帮助下，改进工艺、改造设备，生产出60多种花色的产品，该厂产品在全省订货会上成了抢手货。
贯彻胡耀邦重要批示精神
对咸宁地区学上海活动在短期内取得的明显成效，陈丕显感到十分欣慰，他建议新华社记者到咸宁看看。
1979年11月23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3022期登载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内参《湖北咸宁地方工业引进上海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效果好》。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胡耀邦看到这则内参后，非常重视，当即给中央副秘书长胡乔木、姚依林作出重要批示：
乔木、依林同志：
此件所反映的问题，我认为确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新事物。记得三个月前苏南地区也有过一次类似的反映，可惜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我们该如何采取更有效的办法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看来，只是注意学校教育这一条腿还不够。我们该如何把地方工业，特别是社队企业搞上去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高涨？看来，只是大喊大叫要大力发展，切实整顿还远远没有抓住要害。我们该如何扶助边疆和落后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过去，我们采取了搬迁学校、科研单位和组织医疗队下去的办法，看来，这些办法的困难和阻力也很大。我们该如何有效地控制大城市人口的增长？我们采取的主要办法是动员青年学生和待业青年支边和上山下乡，看来，这个途径阻力和问题就更多。我认为，湖北咸宁地区继江苏苏州地区后，把事情又推进了一步。看来，地方工业，中小城镇（特别是小城镇），采用较优厚的经济待遇，向大中城市（主要是大城市）聘请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师傅，以至科研人才，再加上同大中城市工厂企业合资经营的办法，一举就使我上面提到的四个问题能得到更好的解决和促进，我认为应该把这个经验积极介绍，使之成为全国一个更自觉更有组织的行动。你们觉得如何？如认为有当，请阅后转党校《理论动态》，我想请他们撰写一篇有充分材料和分析的言论。
胡耀邦
十一月二十四日
胡耀邦的批示长达500多字，开宗明义就明确地肯定这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新事物”。批示中谈到的四个重大问题，把当时人们不敢触及的某些被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指出了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及劲该往何处使。
陈丕显在第一时间将胡耀邦的重要批示在湖北省党内进行了传达，要求全省各地要贯彻落实胡耀邦的重要批示精神，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舆论氛围。各地要借鉴咸宁的先进经验，因企制宜、形式多样地在全省工业战线广泛开展学上海的活動，推动湖北工业特别是轻纺工业加快发展。
实际上，早在1979年夏，陈丕显就对湖北工业学上海工作做了安排部署。当时陈丕显到上海检查身体，上海市委书记韩哲一来看望他。陈丕显说，湖北想派一批人到上海学习，希望上海在提高轻纺工业技术上支持湖北，韩哲一满口答应。回到武汉后，陈丕显在8月初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上正式提出推广咸宁学上海的做法，在全省轻纺工业战线开展学习上海先进经验的活动，常委们均表赞同。会议决定由省委书记兼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李任之带队，组织省轻工业考察团赴沪学习。考察团成员由省工办、武汉市工办、一轻、二轻、电子、燃化等工业主管局和武汉六个城区的负责人，以及武汉、黄石、沙市、宜昌、襄樊等城市13个轻纺工业企业的领导干部、技术人员组成。考察团于8月上旬赴沪，8月下旬返汉，在上海方面的热情帮助下，学到了不少加快湖北轻纺工业发展的先进技术和经验。考察团把从湖北带去的43个关键性项目，有的放矢地与上海有关项目进行逐一对照，找出了145条差距，查出了产生这些差距的119个原因，其中技术上的原因74个，管理上的原因45个;学到的解决办法有125条，其中不花钱可以解决的问题有85条，圆满地完成了学习任务。考察团返鄂后，学上海活动就在有关城市的轻纺工业战线铺开。
根据胡耀邦的批示精神，1980年2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咸宁地区采取多种方式学习上海先进技术经验的报道，并摘要转载了《湖北日报》关于咸宁学上海的评论员文章。1980年2月29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190期发表了该刊派人到咸宁地区调查之后所写的理论文章《地方工业提高技术水平的一条新路》，并加按语：咸宁地区走出了一条新路，咸宁的经验是有益的，值得各地参考。文章着重指出：为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国家需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技术。但是，我们国家这么大，地方工业不可能都从外国引进先进技术。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后进地区为什么不能在国内求得先进地区的帮助呢？从地方工业角度看，应当把重点放在学习国内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上。这样做有几个好处：都是社会主义企业，后进诚心诚意学先进，先进诚心诚意带后进，好学，好帮;花钱少，不用外汇;差距有多大，看得见，摸得着，见效快，认真搞它两三年，地方工业面貌就会有一个大的改变。
为了把湖北工业学上海活动向纵深推进，陈丕显根据胡耀邦的批示精神，参考报刊上的报道和文章，对湖北开展学上海活动进行了深入思考。他对上海、湖北两地情况都很熟悉，就有关情况做了对比分析。他指出，工业扩大再生产无非两条路径：一是建设新企业，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一是提高现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工业的发展主要靠的是后一条路径。
他进一步分析道：截止到1979年，两地形成的工业固定资产，湖北是202亿元，上海是197亿元，湖北比上海还多出5亿元，但工业生产的经济指标，湖北与上海形成明显的反差。上海工业总产值590.23亿元，比湖北的191亿多2倍;上海全员劳动生产率3万多元，而湖北仅1100多元。1952年至1979年，湖北工业的利税总额只有265亿元，仅相当于上海1773亿元的15%。单就纺织工业而言，湖北在新中国成立后建了许多纺织厂，全省纱锭总数达到120万锭，增加了9倍，但总产值只有17亿元。上海的纱锭总数190万锭，比新中国成立前还减少了1/5左右，总产值却达到95亿元，上海每万锭纱锭的产值是湖北的3倍多。上海工业经济效益好，好就好在他们主要靠企业挖潜、革新、改造，靠提高职工队伍素质，靠改善经营管理，在产品升级换代、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降低产品成本上狠下功夫，实现了增产增收和扩大出口。 他不讳言湖北在工业管理、企业管理、专业化生产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与上海存在的差距，认为承认差距是一种胸襟，发现差距是一种智慧，差距大正好说明湖北工业的潜力大，而激发潜力的一条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就是学习上海工业挖、革、改的经验。
他在相关大会、推进会、现场会的讲话中多次强调：学上海，必须全面地学，学管理，学技术，学科学，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湖北整个工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
推动湖北学上海活动向纵深发展
陈丕显致力于将学上海活动，作为改革开放初期推动湖北工业加快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来抓。
1980年4月14日，陈丕显到咸宁地区听取地委书记王瑞生的汇报之后，又与到咸宁帮助发展地方工业的上海工人师傅和技术人员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就全省学上海的工作进一步强调指出：一是按行业组织，聘请上海的老工人、老技术人员、老管理人员组成帮促队，有计划、有重点地学习，重点要放在移植上海的技术和经验上，在企业生根开花。二是选择一批企业同上海有关企业建立固定的学帮关系，不仅要学技术学管理，还要寻求上海方面在工艺、设备、零配件、情报信息上的帮助。
1980年5月11日，陈丕显和省委副书记任中林等到孝感地区就工业学上海进行调研。当时孝感地区从上海聘请的师傅和技术人员有274人，大都是轻工、纺织行业的行家里手，他们苦干、实干，为提高孝感地区工业生产水平和管理水平作出了贡献。陈丕显专程看望了上海的老工人和技术人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感谢他们对湖北工业建设的宝贵支援，鼓励他们热心搞好传帮带。他说：“从上海请老工人、技术人员帮助我省搞经济建设，这是多快好省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好办法，这个办法要总结、要宣传、要推广。”
1980年7月中旬，咸宁地区召开了上海师傅传授技术经验交流会。上海市委、市政府派来了由上海市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黄永甫率领的30多人的代表团参加大会。湖北省计委、省经委、省直有关厅局，武汉、黄石、沙市、襄樊、宜昌市和黄冈、孝感、荆州地区的领导也参加了会议。陈丕显因要陪同邓小平视察湖北，就委托省委副书记王群代表省委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要求全省各地把学上海活动有领导、有组織地向纵深推进，扎实有效地把上海先进的技术、管理方法学到手，推动湖北工业快速发展。
在陈丕显的组织推动下，湖北省工业学上海活动不断向纵深发展，效果也越来越明显：
一是推进学技术与学管理相融合。上海师傅都是老工人、老技术人员，不仅技术精湛，而且厂长怎么当，企业怎么管理，他们也看了几十年，因而管理经验也十分丰富，是当地企业干部的好顾问。一位上海师傅在跟陈丕显交谈时坦言：“你们湖北地县有些工厂的领导干部讲起农业来头头是道，讲工业就不行了。”陈丕显深有同感地说：“你讲得很对。湖北许多地县原来工业不多，现在办地方工业，从农业方面转了一批干部，他们缺乏办工业的经验是很自然的，所以需要认真学习，请你们来传帮带。”
从1979年到1981年，湖北从上海请来的工人师傅、技术人员1100人，其中大多是五级以上的技工，还有一批工程师、技术员、设计师、技师等，散布全省各企业传经验、帮技术、带管理。
湖北省纺织局按照学上海、带湖北的思路，组织武汉、沙市两市九个重点企业共280多人，到上海七个对口厂学习。应湖北的请求，上海市纺织局先后派出两批从管理干部到技术工人的成套的帮学队共156人，分别到武汉和沙市，对棉纺织、印染、针织、丝织和配件器材五个行业中的十个对口企业进行技术上、管理上的指导和帮助。
武汉市纺织局在学上海的活动中提出，学习不是为了模仿，而是为了在移植上海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去创新，要做到学中有创，学创结合，以好求名，以新取胜。该局所属东方红床单厂在学习上海等地的先进经验中，发挥自己长期生产提花产品的长处，把提花与印花结合起来，增加床单花色品种，走出了自己的路子。该厂生产的“丁香花”床单，突破了一般的设计格局，获得省纺织产品“百花奖”一等奖。
咸宁地区地委作出了尊重上海师傅合理化建议、吸收上海师傅参加企业管理和聘请上海师傅当顾问的三项决定。全区受聘为车间一级顾问的上海师傅71人，厂一级顾问127人、工业主管部门顾问12人。另外，有41名上海师傅和技术人员被委任为厂长、车间主任，直接参加企业管理。咸宁地区及各县工业部门经过调查研究，对一些不适合担任企业领导的人员果断进行了调整，从具有大专、中专和高中文化程度的干部中选拔437名优秀干部到上海对口厂现场学习，充实进企业的领导班子，通过上海师傅手把手地教，当地企业干部面对面地学，迅速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
宜昌市印染厂上该市第一条涤棉染色线时，先派骨干到上海第二印染厂这家有数十年历史的老厂现场观摩学习，然后聘请该厂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到宜昌帮助设计、安装、调试生产线，指导生产和管理，做到了当年投资，当年安装，当年投产，产品质量一次超过设计要求，产量稳步上升，月产量达到140万米，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果。
通山县农机厂在上海师傅的指导下，企业技术升了级，管理上了路，做到了人人有专责，台台设备有要求，个个零件有工艺，使195柴油机的质量由合格品上升到一级品，单台成本下降12%，工业总产值、全员劳动生产率、利润等项经济指标，都创历史最好水平。
二是推进学技术管理向学改组联合深化。在开展学上海活动的过程中，陈丕显十分重视上海进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的经验。上海轻工业通过改组、联合，按产品梳成一条条辫子，分别组成“一条龙”，建立了几十个专业公司。这些专业公司又把一般性的产品或零部件扩散到里弄郊区工厂去生产，实行松散的联合，腾出一部分厂房、设备搞“高、精、尖”产品。这样做，投资不多，而生产发展迅速，新产品上得快，质量高，成本低，销路好，在国内外市场上都有竞争能力。如上海“三笔”（金笔、钢笔、铅笔）行业将181户小厂调整合并为93户，再联合成立上海制笔工业公司，扩大了生产能力。 借鉴上海的经验，1981年3月，陈丕显在湖北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学上海不能仅仅满足于学学技术、学学管理，要学上海工业改组、联合的办法，这是充分挖掘现有企业潜力，把工业特别是轻纺工业搞上去的关键性措施。强调要冲破阻力，创造条件，加快步伐，积极推进地方工业的改组、联合。
沙市学习上海“三笔”行业的经验，打破部门、地区、所有制界限的束缚，按照专业化、系列化的原则，对纺织行业实行改组、联合，办起了一批形式多样的经济联合体，参加联合体的企业占全市企业总数的1/3。通过改组、联合，企业间实现了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原来“吃不了”的企业得到了发展，“吃不饱”的企业得到了任务，“困难户”找到了出路，全市轻纺工业生产实现较快的发展。
襄樊市“海鸥”牌缝纫机在1979年以前年产量长期在一万台左右，且连年亏损。1980年在上海经验的启示下，打破行业和所有制的界限，以缝纫机厂为龙头，组织机械工业、部分军工企业和一些社队企业，成立缝纫机总厂，实行专业化协作，迅速扩大了生产能力。遇到了技术难题，他们两次赴上海缝纫机二厂登门求教，同时三次从上海缝纫机二厂请来厂级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老工人组成的三结合“帮促队”，直接指导生产。企业根据“帮促队”提出的104条合理化建议，发动群众献计献策，并以车间为单位成立技术攻关小组，逐项加以解决，使生产上“卡脖子”的问题迎刃而解，质量逐步提高。1980年襄樊市缝纫机厂形成了年产五万台缝纫机的生产能力，产品质量达到国家一级产品的标准，在省评比中名列第一，实现利润83万元。
三是从对口传帮带向联营办企业升级。1980年7月下旬，陈丕显在武汉会见上海市代表团时指出：“要把学上海、促联合的路子走得更宽一些，向更高一级发展。在中央作出有关的明确规定以前，我们可以签订合同，联合办厂。合同订10年、20年都行，大家都遵守合同嘛！湖北有1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56%是山区，山区的土特产、工业原料非常丰富。上海就没有像湖北的咸宁、恩施、宜昌这样的地区。如果建立横向经济联系，促进地区间的全面协作，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在战略上实现互补，对双方都有好处。”
湖北各地企业在向上海学技术、学管理的同时，借助已形成的人脉关系，把发展横向经济联系作为一个新的突破口，在挂钩企业之间逐步建立起技术、资金、经营、信息上全方位的联系。湖北企业以“甘当配角”的精神，利用厂房、劳动力、原料方面的比较优势，与上海挂钩企业的产品、技术、设备方面的优势进行联合，互补联营，直接搭乘上海企业这辆快车，带动本地工业水平的加快提升。
通过上海帮带师傅的引荐，咸宁地区有49个工厂与上海的55个工厂挂钩，并建立了合作关系，一批企业与上海有关企业搞联合经营，接受上海企业的技术辐射、市场扩散、资金支持、品牌带动。通过协商，咸宁和上海有关方面签订了15项协议，引进资金1亿多元。激发了企业的生机与活力，全区形成了集麻纺、印染、针织、成衣于一体的纺织工业体系。
鄂城钟厂生产的木钟在技术上、质量上存在一些缺陷，与上海钟厂建立帮带联系后，这些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上海钟厂有技术、有市场、有品牌，鄂城钟厂木钟产品有特色。两家钟厂发挥各自优势，扬长避短，联合经营，共同生产“三五”牌木钟。上海提供工模、夹具、关键零部件，用上海钟厂的“三五”品牌，产品质量由上海钟厂检验。鄂城钟厂木钟产品迅速提升了档次，打入了国际市场，生产规模成倍扩大，利税显著增长。
1981年5月28日，陈丕显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移植上海先进经验，发挥现有企业作用》的文章，对湖北学上海的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他写道：“这3年来我们感到上海经验好学、易学，学的效果好，特别是轻纺工业学起来见效更快。湖北省的工业总产值，从1977年到1979年，平均每年递增20%，1980年又比1979年增长17.2%。其中轻纺工业的增长速度比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快12%。在工业总产值中，轻纺工业所占的比重，1979年为45.5%，1980年上升到48%，今年一季度又上升到51%。取得这一进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移植上海经验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责任编辑 叶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