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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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云乡《燕京乡土记》中有《苦雨》一节，说到光绪十六年(1891年)北京的一场大雨，文中引王仁堪写给张之洞信中语云：“都门淫潦，屋壁皆颓，同人唯莲生、仲住屋未清。敝居六十余间，几无片席干处。”下文注释了“莲生、仲”两个人名，说“莲生是王廉生，仲是陈宝琛，当时所谓‘清流’。”(见该书页49) 按陈宝琛是王仁堪的妹夫，字伯潜，号庵。旧时文人别署异称多，例如陈宝琛又曰橘隐，又曰沧趣翁，还有一辈逊清遗老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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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云乡《燕京乡土记》中有《苦雨》一节，说到光绪十六年(1891年)北京的一场大雨，文中引王仁堪写给张之洞信中语云：“都门淫潦，屋壁皆颓，同人唯莲生、仲住屋未清。敝居六十余间，几无片席干处。”下文注释了“莲生、仲”两个人名，说“莲生是王廉生，仲是陈宝琛，当时所谓‘清流’。”(见该书页49)
按陈宝琛是王仁堪的妹夫，字伯潜，号庵。旧时文人别署异称多，例如陈宝琛又曰橘隐，又曰沧趣翁，还有一辈逊清遗老尊之曰螺江太博。但既曰“伯”潜，大概不会又有“仲”之目，恐是作者下笔时偶不经意，把仲与庵相混了。仲应是黄绍箕，亦属“清流”。王仁堪一子曰司直，张之洞曾称其书画雅训，即是黄绍箕的弟子。
清季有一批名翰林，对外敌力主抵抗，对内政敢于诤谏，时称“清流”，其领袖人物有所谓“四谏”者，《花随人圣盒摭忆》云，系指“张篑斋(佩纶)、宝竹坡(廷)、陈庵(宝琛)、邓铁香(承修)”；但也有以为应是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黄绍箕四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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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大陆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了艰难、曲折的现代化进程，文学领域里产生过几次重要的运动。 世纪转换之际，拉美知识分子精神上充满着“难以名状的焦虑”(乌拉圭思想家罗多语)。自十九世纪先后取得独立后，许多拉美国家连年的内战挫伤了一代知识分子最初的乐观、希望和抱负，向他们揭示了前进步履的艰难。对外部世界日益增加的了解，尤其是北方大国的倔起更加衬托出本大陆的落后、沉闷、闭塞。同时，本大陆朦胧状态中的城市
北京市中国书店一九八五年影印出版的《南词新谱》，在扉页上注明“据明嘉靖刻本影印”，这是粗率的。 该影印本作者题“词隐先生编著，鞠通生重定”，就至少否定了该书是“嘉靖刻本”。词隐即沈(一五五三——一六一○)，他固然在嘉靖(一五二二——一五六六)王朝长到十三岁，但不可能“编著”曲谱；鞠通生是其侄沈自晋(一五八三——一六六五)，嘉靖时根本没出生。 错误在于，影印者只看到该书首有蒋孝序，序末标明“嘉靖
日本出版界正处于深刻的萧条中。因此各出版社之间竞争十分激烈，纷纷使出“新招”，争取读者。据《朝日新闻》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二日报道：一直出版文艺书籍的新潮社，正在对非虚构性书籍(传记、记录等)投入力量，岩波书店则开始出版适应性较强的小开本通俗读物。另外，一些大企业、大百货店以及夜校等也进入了出版界，加入竞争行列。松下电器公司系统的PHP研究所出版的书，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为了适应竞争，已有三十多年历史
《颜氏家训》说：“尺牍书疏，千里面目”，在思友怀人的时候，相晤无由，得到传来的片语只词，都感到极大的安慰。如果再看到亲笔的字迹，那种亲切感，确实有摄影像片所起不到的作用。回忆我二十一周岁“初出茅庐”还是一个幼稚的青年时，到辅仁大学附中教初中一年级的“国文”，第一个认识的，是牟润孙先生，第二个认识的，即是台静农先生。对我来说，他们真可算“平生风义兼师友”。牟润老比我大四岁，台静老则十年以长。他们对这
说是诗传，因为那是以传主的行实为经，攀住这一条线索寻绎诗人的创作过程，从而透过诗的表层结构探求其深层意义。其重点在解释诗义，举凡那些聚讼纷纭的长歌如《蜀道难》、《将进酒》、《梁父吟》、《梦游天姥吟留别》等，无不置诸历史背景下，运用心理分析以导引读者随着诗人的心潮起伏而分尝他的哀愁欢乐；也织入一些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峨眉山月歌》、《横江词》等清丽小诗，以讲故事的清谈方式启发读者的审美观念。
书名《达赖喇嘛传》，实际是一部以达赖为纲的西藏政教史，分上、中、下三编，上编述一至十二世达赖时代的史事。著者认为，元太宗窝阔台的皇子阔端派兵入藏，统一各部落，地方行政受中央政府领导，从此以后，西藏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历世达赖的事迹中，我们可以窥见在清净庄严的梵宫中充满着勾心斗角的阴谋，在活佛的转世制度里潜伏着刀光剑影的杀机。达赖圆寂，噶厦(西藏行政办公厅)即请巫师降神，凭他胡诌托生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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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号刊出的《谈袁水拍的诗歌》一文，对袁水拍的诗歌作出了评价，指出了他对中国诗坛所作出的贡献，并简要而生动地叙述了诗人的生平，使读者能更多地了解诗人，理解他的作品。但103页第二段中有些记载不一定确实，如说诗人进了“苏州艺术专科学校学美术”，据我所知，诗人在初中和高中时期都就读于苏州中学，一九三四年毕业。文中并提到“还要到北局那边的吴苑茶馆店去，喝喝茶，温温功课，听听评弹”。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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