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训》说：“尺牍书疏，千里面目”，在思友怀人的时候，相晤无由，得到传来的片语只词，都感到极大的安慰。如果再看到亲笔的字迹，那种亲切感，确实有摄影像片所起不到的作用。回忆我二十一周岁“初出茅庐”还是一个幼稚的青年时，到辅仁大学附中教初中一年级的“国文”，第一个认识的，是牟润孙先生，第二个认识的，即是台静农先生。对我来说，他们真可算“平生风义兼师友”。牟润老比我大四岁，台静老则十年以长。他们对这个小弟弟，既关怀，又鼓励。回忆当时岁月中，有多少一生受用不尽的箴规、鼓舞，得知多少为学的门径。而由于当时不懂得重视，年长以后，再想质证所疑，甚至印证所得，都因远隔天涯，而求教无从了。
　　一个十年成长的政治脓包溃烂了，“四人帮”倒了，我才又和牟润老流泪聚首，每谈总提到静农先生，而他居住的距离，更远一程，真是音尘渺然，心情是无法形容的沉重。今年春天，忽然由友人带来《静农书艺集》一大本，我拿到手后，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因为这不止是片纸书疏，其中具有篆隶草真各体俱备的书法，屏联扇册长短俱备的格式。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书者的精神面目，一一跃然纸上。
　　孔子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朋友的关系当然与父母有所不同，但关心的喜和惧，应是有共同之点的。我从册中各件作品上看，虽然不尽是一年所写，但大致上总属近年的作品。各件的书风，表现了写时的精神健旺。隶书的开扩，草书的顿挫，如果没有充沛的气力，是无法写出的，这是足以欣慰的一方面；再看行笔，有时以战掣表现苍劲，这种效果自然是出于主动要求，但谛观一些笔道，又实有自然颤抖处。在上年纪的人，手腕有些颤抖，并不奇怪，但这毕竟说明静老已到八十之外了。我这个五十年前的小青年，今年也周岁七十又三，每一念及，海峡两岸何时通航，生平老友何时聚首，又不能不使我心有“如捣”之感！
　　台先生从人品、性情、学问，以至他对文学艺术的兴趣和成就，可以说是综合而成的一位完美的艺术家，有时又天真得象一个小孩。记得那年他将到厦门大学去执教，束装待发之际，大家在他家吃饭送行，用大碗喝绍兴黄酒。谈起沈尹默先生的字，并涉及他书斋平日所挂的那一幅尹老的条幅。这时早已装入行李箱中，捆得整齐。他为证明某些笔法，回手去翻，结果无从找到。
　　我记得五十多年前，他写一些瘦劲的字，并不多似古代某家某派，完全是学者的行书。抗战时他在四川江津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执教，余暇较多，一本本地临古帖。传到北京的一些自书“字课”，我见到一本临宋人尺牍。不求太似，又无不神似，得知他是以体味古代名家的精神入手的。稍后又见到用倪元璐、黄道周体写的诗，真是沉郁顿挫，与其说是写倪黄的字体，不如说是写倪黄的感情，一点一划，实际都是表达情感的艺术语言。
　　今年见到的这一册中的作品，和以前日本印的一小册合并来看，老而弥壮，意境又高了一层。具体说：从西汉的阳泉熏炉到新嘉量、石门颂、看出他对汉隶爱好的路子。再看形是汉隶的形，下笔之际，却不是俯首临摹的，而各有自己的气派。清代写隶书的，象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不能不说是大家，是巨擘，在他们之后写隶书，不难在精工，而难在脱俗。静老的作品，是石门颂，却不是李瑞清的石门颂；是隶书，却不是邓伊何的隶书。谁知从来没有疾言厉色的台先生，而有这等虎虎生气的字迹。“猛志固常在”，又岂止陶渊明呢？
　　至于行书，从外表看来，仍然是倪黄风格为基础的，更多倪元璐法，这在他自序中也有明文。但如熟观倪书，便会发现他发展了倪法之处。清代商盘说过，陈洪绶的字如绳，倪元璐的字如菱。倪字结体极密，上下字紧紧衔接，但缺少左顾右盼的关系。倪字用笔圆熟，如非干笔处，便不见生辣之致。而台静老的字，一行之内，几行之间，信手而往，浩浩落落。到了酣适之处，直不知是倪是台，这种意境和乐趣，恐怕倪氏也不见得尝到的。
　　
　　他的点划，下笔如刀切玉，常见毫无意识地带入汉隶的古拙笔意。我个人最不赞成那些有意识地在行楷中硬搀入些汉隶笔划，但无意中自然融入的不在此例。所以雅俗之判，就在于此吧？
　　台先生最不喜王文治的字，常说他“侧媚”，予小子功，也写了几十年的字，到现在也冒得了一份“书家”的虚衔。但回忆起来，也曾有过超越张照、王文治的妄想。最近在友人家看到一本王文治自书诗册，不觉嗒焉若丧，原来今天我连侧媚的功力也有所不及。若干年来，总想念这位老朋友，更盼望再得相见。若从我这薄劣的书艺看，又不免有些怕见他了。
　　最后拿定主意，如果见到他，绝不把我的字拿给他看！
　　
　　一九八五·七·二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