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座古城苏醒了
“西南联大”这四个字 ，我第一次听到，是从父亲的口中。
幼年时，父亲牵着我的小手，来到金马碧鸡坊，先讲这两座牌坊的天文奥妙：
据说，每过一个甲子，金马与碧鸡各自倒映的日影与月影就会对峙，方向相反，形成对接之奇观。
牌坊下面密布许多铺子：丝绸店、刺绣店、鞋帽店、首饰店、杂货店、小吃店。有小孩子爱吃的叮叮糖，也有耍猴的。街上也不乏衣帽光鲜的行人。
虽然有如此精妙的古建筑，也说得上丰衣足食，人们的生活却十分平庸和闭塞。
父亲说，人们注意的中心，不过是有钱人家的争豪斗富：
今天这家的小姐在衣襟上绣了一片花出来招摇，明天那家太太一定会穿上满花的旗袍出来，把她比下去。
地方四季如春，几无寒暑之虑。 没有多少外面的消息。人们失去了生活的方向，没有开阔的眼光，精神非常狭隘。
在离昆明不远的大理城，富豪之家还发生过这样荒谬的事情：一家大户把冬天室内取暖用的梨炭买光了，另一家为了压倒对方，居然烧钱取暖。
浑浑噩噩，不知何为“国家”“民族”“时代”。
其实，山城也有过惊世之举。袁世凯称帝时，蔡锷秘密赴滇，与云南当政者唐继尧联手，发动“护国起义”，从金马碧鸡坊浩然北伐，扭转乾坤。昆明城中留下了正义路、正义坊和护国桥、护国路。
然而除了这偶尔的亮相，昆明靠崇山遮蔽，远离时代风云，基本上是幸而不幸地过着一种封闭、知足的小日子。
一切仿佛在瞬间改变了：
忽然间，安静的小城里来了一大群人。他们都是从遥远的京城里来的有大学问的人。省主席龙云对他们恭恭敬敬，请客吃饭，礼若上宾。政府到处张罗房子，让他们住下，教书讲课。
这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一些学者，他们留过洋，见过大世面。其中有几位，蒋介石见了也得让三分。在京城里，这些大学者住的是洋楼，出门坐黄包车。
可是现在国难，因为不当亡国奴，不愿意在小日本手下当差使，要把这几所好学校，这些好学生给我们中国保存着、培养着，他们抛下了安乐的生活，跋山涉水地到我们云南来了。
这样的一些人就在昆明的街上走来走去。好像这里就是他们的家鄉，好像他们本来就生活在这里，一点儿也不嫌弃。
每天，市民都看见他们，夹着一包书，就用本地的土布包着，走着穿过小城去上课，回家。
几位先生的蓝布长衫都破了，打着不同颜色的补丁。有位穿皮夹克的先生，夹克穿得很脏也不洗，说要等打败了日本才洗。还有两位先生，胡子很长了也不刮也不修剪，也说要等胜利了，才剃掉。
那些太太，很多也是留过洋的。人家就是一袭阴丹布旗袍，拎着菜篮子，自己操持家务，是在街上，对人彬彬有礼，仪态大方，满城的人谁不称道、敬慕？
显见出那些珠光宝气、涂脂抹粉的小城女子自感羞愧了。“一下子，那些绫罗绸缎都收起来了，不好意思穿了。国难嘛。”
时任省主席的龙云礼贤下士，请联大的教授到家中来，为自己讲课，了解时代与世界形势，请教为政、为人之道。龙公馆经常是高朋满座，客雅茶香。上行下效，城里富裕人家都以请联大的先生来家里做客为荣。就连地方上的乡绅们也争着用轿子来抬西南联大的教授们。
将先生接到了家里，自然是全家人都要叫出来与先生见面的。女孩子一扭一扭地出来了。
先生一皱眉，说：“怎么还缠足？放掉放掉！”
乡绅说：“已经订婚了。”
“还小还小。”
于是请教，怎么办？
先生说：“上学上学。”
许多女孩因此得了一双“解放脚”，即先缠后放的脚，她们也穿了一袭阴丹布的旗袍，夹着书包走入学堂。
云南地方州县上，历来有宴请读书人的习俗。大户人摆宴，席间一定要有几位儒雅之士坐在首位，这宴席才算是有场面。人们也听一番高谈鸿论，得些启蒙。
就这样，一席饭解放了一个家庭，一大批青年从此转变了他们的命运。
城里城外，随处可见那些穿着木板鞋，背着斗笠的青年学生。他们打工助学，高谈阔论。而令人兴奋的是：
每到周末下午，就看见老板叫伙计上门板，关铺面。主人和雇员都要赶往省师礼堂去听西南联大的先生们演讲。
那些专门为昆明市民举办的演讲，有的讲时事，有的讲经史，文学，也讲优生学。
闻一多讲诗，刘文典讲《红楼梦》，潘光旦讲优生学，吴晗讲形势。讲到山河之痛，国破家亡，台上痛哭失声，台下群情激奋，昆明市民与北来的师生们，同仇敌忾，意气相逢。淳朴的心田向着精神的导师敞开。
那种争富夸豪的小家子风气为之一扫。好学、忧国、知天下、求进步，渐成潮流。
这是一座古城苏醒的故事。
我父母的青年时代，正逢抗日战争，大批北方文化团体和大学转移来云南。昆明也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父亲当时是富滇银行的一名年轻职员，满怀着富国强民的热望，做了西南联大的一名门外弟子。这是他一生中最罕有的阳光雨露，滋养着他，不畏后来坎坷之路。
父亲经常去联大听教授们讲课。他亲眼看见，在联大的篮球场上，潘光旦先生拄着拐杖打篮球。独腿的潘先生说，别人能做的我也能做。
他很敬慕闻一多先生贴在门上的一联：“鸟兽不可以同行，吾非斯人之人，与而谁与？”
父亲性格孤直，终生不渝。在他最孤单时，这警世之联支撑着他。他甚至要我也学闻一多，将此联写在门楣上。为的是让那些找上门来又不是同类的人自觉地走开。
刘文典跑警报的名言，也是父亲所乐道的。 我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你跑是为了什么呢？
言下之意，当人珍惜自己的生命时，要明白自己有什么价值。这警句，自我知道后，就成为终生考问自己的题目。
城北黑龙潭，有忠义节烈的薛尔望墓。他举家赴池，而不臣服于清朝。黑龙潭水因此分为两端。就义之池永泛清波，另一端则为浊水。可见昆明人喜清恶浊，性情鲜明。
联大校歌的词作者罗庸先生曾专门撰文写过黑龙潭。强虏威逼，在联大人心中激起了共鸣。
昆明还有一个莲花池，传说陈圆圆投水自尽于此，也有说是出家为尼了。陈圆圆墓碑不见联大人所考与撰，想来时局与文人处境，都没有了注意乱世红颜的心情。战争令文化简约，不似太平时的枝枝蔓蔓。
我曾经从家中翻出一本旧而黄的小书，封面上印着火炬，一只伸出的手，怒吼的声音仿佛隔世可闻。一打开就有两句话， 令我非常喜欢：“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那是当年“一二·一” 运动时候印制的《荣哀录》，父亲一直珍藏。
我母亲当年还在市女中上学，联大的学生来给她们上课。
她说：“老师是东三省的流亡学生，生活很苦，鞋子的帮和底是分离的，用麻线绑在一起。讲到日寇侵占国土，在课堂上声泪俱下。所以，女中在‘一二·一’时参加游行的人最多。”
在“四烈士”遇难后，母亲她们曾经化了浓妆，去宪兵的鼻子下面散发传单。后来展出的“一二·一” 运动纪念，有张老照片上面，穿花旗袍的那个女生就是我母亲。
母亲说，当时闻一多先生就走在她们的前面。
一个人的青年时代在怎样的环境中度过，决定他一生应对逆境的姿态。我父母一生中屡遭厄运，而自强不息。一种与黑暗抗争的精神永远支撑着他们。
边地知识分子生活在一种近乎“原生态”的质朴中，他们是靠信仰，而不是靠潮流多变的“信息”来支持自己的精神生活的。朴素的公理、是非观念和纯净的语言，一直保存在我的家乡故土中，就像群山中的野杜鹃。边地生活始终给人一股“春风吹又生”的力量。
西南联大的传说永远保留在我父亲这类人的口口相授中，而化为了我的童年梦境，伏下了我追溯历史的渊源。
校园里的那群人
辛亥革命前后，代表新教育新思想的中学和小学也在全国各地涌现。封建科举随着王朝逝去，私塾时代结束，有识之士把目光投向了下一代。中国早期的大学，其实就是五四精神的载体：“科学与民主”是大学的普遍精神。
大学的本质是启蒙，而不是愚昧;大学的灵魂是思想，而不是驯服。
王汉斌当属联大人中的“政治高层”，他出身西南联大历史系，对社会的观察有一种历史的精神，直言锐见：
联大的教学制度很值得研究。比方说基础课，联大强调基础教学。大学一年级、二年级，念的都是基础课，所以，知识打得比较扎实。这样就可以培养出钱伟长先生所主张的通才，这跟我们后来培养工程师只注重专业，是不一样的。
它规定既有必修课，也有选修课，在选修课中你就可以选择你喜欢的课程。这就照顾了个人的特点。我们后来差不多就是必修课了，学生没有多少可以选择的余地。
“九叶诗人”之一 的郑敏女士，讲到今天大学没有一种对中国通史和西洋通史的基础，使得学习缺失一种系统性。
西南联大很注意学科的系统化，每个学生都要读中国的通史。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这样。教学上是一种纯粹启发性的，课程设计都非常系统，每一个文学院的学生一定要念中国通史，这个我们现在没做到，因而丢掉了一个对历史的理解。你做文科，好像没有一个站脚的地方。
过去做学问，你一进大学，他给你打一个轮廓，然后往里面填空，你特别有兴趣往里面填，你永远有一个大的框架。而现在，你是专了，有时候很专，但是大的框架不牢靠，容易在做学问时考虑不很周详。
选修课对于一个学生后来的发展，其重要作用一点也不亚于必修课：
冯友兰先生教了一门“人生哲学”。这门课对我是非常重要。冯先生把中国哲学里面所有关于人的修养的这种境界，容纳到一块儿，成了一个自己的体系，到了最高境界，天地境界，人和天地和自然融为一体。这么高的境界，对我们年轻人是启蒙。
国文是必修课。
王希季是“两弹一星”工程获奖者，他被称为中国的“火箭之父”。他是云南人，很容易就踏进了老鄉的家。王希季神情爽朗，朴质无华。我拜访他的那年，他79岁。
他是1938年考上西南联大的。他的人生所以如此，与进入西南联大学习至关重要。他说：“我在联大里面受到的不单是知识上的培养，还有工作怎么个做法，或者就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就是受到素质的培养。受到素质的培养我觉得很关键、很根本。”当年在联大，人文功课是不可缺的。
我们那个时候进入西南联大是很幸运的。在大一，教我们的先生都是非常有名的，有的就是大师。 国文这方面的大师，例如刘文典、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很多先生。每人就选一个课，每人选一篇文章，每个人轮流教两个星期，然后还作一篇文。我们从现代文学一直到古代文学，一直到《诗经》《离骚》都学完了。
他是学机械工程。他说：
像国文课是必修的。如果国文不及格，那就不能再学其他的课程。任何系都是这样的。
西南联大是学分制，学分制中有必修课、有选修课，我们是学机械工程的，国文、物理、英文、微积分、化学这些课，如果有一门不及格，那后面的课就不能学，你得重新再读，第二年再读，一直读到及格，才能够学后面的课程。
所有的学生他既要学语文，又要学一门外国文。
王希季说，他们还有经济学、社会学也都是必修课。因为不管你干哪一门，你都要到社会上去，都要跟这些东西打交道。 动力学专家郑林庆说：
我那个时候被强迫修的经济学。他要你必修，就修吧。但你真是受益不小。
我在北大时，没有要求理科学生必须来修历史文学的，理科学生的人文修养全靠个人的爱好。文理如隔鸿沟，甚至就在一个系里面也知识不相通。学生的学习，越到什么“博士”之类，越显出无知。
曾经中科院有个“博士”生很为难地对我说，一套西南联大资料里，他只想买物理方面的人物回忆，因为他是学物理的。我诧异道：难道物理里没有数学？没有化学？没有哲学？这是个敏锐的学子，他当场就接受了我的批评，但是他说：从来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过。
外文系毕业的许渊冲，与物理系的杨振宁有同桌之谊。他说：
我是1938年考西南联大的，西南联大一年级不分院系。所以，杨振宁和我是同班同学。我是外文系的，杨振宁先念化学系，后转物理系。第一节上英文课，他坐在我旁边。
我们60年代见面，他给我写序言，就说他对我的印象，我们当时很冲，我们当时第一堂课就用英文和老师对话。
生物学家邹承鲁说：“印象最深的，学生选课自由。你爱听谁的就听谁的，完全自由。”但是学分，你必须拿，必修的学分够了之后，才能毕业。
学生最爱听的老师，其中有一个是吴晗，教历史。沈从文我也听过，还有王力，他教语音学，总之，每门课给大家安排一个大教授。他好像是客家人，记得他用客家话念唐诗，用普通话反而不押韻，客家话与唐朝的语音比较近。
西南联大的特点之一是文科方面的大师很多，吸引力很大，对学生整个人文素养，有一定的培养。
原国防科委负责人朱光亚说：
我1942年转学到西南联大。一年级的时候，是在重庆大学，我是慕名而来的。在联大三年，受到的教育很大，不仅是物理学专业的知识。那样的环境、气氛是令年轻人非常垂青的。
闻一多先生，他讲课的教室是很简陋的，必须大一点，因为那都坐满了。旁听的人很多。他的诗歌非常鼓舞人，还做讲演。我就是去旁听，也不是选修他的课。还有朱自清，再多的我也忙不过来了。
战时大学离开京华，迁到乡野边陲而活力不衰。课堂依然神采奕奕，充满魅力。在失去高楼校舍的同时，西南联大，集中起三大名校的教授，可谓是“因祸得福”。他们的学术与人品相互辉映、激励，形成了战时的奇观。
责任编辑：蒋建伟
美术插图：段 明
“西南联大”这四个字 ，我第一次听到，是从父亲的口中。
幼年时，父亲牵着我的小手，来到金马碧鸡坊，先讲这两座牌坊的天文奥妙：
据说，每过一个甲子，金马与碧鸡各自倒映的日影与月影就会对峙，方向相反，形成对接之奇观。
牌坊下面密布许多铺子：丝绸店、刺绣店、鞋帽店、首饰店、杂货店、小吃店。有小孩子爱吃的叮叮糖，也有耍猴的。街上也不乏衣帽光鲜的行人。
虽然有如此精妙的古建筑，也说得上丰衣足食，人们的生活却十分平庸和闭塞。
父亲说，人们注意的中心，不过是有钱人家的争豪斗富：
今天这家的小姐在衣襟上绣了一片花出来招摇，明天那家太太一定会穿上满花的旗袍出来，把她比下去。
地方四季如春，几无寒暑之虑。 没有多少外面的消息。人们失去了生活的方向，没有开阔的眼光，精神非常狭隘。
在离昆明不远的大理城，富豪之家还发生过这样荒谬的事情：一家大户把冬天室内取暖用的梨炭买光了，另一家为了压倒对方，居然烧钱取暖。
浑浑噩噩，不知何为“国家”“民族”“时代”。
其实，山城也有过惊世之举。袁世凯称帝时，蔡锷秘密赴滇，与云南当政者唐继尧联手，发动“护国起义”，从金马碧鸡坊浩然北伐，扭转乾坤。昆明城中留下了正义路、正义坊和护国桥、护国路。
然而除了这偶尔的亮相，昆明靠崇山遮蔽，远离时代风云，基本上是幸而不幸地过着一种封闭、知足的小日子。
一切仿佛在瞬间改变了：
忽然间，安静的小城里来了一大群人。他们都是从遥远的京城里来的有大学问的人。省主席龙云对他们恭恭敬敬，请客吃饭，礼若上宾。政府到处张罗房子，让他们住下，教书讲课。
这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一些学者，他们留过洋，见过大世面。其中有几位，蒋介石见了也得让三分。在京城里，这些大学者住的是洋楼，出门坐黄包车。
可是现在国难，因为不当亡国奴，不愿意在小日本手下当差使，要把这几所好学校，这些好学生给我们中国保存着、培养着，他们抛下了安乐的生活，跋山涉水地到我们云南来了。
这样的一些人就在昆明的街上走来走去。好像这里就是他们的家鄉，好像他们本来就生活在这里，一点儿也不嫌弃。
每天，市民都看见他们，夹着一包书，就用本地的土布包着，走着穿过小城去上课，回家。
几位先生的蓝布长衫都破了，打着不同颜色的补丁。有位穿皮夹克的先生，夹克穿得很脏也不洗，说要等打败了日本才洗。还有两位先生，胡子很长了也不刮也不修剪，也说要等胜利了，才剃掉。
那些太太，很多也是留过洋的。人家就是一袭阴丹布旗袍，拎着菜篮子，自己操持家务，是在街上，对人彬彬有礼，仪态大方，满城的人谁不称道、敬慕？
显见出那些珠光宝气、涂脂抹粉的小城女子自感羞愧了。“一下子，那些绫罗绸缎都收起来了，不好意思穿了。国难嘛。”
时任省主席的龙云礼贤下士，请联大的教授到家中来，为自己讲课，了解时代与世界形势，请教为政、为人之道。龙公馆经常是高朋满座，客雅茶香。上行下效，城里富裕人家都以请联大的先生来家里做客为荣。就连地方上的乡绅们也争着用轿子来抬西南联大的教授们。
将先生接到了家里，自然是全家人都要叫出来与先生见面的。女孩子一扭一扭地出来了。
先生一皱眉，说：“怎么还缠足？放掉放掉！”
乡绅说：“已经订婚了。”
“还小还小。”
于是请教，怎么办？
先生说：“上学上学。”
许多女孩因此得了一双“解放脚”，即先缠后放的脚，她们也穿了一袭阴丹布的旗袍，夹着书包走入学堂。
云南地方州县上，历来有宴请读书人的习俗。大户人摆宴，席间一定要有几位儒雅之士坐在首位，这宴席才算是有场面。人们也听一番高谈鸿论，得些启蒙。
就这样，一席饭解放了一个家庭，一大批青年从此转变了他们的命运。
城里城外，随处可见那些穿着木板鞋，背着斗笠的青年学生。他们打工助学，高谈阔论。而令人兴奋的是：
每到周末下午，就看见老板叫伙计上门板，关铺面。主人和雇员都要赶往省师礼堂去听西南联大的先生们演讲。
那些专门为昆明市民举办的演讲，有的讲时事，有的讲经史，文学，也讲优生学。
闻一多讲诗，刘文典讲《红楼梦》，潘光旦讲优生学，吴晗讲形势。讲到山河之痛，国破家亡，台上痛哭失声，台下群情激奋，昆明市民与北来的师生们，同仇敌忾，意气相逢。淳朴的心田向着精神的导师敞开。
那种争富夸豪的小家子风气为之一扫。好学、忧国、知天下、求进步，渐成潮流。
这是一座古城苏醒的故事。
我父母的青年时代，正逢抗日战争，大批北方文化团体和大学转移来云南。昆明也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父亲当时是富滇银行的一名年轻职员，满怀着富国强民的热望，做了西南联大的一名门外弟子。这是他一生中最罕有的阳光雨露，滋养着他，不畏后来坎坷之路。
父亲经常去联大听教授们讲课。他亲眼看见，在联大的篮球场上，潘光旦先生拄着拐杖打篮球。独腿的潘先生说，别人能做的我也能做。
他很敬慕闻一多先生贴在门上的一联：“鸟兽不可以同行，吾非斯人之人，与而谁与？”
父亲性格孤直，终生不渝。在他最孤单时，这警世之联支撑着他。他甚至要我也学闻一多，将此联写在门楣上。为的是让那些找上门来又不是同类的人自觉地走开。
刘文典跑警报的名言，也是父亲所乐道的。 我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你跑是为了什么呢？
言下之意，当人珍惜自己的生命时，要明白自己有什么价值。这警句，自我知道后，就成为终生考问自己的题目。
城北黑龙潭，有忠义节烈的薛尔望墓。他举家赴池，而不臣服于清朝。黑龙潭水因此分为两端。就义之池永泛清波，另一端则为浊水。可见昆明人喜清恶浊，性情鲜明。
联大校歌的词作者罗庸先生曾专门撰文写过黑龙潭。强虏威逼，在联大人心中激起了共鸣。
昆明还有一个莲花池，传说陈圆圆投水自尽于此，也有说是出家为尼了。陈圆圆墓碑不见联大人所考与撰，想来时局与文人处境，都没有了注意乱世红颜的心情。战争令文化简约，不似太平时的枝枝蔓蔓。
我曾经从家中翻出一本旧而黄的小书，封面上印着火炬，一只伸出的手，怒吼的声音仿佛隔世可闻。一打开就有两句话， 令我非常喜欢：“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那是当年“一二·一” 运动时候印制的《荣哀录》，父亲一直珍藏。
我母亲当年还在市女中上学，联大的学生来给她们上课。
她说：“老师是东三省的流亡学生，生活很苦，鞋子的帮和底是分离的，用麻线绑在一起。讲到日寇侵占国土，在课堂上声泪俱下。所以，女中在‘一二·一’时参加游行的人最多。”
在“四烈士”遇难后，母亲她们曾经化了浓妆，去宪兵的鼻子下面散发传单。后来展出的“一二·一” 运动纪念，有张老照片上面，穿花旗袍的那个女生就是我母亲。
母亲说，当时闻一多先生就走在她们的前面。
一个人的青年时代在怎样的环境中度过，决定他一生应对逆境的姿态。我父母一生中屡遭厄运，而自强不息。一种与黑暗抗争的精神永远支撑着他们。
边地知识分子生活在一种近乎“原生态”的质朴中，他们是靠信仰，而不是靠潮流多变的“信息”来支持自己的精神生活的。朴素的公理、是非观念和纯净的语言，一直保存在我的家乡故土中，就像群山中的野杜鹃。边地生活始终给人一股“春风吹又生”的力量。
西南联大的传说永远保留在我父亲这类人的口口相授中，而化为了我的童年梦境，伏下了我追溯历史的渊源。
校园里的那群人
辛亥革命前后，代表新教育新思想的中学和小学也在全国各地涌现。封建科举随着王朝逝去，私塾时代结束，有识之士把目光投向了下一代。中国早期的大学，其实就是五四精神的载体：“科学与民主”是大学的普遍精神。
大学的本质是启蒙，而不是愚昧;大学的灵魂是思想，而不是驯服。
王汉斌当属联大人中的“政治高层”，他出身西南联大历史系，对社会的观察有一种历史的精神，直言锐见：
联大的教学制度很值得研究。比方说基础课，联大强调基础教学。大学一年级、二年级，念的都是基础课，所以，知识打得比较扎实。这样就可以培养出钱伟长先生所主张的通才，这跟我们后来培养工程师只注重专业，是不一样的。
它规定既有必修课，也有选修课，在选修课中你就可以选择你喜欢的课程。这就照顾了个人的特点。我们后来差不多就是必修课了，学生没有多少可以选择的余地。
“九叶诗人”之一 的郑敏女士，讲到今天大学没有一种对中国通史和西洋通史的基础，使得学习缺失一种系统性。
西南联大很注意学科的系统化，每个学生都要读中国的通史。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这样。教学上是一种纯粹启发性的，课程设计都非常系统，每一个文学院的学生一定要念中国通史，这个我们现在没做到，因而丢掉了一个对历史的理解。你做文科，好像没有一个站脚的地方。
过去做学问，你一进大学，他给你打一个轮廓，然后往里面填空，你特别有兴趣往里面填，你永远有一个大的框架。而现在，你是专了，有时候很专，但是大的框架不牢靠，容易在做学问时考虑不很周详。
选修课对于一个学生后来的发展，其重要作用一点也不亚于必修课：
冯友兰先生教了一门“人生哲学”。这门课对我是非常重要。冯先生把中国哲学里面所有关于人的修养的这种境界，容纳到一块儿，成了一个自己的体系，到了最高境界，天地境界，人和天地和自然融为一体。这么高的境界，对我们年轻人是启蒙。
国文是必修课。
王希季是“两弹一星”工程获奖者，他被称为中国的“火箭之父”。他是云南人，很容易就踏进了老鄉的家。王希季神情爽朗，朴质无华。我拜访他的那年，他79岁。
他是1938年考上西南联大的。他的人生所以如此，与进入西南联大学习至关重要。他说：“我在联大里面受到的不单是知识上的培养，还有工作怎么个做法，或者就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就是受到素质的培养。受到素质的培养我觉得很关键、很根本。”当年在联大，人文功课是不可缺的。
我们那个时候进入西南联大是很幸运的。在大一，教我们的先生都是非常有名的，有的就是大师。 国文这方面的大师，例如刘文典、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很多先生。每人就选一个课，每人选一篇文章，每个人轮流教两个星期，然后还作一篇文。我们从现代文学一直到古代文学，一直到《诗经》《离骚》都学完了。
他是学机械工程。他说：
像国文课是必修的。如果国文不及格，那就不能再学其他的课程。任何系都是这样的。
西南联大是学分制，学分制中有必修课、有选修课，我们是学机械工程的，国文、物理、英文、微积分、化学这些课，如果有一门不及格，那后面的课就不能学，你得重新再读，第二年再读，一直读到及格，才能够学后面的课程。
所有的学生他既要学语文，又要学一门外国文。
王希季说，他们还有经济学、社会学也都是必修课。因为不管你干哪一门，你都要到社会上去，都要跟这些东西打交道。 动力学专家郑林庆说：
我那个时候被强迫修的经济学。他要你必修，就修吧。但你真是受益不小。
我在北大时，没有要求理科学生必须来修历史文学的，理科学生的人文修养全靠个人的爱好。文理如隔鸿沟，甚至就在一个系里面也知识不相通。学生的学习，越到什么“博士”之类，越显出无知。
曾经中科院有个“博士”生很为难地对我说，一套西南联大资料里，他只想买物理方面的人物回忆，因为他是学物理的。我诧异道：难道物理里没有数学？没有化学？没有哲学？这是个敏锐的学子，他当场就接受了我的批评，但是他说：从来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过。
外文系毕业的许渊冲，与物理系的杨振宁有同桌之谊。他说：
我是1938年考西南联大的，西南联大一年级不分院系。所以，杨振宁和我是同班同学。我是外文系的，杨振宁先念化学系，后转物理系。第一节上英文课，他坐在我旁边。
我们60年代见面，他给我写序言，就说他对我的印象，我们当时很冲，我们当时第一堂课就用英文和老师对话。
生物学家邹承鲁说：“印象最深的，学生选课自由。你爱听谁的就听谁的，完全自由。”但是学分，你必须拿，必修的学分够了之后，才能毕业。
学生最爱听的老师，其中有一个是吴晗，教历史。沈从文我也听过，还有王力，他教语音学，总之，每门课给大家安排一个大教授。他好像是客家人，记得他用客家话念唐诗，用普通话反而不押韻，客家话与唐朝的语音比较近。
西南联大的特点之一是文科方面的大师很多，吸引力很大，对学生整个人文素养，有一定的培养。
原国防科委负责人朱光亚说：
我1942年转学到西南联大。一年级的时候，是在重庆大学，我是慕名而来的。在联大三年，受到的教育很大，不仅是物理学专业的知识。那样的环境、气氛是令年轻人非常垂青的。
闻一多先生，他讲课的教室是很简陋的，必须大一点，因为那都坐满了。旁听的人很多。他的诗歌非常鼓舞人，还做讲演。我就是去旁听，也不是选修他的课。还有朱自清，再多的我也忙不过来了。
战时大学离开京华，迁到乡野边陲而活力不衰。课堂依然神采奕奕，充满魅力。在失去高楼校舍的同时，西南联大，集中起三大名校的教授，可谓是“因祸得福”。他们的学术与人品相互辉映、激励，形成了战时的奇观。
责任编辑：蒋建伟
美术插图：段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