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难道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对“处长把关”的斥责，顿时激起不少共鸣。有人援引1998年朱镕基总理的“处长专政说”，“有些部门，处长在那里做主，地方的省长、市长来看他，他对人家连眼皮都不抬一下”。有人引述知名企业家的“处长经济说”，“老板再大，一个处长都能把你搞死”。检索学术论文库，“处长现象”更是学者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处长似乎成了全民吐槽的对象。
　　其实，放在更广域的时空中看，人们批评的并非“处长”这个职衔和待在这个职衔上的人，而是古往今来屡治不愈的一种“行政病”——那些把持机构运转的中下级执行者，职务低而实权大，往往并不作为。这个病不仅国家机构有之，一个企业一个单位也有之。
　　在传统中国，这一角色由某些“胥吏”承担了。胥是“小吏”，胥和吏都是指衙门里的中低级办事人员。文件起草、档案管理、军事调遣、刑狱诉讼、保甲钱粮、官员考核、报销税赋、祭祀教育……无一不靠他们去办。可他们办得怎么样呢？
　　元代一些胥吏长期积压公文。无奈之下，出台了一项公事办理时限的决定：小事限七天，中事限十五天，大事限三十天。可有的胥吏还是拖上八个多月没把公文发出去。
　　胆子更大的胥吏还能擅改公文。清代康熙年间，刑部一个书吏收了千两银子，就在上报死刑的文书中把两名单身无亲戚的从犯名字前移，与主犯兄弟二人对调。刑部官员把文书送上去，从犯被批准处决，兄弟二人安然无恙。
　　还有些胥吏能向高官索贿。乾隆的大将军福康安平乱回京，户部一个书吏跑到他家索要“军需报销部费”：“你们的军需报销有数千万两白银，我们必然要多添人手，几个月就可以搞定，但这需要您出一些费用。否则，就我们现在几块料，怎么也得三五年才完事。我们隔三差五去汇报，皇上也不耐烦，万一查出什么就不划算了。”福康安服服帖帖给他200万两白银。
　　最后皇帝也忍不住了。嘉庆皇帝说，他每问百官一事，百官就推到属官那里去，还跟他说“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他担心百官都听书吏的，“国事尚可问乎？”
　　而在西方国家，类似的角色由“文官”承担了。英国广播公司的经典喜剧片《是，大臣》，入木三分地刻画了英国“文官治国，政客自以为在治国”的现象。比如，新上任的部门大臣決定严惩官僚主义，精简机构。部里的文官开始“把关”，每一栋房子都不能卖，因为“安全需要”；每一个职员都不能裁，因为“工会需要”。最后裁掉的只有大臣新设的“官僚主义督查办”。剧中种种让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感同身受，还亲身客串演出。
　　正因为这种“行政病”造成的低效、内耗、贪婪，让许多人都身受其苦，所以人们从没有停止过对它的改革。元朝曾大量选用儒生做胥吏，希望加强这一群体的道德修养；清末干脆罢斥胥吏，把“吏”变为官。可惜，道德自律只能作用于部分人，改名换面也依然有低级官员继续不作为。
　　如果按照明代思想家顾炎武的观察，这种“行政病”的根源在高度集权，那么，今日中国简政放权的浪潮，正是冲刷积弊的良药。正因为简的是手中的政，一些处长才会“卡壳”；正因为放的是手中的权，一些处长才会不作为。然而，诚如西南某企业家的感慨，“99%的企业家都要和具体的办事人员打交道，各处处长、副处长直到科员，这部分人的工作作风形成了具体的投资环境”，全力推进简政放权，是深化经济改革的不二之路，一些处长的“把关”情结是时候彻底丢掉了。
　　其实，历史上不乏成就大业的中下级官吏，李斯出身书吏，刘邦当过亭长，左宗棠干过幕僚。可见，处长们更应该把好的“关”不是会签和画圈，而是宗旨和情怀，责任与担当。4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首次对文件会签时间提出限制：凡会议讨论通过的文件，7个工作日内印发；有重大修改的，10个工作日内印发。这是以制度的刚性鞭策处长们把好自己的作风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