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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巴蜀地区的汉阙遗存是对汉代木构阙的模仿，有石质“汉书”的美誉，是世所公认的古代艺术瑰宝。汉阙之所以退出巴蜀地区的历史舞台，有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的原因。作者从分析汉阙兴盛的原因入手，梳理分析后指出其在巴蜀的势落主要是因蜀汉政权的军事政治政策所致。
关键词：汉阙;巴蜀;消亡;因素
中国传统建筑的发展史中，作为孕育期的秦汉时期，其建筑技术和艺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可惜随岁月的磨砺，以木构为主要结构类型的秦汉建筑早已消失殆尽，幸存于世的只有屈指可数的汉代石阙。就全国范围来看，巴蜀地区的汉阙遗存一方面是汉代木构阙的模拟物，另一方面其存续时间亦长于中原诸阙，更凸显其极高的文化和历史价值。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史学家及建筑学家们对汉阙的研究从未中断，在雕刻、书法宗教、建筑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尽管石阙的快速消亡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方面的研究则较为缺乏或不够深入，实为文化史上的一段缺憾。为此，笔者拟从石阙在汉代巴蜀地区盛行的时代背景和客观因素入手，对其陨落消亡的主要原因，做抛砖引玉式的讨论。
1石阙文化兴起的背景
据史料记载，汉武帝修造建章宫，“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可见在西汉的皇家基建中，作为彰示威仪的礼制建筑，宫阙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西汉中期名臣霍光死后，其妻为炫耀家门，乃“改光时所自造茔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阙，筑神道，北临昭灵，南出承恩，盛饰祠室，辇阁通属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这条大臣的“僭越”记录，足证西汉时期权贵阶层的丧葬活动中建阙之风已然兴起。而这奢靡风习的背后则有浓厚的时代背景。
1.1儒家思想推动
元光元年（前134），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获得正统地位，其所推崇的“孝道”亦成为汉王朝治国的重要道德标准。作为这一思想的体现，“举孝廉”制度应运而生，于是，“孝”的观念很快便成为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对父母“养生”与“送死”是“孝”的重要体现，合乎礼法的厚葬确定着祖先、自身和后代的关联，体现了生命的延续。在这种意识影响下，“厚葬为德，薄终为鄙”成为汉代葬制的风尚，“事死如事生”成为汉代画像石艺术表现的思想根源之一。
1.2早期道教助澜
儒家扶正后，失去显赫地位的黄老学说被迫转入民间，向养生术发展，并逐渐宗教化，最终成为道教诞生的理论基础。而这个时期，汉代统治者迷信神仙方术、幻想长生不老，使得以神仙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方士文化曾喧嚣一时，而这些都被早期道教吸纳。西汉后期民间盛行的西王母崇拜亦很快被道教转化为其自身理论的终极论述，由此，其信众数量及社会影响迅速壮大。这一时期的道教，死后“升仙”为其主要的思想信仰，以西王母为主神的神仙体系渐趋完整，推动着汉代画像石艺术在内容上走向成熟。
1.3权贵阶层示范
汉阙遗存以墓阙居多，其中有名讳者，阙主人生前或家境殷實或居高位。它们均修造于逝者家乡，除建造华丽、雕饰精美外，还将阙主历任职官、生平功绩等信息皆铭刻于上。例如，渠县沈府君阙阙主生前曾任（交阯）都尉，秩比二千石;芦山樊敏、雅安高颐、夹江杨氏等生前均曾任太守，秩比二千石等。他们的高坟豪阙在当地有明显的示范作用。
由上可见，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汉武帝时至西汉末，厚葬风行的社会环境已然形成。
2巴蜀石阙兴盛的原因
巴蜀的建阙史最早可追溯至战国：秦并古蜀国后，张仪、张若在成都筑城，“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兰”。此处的“观楼”，便是古城成都最早的门阙。在全国的墓阙遗存中，时代最早的是山东莒南孙仲阳阙（公元85年），及同时期的山东平邑皇圣卿阙（公元87年）、功曹阙（公元86年）等。巴蜀地区已知时代最早的则是成都王文康阙（公元94年）、王君平阙（公元97年）。这是石阙作为葬制乃始于中原的明证。不过，建阙的风习传入巴蜀后迅速繁盛，发展成为与中原异趣的仿木结构，独具历史价值。
巴蜀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为石阙文化在该地区的繁荣提供了温润的土壤。
2.1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2.1.1外来移民提供了充沛的人力资源
秦汉两代出于社会政治目的，曾数次迁移民众至巴蜀。公元前314年，秦惠王“置巴、蜀郡，以张若为蜀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前209年，“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汉王）刘邦无奈之下，“令民就食蜀、汉”;西汉初创后，人民生计无着，市场上粟米贵至5000钱一石（一石粟米13.5～15千克，西汉时粮食平价每石在百钱左右），“人相食”惨象再现。（汉高祖）刘邦“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几次大规模的移民，都缘于巴蜀群山环绕、交通不便，在战乱中所受影响较小，又农业发达，自然成为逃避饥荒之地。作为农耕经济的主体因素之一，外来人口不仅充实了当地劳力，也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知识技能，如铜铁冶炼、纺织技术等。从较长的历史发展来看，外来移民的确大大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2.1.2大兴水利促进农业发展
秦时有蜀守李冰父子经略都江堰工程，一举永除成都平原的水患，同时解决了漕运与灌溉问题，“天府之国”自此驰名。西汉初景帝“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郫繁田千七百顷”，文翁分（岷江）内江之水为蒲阳河，彭县之地遂成良田。后武阳县（今眉山地区）吏“藉江为大堰，开六水门，用灌郡下”，引岷江、南河水灌溉彭山、眉山田地。东汉时期则有广汉太守沈子珺在绵竹县境内绵水上修堰开渠，使“五稼丰茂，人民归附”。这些水利工程使巴蜀万亩良田永无干旱之忧，在整个两汉时期都保持了很高的粮食产量。
2.1.3丰富的矿产资源推动经济成长
巴蜀地区的盐、铁、铜、天然气等资源星罗棋布。盐铁自古便是生活必需品，量大利多。纵观两汉时期，无论盐铁经营权归于公还是私，但凡产区在经济上往往更为富庶。据《华阳国志》所载，巴蜀地区铁、盐、铜产地计有28处（图1），这些丰富的资源对汉帝国贡献巨大，既支援了汉武帝经略四方的雄图，同时也为川渝地方经济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2.2文化繁荣提供动力
得益于上述因素，巴蜀的地方经济在整个两汉时代均傲立于华夏。与此同时，经济的繁荣也推动了文化的进步。西汉景帝末期，蜀郡太守文翁遴选人才至中原学习，开创了本土人才培养的先河;创办官学——“石室”并广招属县子弟就读，免其徭役、提拔俊才……“蜀学”自此始盛。文翁之后，又有东汉章帝时巴郡杨仁在什邡兴办县学。顺、恒帝时，成都县令冯颢“立文学，学徒八百余人”等。除官学外，至东汉时私学亦更兴盛，形成了班固所谓“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景象。凡此种种，便有了“由此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的结果。两汉时巴蜀文儒辈出，如撰写《春秋章句》的成都人张宽，开创汉赋法式的司马相如，《太玄》的作者扬雄等，不胜枚举。西汉末东汉初，中原人“蜀地僻陋有蛮夷风”的传统看法已被彻底颠覆，作为巴蜀中心的成都，不僅在经济上已超过关中，文化教育上也卓然华夏、比肩中原。
2.3奢靡炫耀之风盛行
秦并巴蜀后，不断内迁富豪侠士的另一结果便是给巴蜀社会带来了奢靡的风习。《华阳国志》里有这样一段描述：“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徒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徒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禭兼加，赗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因资源充分开发而突如其来的富庶，带来的却是炫富之风的流行，绝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地沃土丰，（故）奢侈不期而至”，用现今的观点概括，便是“精神文明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物质文明发展”的结果。
正如前文所述，在厚葬流行的社会环境里，经济上的骤富为厚葬奠定了经济基础;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不均衡，又导致爱慕虚荣的（炫富）心理充斥整个巴蜀社会，直接成为厚葬行为的催化剂。作为高规格的葬制，石阙的大量出现也就顺理成章，并最终成了一道靓丽的文化风景线。
3陨落消亡的原因分析
3.1外来统治改变社会风尚
石阙自传入巴蜀后得到极大的发展。与其同时期的墓葬类画像石，还有石函、画像砖、石棺、崖墓等。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巴蜀地区出土的画像石中年代最晚的是四川芦山县王晖砖室墓石棺（212年）;有明确纪年的石阙中以雅安高颐阙最晚（209—210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画像石还是石阙，其最晚者均晚于中原地区，且建造年代都在建安二十五年（三国时代之始）以前。这一方面说明巴蜀石阙的消失有与中原石阙不同的原因;另一方面，又与汉末的三国历史有密切的联系。
公元214年，刘备集团占领益州，时诸葛亮形容巴蜀曰“沃野千里、天府之土”。
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称帝;次年，刘备也在成都登基。
刘备军事集团控制巴蜀后，审时度势地采取了“以攻为守”的国策，以“先农后战”为战略方针，并根据当时巴蜀社会的情况制订和实施了当地律法——《蜀科》。其内容虽已不可考，但据《三国志》所载，蜀国执法虽严峻，但公正公平，百姓无怨。在此背景下，以刘备为首的新统治阶层的核心人物多能做到自律和廉洁。诸葛亮在治蜀的十多年里，于公“立法施度，整理戎旅”，于私“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去世前交代后事说：“（死后）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蜀汉政权中这类人物还有不少，如“雅性谦素，家不积财”的费祎、“赏罚明断，不苟素简”的邓芝、“乐学不倦，清素节约”的姜维、劝诫后主刘禅“节俭饮食，动尊法度”的谯周等。法制严明公正，官僚清廉自律，使巴蜀的社会风气相比刘璋时期焕然一新。陈寿评价说：（巴蜀）“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节俭自律中固然有统治阶层缘于根基未稳和基于“军国政策”不得已而为之的因素，但上行下效，也终使“崇俭约己”的行为原则成为当时巴蜀社会的主流。
三国中蜀汉政权最为弱小，其统治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敌强我弱的大背景下，统治阶层唯有长期厉行节约、戒除奢侈，同时大力发展生产，方能保持足够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诸葛亮之后的蒋琬、费祎等人，也基本延续了诸葛亮在世时的系列政策。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状态，一直延续到费祎去世（253年）为止。
3.2持续北伐掏空巴蜀经济
蜀汉割据政权建立后，除采取由主要官宦带头“节流”的举措外，还大力扶持农桑，宣布“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以促进农业生产;大力发展盐铁贸易，促进蜀锦等手工业生产，诸葛亮曾云“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蜀锦”，说明蜀锦已成为蜀汉的重要收入来源;平定南中夷区，在政治、经济上获得夷人的支持。
以上这些措施尽管对蜀汉经济起了开源的作用，但与魏、吴相比，蜀汉的经济总量十分有限，“以攻为守”的国策对弱小的蜀国而言是极大的经济负担。据史料统计，蜀汉的北伐次数诸葛亮有五次（228年春至234年2月），姜维有十次（238—262年）。平均两年一次的对外用兵，消耗了巴蜀大量的民力和经济。以至曹魏出兵攻蜀时，孙吴张悌说“（蜀国）玩戎黩武，民劳卒弊”，司马昭则评价“蜀数为边寇，师老民疲”。诸葛亮时期尚能做到“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而到了蜀国人已不堪战争带来的沉重赋役而大量逃离，《三国志》载“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又亮卒之后，示伍亡命，奸巧非一。又到官，为了防禁，开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余口”，正说明蜀汉后期的国家经济已是日薄西山。
3.3强迁大族削弱本地精英
公元263年，蜀汉被钟会、邓艾攻灭。曹魏政权的实际掌控者司马昭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加强对巴蜀的控制。其中之一，便是强制外迁蜀汉高官、豪强，防范蜀汉残余势力死灰复燃。《华阳国志》载：“后主既东迁，内移蜀大臣宗预、廖化及诸葛显等并三万家于河东及关中”。据蜀汉降时吏民簿列出的规模，蜀国当时有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这被强迁的三万户均是巴蜀社会的精英力量，他们的离开对本已凋敝的益州社会犹如釜底抽薪。
4结语与启示
石阙艺术源于中原，但东汉晚期战乱频仍，使其消失亦早于巴蜀（建于178年的山东莒县孙熹阙为中原石阙遗存中最晚者，巴蜀则是建于209—210年的雅安高颐阙）。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其主力虽在9个月后便被剿灭，但接下来的20余年里，农民起义不断，加上持续数年的天灾，致使中原地区人口锐减，经济一蹶不振。反观184年之后的巴蜀，因远离主战场，社会经济的发展则相对平稳。这应是汉阙在巴蜀地区存续时间更长的原因。
而刘备军事集团对巴蜀的占领则应是造阙风习过快消亡的主因。也就是说，若非刘氏集团的入主，该地区的石阙艺术必还将延续数年。
不过，从更长的时间发展来看，石阙的消亡乃是历史的必然。东晋至南北朝时期，厚葬行为尽管有所回潮，但一来两晋推动“移风易俗”来彰显新朝的文化气象，完成了葬制的文化调整，其文化符号与汉制已有很大差别;二来外族大量进入中原，在外来文明冲击、地理区域差异影响等因素影响下，如神道柱等中西文化合璧的墓前标注物开始出现，逐步取代了墓阙的作用。石阙艺术虽然已经消失，却并未真正消亡，而是悄然地演化为其他形式，继续影响着后世的石刻艺术。
关键词：汉阙;巴蜀;消亡;因素
中国传统建筑的发展史中，作为孕育期的秦汉时期，其建筑技术和艺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可惜随岁月的磨砺，以木构为主要结构类型的秦汉建筑早已消失殆尽，幸存于世的只有屈指可数的汉代石阙。就全国范围来看，巴蜀地区的汉阙遗存一方面是汉代木构阙的模拟物，另一方面其存续时间亦长于中原诸阙，更凸显其极高的文化和历史价值。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史学家及建筑学家们对汉阙的研究从未中断，在雕刻、书法宗教、建筑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尽管石阙的快速消亡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方面的研究则较为缺乏或不够深入，实为文化史上的一段缺憾。为此，笔者拟从石阙在汉代巴蜀地区盛行的时代背景和客观因素入手，对其陨落消亡的主要原因，做抛砖引玉式的讨论。
1石阙文化兴起的背景
据史料记载，汉武帝修造建章宫，“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可见在西汉的皇家基建中，作为彰示威仪的礼制建筑，宫阙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西汉中期名臣霍光死后，其妻为炫耀家门，乃“改光时所自造茔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阙，筑神道，北临昭灵，南出承恩，盛饰祠室，辇阁通属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这条大臣的“僭越”记录，足证西汉时期权贵阶层的丧葬活动中建阙之风已然兴起。而这奢靡风习的背后则有浓厚的时代背景。
1.1儒家思想推动
元光元年（前134），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获得正统地位，其所推崇的“孝道”亦成为汉王朝治国的重要道德标准。作为这一思想的体现，“举孝廉”制度应运而生，于是，“孝”的观念很快便成为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对父母“养生”与“送死”是“孝”的重要体现，合乎礼法的厚葬确定着祖先、自身和后代的关联，体现了生命的延续。在这种意识影响下，“厚葬为德，薄终为鄙”成为汉代葬制的风尚，“事死如事生”成为汉代画像石艺术表现的思想根源之一。
1.2早期道教助澜
儒家扶正后，失去显赫地位的黄老学说被迫转入民间，向养生术发展，并逐渐宗教化，最终成为道教诞生的理论基础。而这个时期，汉代统治者迷信神仙方术、幻想长生不老，使得以神仙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方士文化曾喧嚣一时，而这些都被早期道教吸纳。西汉后期民间盛行的西王母崇拜亦很快被道教转化为其自身理论的终极论述，由此，其信众数量及社会影响迅速壮大。这一时期的道教，死后“升仙”为其主要的思想信仰，以西王母为主神的神仙体系渐趋完整，推动着汉代画像石艺术在内容上走向成熟。
1.3权贵阶层示范
汉阙遗存以墓阙居多，其中有名讳者，阙主人生前或家境殷實或居高位。它们均修造于逝者家乡，除建造华丽、雕饰精美外，还将阙主历任职官、生平功绩等信息皆铭刻于上。例如，渠县沈府君阙阙主生前曾任（交阯）都尉，秩比二千石;芦山樊敏、雅安高颐、夹江杨氏等生前均曾任太守，秩比二千石等。他们的高坟豪阙在当地有明显的示范作用。
由上可见，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汉武帝时至西汉末，厚葬风行的社会环境已然形成。
2巴蜀石阙兴盛的原因
巴蜀的建阙史最早可追溯至战国：秦并古蜀国后，张仪、张若在成都筑城，“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兰”。此处的“观楼”，便是古城成都最早的门阙。在全国的墓阙遗存中，时代最早的是山东莒南孙仲阳阙（公元85年），及同时期的山东平邑皇圣卿阙（公元87年）、功曹阙（公元86年）等。巴蜀地区已知时代最早的则是成都王文康阙（公元94年）、王君平阙（公元97年）。这是石阙作为葬制乃始于中原的明证。不过，建阙的风习传入巴蜀后迅速繁盛，发展成为与中原异趣的仿木结构，独具历史价值。
巴蜀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为石阙文化在该地区的繁荣提供了温润的土壤。
2.1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2.1.1外来移民提供了充沛的人力资源
秦汉两代出于社会政治目的，曾数次迁移民众至巴蜀。公元前314年，秦惠王“置巴、蜀郡，以张若为蜀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前209年，“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汉王）刘邦无奈之下，“令民就食蜀、汉”;西汉初创后，人民生计无着，市场上粟米贵至5000钱一石（一石粟米13.5～15千克，西汉时粮食平价每石在百钱左右），“人相食”惨象再现。（汉高祖）刘邦“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几次大规模的移民，都缘于巴蜀群山环绕、交通不便，在战乱中所受影响较小，又农业发达，自然成为逃避饥荒之地。作为农耕经济的主体因素之一，外来人口不仅充实了当地劳力，也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知识技能，如铜铁冶炼、纺织技术等。从较长的历史发展来看，外来移民的确大大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2.1.2大兴水利促进农业发展
秦时有蜀守李冰父子经略都江堰工程，一举永除成都平原的水患，同时解决了漕运与灌溉问题，“天府之国”自此驰名。西汉初景帝“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郫繁田千七百顷”，文翁分（岷江）内江之水为蒲阳河，彭县之地遂成良田。后武阳县（今眉山地区）吏“藉江为大堰，开六水门，用灌郡下”，引岷江、南河水灌溉彭山、眉山田地。东汉时期则有广汉太守沈子珺在绵竹县境内绵水上修堰开渠，使“五稼丰茂，人民归附”。这些水利工程使巴蜀万亩良田永无干旱之忧，在整个两汉时期都保持了很高的粮食产量。
2.1.3丰富的矿产资源推动经济成长
巴蜀地区的盐、铁、铜、天然气等资源星罗棋布。盐铁自古便是生活必需品，量大利多。纵观两汉时期，无论盐铁经营权归于公还是私，但凡产区在经济上往往更为富庶。据《华阳国志》所载，巴蜀地区铁、盐、铜产地计有28处（图1），这些丰富的资源对汉帝国贡献巨大，既支援了汉武帝经略四方的雄图，同时也为川渝地方经济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2.2文化繁荣提供动力
得益于上述因素，巴蜀的地方经济在整个两汉时代均傲立于华夏。与此同时，经济的繁荣也推动了文化的进步。西汉景帝末期，蜀郡太守文翁遴选人才至中原学习，开创了本土人才培养的先河;创办官学——“石室”并广招属县子弟就读，免其徭役、提拔俊才……“蜀学”自此始盛。文翁之后，又有东汉章帝时巴郡杨仁在什邡兴办县学。顺、恒帝时，成都县令冯颢“立文学，学徒八百余人”等。除官学外，至东汉时私学亦更兴盛，形成了班固所谓“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景象。凡此种种，便有了“由此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的结果。两汉时巴蜀文儒辈出，如撰写《春秋章句》的成都人张宽，开创汉赋法式的司马相如，《太玄》的作者扬雄等，不胜枚举。西汉末东汉初，中原人“蜀地僻陋有蛮夷风”的传统看法已被彻底颠覆，作为巴蜀中心的成都，不僅在经济上已超过关中，文化教育上也卓然华夏、比肩中原。
2.3奢靡炫耀之风盛行
秦并巴蜀后，不断内迁富豪侠士的另一结果便是给巴蜀社会带来了奢靡的风习。《华阳国志》里有这样一段描述：“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徒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徒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禭兼加，赗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因资源充分开发而突如其来的富庶，带来的却是炫富之风的流行，绝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地沃土丰，（故）奢侈不期而至”，用现今的观点概括，便是“精神文明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物质文明发展”的结果。
正如前文所述，在厚葬流行的社会环境里，经济上的骤富为厚葬奠定了经济基础;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不均衡，又导致爱慕虚荣的（炫富）心理充斥整个巴蜀社会，直接成为厚葬行为的催化剂。作为高规格的葬制，石阙的大量出现也就顺理成章，并最终成了一道靓丽的文化风景线。
3陨落消亡的原因分析
3.1外来统治改变社会风尚
石阙自传入巴蜀后得到极大的发展。与其同时期的墓葬类画像石，还有石函、画像砖、石棺、崖墓等。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巴蜀地区出土的画像石中年代最晚的是四川芦山县王晖砖室墓石棺（212年）;有明确纪年的石阙中以雅安高颐阙最晚（209—210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画像石还是石阙，其最晚者均晚于中原地区，且建造年代都在建安二十五年（三国时代之始）以前。这一方面说明巴蜀石阙的消失有与中原石阙不同的原因;另一方面，又与汉末的三国历史有密切的联系。
公元214年，刘备集团占领益州，时诸葛亮形容巴蜀曰“沃野千里、天府之土”。
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称帝;次年，刘备也在成都登基。
刘备军事集团控制巴蜀后，审时度势地采取了“以攻为守”的国策，以“先农后战”为战略方针，并根据当时巴蜀社会的情况制订和实施了当地律法——《蜀科》。其内容虽已不可考，但据《三国志》所载，蜀国执法虽严峻，但公正公平，百姓无怨。在此背景下，以刘备为首的新统治阶层的核心人物多能做到自律和廉洁。诸葛亮在治蜀的十多年里，于公“立法施度，整理戎旅”，于私“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去世前交代后事说：“（死后）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蜀汉政权中这类人物还有不少，如“雅性谦素，家不积财”的费祎、“赏罚明断，不苟素简”的邓芝、“乐学不倦，清素节约”的姜维、劝诫后主刘禅“节俭饮食，动尊法度”的谯周等。法制严明公正，官僚清廉自律，使巴蜀的社会风气相比刘璋时期焕然一新。陈寿评价说：（巴蜀）“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节俭自律中固然有统治阶层缘于根基未稳和基于“军国政策”不得已而为之的因素，但上行下效，也终使“崇俭约己”的行为原则成为当时巴蜀社会的主流。
三国中蜀汉政权最为弱小，其统治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敌强我弱的大背景下，统治阶层唯有长期厉行节约、戒除奢侈，同时大力发展生产，方能保持足够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诸葛亮之后的蒋琬、费祎等人，也基本延续了诸葛亮在世时的系列政策。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状态，一直延续到费祎去世（253年）为止。
3.2持续北伐掏空巴蜀经济
蜀汉割据政权建立后，除采取由主要官宦带头“节流”的举措外，还大力扶持农桑，宣布“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以促进农业生产;大力发展盐铁贸易，促进蜀锦等手工业生产，诸葛亮曾云“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蜀锦”，说明蜀锦已成为蜀汉的重要收入来源;平定南中夷区，在政治、经济上获得夷人的支持。
以上这些措施尽管对蜀汉经济起了开源的作用，但与魏、吴相比，蜀汉的经济总量十分有限，“以攻为守”的国策对弱小的蜀国而言是极大的经济负担。据史料统计，蜀汉的北伐次数诸葛亮有五次（228年春至234年2月），姜维有十次（238—262年）。平均两年一次的对外用兵，消耗了巴蜀大量的民力和经济。以至曹魏出兵攻蜀时，孙吴张悌说“（蜀国）玩戎黩武，民劳卒弊”，司马昭则评价“蜀数为边寇，师老民疲”。诸葛亮时期尚能做到“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而到了蜀国人已不堪战争带来的沉重赋役而大量逃离，《三国志》载“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又亮卒之后，示伍亡命，奸巧非一。又到官，为了防禁，开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余口”，正说明蜀汉后期的国家经济已是日薄西山。
3.3强迁大族削弱本地精英
公元263年，蜀汉被钟会、邓艾攻灭。曹魏政权的实际掌控者司马昭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加强对巴蜀的控制。其中之一，便是强制外迁蜀汉高官、豪强，防范蜀汉残余势力死灰复燃。《华阳国志》载：“后主既东迁，内移蜀大臣宗预、廖化及诸葛显等并三万家于河东及关中”。据蜀汉降时吏民簿列出的规模，蜀国当时有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这被强迁的三万户均是巴蜀社会的精英力量，他们的离开对本已凋敝的益州社会犹如釜底抽薪。
4结语与启示
石阙艺术源于中原，但东汉晚期战乱频仍，使其消失亦早于巴蜀（建于178年的山东莒县孙熹阙为中原石阙遗存中最晚者，巴蜀则是建于209—210年的雅安高颐阙）。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其主力虽在9个月后便被剿灭，但接下来的20余年里，农民起义不断，加上持续数年的天灾，致使中原地区人口锐减，经济一蹶不振。反观184年之后的巴蜀，因远离主战场，社会经济的发展则相对平稳。这应是汉阙在巴蜀地区存续时间更长的原因。
而刘备军事集团对巴蜀的占领则应是造阙风习过快消亡的主因。也就是说，若非刘氏集团的入主，该地区的石阙艺术必还将延续数年。
不过，从更长的时间发展来看，石阙的消亡乃是历史的必然。东晋至南北朝时期，厚葬行为尽管有所回潮，但一来两晋推动“移风易俗”来彰显新朝的文化气象，完成了葬制的文化调整，其文化符号与汉制已有很大差别;二来外族大量进入中原，在外来文明冲击、地理区域差异影响等因素影响下，如神道柱等中西文化合璧的墓前标注物开始出现，逐步取代了墓阙的作用。石阙艺术虽然已经消失，却并未真正消亡，而是悄然地演化为其他形式，继续影响着后世的石刻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