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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了解安置区新搬迁农村居民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为政府进一步完善安置区居民的服务与管理提供依据。方法：应用农村居民健康和幸福感相关信息调查问卷，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郴州市某社区180名拆迁安置居民进行现况调查。结果：有效问卷170份，搬迁前后居民的总体幸福感无统计学差异，其中对交通状况、教育环境、休闲与业余生活的满意度提高了，而对社会治安、空气质量、绿化建设的满意度降低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居民幸福受年龄影响，且随年龄升高而增加。结论 拆迁安置地居民幸福感受年龄因素影响。
关键词：幸福感 安置区 影响因素 多元线性回归
幸福，反映了一种生活状态，从国外学者的研究来看，幸福感主要分为客观幸福评价和主观幸福感。2016年我国人均GDP为5398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人民生活开始由小康走向富裕，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重视自身生活的幸福程度。特别是对于拆迁安置区的居民来说，生活环境和邻里关系的变更为会带来一系列的变化，安置区居民的幸福关系着社会的和谐稳定，本研究的目的是了解安置区新搬迁居民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为进一步完善安置区农村居民的服务与管理提供依据。
一、对象与方法
1.对象。研究对象为郴州市某拆迁安置区18岁以上居民。
2.方法。
2.1抽样方法。采用分阶段随机抽样，首先选取安置区为郴州市某村的9个小组，使用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整群抽样方法抽样，在每组中按照随机抽样方式共抽取170个家庭户，采用KISH抽样方式对每户抽取 1 名 18岁以上常住人口为调查对象进行入户调查，排除患有严重心理和生理障碍的人群。
2.2调查方法。由经过统一培训的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入户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信息，第二部分为日常生活习惯，第三部分为幸福满意度测评。问卷第三部分以幸福感满意度为目标层，构建了两个领域层（目前的幸福满意度和搬迁前的幸福满意度）。本次幸福满意度测评包括9项具体指标：住房、社会治安、卫生、交通况、教育环境、饮用水质量、空气质量、绿化建设和休闲与业余生活。
3.质量控制。所有调查员调查前进行统一培训以统一标准；选择责任心强，具有良好语言表达能力，具有一定医学统计学和流行病学知识的预防医学专业学生担任；对每份调查问卷进行检查，不完整不合格者退回补查；调查资料采用EpiData3.0建立数据库并进行数据双录入与一致性校验。
4.统计学分析。依据李克特量表法，将人们对幸福指标的态度分为5级：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按高低分别赋值为100、80、60、40和20。各分项满意度=（100a+80b+60c+40d+20e）/（a+b+c+d+e），总体满意度=各分项满意度平均分。其中：a代表非常满意数，b代表比较满意数，c代表一般数，d代表比较不满意数，e代表非常不满意数。年龄分为青年（<45岁）、中年（45～岁）和老年（≥60岁）；描述性分析采用构成比、均数±标准差描述。用t检验比较拆迁前后幸福满意度差异，单因素分析采用方差分析，多因素分析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统计软件为SPSSl7.0，检验水准a=0.05（双侧）。
二、结果
1.一般情况。本次调查共发放18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70份，有效回收率为94.4%，其中男性86人，占50.6%；平均年龄为53.61岁，标准差为16.09；小学及以下80人，初中60人，高中25人，大学及以上5人，分别占47.1%、35.3%、14.7%和2.9%；农民103人，家庭妇女19人，商业服务人员11人，企事业单位职工7人，其他30人，分别占60.6%、11.2%、6.5%、4.1%和17.6%，具体见表4。
2.居民搬迁前幸福满意度情况。搬迁前居民对各项目的满意度情况见表1，总体幸福满意度是70.01，为一般满意；其中对空气质量的满意度最高（75.41），其次为住房状况（74.94），对卫生状况的满意度最低（62.29）。
3.居民搬迁后幸福满意度情况。
搬迁至安置区后居民对各项目的满意度情况见表2，。结果显示：安置地居民的总体幸福满意度为71.27，为一般满意；在各项幸福满意度中，对住房状况的满意度最高，为一般满意（76.82），其次为交通状况（75.76），对绿化建设的满意度最低，为不满意（64.24）。
4.搬迁前后居民幸福满意度比较。将搬迁后居民的幸福满意度减去搬迁前的幸福满意度，结果见表3，拆迁安置地居民对社会治安、交通状况、教育环境、空气质量、绿化建设、休闲与业余生活的满意度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对住房状况、卫生状况和饮用水质量满意度的差别无统计学差异。搬迁前后居民的总体幸福感亦无统计学差异（0.484±12.64，t=0.499，P=0.618）。
5.不同特征居民幸福满意度状况。
由表4可见，安置居民幸福感满意度在性别、婚姻状况、医疗条件和是否吸烟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在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居住情况和体育锻炼上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6.居民幸福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为探讨影响居民幸福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以搬迁后居民的幸福满意度作为反应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具有统计学差异的5个变量进行变量赋值，即年龄、文化程度（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4=大学及以上）、职业（1=农民，2=家庭妇女，3=商业服务人员，4=企事业单位，5=其他）、居住情况（1=独居，2=仅与配偶，3=仅与子女，4=与配偶和子女，5=其他）和体育锻炼（1=几乎没有，2=1-2次/周，3=3-4次/周，4=几乎每天），并作为自变量，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建立了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具体见表5。结果显示居民幸福满意度受到年龄的影响（F=35.671，P<0.001），從R2的数值可知，该因素可以解释结果变量变异的18.5%，其回归方程为：幸福满意度=55.780+0.294 ×年龄。 三、讨论
本调查结果显示，郴州市某村拆迁安置区居民总体幸福感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与国内其他城市的一些研究结果相比偏低。拆迁后幸福感满意度比拆迁前略有提升，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搬迁前后，在各项幸福满意度评价项目中居民对住房状况和饮用水质量满意度均较高，而对卫生状况满意度均较低。居民对住房状况满意度较高，可能与该地居民经济状况和住房条件较好，搬迁后居民的住房条件进一步改善有关。据了解该地居民饮用水一直为郴州东江湖供给，东江湖水质好、蓄水量大，同时郴州市政府一直以来将饮水工程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来抓，确保居民能用上干净放心的生活饮用水。
搬迁至安置地后居民对交通状况、教育环境、休闲与业余生活的满意度提高了，而对社会治安、空气质量、绿化建设的满意度降低了，说明居民幸福感与环境因素息息相关，与他人研究结果一致。原因可能是搬迁后，政府对安置区周围的道路建设、学校及幼托机构、公园和休闲场所等基本配套设施加大了投入，居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生活的便利和改善，但另一方面，由于许多设施和工程的新建或改建，绿化建设不完善，造成了空气质量的下降。安置区为几个村子融合而成，乡邻间的熟悉程度不太高，面对新的环境和生活圈，居民在心理上会有一种陌生感和不安全感，可能是居民对社会治安满意度下降的原因。
本研究发现安置居民幸福感满意度在性别、婚姻状况、医疗条件和是否吸烟上无显著差异，而在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居住情况和体育锻炼上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与其他研究结果相似。多因素分析显示，居民的幸福感与年龄成正相关，随着年龄增加，与徐曼等研究结果相同，原因可能是目前养老水平的提高和晚年生活有了保障，而青年人群面临事业、生活等多重压力。调查对象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文化程度低的居民幸福感要高于文化程度高的，这可能与文化程度的人群对生活的追求和标准较低，容易得到满足有关。在各项职业中，家庭主妇的幸福感最低，可能与负担繁重的家务活和生活过于单调有关。与配偶和子女一起居住的幸福感要低于其他几种的，可能是此阶段的人群要负担子女上学和照看小孩有关。没有锻炼身体的居民比锻炼身体的居民的幸福感较高，可能与没有体育锻炼的居民在调查中占多数，其周边缺少体育锻炼的设施，并且没有体育锻炼居民可能有其他业余生活和娱乐活动有关。
由调查结果可看出，搬迁后安置区居民幸福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提高，在许多方面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因此，为了让安置区居民能够“搬得出，稳得住，管得好，逐步能致富”，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建立安置区居民心理疏导体系，提高农民心理健康状况。有关部门可以不定期举行心理讲座，向农民宣传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和心理辅导的客观作用，提高其对自身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而后，对安置区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问卷调查和评估，为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繁难情况和心理低潮提供心理辅导和咨询，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能保持一个积极健康的心态；二是改善安置区的卫生状况，加快绿化建设，提高空气质量。设立安置区卫生清扫工作人员，定期清理生活和建筑垃圾，在合适的季节栽种草树，在美化了环境的同时也改善了空气质量。三是丰富安置区居民业余娱乐活动，构建和谐的邻里关系。为满足居民的相应需求，政府可在安置区中兴建娱乐活动室，内部提供图书和各种娱乐健身器材，方便居民在安置区内享受丰富的娱乐活动。还可以定期组织广场舞、戏曲下乡、图书下乡等活动，组织这类活动既可满足农民的娱乐需求，又能在欢快的气氛中加快安置区居民融合程度。
参考文献：
[1]LaMontagne A D， Milner A， Krnjacki L， et al. Psychosocial job quality， mental heal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of the baseline wave of the Australian Longitudinal Study on Male Health[J]. BMC Public Health， 2016，16（Suppl 3）：1049.
[2]劉子訸. 生态移民区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D]. 宁夏大学， 2015.
[3]党云晓， 张文忠， 余建辉， 等. 北京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14，33（10）：1312-1321.
[4]Hiscock R， Mudu P， Braubach M， et al. Wellbeing impacts of city policies for reduc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J].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2014，11（12）：12312-12345.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N]. 经济日报.
[6]孙长安， 鲍谧清， 韦洪涛. 江苏省苏州市50岁及以上人群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健康教育， 2016（12）：1095-1098.
[7]张杰. 我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研究评述[J]. 人力资源管理， 2014（11）：23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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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伟新， 傅宏， 陈庆荣. 江苏省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老龄科学研究， 2014（8）：59-67.
[10]王天啸， 李昀格， 攸频. 幸福感的城乡差异分析——基于中国CGSS2008的调查数据[J]. 理论与现代化， 2014（02）：80-86.
[11]徐曼， 柴云， 李涛， 等. 城乡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多重线性回归和路径分析[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5（12）：1823-1828.
[12]崔红志. 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8省（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J]. 中国农村经济， 2015（04）：72-80.
[13]李越， 崔红志. 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农户调查数据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14（04）：18-28.
作者简介：第一作者：胡琳（1988—）女。助教。研究方向：流行病学。通讯作者：段双妮。
关键词：幸福感 安置区 影响因素 多元线性回归
幸福，反映了一种生活状态，从国外学者的研究来看，幸福感主要分为客观幸福评价和主观幸福感。2016年我国人均GDP为5398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人民生活开始由小康走向富裕，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重视自身生活的幸福程度。特别是对于拆迁安置区的居民来说，生活环境和邻里关系的变更为会带来一系列的变化，安置区居民的幸福关系着社会的和谐稳定，本研究的目的是了解安置区新搬迁居民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为进一步完善安置区农村居民的服务与管理提供依据。
一、对象与方法
1.对象。研究对象为郴州市某拆迁安置区18岁以上居民。
2.方法。
2.1抽样方法。采用分阶段随机抽样，首先选取安置区为郴州市某村的9个小组，使用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整群抽样方法抽样，在每组中按照随机抽样方式共抽取170个家庭户，采用KISH抽样方式对每户抽取 1 名 18岁以上常住人口为调查对象进行入户调查，排除患有严重心理和生理障碍的人群。
2.2调查方法。由经过统一培训的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入户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信息，第二部分为日常生活习惯，第三部分为幸福满意度测评。问卷第三部分以幸福感满意度为目标层，构建了两个领域层（目前的幸福满意度和搬迁前的幸福满意度）。本次幸福满意度测评包括9项具体指标：住房、社会治安、卫生、交通况、教育环境、饮用水质量、空气质量、绿化建设和休闲与业余生活。
3.质量控制。所有调查员调查前进行统一培训以统一标准；选择责任心强，具有良好语言表达能力，具有一定医学统计学和流行病学知识的预防医学专业学生担任；对每份调查问卷进行检查，不完整不合格者退回补查；调查资料采用EpiData3.0建立数据库并进行数据双录入与一致性校验。
4.统计学分析。依据李克特量表法，将人们对幸福指标的态度分为5级：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按高低分别赋值为100、80、60、40和20。各分项满意度=（100a+80b+60c+40d+20e）/（a+b+c+d+e），总体满意度=各分项满意度平均分。其中：a代表非常满意数，b代表比较满意数，c代表一般数，d代表比较不满意数，e代表非常不满意数。年龄分为青年（<45岁）、中年（45～岁）和老年（≥60岁）；描述性分析采用构成比、均数±标准差描述。用t检验比较拆迁前后幸福满意度差异，单因素分析采用方差分析，多因素分析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统计软件为SPSSl7.0，检验水准a=0.05（双侧）。
二、结果
1.一般情况。本次调查共发放18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70份，有效回收率为94.4%，其中男性86人，占50.6%；平均年龄为53.61岁，标准差为16.09；小学及以下80人，初中60人，高中25人，大学及以上5人，分别占47.1%、35.3%、14.7%和2.9%；农民103人，家庭妇女19人，商业服务人员11人，企事业单位职工7人，其他30人，分别占60.6%、11.2%、6.5%、4.1%和17.6%，具体见表4。
2.居民搬迁前幸福满意度情况。搬迁前居民对各项目的满意度情况见表1，总体幸福满意度是70.01，为一般满意；其中对空气质量的满意度最高（75.41），其次为住房状况（74.94），对卫生状况的满意度最低（62.29）。
3.居民搬迁后幸福满意度情况。
搬迁至安置区后居民对各项目的满意度情况见表2，。结果显示：安置地居民的总体幸福满意度为71.27，为一般满意；在各项幸福满意度中，对住房状况的满意度最高，为一般满意（76.82），其次为交通状况（75.76），对绿化建设的满意度最低，为不满意（64.24）。
4.搬迁前后居民幸福满意度比较。将搬迁后居民的幸福满意度减去搬迁前的幸福满意度，结果见表3，拆迁安置地居民对社会治安、交通状况、教育环境、空气质量、绿化建设、休闲与业余生活的满意度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对住房状况、卫生状况和饮用水质量满意度的差别无统计学差异。搬迁前后居民的总体幸福感亦无统计学差异（0.484±12.64，t=0.499，P=0.618）。
5.不同特征居民幸福满意度状况。
由表4可见，安置居民幸福感满意度在性别、婚姻状况、医疗条件和是否吸烟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在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居住情况和体育锻炼上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6.居民幸福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为探讨影响居民幸福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以搬迁后居民的幸福满意度作为反应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具有统计学差异的5个变量进行变量赋值，即年龄、文化程度（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4=大学及以上）、职业（1=农民，2=家庭妇女，3=商业服务人员，4=企事业单位，5=其他）、居住情况（1=独居，2=仅与配偶，3=仅与子女，4=与配偶和子女，5=其他）和体育锻炼（1=几乎没有，2=1-2次/周，3=3-4次/周，4=几乎每天），并作为自变量，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建立了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具体见表5。结果显示居民幸福满意度受到年龄的影响（F=35.671，P<0.001），從R2的数值可知，该因素可以解释结果变量变异的18.5%，其回归方程为：幸福满意度=55.780+0.294 ×年龄。 三、讨论
本调查结果显示，郴州市某村拆迁安置区居民总体幸福感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与国内其他城市的一些研究结果相比偏低。拆迁后幸福感满意度比拆迁前略有提升，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搬迁前后，在各项幸福满意度评价项目中居民对住房状况和饮用水质量满意度均较高，而对卫生状况满意度均较低。居民对住房状况满意度较高，可能与该地居民经济状况和住房条件较好，搬迁后居民的住房条件进一步改善有关。据了解该地居民饮用水一直为郴州东江湖供给，东江湖水质好、蓄水量大，同时郴州市政府一直以来将饮水工程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来抓，确保居民能用上干净放心的生活饮用水。
搬迁至安置地后居民对交通状况、教育环境、休闲与业余生活的满意度提高了，而对社会治安、空气质量、绿化建设的满意度降低了，说明居民幸福感与环境因素息息相关，与他人研究结果一致。原因可能是搬迁后，政府对安置区周围的道路建设、学校及幼托机构、公园和休闲场所等基本配套设施加大了投入，居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生活的便利和改善，但另一方面，由于许多设施和工程的新建或改建，绿化建设不完善，造成了空气质量的下降。安置区为几个村子融合而成，乡邻间的熟悉程度不太高，面对新的环境和生活圈，居民在心理上会有一种陌生感和不安全感，可能是居民对社会治安满意度下降的原因。
本研究发现安置居民幸福感满意度在性别、婚姻状况、医疗条件和是否吸烟上无显著差异，而在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居住情况和体育锻炼上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与其他研究结果相似。多因素分析显示，居民的幸福感与年龄成正相关，随着年龄增加，与徐曼等研究结果相同，原因可能是目前养老水平的提高和晚年生活有了保障，而青年人群面临事业、生活等多重压力。调查对象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文化程度低的居民幸福感要高于文化程度高的，这可能与文化程度的人群对生活的追求和标准较低，容易得到满足有关。在各项职业中，家庭主妇的幸福感最低，可能与负担繁重的家务活和生活过于单调有关。与配偶和子女一起居住的幸福感要低于其他几种的，可能是此阶段的人群要负担子女上学和照看小孩有关。没有锻炼身体的居民比锻炼身体的居民的幸福感较高，可能与没有体育锻炼的居民在调查中占多数，其周边缺少体育锻炼的设施，并且没有体育锻炼居民可能有其他业余生活和娱乐活动有关。
由调查结果可看出，搬迁后安置区居民幸福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提高，在许多方面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因此，为了让安置区居民能够“搬得出，稳得住，管得好，逐步能致富”，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建立安置区居民心理疏导体系，提高农民心理健康状况。有关部门可以不定期举行心理讲座，向农民宣传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和心理辅导的客观作用，提高其对自身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而后，对安置区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问卷调查和评估，为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繁难情况和心理低潮提供心理辅导和咨询，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能保持一个积极健康的心态；二是改善安置区的卫生状况，加快绿化建设，提高空气质量。设立安置区卫生清扫工作人员，定期清理生活和建筑垃圾，在合适的季节栽种草树，在美化了环境的同时也改善了空气质量。三是丰富安置区居民业余娱乐活动，构建和谐的邻里关系。为满足居民的相应需求，政府可在安置区中兴建娱乐活动室，内部提供图书和各种娱乐健身器材，方便居民在安置区内享受丰富的娱乐活动。还可以定期组织广场舞、戏曲下乡、图书下乡等活动，组织这类活动既可满足农民的娱乐需求，又能在欢快的气氛中加快安置区居民融合程度。
参考文献：
[1]LaMontagne A D， Milner A， Krnjacki L， et al. Psychosocial job quality， mental heal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of the baseline wave of the Australian Longitudinal Study on Male Health[J]. BMC Public Health， 2016，16（Suppl 3）：1049.
[2]劉子訸. 生态移民区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D]. 宁夏大学， 2015.
[3]党云晓， 张文忠， 余建辉， 等. 北京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14，33（10）：1312-1321.
[4]Hiscock R， Mudu P， Braubach M， et al. Wellbeing impacts of city policies for reduc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J].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2014，11（12）：12312-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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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孙长安， 鲍谧清， 韦洪涛. 江苏省苏州市50岁及以上人群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健康教育， 2016（12）：1095-1098.
[7]张杰. 我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研究评述[J]. 人力资源管理， 2014（11）：230-232.
[8]毛小平， 罗建文. 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社会因素研究——基于CGSS2005数据的分析[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03）：42-45.
[9]张伟新， 傅宏， 陈庆荣. 江苏省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老龄科学研究， 2014（8）：59-67.
[10]王天啸， 李昀格， 攸频. 幸福感的城乡差异分析——基于中国CGSS2008的调查数据[J]. 理论与现代化， 2014（02）：80-86.
[11]徐曼， 柴云， 李涛， 等. 城乡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多重线性回归和路径分析[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5（12）：1823-1828.
[12]崔红志. 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8省（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J]. 中国农村经济， 2015（04）：72-80.
[13]李越， 崔红志. 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农户调查数据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14（04）：18-28.
作者简介：第一作者：胡琳（1988—）女。助教。研究方向：流行病学。通讯作者：段双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