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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梳理一个城市的发展史时，哪些东西会成为历史的里程碑或者分水岭呢？有时候是一个政策，有时候是一次突发事件，有时候是一次重要会议，还有时候是一座闻名遐迩的摩天大楼。
近年，有些国家的建筑师热衷于把城市的新边疆往空中延伸，他们的幻想是建造上千米高、能住几万人的超高层建筑——真正的摩天大楼。
基于云计算理论的发展模式，一个新名词——“云城市”诞生了。“云城市”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其高层建筑比skyscraper（摩天大樓）更进一步，即直入云霄，城市资源从水平分布向立体延伸，可谓“建筑师一小步，人类一大步”。
可是，这些高耸入云的宏伟建筑真的能够改变人类命运，使其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吗？还是它们只能充当城市的地标和居民的精神鸦片，与大自然无法取得平衡时最终灰飞烟灭？
城市大爆炸时代来了
人类从蛮荒时代到自然村落，再到规模壮观的城市群，走过了几百万年的历程。城市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状态，随着近现代科技的发展，城市更是以前所未有的舒适和便利彻底征服了几乎所有人，人们蜂拥而入，城市的扩容堪称爆炸。
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于2008年2月26日发布的《世界城市化展望》报告显示，到2008年年底，全球将有半数人口选择在城市定居；而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70%。
根据这份报告，到2050年，世界城市人口将由目前的33亿增至64亿（另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估计，全球人口已于2011年10月31日达到70亿，预计2050年时全球人口将达到91.5亿附近）。其中，仅在亚洲就将新增18亿城市人口。中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由目前的40%增至70%，城市人口总数将超过10亿人。而另一人口大国印度的城市人口比例也将由29%增至55%，城市人口总数超过9亿人。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司长阿尼亚·兹洛特尼克曾表示，城市化程度通常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活跃程度的表现。据国家统计局今年8月统计，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大陆人口总数为13.4735亿人，城镇人口比重达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个百分点。截至去年年底，上海常住人口已到2347.46万人，成为超级拥挤城市；北京人口也达2018.6万人，意味着每平方公里人口增加35人。
“人口密度如此之大，难怪上海、北京的摩天大楼与日俱增。”这是很多人对摩天大楼的最初理解。然而，摩天大楼热却可能正背离城市发展的目的。
好一个摩天大楼实验场
有人把中国比喻为全世界建筑师的实验基地，任何国家的建筑师都有可能在中国实现自己的梦想，由他们设计的摩天大楼有些在他们国家是无法实现的，甚至有生之年也没有希望。
“国外的楼比较矮，在英国盖高楼很难。”钧研（上海）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首席设计师、执行董事黄明坤告诉《中国经贸聚焦》记者，他在英国读书的时候，他的老师做一个案子大约要花费3-4年时间，其间还要经过社区居民的不断投票选择，不断进行修改。像意大利著名建筑设计师Renzo Piano（伦佐·皮亚诺）在做办公楼和住宅项目时，不仅仅凭自己的灵感和想象，还需要对环境做很多调查，如项目周边的颜色、历史故事和文化。他的作品诞生周期比较长，思考面比较多，十分讲究和自然环境的和谐。
而在中国，摩天大楼不但追求高度，更要追求速度，如长沙计划建设的838米的第一高楼“天空城市”据说只需7个月便可完工。“中国发展总比别国少掉一个过程，希望一切都要快，像吃西药一样，药到病除。”黄明坤认为，中国高楼泛滥并不是建筑师的错，很多政府官员没有考虑到环境的重要性，比如在好山好水的云南，盖高楼就是不明智的。“上海的港汇广场设计时就考虑到市场和环境，其购物中心和办公大楼分两次建成，避免浪费人力物力财力，这种思路是好的。”
“在设计方面，中国的很多高楼外立面贴了瓷砖，而欧洲一些建筑的外立面则采用整块红砖，这是文化深度的问题。”在出生于台湾、游历世界各地后定居上海的黄明坤眼里，海纳百川的上海失去了曾经的味道，林立的高楼在设计上毫无地域特色，传统建筑石库门已很少见。“当石库门变成一个景点，一个饰品，要到博物馆拍照片的时候，这是很可悲的。”
黄明坤说，百年之前的山东青岛很美，因为是德国人规划的，百年之前的台湾也很美，因为是日本规划的。城市规划和高楼建设需要更多的专家去做，而不是靠政府和开发商拍脑袋。“英国在上世纪70年代建了42座高层建筑，上世纪80年代数量开始下降，高楼不是国际化和都市化的唯一象征。当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高楼建设速度会慢慢下降，有一天中国的高楼现象也会停下来。”
高楼不应该把历史踩在脚下
所有东西毁灭都可以重建，但有一个东西不能重建——文化。当中国很多城市被夷平然后重建，很多天然的立体资源被毁掉了，一些颇有历史文化的老城区也毁于一旦，摩天大楼追求立体资源利用的意义何在？
北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现代城市规划经验接近于零，建国以后，北京作为首都，其规划建设方向曾引发政界和学界争议。1950年2月，中国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陈占祥一起拟定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后被称为“梁陈方案”），建议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的位置另设中央行政区，这样就能把北京旧城的古建筑完整地保留下来。他们甚至还提出“城市立体公园”的构想，在城墙上面修建花池，栽种植物，供市民登高乘凉，城墙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和茶点铺。
“梁陈方案”所包含的正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发展理念，它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城市规划设计建设书。然而，看到“梁陈方案”后，毛泽东的回应却是：“有那么一个教授，要把我们从北京城里赶出去。” 毛泽东希望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他说他希望从天安门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烟囱。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53年5月也曾对梁思成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 如今随着全国各地掀起重新打造旧城之浪潮，回头再看，往事历历在目，让后人唏嘘不已。
“伦敦金融业很发达，但金融中心没有和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区一样高楼林立。伦敦什么经验都具备，但没有把老房子拆掉，这点亚洲人应该学习。”黄明坤感慨道。他说，他最喜欢伦敦南岸中心（The South Bank Centre），作为欧洲最大的综合艺术中心和建筑师心中理想城市的雏形，那里曾是一片废墟，1951年英国为刺激战后国家发展而促进了该地的发展。经过61年，那里仍然还保有一些伦敦最丑陋的建筑。
“客观说，目前中国规划体系的科学性是很差的，决策通常不是来自所有民众共同的声音，也不是来自理性的脑袋。在这城市规划上我们要学习一下新加坡，让专业的精英有决定权。”RECON（聯合睿恳）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夏建统说。
空间太小易使人患幽闭症
从心理学角度，由于高层建筑高度的增高，给人的心理造成了不安感和压迫感，上下楼不便，出现寂寞和孤独感，以及使儿童发育不良，这一系列的危害性，正在引起专家们的广泛关注和研究。
的确，人类改造了空间结构，空间反过来会影响人的精神，当空间狭小时，人会变得焦虑，就像走在上海高楼林立不见天日的街上，人的心情会莫名地紧张压抑。
黄明坤也有同感，他认为理想中的建筑除了高还应该有更多平行的互动空间。据黄明坤介绍，早期日本的某些建筑，由一个小小的空间堆砌起来，后来都拆掉了。英国住宅大部分都在20层以下，很多为2-6层，虽然外面显旧，但里面设施很好，在伦敦生活是很舒服的，空气清新，每天可以沿河边跑步，还有众多博物馆可以参观。台湾早期的房屋有屋顶花园，后来政策没有推动，花园就消失了，现在从高处向下看，屋顶晾满了衣服。在内地就比较痛苦，去绿地公园散步要走很远的路，而且那里几乎成了阿姨唱歌跳舞的地方，有的还禁止行人入内。
据黄明坤回忆，他小时候在台湾和整个家族住一起，在院子里长大，有亲情的维系和情感的交流。而现在都市的人住处相隔较远，人的来往沟通变少，亲情变淡，冷漠成了都市人的代名词。“我不知道隔壁住的是谁，我也不关心，我们太重视隐私了，失去了交流。冷漠是我们的空间造成的。”黄明坤说，目前美国Facebook的很多玩家是老人，数量增加得很快，因为他们太寂寞了，社区沟通真的很重要。
不过，相比中国，美国人的生活舒服多了，他们喜欢在家里举办派对，因为花园别墅地方宽敞，便于沟通。在夏建统看来，美国人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高楼建设和他们的生活没多大关系，不像中国人比较务虚，以前务虚到大炼钢铁、大跃进，不吃不喝搞一堆东西，完全是疯狂状态，现在好一些，但还没到正常状态，还是假大空。夏建统认为，在欧洲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结合得最好的是德国，德国人比中国人懂得生活，做事也比中国人脚踏实地。夏建统接着说，“好比我们在地球上还没生活好，天天想着登月球，现实离我们太远了。经营城市和经营一个国家、一个企业道理一样，领先一步是有远见，领先十步就是在自取灭亡。”
近年，有些国家的建筑师热衷于把城市的新边疆往空中延伸，他们的幻想是建造上千米高、能住几万人的超高层建筑——真正的摩天大楼。
基于云计算理论的发展模式，一个新名词——“云城市”诞生了。“云城市”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其高层建筑比skyscraper（摩天大樓）更进一步，即直入云霄，城市资源从水平分布向立体延伸，可谓“建筑师一小步，人类一大步”。
可是，这些高耸入云的宏伟建筑真的能够改变人类命运，使其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吗？还是它们只能充当城市的地标和居民的精神鸦片，与大自然无法取得平衡时最终灰飞烟灭？
城市大爆炸时代来了
人类从蛮荒时代到自然村落，再到规模壮观的城市群，走过了几百万年的历程。城市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状态，随着近现代科技的发展，城市更是以前所未有的舒适和便利彻底征服了几乎所有人，人们蜂拥而入，城市的扩容堪称爆炸。
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于2008年2月26日发布的《世界城市化展望》报告显示，到2008年年底，全球将有半数人口选择在城市定居；而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70%。
根据这份报告，到2050年，世界城市人口将由目前的33亿增至64亿（另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估计，全球人口已于2011年10月31日达到70亿，预计2050年时全球人口将达到91.5亿附近）。其中，仅在亚洲就将新增18亿城市人口。中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由目前的40%增至70%，城市人口总数将超过10亿人。而另一人口大国印度的城市人口比例也将由29%增至55%，城市人口总数超过9亿人。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司长阿尼亚·兹洛特尼克曾表示，城市化程度通常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活跃程度的表现。据国家统计局今年8月统计，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大陆人口总数为13.4735亿人，城镇人口比重达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个百分点。截至去年年底，上海常住人口已到2347.46万人，成为超级拥挤城市；北京人口也达2018.6万人，意味着每平方公里人口增加35人。
“人口密度如此之大，难怪上海、北京的摩天大楼与日俱增。”这是很多人对摩天大楼的最初理解。然而，摩天大楼热却可能正背离城市发展的目的。
好一个摩天大楼实验场
有人把中国比喻为全世界建筑师的实验基地，任何国家的建筑师都有可能在中国实现自己的梦想，由他们设计的摩天大楼有些在他们国家是无法实现的，甚至有生之年也没有希望。
“国外的楼比较矮，在英国盖高楼很难。”钧研（上海）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首席设计师、执行董事黄明坤告诉《中国经贸聚焦》记者，他在英国读书的时候，他的老师做一个案子大约要花费3-4年时间，其间还要经过社区居民的不断投票选择，不断进行修改。像意大利著名建筑设计师Renzo Piano（伦佐·皮亚诺）在做办公楼和住宅项目时，不仅仅凭自己的灵感和想象，还需要对环境做很多调查，如项目周边的颜色、历史故事和文化。他的作品诞生周期比较长，思考面比较多，十分讲究和自然环境的和谐。
而在中国，摩天大楼不但追求高度，更要追求速度，如长沙计划建设的838米的第一高楼“天空城市”据说只需7个月便可完工。“中国发展总比别国少掉一个过程，希望一切都要快，像吃西药一样，药到病除。”黄明坤认为，中国高楼泛滥并不是建筑师的错，很多政府官员没有考虑到环境的重要性，比如在好山好水的云南，盖高楼就是不明智的。“上海的港汇广场设计时就考虑到市场和环境，其购物中心和办公大楼分两次建成，避免浪费人力物力财力，这种思路是好的。”
“在设计方面，中国的很多高楼外立面贴了瓷砖，而欧洲一些建筑的外立面则采用整块红砖，这是文化深度的问题。”在出生于台湾、游历世界各地后定居上海的黄明坤眼里，海纳百川的上海失去了曾经的味道，林立的高楼在设计上毫无地域特色，传统建筑石库门已很少见。“当石库门变成一个景点，一个饰品，要到博物馆拍照片的时候，这是很可悲的。”
黄明坤说，百年之前的山东青岛很美，因为是德国人规划的，百年之前的台湾也很美，因为是日本规划的。城市规划和高楼建设需要更多的专家去做，而不是靠政府和开发商拍脑袋。“英国在上世纪70年代建了42座高层建筑，上世纪80年代数量开始下降，高楼不是国际化和都市化的唯一象征。当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高楼建设速度会慢慢下降，有一天中国的高楼现象也会停下来。”
高楼不应该把历史踩在脚下
所有东西毁灭都可以重建，但有一个东西不能重建——文化。当中国很多城市被夷平然后重建，很多天然的立体资源被毁掉了，一些颇有历史文化的老城区也毁于一旦，摩天大楼追求立体资源利用的意义何在？
北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现代城市规划经验接近于零，建国以后，北京作为首都，其规划建设方向曾引发政界和学界争议。1950年2月，中国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陈占祥一起拟定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后被称为“梁陈方案”），建议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的位置另设中央行政区，这样就能把北京旧城的古建筑完整地保留下来。他们甚至还提出“城市立体公园”的构想，在城墙上面修建花池，栽种植物，供市民登高乘凉，城墙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和茶点铺。
“梁陈方案”所包含的正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发展理念，它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城市规划设计建设书。然而，看到“梁陈方案”后，毛泽东的回应却是：“有那么一个教授，要把我们从北京城里赶出去。” 毛泽东希望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他说他希望从天安门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烟囱。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53年5月也曾对梁思成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 如今随着全国各地掀起重新打造旧城之浪潮，回头再看，往事历历在目，让后人唏嘘不已。
“伦敦金融业很发达，但金融中心没有和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区一样高楼林立。伦敦什么经验都具备，但没有把老房子拆掉，这点亚洲人应该学习。”黄明坤感慨道。他说，他最喜欢伦敦南岸中心（The South Bank Centre），作为欧洲最大的综合艺术中心和建筑师心中理想城市的雏形，那里曾是一片废墟，1951年英国为刺激战后国家发展而促进了该地的发展。经过61年，那里仍然还保有一些伦敦最丑陋的建筑。
“客观说，目前中国规划体系的科学性是很差的，决策通常不是来自所有民众共同的声音，也不是来自理性的脑袋。在这城市规划上我们要学习一下新加坡，让专业的精英有决定权。”RECON（聯合睿恳）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夏建统说。
空间太小易使人患幽闭症
从心理学角度，由于高层建筑高度的增高，给人的心理造成了不安感和压迫感，上下楼不便，出现寂寞和孤独感，以及使儿童发育不良，这一系列的危害性，正在引起专家们的广泛关注和研究。
的确，人类改造了空间结构，空间反过来会影响人的精神，当空间狭小时，人会变得焦虑，就像走在上海高楼林立不见天日的街上，人的心情会莫名地紧张压抑。
黄明坤也有同感，他认为理想中的建筑除了高还应该有更多平行的互动空间。据黄明坤介绍，早期日本的某些建筑，由一个小小的空间堆砌起来，后来都拆掉了。英国住宅大部分都在20层以下，很多为2-6层，虽然外面显旧，但里面设施很好，在伦敦生活是很舒服的，空气清新，每天可以沿河边跑步，还有众多博物馆可以参观。台湾早期的房屋有屋顶花园，后来政策没有推动，花园就消失了，现在从高处向下看，屋顶晾满了衣服。在内地就比较痛苦，去绿地公园散步要走很远的路，而且那里几乎成了阿姨唱歌跳舞的地方，有的还禁止行人入内。
据黄明坤回忆，他小时候在台湾和整个家族住一起，在院子里长大，有亲情的维系和情感的交流。而现在都市的人住处相隔较远，人的来往沟通变少，亲情变淡，冷漠成了都市人的代名词。“我不知道隔壁住的是谁，我也不关心，我们太重视隐私了，失去了交流。冷漠是我们的空间造成的。”黄明坤说，目前美国Facebook的很多玩家是老人，数量增加得很快，因为他们太寂寞了，社区沟通真的很重要。
不过，相比中国，美国人的生活舒服多了，他们喜欢在家里举办派对，因为花园别墅地方宽敞，便于沟通。在夏建统看来，美国人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高楼建设和他们的生活没多大关系，不像中国人比较务虚，以前务虚到大炼钢铁、大跃进，不吃不喝搞一堆东西，完全是疯狂状态，现在好一些，但还没到正常状态，还是假大空。夏建统认为，在欧洲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结合得最好的是德国，德国人比中国人懂得生活，做事也比中国人脚踏实地。夏建统接着说，“好比我们在地球上还没生活好，天天想着登月球，现实离我们太远了。经营城市和经营一个国家、一个企业道理一样，领先一步是有远见，领先十步就是在自取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