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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瑄，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河东学派的创始人，世称“薛河东”。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人。
为宫廉政三起三落
薛瑄生于氏县，童年和学生时代随父生活。六七岁熟读《四书》，过目成诵，日记千百言，而且能诗善赋，人皆称为“薛天才”。12岁时随父在马湖，当地士官子弟听说薛瑄能文，皆请至其家，作诗词，教读书，每以小豚为回报之礼。31岁始遵父命而中举，33岁中进士。
宣德三年（1428年），薛瑄40岁，奉朝廷命赴京应召，被任为广东道监察御史，监湖广银场，人称“薛青天”。宣德七年（1432年），他又调任云南道监察史。薛瑄于尽职之余，手录《性理大全》一书，思有所得，即起而燃烛记之，久而久之，积为《读书录》。
正统元年（1436年），薛瑄以学识之富而调任山东督学佥事，正统六年（1441年），朝廷调薛碹进京另任。
刚到京城之时，受宠专权的宦官王振久闻薛瑄的清名，以同乡关系邀请拉拢，并派仆人送礼。薛瑄洁行自好，予以婉言谢绝。王振再派人送礼，薛瑄终辞不.要，也不去王振府上拜谒礼谢，从此埋下祸根。后薛琯奉召任大理寺卿时，克职尽责，曾作《大理寺箴》以自警。王振仗朝廷之威，把持朝政，在他的操纵下，锦衣卫多有冤案。薛瑄利用大理寺卿的职位，将十多起奇辱冤平反昭雪，得到皇上赐纱之奖，王振却更加衔恨。都御史王文素恨薛瑄，便与锦衣卫指挥马顺联名诬陷薛瑄，告到王振跟前。正在恼怒之际的王振如获至宝，便立即唆使谏臣到朝上弹劾薛瑄，说他是古非今，妄辩已成大狱，暗邀人心，图谋不轨，拟行大辟，尚待决定，必欲置其死地而后快。满朝文武知其用意，人人为之惊心。而薛瑄却坦然处之，大声说道：“辩冤获咎，死何愧焉！”然后，手持《周易》，通读不辍。通政使李锡听说后，备极赞叹：“真铁汉子也！”及午门会问，薛瑄向主审官王文怒声喝道：“你安能问我？你为御史专官，制造冤案，正是我弹劾的首要，自当避开！”王文大怒，奏请朝廷绑于街上杀之，以儆效尤。此事传出，满京城哗然。
王振门下有一老仆，听说后整日涕哭不止。王振问其为何，老仆跪而泣曰：“听说薛夫子将要临刑，遂以其乡之知而备告其贤”。王振虽为奸臣，此时却也动了怜悯之心，兼有王伟、杨溥、王骥等大臣冒死力谏，从中申救，薛瑄才得以免除死罪，革职放归田里。
厌恶了朝政的薛瑄，从此居家六载，闭门不出，留心理学，造诣愈深。同时教授学人，居敬穷理，秦楚吴越来学者百人以上，为河东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变”，英宗被俘，代宗继位。薛瑄又官复原职，任大理寺丞。其时贵州苗民叛乱，皇上带兵征讨，薛瑄也受命去四川、云南督办军饷。征讨之际，薛瑄建议督帅恩威并用，以心服人，被采纳，苗乱遂平。薛瑄又看到苗民生活极度困苦，便进京上疏要求减免贡赋，未获批准，遂向皇上上书请求归田。因众大臣都极力上疏挽留，皇上又任命他为大理寺右丞，后升任南京大理寺卿。
天顺元年（1457年），宫廷发生“夺门之变”，英宗重新登位，又任命薛瑄为礼部兼翰林院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此时重臣石亨、徐有贞以谋危社稷罪诬陷于谦、王文，各大臣都知冤枉，却噤若寒蝉，不敢言语。薛瑄挺身而出，力辩二人无罪。但英宗不听，终斩于、王二人于曹市。于谦临刑不惧，大气浩然，实现其“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的誓言。
薛瑄见皇帝不明，朝政黯然，便托病请归，回归故里。
归故里潜心研学
归归的薛瑄，用8年时间设教河汾。四方从学者日众，至市馆不能容，每以“复性”为教，提倡躬行实践，对河东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明代，霍太山之南薛瑄之前，几无进士。正是由于他平生致力于开课授业，桃李天下，河东弟子从此后科第连甲。
薛瑄平生对于理学的贡献，在于理顺了理与气的关系。他主张“理只在气中，理与气一时俱有，不可分先后”的唯物主，义的理气观，纠正了朱熹的“理气决是二物”，理气之间“先有是理”的唯心主义错误。这对明代中期以罗敛顺、王廷相为代表的理学唯物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直接的启迪作用。薛瑄又通过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以自己的见解和学风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学者，形成了著称于世的河东学派，与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姚江学派并驾齐驱，也有“南王北薛”之称。
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年）六月十五日，薛瑄回顾一生，感慨万千，不禁欣然命笔写道：“土炕草褥低屏风，睡觉东窗日影红。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唯觉性无能。”诗稿写完，就坐在椅子上与世长辞。朝廷封赠为礼部尚书，谥号文清公，并下诏从祀于文庙，与孔子、孟子、朱熹、程颐等人同享夫子尊称。
皇帝为薛家立牌楼
万荣县城北边的平原村只有百余户人家，却因明代大儒薛瑄故里而闻名遐迩。建于明成化年间的薛瑄墓院，保存完好，是万荣县有名的历史人文景观。
沿着神道慢慢向祖茔走去。在神道的中途，有一座牌坊，为砖木结构。正面书“文清祖茔”，背面书“薛公坊”，两边有“理学”“真儒”的字样，是后人对薛尚书的评价。
薛瑄祖茔是个墓院，由五尺多高的土墙围绕，从薛琯上五代埋起，至今也有七、八百年的历史了。坟院真是名副其实，院内满满的全是坟头，约有数百座，高的、低的、大的、小的，草木繁茂的，稀少的，有碑的，没碑的，几乎再找不出一块空闲的地方，惟只有人们平时祭祖或拜谒时踩出的亮光光的小径。
在墓院内的东南隅，凭着印象我们找见了薛老夫子墓。四周是繁茂的野花和丛生的灌木，显得肃穆而庄严，一株神奇的古柏从墓顶横空而过。它苍干虬枝，被人们称为“奇柏”，它奇就奇在不是由下向上直着长，而是由东向西横着长。树干下侧不长枝叶，上侧枝叶由下到上逐渐繁荣，到了顶部则郁郁葱葱，像个龙头。据说是薛老夫子的龙头拐杖，因而也被称作“龙柏”，在龙柏的南面，有一碑楼，碑楼里的石碑上，工工整整地刻写着“文清公之墓”。不远处是明景泰六年（1455年）九月建成的“奉天诰命”碑楼一座，是皇帝为表彰薛瑄的功绩而追述父母及祖父母的品行而树立的，想，必在封建王朝能够得到这种殊荣的也该不会是多数吧。
薛夫子家庙，系薛瑄的六世孙薛兰于明万历四十七年创建。在一片现代民居中，家庙更显得古朴典雅。大门外有木牌楼，虽说因年代久远，木柱皴裂，墙皮脱落，但屋顶依然现出肃穆庄重之感。门房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屋顶为悬山式，大门正中是一块蓝色的木匾，上书“薛夫子家庙”几个黄字，明万历年间立的。两旁偏门各挂“文赞千古”和“清师百世”的匾额，暗寓文清公百世千古。门房东西山墙，有明万历四十七年，崇.祯元年所立石碣各一块。
木刻著作成稀世珍宝
在薛瑄家庙里，极为珍贵的当数《薛瑄全书木刻版》和明代两卷圣旨。据介绍，明版的《薛瑄全书》至清初已残缺不全。现存的《薛瑄全书》是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由薛氏后人承办重刊的。共有木刻板1600余块。
《薛瑄全书》为薛瑄一生的论述与著作，包罗万象，精彩纷呈。主要内容有《薛瑄文集》24卷，收集他所写的律诗、绝句、歌、赋、序、碑文、记、哀辞、祭文、墓志铭、墓表、箴、铭、赞、杂著等文学作品;《读书录》11卷，《读书续录》12卷，为薛瑄的理学著作;《薛瑄行实录》、《薛瑄年谱》各一卷，是薛瑄的门生和后人辑录他一生的实践活动;《理学粹言》一卷，是薛瑄理学方面的语录;《从政名言》一卷，记述他施政见解和执法精神;另外，还有《族谱》、《手稿》各一卷。通篇内容丰富，气势恢宏，是了解薛瑄的生平事迹和治学，为官，做人的珍贵史料。
社会动荡也使这些珍贵的木刻经历了许多磨难。抗战时期，为了保护这些文物，薛瑄的后人将木刻版用泥封于家庙薛瑄塑像后面暖阁顶棚中才幸免破坏。1983年，北京中国书店慕名前来拜谒，经协商，将木刻版运往北京，进行手工印刷，题名为《薛文清公全书》。从而使这件珍贵文物面世，不至于再藏在泥封的黑暗里。
为宫廉政三起三落
薛瑄生于氏县，童年和学生时代随父生活。六七岁熟读《四书》，过目成诵，日记千百言，而且能诗善赋，人皆称为“薛天才”。12岁时随父在马湖，当地士官子弟听说薛瑄能文，皆请至其家，作诗词，教读书，每以小豚为回报之礼。31岁始遵父命而中举，33岁中进士。
宣德三年（1428年），薛瑄40岁，奉朝廷命赴京应召，被任为广东道监察御史，监湖广银场，人称“薛青天”。宣德七年（1432年），他又调任云南道监察史。薛瑄于尽职之余，手录《性理大全》一书，思有所得，即起而燃烛记之，久而久之，积为《读书录》。
正统元年（1436年），薛瑄以学识之富而调任山东督学佥事，正统六年（1441年），朝廷调薛碹进京另任。
刚到京城之时，受宠专权的宦官王振久闻薛瑄的清名，以同乡关系邀请拉拢，并派仆人送礼。薛瑄洁行自好，予以婉言谢绝。王振再派人送礼，薛瑄终辞不.要，也不去王振府上拜谒礼谢，从此埋下祸根。后薛琯奉召任大理寺卿时，克职尽责，曾作《大理寺箴》以自警。王振仗朝廷之威，把持朝政，在他的操纵下，锦衣卫多有冤案。薛瑄利用大理寺卿的职位，将十多起奇辱冤平反昭雪，得到皇上赐纱之奖，王振却更加衔恨。都御史王文素恨薛瑄，便与锦衣卫指挥马顺联名诬陷薛瑄，告到王振跟前。正在恼怒之际的王振如获至宝，便立即唆使谏臣到朝上弹劾薛瑄，说他是古非今，妄辩已成大狱，暗邀人心，图谋不轨，拟行大辟，尚待决定，必欲置其死地而后快。满朝文武知其用意，人人为之惊心。而薛瑄却坦然处之，大声说道：“辩冤获咎，死何愧焉！”然后，手持《周易》，通读不辍。通政使李锡听说后，备极赞叹：“真铁汉子也！”及午门会问，薛瑄向主审官王文怒声喝道：“你安能问我？你为御史专官，制造冤案，正是我弹劾的首要，自当避开！”王文大怒，奏请朝廷绑于街上杀之，以儆效尤。此事传出，满京城哗然。
王振门下有一老仆，听说后整日涕哭不止。王振问其为何，老仆跪而泣曰：“听说薛夫子将要临刑，遂以其乡之知而备告其贤”。王振虽为奸臣，此时却也动了怜悯之心，兼有王伟、杨溥、王骥等大臣冒死力谏，从中申救，薛瑄才得以免除死罪，革职放归田里。
厌恶了朝政的薛瑄，从此居家六载，闭门不出，留心理学，造诣愈深。同时教授学人，居敬穷理，秦楚吴越来学者百人以上，为河东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变”，英宗被俘，代宗继位。薛瑄又官复原职，任大理寺丞。其时贵州苗民叛乱，皇上带兵征讨，薛瑄也受命去四川、云南督办军饷。征讨之际，薛瑄建议督帅恩威并用，以心服人，被采纳，苗乱遂平。薛瑄又看到苗民生活极度困苦，便进京上疏要求减免贡赋，未获批准，遂向皇上上书请求归田。因众大臣都极力上疏挽留，皇上又任命他为大理寺右丞，后升任南京大理寺卿。
天顺元年（1457年），宫廷发生“夺门之变”，英宗重新登位，又任命薛瑄为礼部兼翰林院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此时重臣石亨、徐有贞以谋危社稷罪诬陷于谦、王文，各大臣都知冤枉，却噤若寒蝉，不敢言语。薛瑄挺身而出，力辩二人无罪。但英宗不听，终斩于、王二人于曹市。于谦临刑不惧，大气浩然，实现其“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的誓言。
薛瑄见皇帝不明，朝政黯然，便托病请归，回归故里。
归故里潜心研学
归归的薛瑄，用8年时间设教河汾。四方从学者日众，至市馆不能容，每以“复性”为教，提倡躬行实践，对河东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明代，霍太山之南薛瑄之前，几无进士。正是由于他平生致力于开课授业，桃李天下，河东弟子从此后科第连甲。
薛瑄平生对于理学的贡献，在于理顺了理与气的关系。他主张“理只在气中，理与气一时俱有，不可分先后”的唯物主，义的理气观，纠正了朱熹的“理气决是二物”，理气之间“先有是理”的唯心主义错误。这对明代中期以罗敛顺、王廷相为代表的理学唯物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直接的启迪作用。薛瑄又通过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以自己的见解和学风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学者，形成了著称于世的河东学派，与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姚江学派并驾齐驱，也有“南王北薛”之称。
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年）六月十五日，薛瑄回顾一生，感慨万千，不禁欣然命笔写道：“土炕草褥低屏风，睡觉东窗日影红。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唯觉性无能。”诗稿写完，就坐在椅子上与世长辞。朝廷封赠为礼部尚书，谥号文清公，并下诏从祀于文庙，与孔子、孟子、朱熹、程颐等人同享夫子尊称。
皇帝为薛家立牌楼
万荣县城北边的平原村只有百余户人家，却因明代大儒薛瑄故里而闻名遐迩。建于明成化年间的薛瑄墓院，保存完好，是万荣县有名的历史人文景观。
沿着神道慢慢向祖茔走去。在神道的中途，有一座牌坊，为砖木结构。正面书“文清祖茔”，背面书“薛公坊”，两边有“理学”“真儒”的字样，是后人对薛尚书的评价。
薛瑄祖茔是个墓院，由五尺多高的土墙围绕，从薛琯上五代埋起，至今也有七、八百年的历史了。坟院真是名副其实，院内满满的全是坟头，约有数百座，高的、低的、大的、小的，草木繁茂的，稀少的，有碑的，没碑的，几乎再找不出一块空闲的地方，惟只有人们平时祭祖或拜谒时踩出的亮光光的小径。
在墓院内的东南隅，凭着印象我们找见了薛老夫子墓。四周是繁茂的野花和丛生的灌木，显得肃穆而庄严，一株神奇的古柏从墓顶横空而过。它苍干虬枝，被人们称为“奇柏”，它奇就奇在不是由下向上直着长，而是由东向西横着长。树干下侧不长枝叶，上侧枝叶由下到上逐渐繁荣，到了顶部则郁郁葱葱，像个龙头。据说是薛老夫子的龙头拐杖，因而也被称作“龙柏”，在龙柏的南面，有一碑楼，碑楼里的石碑上，工工整整地刻写着“文清公之墓”。不远处是明景泰六年（1455年）九月建成的“奉天诰命”碑楼一座，是皇帝为表彰薛瑄的功绩而追述父母及祖父母的品行而树立的，想，必在封建王朝能够得到这种殊荣的也该不会是多数吧。
薛夫子家庙，系薛瑄的六世孙薛兰于明万历四十七年创建。在一片现代民居中，家庙更显得古朴典雅。大门外有木牌楼，虽说因年代久远，木柱皴裂，墙皮脱落，但屋顶依然现出肃穆庄重之感。门房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屋顶为悬山式，大门正中是一块蓝色的木匾，上书“薛夫子家庙”几个黄字，明万历年间立的。两旁偏门各挂“文赞千古”和“清师百世”的匾额，暗寓文清公百世千古。门房东西山墙，有明万历四十七年，崇.祯元年所立石碣各一块。
木刻著作成稀世珍宝
在薛瑄家庙里，极为珍贵的当数《薛瑄全书木刻版》和明代两卷圣旨。据介绍，明版的《薛瑄全书》至清初已残缺不全。现存的《薛瑄全书》是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由薛氏后人承办重刊的。共有木刻板1600余块。
《薛瑄全书》为薛瑄一生的论述与著作，包罗万象，精彩纷呈。主要内容有《薛瑄文集》24卷，收集他所写的律诗、绝句、歌、赋、序、碑文、记、哀辞、祭文、墓志铭、墓表、箴、铭、赞、杂著等文学作品;《读书录》11卷，《读书续录》12卷，为薛瑄的理学著作;《薛瑄行实录》、《薛瑄年谱》各一卷，是薛瑄的门生和后人辑录他一生的实践活动;《理学粹言》一卷，是薛瑄理学方面的语录;《从政名言》一卷，记述他施政见解和执法精神;另外，还有《族谱》、《手稿》各一卷。通篇内容丰富，气势恢宏，是了解薛瑄的生平事迹和治学，为官，做人的珍贵史料。
社会动荡也使这些珍贵的木刻经历了许多磨难。抗战时期，为了保护这些文物，薛瑄的后人将木刻版用泥封于家庙薛瑄塑像后面暖阁顶棚中才幸免破坏。1983年，北京中国书店慕名前来拜谒，经协商，将木刻版运往北京，进行手工印刷，题名为《薛文清公全书》。从而使这件珍贵文物面世，不至于再藏在泥封的黑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