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在微信群见友人转帖，驚悉香港著名诗人戴天先生5月8日在加拿大多伦多逝世了。前些天正在读董桥先生的《文林回想录》（2021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初版），书中第八九两节都写到戴天先生，深情地回忆当年与戴天先生共事的情景，并借用我也熟识的已故香港作家王敬羲先生的话，称“戴先生身上荡漾伦敦的鬓影巴黎的衣香”，还透露黎明先生是戴先生舅舅。我1994年秋在台北参加林语堂诞辰一百周年研讨会时，曾与黎明、林太乙（林语堂长女）夫妇有一饭之雅，没想到黎先生与戴先生是舅甥关系。
　　我与戴天先生仅两面之缘。
　　第一次是促成金庸先生创作武侠小说的罗孚先生结束“北京十年”幽居生活回到香港之后，大约在1990年代中期，我有次到港，致电罗孚先生，罗先生告我：明天中午约戴先生见面，你一起来吧。记得是在铜锣湾一间雅致的餐厅，就罗先生、戴先生和我三人。席间谈了些什么，早已忘却，不外是文坛种种。但戴先生善饮，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直率地对我不能饮酒表示遗憾：你研究郁达夫，怎么不会饮酒？这话已有不少文坛前辈对我说过，如复旦名教授章培恒先生，还有日本的纪录片名导演牛山纯一先生。以戴先生的好酒量，无疑是最有资格批评我的。而罗先生之所以安排我与戴先生同席聊天，恐怕也有介绍我多结识香港文坛前辈的用意在。
　　第二次见面则是2000年10月在香港“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是会群贤毕至，连远在美国的夏志清先生也来了。戴先生到最后一天才露面，参加“张爱玲与我……”座谈，与王安忆、朱天文、苏童、蒋芸、须兰等作家对话。戴先生发言最短，“张迷”大概会大失所望，他轻描淡写地说：
　　我觉得我没资格去谈张爱玲，虽然我跟张爱玲见过一面。大概是五六十年代之交，她到台北，美国新闻处请吃饭，和殷张兰熙、白先勇、王祯和在台北吃过一次饭。她在台北走了两下就这样了，说不上什么印象。后来她的《张看》在香港首先出版，也是我跟几个朋友办的一个出版社替她出版的。后来就由宋淇把版权拿去跟台湾接洽了。我也跟她通了几次信，这些信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人认为这些信很珍贵，我认为也没什么，信而已。
　　这些信中的一通，即张爱玲1976年1月25日致戴天先生的信仍存世，我5年前曾写《一字万金》作过介绍。但不知是戴先生忘记了还是故意隐去，他与张爱玲的关系，除了安排《张看》香港初版本的出版，还有一本书，即张译美国海明威名著《老人与海》今日世界社初版本的问世，也与他有关。今日世界社初版张译《老人与海》1972年1月在香港出版，其时主持今日世界社中文出版的正是戴天先生。这版《老人与海》撤下了香港中一出版社第三版《老人与海》中译本的张爱玲序，换上美国学者C.Baker研究海明威的长篇论文作为代序。Baker论文译者李欧梵先生后来亲口告诉我，这项翻译工作正是戴天先生约的稿。有趣的是，张爱玲序虽然撤下了，但这版《老人与海》封底所印的介绍文字中却引用了张序中的几句话：书中“老渔人在他与海洋的搏斗中表现了可惊的毅力——不是超人的，而是一切人类应有的一种风度，一种气概”，又未作任何说明。为何如此安排呢？我发现这个问题时已是2010年，戴天先生早已移居加拿大，一直想向他请教，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现在再也没有机会了。当然，戴天先生在对话时所说的最后一段话，我是十分赞成的：
　　一个作家是应该活在大众心里面的，不是神。我有点担心，张爱玲成为神，或者图腾，这是不好的现象。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