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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1年闻一多等建立清华文学社，清华校史上诗人辈出，新月时期、西南联大时期，清华诗人甚至占诗坛半壁江山。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文学院撤销，但清华园从未完全绝缘于诗意。新时期以后，随着清华文学社恢复、中文系重建，清华又涌现了一批优秀诗人，重续了清华辉煌的诗歌传统。本文试图分四个阶段，梳理百年清华诗脉，以为后世留下有关史料。
新诗风云始清华
——早期（1919-1925）的清华园诗歌
说到新诗的开端，我们总是会想到胡适和北大，并把北大看作新诗的母校。其实，1916年胡适开始写作白话诗的时候，人在美国，身份是清华庚款留美官费生（1910年考取）。1917年2月《新青年》（2卷6号）发表胡适《白话诗八首》，他也还在美国。胡适应聘北京大学教授的时间为1917年8月。早在胡适与北大发生关系之前，已经完成了白话诗的理论准备并付诸实践。实际上，在美国期间与胡适讨论语言和诗歌问题的朋友赵元任、梅光迪、唐钺诸人也多是清华留美同学。根据胡适的说法，激发他思考中国语言和文学问题的，是华盛顿清华学校学生监督处的一个怪人。这人叫钟文鳌，是一个基督徒，受了传教士和青年会的影响，总是利用每月给学生寄月费的机会，夹带一些宣传基督教和其社会观念的小传单。有一次，他的一张传单说中国应该改用字母拼音，欲求教育普及，非有字母不可。胡适很生气，写了一封信，把钟文鳌骂了一通。胡适事后颇感后悔，但却由此开始思考“中国文字的问题”。[1]可见，胡适发起白话诗和白话文运动，离不开清华留美生这个背景。
按照梁实秋的说法，当初清华学校的文化氛围是比较冷清的。“清华受了‘美国化’的影响，所以学生生活偏向物质方面发展……在这种景况之下，清华似乎是与文学无缘接近。”但这又“很容易激出少数人的反应的行为，助长他们对于文学的嗜好”。[2]实际上，胡适、陈独秀等在《新青年》提倡白话文、白话文学，很快在清华园中引起了反响，从1917年4月到1919年12月，以《清华周刊》为阵地，清华的同学开展了为期近三年的文白之爭，主张白话文的同学两次邀请胡适到校演讲。
1919年8月出版的《修业杂志》1卷2期发表了署名“倦”的白话诗《看见你》和伊凡用白话翻译的泰戈尔诗6首。这是白话诗首次出现在清华校园刊物上。1920年4月出版的《清华周刊》第185期刊出了该刊历史上第一首白话诗《莺声》。1920年以后白话诗逐渐成为清华校园诗歌的主角，同时涌现了闻一多、梁实秋、“清华四子”（朱湘、孙大雨、饶孟侃、杨世恩）等一批开风气之先的校园诗人。新旧诗之争也随之展开。1920年11月，浦逖生、无吾分别在《清华周刊》第200期、201期发表《时髦白话诗底罪恶》《我对于现在一般新诗的劝告》攻击新诗。闻一多则写了针锋相对的《敬告落伍的诗家》（《清华周刊第211期，署名“风叶”），认为“诗体解放早已成了历史的事实”，劝告那些沉迷于平平仄仄的同学，“若要真做诗，只有新诗这条道走”。[3]署名“国史”的同学则在《清华周刊》第220 期以一篇文言文做的《敬告时髦的诗家》回击，称闻一多的文章“刚愎自用”“百般诮骂”，批评新诗文字平常如话，了无趣味，乃“自甘蒙蔽而得破坏国粹之罪名”。[4]闻一多对国史的文章未直接回应，而于本年6月写了《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对一年来发表在《清华周刊》上的16首新诗一一作了点评。文章中对旧诗发表了如下意见：“旧诗既不应作，作了更不应该发表，发表了，更不应批评”“批评旧诗就是提倡旧诗了”，可以算是对国史文章的间接回应，也是对迷恋旧诗同学的总回应。[5]
1921年11月，闻一多等把上一年成立的小说研究社改立为清华文学社，成为清华校史上第一个综合性的文学社团，分诗歌、小说、戏剧三组。这个时期和下一时期重要的清华诗人闻一多、梁实秋、朱湘、饶孟侃、杨世恩等，都是这个社团的骨干。社团在《清华周刊》开辟“文艺增刊”，从1922年11月到1925年5月，先后出版11期，共发表新诗60首。[6] 1922年9月清华文学社设立“清华文学社丛书部”，先后出版了闻一多、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文艺汇刊》，并拟议出版闻一多诗集《红烛》（后经郭沫若介绍，改由上海泰东图书局1923年9月正式出版）。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1919-1925年）清华校园的诗歌活动是对早期白话诗运动的响应，但已经表现出自己的一些特点。一是出现了一批有才华的作者，包括闻一多、梁实秋、吴景超、朱湘、孙大雨、饶孟侃等。二是这些作者大部分都有理论的兴趣，往往兼顾创作和批评。其中尤以闻一多的批评才能最为突出。这种兼顾批评的倾向，也可说是清华学校理性训练的结果。三是多数清华诗人都表现出对新诗音节问题的关心。上述提到的这些批评文章都关注到音节问题，闻一多、梁实秋对音节问题都有专门研究，孙大雨、饶孟侃、朱湘也对音节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
新月照九州 清华分光多
——新月时期（1926-1933）及抗战爆发前清华诗人
新月社成立于1923年（一说1924年），但一般以1926年4月《晨报副镌·诗镌》创刊作为新月诗派诗歌活动的起点，以徐志摩1927年到上海创办新月书店划分前后两期，以新月书店主办的《新月》《诗刊》于1932、1933年停办作为结束。但《新月》 《诗刊》停刊后，一些新月诗人还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及1935年11月新辟的《文艺副刊·诗刊》上延续新月派的诗艺探索，直到1936年戴望舒邀请孙大雨、卞之琳、梁宗岱、冯至共同主编《新诗》，新月派逐渐融入现代派，其作为一个诗歌流派的历史才算终结。[7]大致说来，新月派的文学活动贯穿了新文学运动的第二个十年，也是这十年当中诗人最多、创作和理论最活跃、影响最广的诗歌流派。而新月派中在理论和创作上成绩最大的是清华诗人。所谓新月四大诗人（徐志摩、闻一多、朱湘、陈梦家），清华占三席（陈梦家1937年到清华任教，大学不是清华出身）。蓝棣之认为，《诗镌》的作者队伍是“清华文学社和新月社的某种演变，是出自北京大学和清华学校的欧美留学生的某种结合” [8]。从陈梦家《新月诗选》（新月书店1931）和蓝棣之《新月派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这两本影响最大的新月派诗选，可清晰地看到其中的清华成分，可见清华诗人在新月派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新月时期到抗战爆发前是早期清华诗人的诗才开花结果的时期。闻一多、梁实秋、朱湘、孙大雨、饶孟侃、叶公超等在新诗创作和理论上最好的成果都出在这个时期。“清华四子”成为新月派的中坚力量。新诗早期的重要诗人朱自清、冰心、俞平伯、郑振铎，新月著名批评家叶公超，这个时期也曾先后任教清华。朱光潜、梁宗岱也一度在清华兼课。其中，朱自清自1925年以后一直服务于清华大学，对清华诗人的培养和清华诗歌传统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1929年春，朱自清开始在清华中文系开设“新文学研究”课程，新诗是其讲授的重点，其课程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也以新诗部分最为详实、出彩。1929-1930年英国著名批评家瑞恰慈任教清华大学外文系，开设“文学批评”“现代西洋文学”课程，带来了文学研究的新批评方法，对朱自清后来的新诗批评和研究工作产生了直接的刺激和影响。这个时期清华还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诗人和批评家，包括罗念生、水天同、李健吾、李惟建、王力、余冠英、柳无忌、郝御风、曹葆华、林庚、吴组缃、常风、孙毓棠、李长之、辛笛、孙作云、赵萝蕤等。另外，也不能不提陈梦家、林徽因与清华的渊源。陈梦家是后期新月派主要诗人，1927年考入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从闻一多、徐志摩学诗。1937年7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长沙）、西南联大，1944-1947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并游历欧美，1947年后继续任教于清华，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才离开。林徽因是新月派最好的女诗人，1946年起随梁思成到清华园生活，1949年聘为清华建筑系一级教授，直到1955年去世。
这个时期还是清华诗人提出独立主张，并以创作和批评的实力扭转诗坛风气的时期。1926年左右，闻一多、孙大雨、朱湘、饶孟侃、刘梦苇等关心新诗形式问题的一群诗人开始集结在闻一多周围，“批评作品，讨论学理”[9]。刘梦苇提出办一个刊物，遂有《晨报副镌·诗镌》的创刊。孙大雨的《爱》、闻一多的《死水》、朱湘的《采莲曲》都是《诗镌》发表的新诗名作，饶孟侃的《新诗的音节》、闻一多的《诗的格律》则是新诗格律理论方面“以启山林”的开山之作。这些作品和理论文章发表后，很快造成了“新诗的历史里”“一个轩然大波”，[10]叶公超在外文系开设“诗歌批评”“近代英美诗歌”等课程，对扭转新诗的浪漫倾向，走向智性起了引领作用。1937年，叶公超在《文学杂志》创刊号发表《论新诗》，提出“说话的节奏”和语调说，关注到诗中声音和意义的关系，则是對新月格律主张的一个提升。徐志摩认为，《诗镌》对新诗的建设工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新诗格律和音节的讨论，二是使新诗的作者“觉悟了诗是艺术”，而走上“自觉的运用某种题材，不是不经心的一任题材的支配”的建设之路。[11]对浪漫态度的纠正则与梁实秋的加入大有关系。1923年梁实秋赴美留学后，改变了此前的浪漫主义文学态度，形成了他的古典主义文学观。1928年3月梁实秋在月刊《新月》创刊号上发表《文学的纪律》一文，提倡“以理性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情感想象都要向理性低首”，认为“伟大的文学的力量，不藏在情感里面，而是藏在制裁情感的理性里面”。[12]这些见解和主张成为新月派带有古典主义色彩的理论纲领。到这时，新月派可以说基本完成了其诗学理论和诗歌实践两方面的建设工作。而这两个工作主要是由清华诗人和批评家完成的。
这个时期清华园里的文学社团活动、刊物出版也相当活跃。从上个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的《清华周刊》《清华文艺》《清华年报》《清华学报》等一直办得有声有色。郝御风、孙毓棠、李长之、辛笛先后担任过《清华周刊》文艺主任。1928年12月，中文系成立“中国文学会”，1931年4月创办《清华中国文学会会刊》（第二卷起更名为《文学月刊》）。1934年李长之等成立流萤社，编辑《流萤》杂志。李长之还和林庚等组织“文学评论社”，出版《文学评论》。孙作云等于1935年1月成立“清华文艺社”。同年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清华园小组”，后改称“国防文艺社”，并演变扩大为“清华文学会”，出版《新地》，曾邀请朱光潜、沈从文、梁宗岱等到校演讲，在校园内产生不小的影响。
到1930年代中期，清华园里已酝酿着新诗向英美现代主义的转向。叶公超与艾略特有不错的私交，他到清华就职，很快就把艾略特的影响和诗艺带到了课堂。在他的影响下，曹葆华、卞之琳翻译了艾略特的重要诗论《传统与个人才能》，赵萝蕤翻译了艾略特《荒原》。曹葆华主编的《北平晨报·北辰学园》“诗与批评”专栏（1933年10月-1936年3月）更是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特别是英美现代诗论和批评。
西风欧雨的洗礼
——抗战时期（1937-1946）的清华和联大诗人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迁，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10月开学。1938年4月临时大学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这一事关民族存亡的重大历史事件，给予中国知识分子严重刺激，也极大地改变了新诗的面貌。
首先这种改变体现在诗的现实性显著增强，闻一多、朱自清等老一辈诗人、诗评家纷纷改变原有的诗歌观念，走向生存战斗的原野。而同时出现了散文化和民间化的趋势。在抗战中，诗和批评都向现实推进了。穆旦、杜运燮、缪弘等青年诗人，则在一个阶段直接进入到抗战的前线，王佐良、巫宁坤等也都一度直接从事抗战工作，他们的诗无论表达手段如何现代、个人化，但是表现的内容却是当前的现实，同时结合了现代人的感觉、经验和意识，而增加了现实的层面和深度。
其次，完成了战前已经酝酿而未完全展开的向智性的转化。这一转化把诗的手段从法国式的象征主义转向了英国式的经验主义，诗歌表现的内容从情绪、感觉转向经验、意识、心理，叙事、戏剧的手段得到广泛的应用，强调现实、象征、玄学的融合，由此产生了一种综合的现代诗艺术。这一转向跟战时的现实有关，也跟战前叶公超等在课堂内外的引导和提倡有关，还跟若干历史的机缘有密切的关系。1937年英国青年诗人、学者燕卜逊受聘为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到中国时，北京大学已南迁，他只好辗转到长沙临时大学报到，这样他就不再仅仅是北大的教授，而成了三校共同的教授。此后到1939年1月，燕卜逊开设当代英诗、英国文学等课程，穆旦、王佐良、赵瑞蕻等一批青年诗人成为他的学生。作为当行的现代诗人，燕卜逊带来了英国“奥登一代”的最新诗风。1938年奥登和衣修伍德的中国行及随后（1939）出版的《战地行纪》一书更把奥登的影响扩展到深广的层面。书中奥登的二十七首《战时》十四行诗展现了其“用现代的技巧写现代内容”的高超诗艺，被誉为“30年代奥登诗歌中最深刻、最有创新的篇章，也许是30年代最伟大的英语诗篇”。[13]王佐良说：“当时在昆明有几个中国青年诗人，如穆旦和杜运燮，呼吸着同样的战争的气氛，实践着同样的诗歌革新，完全为奥登所倾倒了，以至于学他译他，有的人一直保持着这种感情，一直保持到今天。”[14]事实上，穆旦遗稿《英国现代诗选》所选的诗人就以奥登一代为主，再加艾略特和叶芝。白英（1911-1983）则是另一位对西南联大青年诗人产生影响的英国诗人。白英1941年到中国，1943年到昆明，被聘为西南联大教授，教授“英国诗史”“现代英诗”等课程，直到1946年离开中国。在联大期间，白英组织编译了《当代中国诗选》《白驹集：古今中国诗选》，闻一多、冯至、卞之琳、浦江清、俞铭传、袁可嘉等都曾参与其事。闻一多编选《现代诗抄》也与白英的工作有关。 最后，新诗自身也在抗战期间完成了世代的更替。到1940年代，新的一代诗人就在抗战的烽烟中成长起来。以穆旦为中心的“中国新诗派”（80年代复出后，因为一本《九叶集》被阴差阳错地称为“九叶派”）在战后脱颖而出，就是基于这一背景。“九叶派”的“九叶”是指穆旦、杜运燮、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郑敏、袁可嘉、杭约赫九位诗人。辛笛是战前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生，穆旦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杜运燮、郑敏、袁可嘉都是联大出身，清华、联大背景的诗人占了大半。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还被人称为“联大四星”[15]。另外，陈敬容与清华也渊源颇深。她的第一首诗《幻灭》由曹葆华介绍，发表在1932年《清华周刊》第38卷第4期上。1935年，陈敬容应曹葆华之邀到北平，在清华、北大旁听，而进入北平的文学圈子。上述诸人之外，清华、联大背景的王佐良、俞铭传、罗寄一、马逢华、何达，杨周翰、赵瑞蕻、汪曾祺、周定一、林蒲、玲君等也是这一代中重要的诗人。可以说，清华、联大的诗人再次成为1940年代新诗坛的主力。
联大这批诗人的一个特点是多数是外文系出身，特别受到西方现代诗歌的影响。辛笛、穆旦、王佐良、杨周翰、杜运燮、袁可嘉都是外文系出身，前四位后来都有留学英美的经历，郑敏虽然出身联大哲学系，后来也曾留学美国。清华早期的诗人闻一多、朱湘、孙大雨、梁实秋也都曾留学美国，同样深受英语诗歌影响，但他们接受的主要是英美浪漫主义诗歌传统，而年轻一代诗人更多的是接受英美现代诗特别是艾略特、奥登一代的诗风，表现出显著的代际差别。由于这个背景，这些诗人在创作之余，几乎都从事诗歌和诗论的翻译，译诗也成为这批诗人对新诗的重要贡献。罗念生、穆旦、杜运燮、王佐良、袁可嘉、郑敏、巫宁坤、赵瑞蕻的译诗在不同时期对新诗的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尤以穆旦、王佐良、袁可嘉的贡献最为突出。
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集中培养那么多出色的诗人和诗歌批评家，也与其在战时的特殊地位有关。联大集合了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的精英，师资力量雄厚，诗歌方面不但“云集了整个中国新诗各阶段的主要大诗人”[16]，如朱自清、闻一多、冯至、卞之琳、李广田、陈梦家、孙毓棠等，还有燕卜逊、白英这样的外籍诗人和学者，形成了浓厚的诗歌氛围。联大较为自由的学术气氛，也为师生间的诗歌交流和竞争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其中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这些社团往往都有诗坛名家担任指导教师，师生间交往密切。西南联大与新诗创作关系比较密切的社团即有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南荒文艺社、冬青文艺社、布谷文艺社、文聚社、耕耘文艺社、文艺社、新诗社。
旧巢来新燕
——1946年复员以后清华诗脉的延续与更新
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自复员。在联大任教的诗人、作家中，闻一多复员前在昆明殉难，未及北返;其余诸人各自择校复员：沈从文、冯至到北京大学;卞之琳到南开大学，并于次年赴牛津做研究员;朱自清、孙毓棠到清华，朱在中文系，孙在历史系;陈梦家1947年从美国回来后也继续在清华中文系任教;李广田先在南开任教，1947年5月应朱自清之邀转到清华中文系，并于朱自清去世（1948年8月）后担任清华中文系主任。联大时期活跃的学生诗人，林蒲、周定一、王佐良、赵瑞蕻、穆旦、罗寄一、杜运燮、郑敏、袁可嘉、俞铭传、马逢华等，复员前都已离校。何达继续在清华大学求学，并于1948年毕业。林徽因、钱锺书1949年分别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外文系。杨周翰则在1950年留英归来，成为清华外文系教师。从复员到1952年院系调整前，清华依然拥有朱自清、陈梦家、孙毓棠、杨周翰、林徽因、李广田等众多诗人，在联大三校中留住了最多的诗人。
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文、理、法、工、医五大学院只保留工学院，成为单一的工科大学，文学院撤销。这次院系调整导致此后数十年清华文脉和诗脉的中断。1952年以后到1980年代中期，清华再未能给诗坛贡献一个重要诗人。边国政是这个时期从清华园走出的最有影响的诗人。1964年考入水利系，1970年毕业。1965年以《清华园之夜》展露诗歌才华，新时期以后出版诗集《爱的和弦》《三角帆》《青春雕像》等多部诗集，《对一座大山的询问》获首届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奖。
1977年恢复高考。198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复建，1985年中文系复建，同年成立思想文化研究所，历史系、哲学系等文科院系也陆续复建。清华人文学科的重建，为校园诗歌创作提供了更好的依托。1986年7月诗人刘晓峰从吉林大学毕业，入职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其后在清华大学开设了“诗歌写作与欣赏”课程，一批诗歌人才从刘老师的课堂脱颖而出。刘晓峰老师还多次邀请西川、阿吾、邹静之、俞心焦等诗人来清华和同学交流。1988年12月清华大学举办了首届首都高校诗歌朗诵会，并有评奖环节，谢冕、蓝棣之、西川、骆一禾、海子、阿吾、老木等担任评委，北大诗人西塞获一等奖。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在京高校联合朗诵会，清华同学参与的热情很高。1994年著名诗歌评论家、学者蓝棣之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清华大学的诗歌氛围更加活跃。蓝棣之教授在清华开设的诗歌课程包括“现当代诗歌：诗潮、流派与群落”“中国现代诗学”“现代诗与现代人生”等。
1979年清华文学社恢复，1985年3月下旬到5月中旬，文学社在大礼堂南草坪举办“四月诗会”活动，后来出版了《清华文学》的诗歌专辑《四月》。专辑收录的诗人被称为“四月诗群”。1980年代中期，清华文学社兴盛时期社员多达百人。曾担任社长的古丽蓉回忆1980年代的清华园，“当时感觉是全校上下，满是文艺创作细胞。宿舍楼道里，是每个班级或系里的墙报，上面各类诗歌文字山花烂漫”。[17]
清华80、100周年校庆时，分别出过两种清华诗歌选集。1991年曹自学编辑了《清华学生诗集》（1977-1997），以清华文学社名义刊印，刘达校长作序，收1977级到1987级作者55家，诗作132首。2011年王伯雄、曹自学编辑了《清华百年诗集》，分旧体诗卷和新诗卷，王、曹分别担任旧体诗卷、新诗卷主编，何美英作序，收1912级到2019级清华诗人作品，其中1977-2019级作者98家、诗作191首，2011年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此外，黄祖民、冰马编选过《SJM大学校园诗歌系列·清华大学卷·最后的雨季》，收1980-1990年间33位清华诗人诗作150余首，1991年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姜涛编过《高校文学经典读本丛书·清华大學卷·在冲撞中栖身》，2000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收1980-2000年清华学生创作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作品，从作者队伍和文本质量来看，诗歌也是主体。 1980年代活跃于清华诗苑的王玮曾经将新时期头十年的清华校园诗歌分为伤痕期和朦胧期两个时期。伤痕期较有影响的诗作有东海（ 贾海东） 的组诗《心伤》和丹新的长诗《写在时代的信笺上》。以1980年朦胧诗论证为起点，这个时期活跃在清华园的诗歌写作者包括孙路、古丽蓉、李毅、孔元、张红、王云、栗宏刚、李军、齐大峰、钱中华、卞海洋、熊山卉、李兴堤等。他们以朦胧的意象和清新的笔致写出了一代人的迷惘、求索和渐趋成熟的过程。[18]
姜涛在《隐匿的谱系》中总结了清華文学的特殊氛围和由此决定的抒情品质，文章认为新时期清华文学早期的抒情单纯、流利，带有唯美情调;1980年代中期以后转向重大主题，有“大诗”气象;之后趋于平易、柔韧，在沉实有力中显出深邃、开阔。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清华校园诗歌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诗人海子的裹挟，姜涛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诗人，同时他也是这一群校园诗人的领袖和各种活动的组织者。1990年代末以后，姜涛更以诗人和批评家的双重身份成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19]
1993年至2019年，清华持续出现一批有才华的诗人：阿沛、多格、乃晟、唐城、袁媛、兰荪、萧河、扎西、崔柏、陈瞰、徐钺、李长远、马骥文、曲晓楠、王家铭等，维持了清华诗歌血脉的不坠。相信随着清华文科的不断发展，“更人文”校园环境的形成，清华诗歌也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可望在不久的将来重现清华诗歌的辉煌传统。
（本文的写作参考了张玲霞、王玮、姜涛等的先行研究成果，特此鸣谢！）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
（标题书法：刘小晴）
责任编辑 崖丽娟 姚亚茜
注释：
[1]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版，第193-194页。
[2] 梁实秋：《清华学生生活与文学》，《梁实秋文集》（第6卷）福州：鹭江出版社，2002版，第186-187页。
[3] 闻一多：《敬告落伍的诗家》，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闻一多论新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4] 国史：《敬告时髦诗家》，《清华周刊》，1921年第5卷第20期，第 18页。
[5] 闻一多：《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闻一多论新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6] 张玲霞：《清华校园文化与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第167页。
[7]、[8] 蓝棣之：《新月派诗选·前言》，《新月派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8页，第5页。
[9] 徐志摩：《诗刊弁言》，《晨报副镌·诗镌》，1926年4月1日。
[10]、 [11] 徐志摩：《诗刊放假》，《晨报副镌·诗镌》，1926年6月10日。
[12] 梁实秋：《文学的纪律》，《梁实秋文集》（第1卷），福州：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143页。
[13] 马鸣谦：《导读二：关于奥登〈战争时期〉十四行组诗》，奥登、衣修伍德《战地行纪》，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14] 王佐良：《英国诗史》，南京：译林出版社，1993年，第456页。
[15] 沈用大：《中国新诗史（1918-1949）》，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23页。
[16] 郑敏：《遮蔽与差异——答王伟明先生十二问》，《郑敏文集》（文论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88页。
[17] 古丽蓉：《感恩清华文学》，《博览群书》，2017年第6期，第39页。
[18] 王玮：《新时期十年清华学生文学一瞥》，《诗探索·理论卷》，2016年第2辑，第89-94页。
[19] 姜涛：《隐匿的谱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新诗风云始清华
——早期（1919-1925）的清华园诗歌
说到新诗的开端，我们总是会想到胡适和北大，并把北大看作新诗的母校。其实，1916年胡适开始写作白话诗的时候，人在美国，身份是清华庚款留美官费生（1910年考取）。1917年2月《新青年》（2卷6号）发表胡适《白话诗八首》，他也还在美国。胡适应聘北京大学教授的时间为1917年8月。早在胡适与北大发生关系之前，已经完成了白话诗的理论准备并付诸实践。实际上，在美国期间与胡适讨论语言和诗歌问题的朋友赵元任、梅光迪、唐钺诸人也多是清华留美同学。根据胡适的说法，激发他思考中国语言和文学问题的，是华盛顿清华学校学生监督处的一个怪人。这人叫钟文鳌，是一个基督徒，受了传教士和青年会的影响，总是利用每月给学生寄月费的机会，夹带一些宣传基督教和其社会观念的小传单。有一次，他的一张传单说中国应该改用字母拼音，欲求教育普及，非有字母不可。胡适很生气，写了一封信，把钟文鳌骂了一通。胡适事后颇感后悔，但却由此开始思考“中国文字的问题”。[1]可见，胡适发起白话诗和白话文运动，离不开清华留美生这个背景。
按照梁实秋的说法，当初清华学校的文化氛围是比较冷清的。“清华受了‘美国化’的影响，所以学生生活偏向物质方面发展……在这种景况之下，清华似乎是与文学无缘接近。”但这又“很容易激出少数人的反应的行为，助长他们对于文学的嗜好”。[2]实际上，胡适、陈独秀等在《新青年》提倡白话文、白话文学，很快在清华园中引起了反响，从1917年4月到1919年12月，以《清华周刊》为阵地，清华的同学开展了为期近三年的文白之爭，主张白话文的同学两次邀请胡适到校演讲。
1919年8月出版的《修业杂志》1卷2期发表了署名“倦”的白话诗《看见你》和伊凡用白话翻译的泰戈尔诗6首。这是白话诗首次出现在清华校园刊物上。1920年4月出版的《清华周刊》第185期刊出了该刊历史上第一首白话诗《莺声》。1920年以后白话诗逐渐成为清华校园诗歌的主角，同时涌现了闻一多、梁实秋、“清华四子”（朱湘、孙大雨、饶孟侃、杨世恩）等一批开风气之先的校园诗人。新旧诗之争也随之展开。1920年11月，浦逖生、无吾分别在《清华周刊》第200期、201期发表《时髦白话诗底罪恶》《我对于现在一般新诗的劝告》攻击新诗。闻一多则写了针锋相对的《敬告落伍的诗家》（《清华周刊第211期，署名“风叶”），认为“诗体解放早已成了历史的事实”，劝告那些沉迷于平平仄仄的同学，“若要真做诗，只有新诗这条道走”。[3]署名“国史”的同学则在《清华周刊》第220 期以一篇文言文做的《敬告时髦的诗家》回击，称闻一多的文章“刚愎自用”“百般诮骂”，批评新诗文字平常如话，了无趣味，乃“自甘蒙蔽而得破坏国粹之罪名”。[4]闻一多对国史的文章未直接回应，而于本年6月写了《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对一年来发表在《清华周刊》上的16首新诗一一作了点评。文章中对旧诗发表了如下意见：“旧诗既不应作，作了更不应该发表，发表了，更不应批评”“批评旧诗就是提倡旧诗了”，可以算是对国史文章的间接回应，也是对迷恋旧诗同学的总回应。[5]
1921年11月，闻一多等把上一年成立的小说研究社改立为清华文学社，成为清华校史上第一个综合性的文学社团，分诗歌、小说、戏剧三组。这个时期和下一时期重要的清华诗人闻一多、梁实秋、朱湘、饶孟侃、杨世恩等，都是这个社团的骨干。社团在《清华周刊》开辟“文艺增刊”，从1922年11月到1925年5月，先后出版11期，共发表新诗60首。[6] 1922年9月清华文学社设立“清华文学社丛书部”，先后出版了闻一多、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文艺汇刊》，并拟议出版闻一多诗集《红烛》（后经郭沫若介绍，改由上海泰东图书局1923年9月正式出版）。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1919-1925年）清华校园的诗歌活动是对早期白话诗运动的响应，但已经表现出自己的一些特点。一是出现了一批有才华的作者，包括闻一多、梁实秋、吴景超、朱湘、孙大雨、饶孟侃等。二是这些作者大部分都有理论的兴趣，往往兼顾创作和批评。其中尤以闻一多的批评才能最为突出。这种兼顾批评的倾向，也可说是清华学校理性训练的结果。三是多数清华诗人都表现出对新诗音节问题的关心。上述提到的这些批评文章都关注到音节问题，闻一多、梁实秋对音节问题都有专门研究，孙大雨、饶孟侃、朱湘也对音节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
新月照九州 清华分光多
——新月时期（1926-1933）及抗战爆发前清华诗人
新月社成立于1923年（一说1924年），但一般以1926年4月《晨报副镌·诗镌》创刊作为新月诗派诗歌活动的起点，以徐志摩1927年到上海创办新月书店划分前后两期，以新月书店主办的《新月》《诗刊》于1932、1933年停办作为结束。但《新月》 《诗刊》停刊后，一些新月诗人还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及1935年11月新辟的《文艺副刊·诗刊》上延续新月派的诗艺探索，直到1936年戴望舒邀请孙大雨、卞之琳、梁宗岱、冯至共同主编《新诗》，新月派逐渐融入现代派，其作为一个诗歌流派的历史才算终结。[7]大致说来，新月派的文学活动贯穿了新文学运动的第二个十年，也是这十年当中诗人最多、创作和理论最活跃、影响最广的诗歌流派。而新月派中在理论和创作上成绩最大的是清华诗人。所谓新月四大诗人（徐志摩、闻一多、朱湘、陈梦家），清华占三席（陈梦家1937年到清华任教，大学不是清华出身）。蓝棣之认为，《诗镌》的作者队伍是“清华文学社和新月社的某种演变，是出自北京大学和清华学校的欧美留学生的某种结合” [8]。从陈梦家《新月诗选》（新月书店1931）和蓝棣之《新月派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这两本影响最大的新月派诗选，可清晰地看到其中的清华成分，可见清华诗人在新月派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新月时期到抗战爆发前是早期清华诗人的诗才开花结果的时期。闻一多、梁实秋、朱湘、孙大雨、饶孟侃、叶公超等在新诗创作和理论上最好的成果都出在这个时期。“清华四子”成为新月派的中坚力量。新诗早期的重要诗人朱自清、冰心、俞平伯、郑振铎，新月著名批评家叶公超，这个时期也曾先后任教清华。朱光潜、梁宗岱也一度在清华兼课。其中，朱自清自1925年以后一直服务于清华大学，对清华诗人的培养和清华诗歌传统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1929年春，朱自清开始在清华中文系开设“新文学研究”课程，新诗是其讲授的重点，其课程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也以新诗部分最为详实、出彩。1929-1930年英国著名批评家瑞恰慈任教清华大学外文系，开设“文学批评”“现代西洋文学”课程，带来了文学研究的新批评方法，对朱自清后来的新诗批评和研究工作产生了直接的刺激和影响。这个时期清华还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诗人和批评家，包括罗念生、水天同、李健吾、李惟建、王力、余冠英、柳无忌、郝御风、曹葆华、林庚、吴组缃、常风、孙毓棠、李长之、辛笛、孙作云、赵萝蕤等。另外，也不能不提陈梦家、林徽因与清华的渊源。陈梦家是后期新月派主要诗人，1927年考入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从闻一多、徐志摩学诗。1937年7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长沙）、西南联大，1944-1947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并游历欧美，1947年后继续任教于清华，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才离开。林徽因是新月派最好的女诗人，1946年起随梁思成到清华园生活，1949年聘为清华建筑系一级教授，直到1955年去世。
这个时期还是清华诗人提出独立主张，并以创作和批评的实力扭转诗坛风气的时期。1926年左右，闻一多、孙大雨、朱湘、饶孟侃、刘梦苇等关心新诗形式问题的一群诗人开始集结在闻一多周围，“批评作品，讨论学理”[9]。刘梦苇提出办一个刊物，遂有《晨报副镌·诗镌》的创刊。孙大雨的《爱》、闻一多的《死水》、朱湘的《采莲曲》都是《诗镌》发表的新诗名作，饶孟侃的《新诗的音节》、闻一多的《诗的格律》则是新诗格律理论方面“以启山林”的开山之作。这些作品和理论文章发表后，很快造成了“新诗的历史里”“一个轩然大波”，[10]叶公超在外文系开设“诗歌批评”“近代英美诗歌”等课程，对扭转新诗的浪漫倾向，走向智性起了引领作用。1937年，叶公超在《文学杂志》创刊号发表《论新诗》，提出“说话的节奏”和语调说，关注到诗中声音和意义的关系，则是對新月格律主张的一个提升。徐志摩认为，《诗镌》对新诗的建设工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新诗格律和音节的讨论，二是使新诗的作者“觉悟了诗是艺术”，而走上“自觉的运用某种题材，不是不经心的一任题材的支配”的建设之路。[11]对浪漫态度的纠正则与梁实秋的加入大有关系。1923年梁实秋赴美留学后，改变了此前的浪漫主义文学态度，形成了他的古典主义文学观。1928年3月梁实秋在月刊《新月》创刊号上发表《文学的纪律》一文，提倡“以理性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情感想象都要向理性低首”，认为“伟大的文学的力量，不藏在情感里面，而是藏在制裁情感的理性里面”。[12]这些见解和主张成为新月派带有古典主义色彩的理论纲领。到这时，新月派可以说基本完成了其诗学理论和诗歌实践两方面的建设工作。而这两个工作主要是由清华诗人和批评家完成的。
这个时期清华园里的文学社团活动、刊物出版也相当活跃。从上个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的《清华周刊》《清华文艺》《清华年报》《清华学报》等一直办得有声有色。郝御风、孙毓棠、李长之、辛笛先后担任过《清华周刊》文艺主任。1928年12月，中文系成立“中国文学会”，1931年4月创办《清华中国文学会会刊》（第二卷起更名为《文学月刊》）。1934年李长之等成立流萤社，编辑《流萤》杂志。李长之还和林庚等组织“文学评论社”，出版《文学评论》。孙作云等于1935年1月成立“清华文艺社”。同年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清华园小组”，后改称“国防文艺社”，并演变扩大为“清华文学会”，出版《新地》，曾邀请朱光潜、沈从文、梁宗岱等到校演讲，在校园内产生不小的影响。
到1930年代中期，清华园里已酝酿着新诗向英美现代主义的转向。叶公超与艾略特有不错的私交，他到清华就职，很快就把艾略特的影响和诗艺带到了课堂。在他的影响下，曹葆华、卞之琳翻译了艾略特的重要诗论《传统与个人才能》，赵萝蕤翻译了艾略特《荒原》。曹葆华主编的《北平晨报·北辰学园》“诗与批评”专栏（1933年10月-1936年3月）更是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特别是英美现代诗论和批评。
西风欧雨的洗礼
——抗战时期（1937-1946）的清华和联大诗人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迁，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10月开学。1938年4月临时大学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这一事关民族存亡的重大历史事件，给予中国知识分子严重刺激，也极大地改变了新诗的面貌。
首先这种改变体现在诗的现实性显著增强，闻一多、朱自清等老一辈诗人、诗评家纷纷改变原有的诗歌观念，走向生存战斗的原野。而同时出现了散文化和民间化的趋势。在抗战中，诗和批评都向现实推进了。穆旦、杜运燮、缪弘等青年诗人，则在一个阶段直接进入到抗战的前线，王佐良、巫宁坤等也都一度直接从事抗战工作，他们的诗无论表达手段如何现代、个人化，但是表现的内容却是当前的现实，同时结合了现代人的感觉、经验和意识，而增加了现实的层面和深度。
其次，完成了战前已经酝酿而未完全展开的向智性的转化。这一转化把诗的手段从法国式的象征主义转向了英国式的经验主义，诗歌表现的内容从情绪、感觉转向经验、意识、心理，叙事、戏剧的手段得到广泛的应用，强调现实、象征、玄学的融合，由此产生了一种综合的现代诗艺术。这一转向跟战时的现实有关，也跟战前叶公超等在课堂内外的引导和提倡有关，还跟若干历史的机缘有密切的关系。1937年英国青年诗人、学者燕卜逊受聘为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到中国时，北京大学已南迁，他只好辗转到长沙临时大学报到，这样他就不再仅仅是北大的教授，而成了三校共同的教授。此后到1939年1月，燕卜逊开设当代英诗、英国文学等课程，穆旦、王佐良、赵瑞蕻等一批青年诗人成为他的学生。作为当行的现代诗人，燕卜逊带来了英国“奥登一代”的最新诗风。1938年奥登和衣修伍德的中国行及随后（1939）出版的《战地行纪》一书更把奥登的影响扩展到深广的层面。书中奥登的二十七首《战时》十四行诗展现了其“用现代的技巧写现代内容”的高超诗艺，被誉为“30年代奥登诗歌中最深刻、最有创新的篇章，也许是30年代最伟大的英语诗篇”。[13]王佐良说：“当时在昆明有几个中国青年诗人，如穆旦和杜运燮，呼吸着同样的战争的气氛，实践着同样的诗歌革新，完全为奥登所倾倒了，以至于学他译他，有的人一直保持着这种感情，一直保持到今天。”[14]事实上，穆旦遗稿《英国现代诗选》所选的诗人就以奥登一代为主，再加艾略特和叶芝。白英（1911-1983）则是另一位对西南联大青年诗人产生影响的英国诗人。白英1941年到中国，1943年到昆明，被聘为西南联大教授，教授“英国诗史”“现代英诗”等课程，直到1946年离开中国。在联大期间，白英组织编译了《当代中国诗选》《白驹集：古今中国诗选》，闻一多、冯至、卞之琳、浦江清、俞铭传、袁可嘉等都曾参与其事。闻一多编选《现代诗抄》也与白英的工作有关。 最后，新诗自身也在抗战期间完成了世代的更替。到1940年代，新的一代诗人就在抗战的烽烟中成长起来。以穆旦为中心的“中国新诗派”（80年代复出后，因为一本《九叶集》被阴差阳错地称为“九叶派”）在战后脱颖而出，就是基于这一背景。“九叶派”的“九叶”是指穆旦、杜运燮、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郑敏、袁可嘉、杭约赫九位诗人。辛笛是战前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生，穆旦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杜运燮、郑敏、袁可嘉都是联大出身，清华、联大背景的诗人占了大半。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还被人称为“联大四星”[15]。另外，陈敬容与清华也渊源颇深。她的第一首诗《幻灭》由曹葆华介绍，发表在1932年《清华周刊》第38卷第4期上。1935年，陈敬容应曹葆华之邀到北平，在清华、北大旁听，而进入北平的文学圈子。上述诸人之外，清华、联大背景的王佐良、俞铭传、罗寄一、马逢华、何达，杨周翰、赵瑞蕻、汪曾祺、周定一、林蒲、玲君等也是这一代中重要的诗人。可以说，清华、联大的诗人再次成为1940年代新诗坛的主力。
联大这批诗人的一个特点是多数是外文系出身，特别受到西方现代诗歌的影响。辛笛、穆旦、王佐良、杨周翰、杜运燮、袁可嘉都是外文系出身，前四位后来都有留学英美的经历，郑敏虽然出身联大哲学系，后来也曾留学美国。清华早期的诗人闻一多、朱湘、孙大雨、梁实秋也都曾留学美国，同样深受英语诗歌影响，但他们接受的主要是英美浪漫主义诗歌传统，而年轻一代诗人更多的是接受英美现代诗特别是艾略特、奥登一代的诗风，表现出显著的代际差别。由于这个背景，这些诗人在创作之余，几乎都从事诗歌和诗论的翻译，译诗也成为这批诗人对新诗的重要贡献。罗念生、穆旦、杜运燮、王佐良、袁可嘉、郑敏、巫宁坤、赵瑞蕻的译诗在不同时期对新诗的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尤以穆旦、王佐良、袁可嘉的贡献最为突出。
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集中培养那么多出色的诗人和诗歌批评家，也与其在战时的特殊地位有关。联大集合了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的精英，师资力量雄厚，诗歌方面不但“云集了整个中国新诗各阶段的主要大诗人”[16]，如朱自清、闻一多、冯至、卞之琳、李广田、陈梦家、孙毓棠等，还有燕卜逊、白英这样的外籍诗人和学者，形成了浓厚的诗歌氛围。联大较为自由的学术气氛，也为师生间的诗歌交流和竞争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其中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这些社团往往都有诗坛名家担任指导教师，师生间交往密切。西南联大与新诗创作关系比较密切的社团即有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南荒文艺社、冬青文艺社、布谷文艺社、文聚社、耕耘文艺社、文艺社、新诗社。
旧巢来新燕
——1946年复员以后清华诗脉的延续与更新
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自复员。在联大任教的诗人、作家中，闻一多复员前在昆明殉难，未及北返;其余诸人各自择校复员：沈从文、冯至到北京大学;卞之琳到南开大学，并于次年赴牛津做研究员;朱自清、孙毓棠到清华，朱在中文系，孙在历史系;陈梦家1947年从美国回来后也继续在清华中文系任教;李广田先在南开任教，1947年5月应朱自清之邀转到清华中文系，并于朱自清去世（1948年8月）后担任清华中文系主任。联大时期活跃的学生诗人，林蒲、周定一、王佐良、赵瑞蕻、穆旦、罗寄一、杜运燮、郑敏、袁可嘉、俞铭传、马逢华等，复员前都已离校。何达继续在清华大学求学，并于1948年毕业。林徽因、钱锺书1949年分别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外文系。杨周翰则在1950年留英归来，成为清华外文系教师。从复员到1952年院系调整前，清华依然拥有朱自清、陈梦家、孙毓棠、杨周翰、林徽因、李广田等众多诗人，在联大三校中留住了最多的诗人。
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文、理、法、工、医五大学院只保留工学院，成为单一的工科大学，文学院撤销。这次院系调整导致此后数十年清华文脉和诗脉的中断。1952年以后到1980年代中期，清华再未能给诗坛贡献一个重要诗人。边国政是这个时期从清华园走出的最有影响的诗人。1964年考入水利系，1970年毕业。1965年以《清华园之夜》展露诗歌才华，新时期以后出版诗集《爱的和弦》《三角帆》《青春雕像》等多部诗集，《对一座大山的询问》获首届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奖。
1977年恢复高考。198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复建，1985年中文系复建，同年成立思想文化研究所，历史系、哲学系等文科院系也陆续复建。清华人文学科的重建，为校园诗歌创作提供了更好的依托。1986年7月诗人刘晓峰从吉林大学毕业，入职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其后在清华大学开设了“诗歌写作与欣赏”课程，一批诗歌人才从刘老师的课堂脱颖而出。刘晓峰老师还多次邀请西川、阿吾、邹静之、俞心焦等诗人来清华和同学交流。1988年12月清华大学举办了首届首都高校诗歌朗诵会，并有评奖环节，谢冕、蓝棣之、西川、骆一禾、海子、阿吾、老木等担任评委，北大诗人西塞获一等奖。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在京高校联合朗诵会，清华同学参与的热情很高。1994年著名诗歌评论家、学者蓝棣之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清华大学的诗歌氛围更加活跃。蓝棣之教授在清华开设的诗歌课程包括“现当代诗歌：诗潮、流派与群落”“中国现代诗学”“现代诗与现代人生”等。
1979年清华文学社恢复，1985年3月下旬到5月中旬，文学社在大礼堂南草坪举办“四月诗会”活动，后来出版了《清华文学》的诗歌专辑《四月》。专辑收录的诗人被称为“四月诗群”。1980年代中期，清华文学社兴盛时期社员多达百人。曾担任社长的古丽蓉回忆1980年代的清华园，“当时感觉是全校上下，满是文艺创作细胞。宿舍楼道里，是每个班级或系里的墙报，上面各类诗歌文字山花烂漫”。[17]
清华80、100周年校庆时，分别出过两种清华诗歌选集。1991年曹自学编辑了《清华学生诗集》（1977-1997），以清华文学社名义刊印，刘达校长作序，收1977级到1987级作者55家，诗作132首。2011年王伯雄、曹自学编辑了《清华百年诗集》，分旧体诗卷和新诗卷，王、曹分别担任旧体诗卷、新诗卷主编，何美英作序，收1912级到2019级清华诗人作品，其中1977-2019级作者98家、诗作191首，2011年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此外，黄祖民、冰马编选过《SJM大学校园诗歌系列·清华大学卷·最后的雨季》，收1980-1990年间33位清华诗人诗作150余首，1991年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姜涛编过《高校文学经典读本丛书·清华大學卷·在冲撞中栖身》，2000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收1980-2000年清华学生创作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作品，从作者队伍和文本质量来看，诗歌也是主体。 1980年代活跃于清华诗苑的王玮曾经将新时期头十年的清华校园诗歌分为伤痕期和朦胧期两个时期。伤痕期较有影响的诗作有东海（ 贾海东） 的组诗《心伤》和丹新的长诗《写在时代的信笺上》。以1980年朦胧诗论证为起点，这个时期活跃在清华园的诗歌写作者包括孙路、古丽蓉、李毅、孔元、张红、王云、栗宏刚、李军、齐大峰、钱中华、卞海洋、熊山卉、李兴堤等。他们以朦胧的意象和清新的笔致写出了一代人的迷惘、求索和渐趋成熟的过程。[18]
姜涛在《隐匿的谱系》中总结了清華文学的特殊氛围和由此决定的抒情品质，文章认为新时期清华文学早期的抒情单纯、流利，带有唯美情调;1980年代中期以后转向重大主题，有“大诗”气象;之后趋于平易、柔韧，在沉实有力中显出深邃、开阔。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清华校园诗歌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诗人海子的裹挟，姜涛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诗人，同时他也是这一群校园诗人的领袖和各种活动的组织者。1990年代末以后，姜涛更以诗人和批评家的双重身份成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19]
1993年至2019年，清华持续出现一批有才华的诗人：阿沛、多格、乃晟、唐城、袁媛、兰荪、萧河、扎西、崔柏、陈瞰、徐钺、李长远、马骥文、曲晓楠、王家铭等，维持了清华诗歌血脉的不坠。相信随着清华文科的不断发展，“更人文”校园环境的形成，清华诗歌也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可望在不久的将来重现清华诗歌的辉煌传统。
（本文的写作参考了张玲霞、王玮、姜涛等的先行研究成果，特此鸣谢！）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
（标题书法：刘小晴）
责任编辑 崖丽娟 姚亚茜
注释：
[1]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版，第193-194页。
[2] 梁实秋：《清华学生生活与文学》，《梁实秋文集》（第6卷）福州：鹭江出版社，2002版，第186-187页。
[3] 闻一多：《敬告落伍的诗家》，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闻一多论新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4] 国史：《敬告时髦诗家》，《清华周刊》，1921年第5卷第20期，第 18页。
[5] 闻一多：《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闻一多论新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6] 张玲霞：《清华校园文化与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第167页。
[7]、[8] 蓝棣之：《新月派诗选·前言》，《新月派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8页，第5页。
[9] 徐志摩：《诗刊弁言》，《晨报副镌·诗镌》，1926年4月1日。
[10]、 [11] 徐志摩：《诗刊放假》，《晨报副镌·诗镌》，1926年6月10日。
[12] 梁实秋：《文学的纪律》，《梁实秋文集》（第1卷），福州：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143页。
[13] 马鸣谦：《导读二：关于奥登〈战争时期〉十四行组诗》，奥登、衣修伍德《战地行纪》，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14] 王佐良：《英国诗史》，南京：译林出版社，1993年，第456页。
[15] 沈用大：《中国新诗史（1918-1949）》，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23页。
[16] 郑敏：《遮蔽与差异——答王伟明先生十二问》，《郑敏文集》（文论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88页。
[17] 古丽蓉：《感恩清华文学》，《博览群书》，2017年第6期，第39页。
[18] 王玮：《新时期十年清华学生文学一瞥》，《诗探索·理论卷》，2016年第2辑，第89-94页。
[19] 姜涛：《隐匿的谱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