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和“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背景下，西北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技术技能人才供给、社会培训和技术转移等方面仍面临现实阻隔，影响了其精准服务区域发展的能力、质量和效益。因此，西北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要找准抓手，不断探索寻求突破之策，彰显技术技能人才服务区域的特殊优势，切实提高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质量，重视应用技术研发及推广，从而提升其精准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关键词：职业教育;精准服务;民族地区;区域发展;西北民族地区
作者简介：马君，男，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薛寒，女，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19）09-0001-09
随着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和“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的深入实施，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不仅关系到民族地区的繁荣与稳定，而且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幅员辽阔的西北民族地区聚集着包括汉、回、维吾尔、哈萨克、塔吉克、柯尔柯孜、藏、土、达斡尔和蒙等 50 多个民族，现有2个民族自治区，13个民族自治州，20个民族自治县（旗）。[1]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在全国各地区属于最高水平。2012年，我国确定了592个国家级扶贫重点县， 西北民族地区占155个， 占比近三分之一。[2]实践和研究都表明，这些地区发展落后的根本原因之一是教育的落后。因此，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重视职业教育是民族地区摆脱贫困、振兴经济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为此，西北民族地区应紧抓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红利，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社会服务“分布广、扎根深、见效快、后续力长”的精准优势。然而，西北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能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尤其在人才服务、培训服务、技术服务和文化服务等方面能力存在明显不足，本文试图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探索应对之策，以服务西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一、职业教育精准服务的现实考量
“服务”（social service），即 “社会服务”，这一概念由蒂特马斯（1951）第一次提出。广义的服务指以提供劳务的形式来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活动，如义务教育、就业培训、医疗、养老和卫生服务等，又包括针对困难人士和弱势群体的保障性服务，是具有发展性和保障性双重属性的社会活动。狭义的服务指直接为改善社会成员生活质量、发展社会成员生活福利而提供的服务，从服务的类型和范围上讲，即包括对全体成员的基本公共服务。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化拓展网格化管理，要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这为社会治理精细化背景下的社会服务指明了道路，提出了精准服务的改革思路。“精准服务”是指服务供给模式的创新和转变，即由过去粗放型、指令式的服务模式转向集约型、精细化的社区服务模式，在履行其社会服务职能，将社会服务的功能定位精准化，针对特定地区、特定对象和特定内容因地制宜地开展社会服务活动。[3]一直以来，西北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与当地社会成员的生活、生计以及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密切联系，具有对己谋生和对群服务的两层含义。新时代背景下，加强和创新社会服务工作所面临的更高标准和更严要求，西北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以精准化为取向推进其社会服务供给方式的创新具有深刻的现实依据。
（一）基于对国家职业教育政策的解读与践行
国家职业教育政策是以权威形式标准化地规定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职业教育的目标、任务、遵循的行动原则、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等，不仅具有可操作性，也具有实施的强制性和权威性。近年来，国家颁布一系列政策，充分肯定了职业教育精准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2005年，《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了职业教育“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辦学方针，促进职业教育教学与生产实践、技术推广、社会服务紧密结合。2005年，《关于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充分认识职业教育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始终坚持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宗旨”。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职业教育在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以及解决“三农问题”中的重要作用。2017年，《技工教育“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构建社会服务功能更加健全的现代技工教育体系”。国家尤为重视民族地区、农村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强调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和扶贫功能。2014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充分肯定了职业教育服务当地特色优势产业、传承民族文化和民族工艺、提供公共服务和帮助贫困家庭脱贫致富的能力。2018年，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印发的《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强调，要充分发挥职业教育脱贫攻坚的作用，通过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实现家庭脱贫，提高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国家颁布的这一系列政策文件充分肯定了职业教育服务民族地区的发展价值，提出了职业教育精准服务民族地区的诸多可操作性建议，为西北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精准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二）基于对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的分析
20世纪50年代，苏联民族学研究者托尔斯托夫、列文和切博克萨罗夫等人提出“经济文化类型”这一概念。[4] 20世纪50年代，林耀华等学者运用经济文化类型理论进行本土化研究，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总结，界定“经济文化类型”的内涵为“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之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 [5]我国西北民族地区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多元的民族文化表现成为多样的经济文化类型，例如：哈萨克族生活区为典型的盆地草原游牧型;藏族生活区为典型的高山草场畜牧型;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和部分裕固族和锡伯族生活区属于绿洲耕牧型;部分回族、维吾尔族、满族及蒙古族生活区属平原集约农耕型。[6]西北民族地区复杂的经济文化类型，决定了这一地区加强职业教育的必然性和紧迫性。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具有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社会服务特点，其生产性特征、大众教育倾向、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价值导向以及在“投入——产出”方面的性价比优势[7]，更加适用于西北民族地区现阶段的发展特点，更利于增强西北民族地区的“造血功能”，这些功能与优势赋予了职业教育精准服务西北民族地区的实践价值与时代使命。 二、西北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精准服务的现实困厄
职业院校开展精准化的社会服务活动基于“社会需要什么”和“我能提供什么”两个关键点：一是要以职业院校可提供的资源为前提，二是要满足双方互利的需求。基于此，西北民族地区职业院校精准服务的实施途径应该包括四个模块：（1）为行业、企业系统地、持续地培养人才，体现职业教育的主体价值;（2）根据西北民族地区发展特色开展各类技术技能培训，充分利用职业教育资源;（3）不断开发和推广新技术，以自身优势技术资源开展交流、服务，达成资源共享;（4）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统民族技艺。因此，本研究以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下辖的自治州、自治县或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区为主要研究对象，就其技术技能人才供给、社会培训服务、技术服务和文化服务等方面，对其职业教育社会服务能力现状进行 “临床诊断式”分析。
（一）技术技能人才供给服务当地产业发展能力弱
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与供给能力是职业教育为西北民族地区提供精准服务的主体部分。但是，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西北民族地区还存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与供给与当地产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具体表现在当地职业院校的专业结构与区域产业结构衔接不紧密，师资数量和质量不能很好地满足区域发展需求两个方面。
1.专业结构与当地特色产业发展衔接不紧密。据统计，2012至2016 年，西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省（ 区） 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比分别下降了2.86%和16.39%，第三产业占比上升了19.25%，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型， 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三产业拉动，第一产业发展相对落后，农业仍然占有较大比例。具体来看，2012至2016五年间，甘肃省两个民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第一产业占比由 21.46% 下降至18.46%，第二产业占比由29.07%下降至18.62%，第三产业占比由49.47% 上升至62.89% ，呈现“三二一”产业结构。同样，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一直呈现“三二一”的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占比由37.25%上升至45.12%，第二产业占比由45.50%下降至37.80%，第一产业占比基本维持不变由17.25%浮动至17.10% 。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省一直保持“二三一”的产业结构。宁夏第二产业占比由51.83%下降至46.98%，第三产业占比由39.27%上升至45.41%，第一产业占比由8.9%下降至7.6% 。青海省第二产业占比由50.49% 下降至48.58% ，第三产业占比由41.38%下降至42.82% ，第一产业占比由8.1% 上升至8.6% 。通过对西北民族地区职业院校专业设置情况进行统计分析，部分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缺乏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产业发展需要的调研，一味追求“热门”专业、“时髦”专业，专业体系杂乱，导致专业结构与区域产业结构匹配度不高。[8]以西北民族地区的高职院校为例，青海、宁夏、甘肃和新疆四省（ 区）内的高职院校开设了200多个专业，覆盖了《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 年）》[9]中的 19 个专业大类，其第二产业的专业开设率较高，对于西北民族地区急缺的第三产业的专业开设不足，其中，仅有3所高职院校开设医疗卫生专业，仅2所高职院校开设环保类专业，可见其专业设置缺乏整体谋划。
2.师资数量和质量不能很好地满足区域发展需求。教师的素质对于人才培养的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据调查，西北民族地区职业院校专业课教师，特别是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短缺，从而影响了学校社会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主要表现在：（1）职业教育师资紧缺问题凸显。近年来，西北民族地区的各级职业教育教师出现较大缺口， 生师比连年居高不下。高职教师紧缺问题尤为突出，甘宁青新民族地区共有高职学校66所，四省区平均生师比均高于国家规定的1∶12.5，以新疆和青海为例，其高职生师比分别为16.2∶1和16∶1。（2）中职师资也面临巨大缺口。青海、新疆、甘肃和宁夏四省（区）共有中等职业学校434所，其中，甘肃省有209所（民族地区有24所），青海省有39所，宁夏有29所，新疆有172所。2012年至2017年间，西北四省（区）中职生师比连续五年远远超过国家规定的1∶12.5。以2017年为例，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的生师比分别为14.06 ∶1、30∶1、29∶1和22.39∶1。[10]由此可見，西北民族地区的师资数量短缺，不利其更好地发挥社会服务职能。另外，职业教育师资质量有待提升，集中表现在教师学历、职称结构的不合理以及缺少统一的“双师型”教师衡量标准等方面。首先，职业院校教师的学历层次偏低，教育部规定高职具备硕士及其以上学历的教师比重是35%[11]，但是，对西北民族地区七所综合实力较强的高职院校进行调查发现，其硕士及其以上学历的教师比重分别为20.2%、10.2%、14.5%、15.3%、26.5%、34.4%、21.6%，均未达到教育部标准。中职教师学历层次低的问题更加突出，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具有硕士学历以上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6.75%;本科学历教师约占83.4%。[12]但是，西北民族地区的一些中职学校远远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甘肃临夏市某中等职业学校为例，该学校是全州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共有教职工116人，其中具有本科学历的教师仅48人，研究生学历及以上的教师为零。其次，职业院校教师的职称结构不合理。根据国家优秀高职院校水平评估指标规定，高级职称需占全体教师的30%[13]，但抽样的七所西北高职院校仅有一所满足此必要条件。而中职师资职称结构的畸形问题更加严重，例如：临夏市某中职高级职称的教师占比仅19%;新疆某中职共有教职工229人，其高级教师仅61人，占比为26%。此外，“双师型”教师的质量也有待提升。虽然西北民族地区职业学校的“双师型”师资队伍不断壮大，但是，经调查发现，“双师型”教师的教师资格认定标准仍有待完善，尤其是面向农牧业的“双师型”教师标准更是没有任何规定，更没有详细、具体的指标体系鉴定“双师型”教师应该具备的具体素养。 （二）社会培训服务基础薄弱且动力不足
社会培训服务是职业教育精准服务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职能，具有保障少数民族民众受教育权和就业权、提高职业素养实现个人价值的本体意义，也发挥着传递少数民族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转变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就地城镇化等工具性价值。但是，目前西北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社会培训服务还存在培训规模小、经费投入不足以及培训服务制度保障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导致培训服务质量不佳、效率低下等问题，致使职业教育的服务精准度发生偏移。
1.培训规模较小难以满足区域发展的需要。据调查，西北民族地区待就业、待输转的劳动力规模十分庞大，但是，当地职业学校的年均培训规模无法满足这一需求。以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临夏州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且产业发展滞后，社会就业门路狭窄，50多万剩余劳动力因缺乏技能，难以实现稳定输转就业。根据2017年数据统计，2017年底，全州剩余贫困人口26.05万人、贫困发生率14.82%。全州约4.4万人次需要开展实用技术和技能培训，所需培训规模十分庞大。但是，2017年，临夏州依托当地职业学校，开展帮扶培训仅5 537人。以临夏州某高职为例，作为临夏唯一一所高职，该学校2017年仅培训技术工人712人、技能鉴定培训213人以及为62名农民创业培训跟踪服务工作。另以宁夏某中职学校为例，作为国家重点中职学校，面向交通行业开展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2016年为1 422人次，2017年为1 864人次，面对宁夏回族自治区技能型人才的巨大缺口，培训规模仍然无法满足本地区发展的需要。
2.培训服务政策和法律保障不健全。职业培训涉及到人设部门、教育部门和扶贫办等多个部门的资源整合和分工协作，需要制定完善的法律和政策加以规约和保障。然而，目前关于职业培训的法律法规只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教师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综合性法律以及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如《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职业培训促进就业的意见》，等等。这些法律法规仅仅在宏观上进行了规定，实施细则并没有提及。除此之外，西北民族地区颁布了一些关于职业培训的地方性法规规章，例如，新疆《关于实施劳动预备制度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意见》、宁夏《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精准脱贫职业技能培训意见的通知》，等等，这些均存在着缺乏针对性指导、相关激励政策实施困难等一系列问题，造成民族地区职业培训“多头管理”、培训资源重复浪费等现象。
（三）技术服务不受重视且尚未充分开发
2011年，教育部下发的《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将职业院校的技术服务职能放在了显著位置。要求职业院校应发挥自身在技术研发上的综合优势和潜力，解决地方生产生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但是，西北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在履行技术服务职能过程中，普遍存在技术服务意识淡薄、技术开发的区域性特色不够显著等问题。
1.技术服务的意识比较淡薄。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职业院校普遍存在“社会服务”即“人才供给”的思想，忽略了自身可运用现代科技知识、现代技术和分析研究方法等向社会提供智力服务的重要职能。但是，与西北民族地区中小型企业亟需职业院校为其提供生产方面技术指导的呼唤相对的是，职业院校的技术服务职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在2018年的《青海省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中，并没有将“技术研发”“技术推广”或“技术服务”等作为衡量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指标;另外，截至2017年，新疆仅有三所职业院校建立了技术服务中心或技术服务基地，绝大多数职业院校未开发技术服务职能。
2.技术开发的区域性特色不夠显著。西北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较为复杂，有盆地草原游牧型、高山草场畜牧型、绿洲耕牧型、平原集约农耕型等，不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特点决定了职业院校技术研发的服务面向，才能发挥具有区域特点和民族特色的技术研发优势。但是，通过实地调查发现，一部分职业院校无法立足于地方经济文化特点，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或行业特色，有针对性地进行技术研发。例如：新疆某工程性职业院校并没有放眼新疆对机械、矿山、电气信息工程等行业的大力发展，有前瞻性和针对性地加大相关技术的研发;青海某医专面向农牧区医疗卫生条件差和医疗卫生服务不足的现实，没有充分利用藏医学和蒙医学等民族医学知识开展更具针对性的医学技术研发。
（四）文化服务实力单薄且效果不显著
西北民族地区各民族形成过程中长久的“选择”与“构建”，形成了丰富多样的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提供精准的文化服务，是指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除了具有职业教育的一般属性之外，还具有自身独特属性，即民族性，承担着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民族传统技艺并将其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时代使命。然而，受“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西北民族地区的部分职业学校认为，民族传统文化是落后且无用的，在实际办学过程中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实力单薄、能力不足，效果不够显著。
1.职业学校开设的民族传统文化相关专业成为“冷门专业”。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西北民族地区的职业学校专业设置涵盖范围相对广泛，基于当地民族文化特色和经济发展需要开设了藏医学、“清真”食品加工、民族舞蹈、回族茶艺和唐卡艺术等民族传统文化类专业，彰显了民族文化特色。然而，受功利化思想影响，当地的学生更倾向于学习计算机技术、会计、机电一体化技术等就业前景好的热门专业，认为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技艺的学习不能获得体面的收入。职业学校基于当地民族特色开设的民族传统文化相关专业，如临夏市某中职开设的葫芦雕刻、彩陶、砖雕等民族工艺专业等，实际招生量远远不如学前教育、电子技术应用、汽车应用与维修等现代文化与技术类专业。
2.民族传统文化相关专业的专业标准尚未明确。专业标准的确立需要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专业发展的理念，在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确定该专业学生就业、发展和迁移等岗位的职业发展路径，构建该专业职业能力标准框架，从而设计课程安排和教学标准等等。[14]因此，专业标准的制定是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西北民族地区职业学校的民族传统文化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标准普遍存在目标宽泛、无统一规格等问题。在新修订的《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中，新增设了8个关于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技艺类的专业，但是，目前相关的专业标准并未出台。据调查发现，西北民族地区部分职业学校开设的民族传统文化类专业并没有及时制定相应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致使此类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良莠不齐，无法满足民族文化传承的需要，尤其是专业教师的匮乏，影响了民族传统文化教学效果，致使学生和家长对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技艺类专业持观望态度或消极态度。 三、西北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精准服务的实现路径
西北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应紧抓乡村振兴和“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重大发展机遇，积极回应地区经济文化类型变迁和发展的新诉求，着力建设机会公平、质量卓越的职业教育精准服务体系。
（一）彰显人才供给区域性特点——提高精准服务针对性
职业教育因其区域性而有了特别的价值，所以归根结底，职业教育是否行之有效地为民族地区服务，关键在于其人才培养是否彰显区域性特点。
1.调整专业布局对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民族地区职业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的目标定位应紧密依托民族地区优势和对接地方产业需求，应与当地产业结构“同频共振”，加强对接民族特色产业、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业建设，切实有效为西北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8]按照专业大类打造品牌专业和特色专业，不贪大求全，集中力量重点建设好1—2个专业大类，实现差异化发展。例如，可结合民族地区的特色资源，打造一批竞争优势要素明显的名牌专业，如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职业院校可重点打造藏医学专业，宁夏回族自治区可重点发展枸杞栽培与加工专业等。[15]总之，民族地区职业学校与当地的经济文化类型相匹配，不断调适专业，适应产业结构变化，以特色谋发展，以品牌取突破，才能实现服务能力的提升。
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关键。立足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特别是面向西北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有专业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双语双师型”教师。面向特色产业，完善“双语双师型”教师的培训制度。西北民族地区以农牧业为主，其职业教育对师资的要求更高。教师既要掌握专业知识和实操技能，又要具备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为少数民族民众准确无误地传达实用技能。例如，新疆某职业院校聘请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专家为职教师资提供施肥、树体管理、病虫害防治、壮果等关于果树种植的技能培训，职校教师将这些实用知识通过少数民族语言讲解给不懂汉语的少数民族民众。
（二）提升职业培训服务质量——提升精准服务有效性
开发西北民族地区人力资源，为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提供适宜的职业培训，既具有经济上的意义，更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16]当今，在“一带一路”及西部大开发国家战略背景下，西北民族地区经济要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要下大力气开发人力资源，积累足够支撑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全国有近3/4以上少数民族集中在西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对于这样一类群体，除了为其提供系统的学校教育，帮助其脱离贫困、掌握就业技能的最适宜的方法就是为他们提供合适的职业技能培训。
1.加强职业培训宣传工作。大力营造崇尚劳动、尊重技能、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和氛围。新闻媒体要大力宣传职业培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宣传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贡献，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影响力和吸引力，引导少数民族学生、家长转变就业观念，树立行行出状元的理念。
2.落实职业教育培训职责。一方面，明确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发展职业教育的责任。教育行政部门牵头，发改、财政、人社、扶贫和工信等部门分工负责，共同做好现代职业教育规划编制、综合协调和宏观管理工作，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大力支持职业培训工作，避免职业培训“多头管理”问题以及对培训资源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整合职业教育培训资源。各县市由政府牵头，整合各民族自治区（州）、自治县的各类公办培训机构的培训资源，由当地中等职业学校或县级职教中心作为培训实施主体，承担各类培训任务，把“两后生”和新型职业农牧民作为技能培训的重中之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展精准培训。
3.完善经费投入机制。一方面，将职业培训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加大对职业培训的投入力度。各自治区（州）和自治县市保证财政将职业院校的基础设施、实训基地建设、教师培训等经费列入预算予以保障。另一方面，全面落实职业培训资助政策。完善面向“两后生”、新型农民、农村转移劳动力、失业人员等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资助补贴政策，充分调动贫困家庭劳动力和新成长劳动力参与培训的积极性，提高就业技能和增收能力。
（三）重视技术服务——拓宽精准服务路径
技术服务作为职业学校社会服务的重要职能之一，不仅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基础，对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解决西北民族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职业学校要积极开展技术研究及推广，为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服务。
1.树立正确的技术服务观念。由单纯重视技术技能人才输出向技术服务和人才输出并重转变，由单纯重视项目申报向重视项目成果推广转变。坚持技术研发工作与人才培养相结合、与生产力提升相结合的原则[17]，充分发挥职业学校技术服务对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2.突出职业学校技术研发的区域特色。区域经济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职业学校技术研发的服务面向，只有立足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才能发挥具有区域特点的科研优势和特色。因此，职业学校要立足于当地的经济文化类型，利用地缘优势和资源优势，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重点支持区域特色研究领域。例如，宁夏葡萄酒与防沙治沙职业技术学院坐落于葡萄种植“黄金地带”宁夏贺兰山东麓，该学校应立足于区域发展特色，重视葡萄与葡萄酒技术相关专业的技术研发，将技术研究成果積极推广，以其优势研究成果直接参与社会生产要素的配置，发展当地经济产业。
3.强化产学研合作促进科研成果转化。要充分发挥区域政府主导作用，以职业学校的人才优势、企业的厂房设备、科研单位的高新技术为基础，成立“技术研发中心”或“校技术推广站”等机构联合开发和推广新技术和新产品[18]，并以此为导向进行广泛的产学研合作教育，充分发挥职业院校精准服务的功能。
（四）创新文化服务——深化精准服务内涵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脉，也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体现。2013年，教育部、文化部、国家民委遴选了首批100个全国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专业点，随后下发的《关于推进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工作的意见》，对职业院校传承和创新民族传统文化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当下，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工作要力戒片面追求效率的短期行为，坚持文化事业繁荣与经济发展并行不悖的宗旨，在培养少数民族民众技术技能的同时，肩负起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使命。只有这样，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工作才能融入民族地区人民的灵魂和血液中，升华文化价值，加强民族认同，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的物质和精神双重需求。因此，为应对传承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的诸多挑战，西北民族地区的民族院校应做出积极回应并付诸实践，努力使其成为“传播民族知识的教学中心、研究民族文化的学术中心、保护民族文化的资源中心、传承民族技艺的实践中心、孵化民族文化人才的培育中心、强化民族团结与公民教育的中心”。[19]
1.促进专业设置调整和优化。西北民族地区的职业院校应紧密结合区域民族特色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需求，优化专业结构和布局，加强开发与开设民族文化类专业和课程，如民族历史、民族语言、民族艺术、民族古籍和民族医学等。
2.引进掌握民族传统文化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师。鼓励少数民族技艺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参与职业教育教学。根据职业院校专业建设和发展需求，聘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担任职业院校兼职教师、专业带头人、学校顾问、名誉院校长等。
3.依托当地文化资源和物质资本，搭建学习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实训基地。实训基地的搭建是深化产教融合、育训结合、促进民族文化传承的关键。职业学校可以与当地企业形成联合办学模式，将当地的作坊、工厂等作为职业学校的实训基地，兼具生产和育人的双重职能。例如：甘南藏药生产企业和藏医院可作为藏医药专业学生的实训基地;藏毯编织作坊可作为民族工艺专业学生的实训基地。[20]通过传承与创新民族文化，西北民族地区的职业院校不仅可以打破办学同质化的局面，彰显办学特色和水平，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增强其服务民族特色产业的能力，从而实现精准化服务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凤凰网. 将少数民族自治县全部纳入西部大开发战略[EB/OL]. [2018-03-14].http：//news.ifeng.com/a/20180314/56714959_0.shtml.
[2] 国家统计局.扶贫开发成就举世瞩目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五[EB/OL].[2018-09-03].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ggkf40n/201809/t20180903_1620407.html.
[3] 张贵群.社区服务精准化的实践困境与实现机制[J/OL].[2018 -12-18].https：//doi.org/10.16501/j.cnki.50-1019/d.2018.06.017.
[4] 尼·切博克萨罗夫伊· 切博克萨罗娃.民族、种族、文化[M].赵俊智，金天明，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207.
[5] 林耀华.民族学通论[C].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88-96.
[6] 王文利.近代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形成因素分析[J].晋中学院学报，2013，30（5）：64-68.
[7] 许锋华，徐洁，刘军豪.连片特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制及实现保障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7（6）：151-157.
[8] 马君.民族地区高职院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的思考[J].职教通讯，2018（5）：18-23.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年）[EB/OL].[2017-05-10].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moe_953/201511/t20151105_217877.html.
[10] 赵静. 北京青海签署进一步加强教育交流合作备忘录[N]. 青海日报，2009-11-13（1）.
[11] 李晓飞. 西部欠发达地区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3.
[12] 刘大军，陈琼珊，杨丽花，等.近5年中职教师队伍建设问题研究述评[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7）：74-81.
[13] 莫逆.甘肃省新升格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现状及对策——以庆阳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陇东学院学报，2017，28（5）：100-102.
[14] 姜乐军.“政产学研用”生态圈下现代学徒制治理结构的构建[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36）：90-96，120.
[15] 刘晓敏.“十三五”时期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发展：现实考量与对策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2015，36（27）：15-19.
[16] 袁泽民，李兴刚.西北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民族教育[J].特区经济，2008（2）：199-201.
[17] 周婧. 高职院校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现状与对策研究[D].南昌：江西农业大学，2013.
[18] 吴少锋. 高职院校服务地方經济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 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6.
[19] 马君，李韶华.服务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美国部落学院与大学的使命及其启示[J].职业技术教育，2015，36（1）：64-69.
[20] 姚爱国.甘肃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J].甘肃高师学报，2015，20（1）：123-127.
[责任编辑 曹 稳]
关键词：职业教育;精准服务;民族地区;区域发展;西北民族地区
作者简介：马君，男，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薛寒，女，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19）09-0001-09
随着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和“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的深入实施，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不仅关系到民族地区的繁荣与稳定，而且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幅员辽阔的西北民族地区聚集着包括汉、回、维吾尔、哈萨克、塔吉克、柯尔柯孜、藏、土、达斡尔和蒙等 50 多个民族，现有2个民族自治区，13个民族自治州，20个民族自治县（旗）。[1]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在全国各地区属于最高水平。2012年，我国确定了592个国家级扶贫重点县， 西北民族地区占155个， 占比近三分之一。[2]实践和研究都表明，这些地区发展落后的根本原因之一是教育的落后。因此，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重视职业教育是民族地区摆脱贫困、振兴经济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为此，西北民族地区应紧抓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红利，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社会服务“分布广、扎根深、见效快、后续力长”的精准优势。然而，西北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能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尤其在人才服务、培训服务、技术服务和文化服务等方面能力存在明显不足，本文试图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探索应对之策，以服务西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一、职业教育精准服务的现实考量
“服务”（social service），即 “社会服务”，这一概念由蒂特马斯（1951）第一次提出。广义的服务指以提供劳务的形式来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活动，如义务教育、就业培训、医疗、养老和卫生服务等，又包括针对困难人士和弱势群体的保障性服务，是具有发展性和保障性双重属性的社会活动。狭义的服务指直接为改善社会成员生活质量、发展社会成员生活福利而提供的服务，从服务的类型和范围上讲，即包括对全体成员的基本公共服务。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化拓展网格化管理，要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这为社会治理精细化背景下的社会服务指明了道路，提出了精准服务的改革思路。“精准服务”是指服务供给模式的创新和转变，即由过去粗放型、指令式的服务模式转向集约型、精细化的社区服务模式，在履行其社会服务职能，将社会服务的功能定位精准化，针对特定地区、特定对象和特定内容因地制宜地开展社会服务活动。[3]一直以来，西北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与当地社会成员的生活、生计以及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密切联系，具有对己谋生和对群服务的两层含义。新时代背景下，加强和创新社会服务工作所面临的更高标准和更严要求，西北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以精准化为取向推进其社会服务供给方式的创新具有深刻的现实依据。
（一）基于对国家职业教育政策的解读与践行
国家职业教育政策是以权威形式标准化地规定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职业教育的目标、任务、遵循的行动原则、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等，不仅具有可操作性，也具有实施的强制性和权威性。近年来，国家颁布一系列政策，充分肯定了职业教育精准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2005年，《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了职业教育“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辦学方针，促进职业教育教学与生产实践、技术推广、社会服务紧密结合。2005年，《关于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充分认识职业教育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始终坚持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宗旨”。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职业教育在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以及解决“三农问题”中的重要作用。2017年，《技工教育“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构建社会服务功能更加健全的现代技工教育体系”。国家尤为重视民族地区、农村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强调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和扶贫功能。2014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充分肯定了职业教育服务当地特色优势产业、传承民族文化和民族工艺、提供公共服务和帮助贫困家庭脱贫致富的能力。2018年，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印发的《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强调，要充分发挥职业教育脱贫攻坚的作用，通过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实现家庭脱贫，提高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国家颁布的这一系列政策文件充分肯定了职业教育服务民族地区的发展价值，提出了职业教育精准服务民族地区的诸多可操作性建议，为西北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精准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二）基于对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的分析
20世纪50年代，苏联民族学研究者托尔斯托夫、列文和切博克萨罗夫等人提出“经济文化类型”这一概念。[4] 20世纪50年代，林耀华等学者运用经济文化类型理论进行本土化研究，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总结，界定“经济文化类型”的内涵为“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之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 [5]我国西北民族地区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多元的民族文化表现成为多样的经济文化类型，例如：哈萨克族生活区为典型的盆地草原游牧型;藏族生活区为典型的高山草场畜牧型;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和部分裕固族和锡伯族生活区属于绿洲耕牧型;部分回族、维吾尔族、满族及蒙古族生活区属平原集约农耕型。[6]西北民族地区复杂的经济文化类型，决定了这一地区加强职业教育的必然性和紧迫性。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具有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社会服务特点，其生产性特征、大众教育倾向、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价值导向以及在“投入——产出”方面的性价比优势[7]，更加适用于西北民族地区现阶段的发展特点，更利于增强西北民族地区的“造血功能”，这些功能与优势赋予了职业教育精准服务西北民族地区的实践价值与时代使命。 二、西北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精准服务的现实困厄
职业院校开展精准化的社会服务活动基于“社会需要什么”和“我能提供什么”两个关键点：一是要以职业院校可提供的资源为前提，二是要满足双方互利的需求。基于此，西北民族地区职业院校精准服务的实施途径应该包括四个模块：（1）为行业、企业系统地、持续地培养人才，体现职业教育的主体价值;（2）根据西北民族地区发展特色开展各类技术技能培训，充分利用职业教育资源;（3）不断开发和推广新技术，以自身优势技术资源开展交流、服务，达成资源共享;（4）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统民族技艺。因此，本研究以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下辖的自治州、自治县或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区为主要研究对象，就其技术技能人才供给、社会培训服务、技术服务和文化服务等方面，对其职业教育社会服务能力现状进行 “临床诊断式”分析。
（一）技术技能人才供给服务当地产业发展能力弱
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与供给能力是职业教育为西北民族地区提供精准服务的主体部分。但是，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西北民族地区还存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与供给与当地产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具体表现在当地职业院校的专业结构与区域产业结构衔接不紧密，师资数量和质量不能很好地满足区域发展需求两个方面。
1.专业结构与当地特色产业发展衔接不紧密。据统计，2012至2016 年，西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省（ 区） 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比分别下降了2.86%和16.39%，第三产业占比上升了19.25%，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型， 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三产业拉动，第一产业发展相对落后，农业仍然占有较大比例。具体来看，2012至2016五年间，甘肃省两个民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第一产业占比由 21.46% 下降至18.46%，第二产业占比由29.07%下降至18.62%，第三产业占比由49.47% 上升至62.89% ，呈现“三二一”产业结构。同样，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一直呈现“三二一”的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占比由37.25%上升至45.12%，第二产业占比由45.50%下降至37.80%，第一产业占比基本维持不变由17.25%浮动至17.10% 。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省一直保持“二三一”的产业结构。宁夏第二产业占比由51.83%下降至46.98%，第三产业占比由39.27%上升至45.41%，第一产业占比由8.9%下降至7.6% 。青海省第二产业占比由50.49% 下降至48.58% ，第三产业占比由41.38%下降至42.82% ，第一产业占比由8.1% 上升至8.6% 。通过对西北民族地区职业院校专业设置情况进行统计分析，部分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缺乏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产业发展需要的调研，一味追求“热门”专业、“时髦”专业，专业体系杂乱，导致专业结构与区域产业结构匹配度不高。[8]以西北民族地区的高职院校为例，青海、宁夏、甘肃和新疆四省（ 区）内的高职院校开设了200多个专业，覆盖了《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 年）》[9]中的 19 个专业大类，其第二产业的专业开设率较高，对于西北民族地区急缺的第三产业的专业开设不足，其中，仅有3所高职院校开设医疗卫生专业，仅2所高职院校开设环保类专业，可见其专业设置缺乏整体谋划。
2.师资数量和质量不能很好地满足区域发展需求。教师的素质对于人才培养的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据调查，西北民族地区职业院校专业课教师，特别是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短缺，从而影响了学校社会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主要表现在：（1）职业教育师资紧缺问题凸显。近年来，西北民族地区的各级职业教育教师出现较大缺口， 生师比连年居高不下。高职教师紧缺问题尤为突出，甘宁青新民族地区共有高职学校66所，四省区平均生师比均高于国家规定的1∶12.5，以新疆和青海为例，其高职生师比分别为16.2∶1和16∶1。（2）中职师资也面临巨大缺口。青海、新疆、甘肃和宁夏四省（区）共有中等职业学校434所，其中，甘肃省有209所（民族地区有24所），青海省有39所，宁夏有29所，新疆有172所。2012年至2017年间，西北四省（区）中职生师比连续五年远远超过国家规定的1∶12.5。以2017年为例，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的生师比分别为14.06 ∶1、30∶1、29∶1和22.39∶1。[10]由此可見，西北民族地区的师资数量短缺，不利其更好地发挥社会服务职能。另外，职业教育师资质量有待提升，集中表现在教师学历、职称结构的不合理以及缺少统一的“双师型”教师衡量标准等方面。首先，职业院校教师的学历层次偏低，教育部规定高职具备硕士及其以上学历的教师比重是35%[11]，但是，对西北民族地区七所综合实力较强的高职院校进行调查发现，其硕士及其以上学历的教师比重分别为20.2%、10.2%、14.5%、15.3%、26.5%、34.4%、21.6%，均未达到教育部标准。中职教师学历层次低的问题更加突出，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具有硕士学历以上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6.75%;本科学历教师约占83.4%。[12]但是，西北民族地区的一些中职学校远远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甘肃临夏市某中等职业学校为例，该学校是全州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共有教职工116人，其中具有本科学历的教师仅48人，研究生学历及以上的教师为零。其次，职业院校教师的职称结构不合理。根据国家优秀高职院校水平评估指标规定，高级职称需占全体教师的30%[13]，但抽样的七所西北高职院校仅有一所满足此必要条件。而中职师资职称结构的畸形问题更加严重，例如：临夏市某中职高级职称的教师占比仅19%;新疆某中职共有教职工229人，其高级教师仅61人，占比为26%。此外，“双师型”教师的质量也有待提升。虽然西北民族地区职业学校的“双师型”师资队伍不断壮大，但是，经调查发现，“双师型”教师的教师资格认定标准仍有待完善，尤其是面向农牧业的“双师型”教师标准更是没有任何规定，更没有详细、具体的指标体系鉴定“双师型”教师应该具备的具体素养。 （二）社会培训服务基础薄弱且动力不足
社会培训服务是职业教育精准服务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职能，具有保障少数民族民众受教育权和就业权、提高职业素养实现个人价值的本体意义，也发挥着传递少数民族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转变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就地城镇化等工具性价值。但是，目前西北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社会培训服务还存在培训规模小、经费投入不足以及培训服务制度保障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导致培训服务质量不佳、效率低下等问题，致使职业教育的服务精准度发生偏移。
1.培训规模较小难以满足区域发展的需要。据调查，西北民族地区待就业、待输转的劳动力规模十分庞大，但是，当地职业学校的年均培训规模无法满足这一需求。以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临夏州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且产业发展滞后，社会就业门路狭窄，50多万剩余劳动力因缺乏技能，难以实现稳定输转就业。根据2017年数据统计，2017年底，全州剩余贫困人口26.05万人、贫困发生率14.82%。全州约4.4万人次需要开展实用技术和技能培训，所需培训规模十分庞大。但是，2017年，临夏州依托当地职业学校，开展帮扶培训仅5 537人。以临夏州某高职为例，作为临夏唯一一所高职，该学校2017年仅培训技术工人712人、技能鉴定培训213人以及为62名农民创业培训跟踪服务工作。另以宁夏某中职学校为例，作为国家重点中职学校，面向交通行业开展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2016年为1 422人次，2017年为1 864人次，面对宁夏回族自治区技能型人才的巨大缺口，培训规模仍然无法满足本地区发展的需要。
2.培训服务政策和法律保障不健全。职业培训涉及到人设部门、教育部门和扶贫办等多个部门的资源整合和分工协作，需要制定完善的法律和政策加以规约和保障。然而，目前关于职业培训的法律法规只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教师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综合性法律以及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如《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职业培训促进就业的意见》，等等。这些法律法规仅仅在宏观上进行了规定，实施细则并没有提及。除此之外，西北民族地区颁布了一些关于职业培训的地方性法规规章，例如，新疆《关于实施劳动预备制度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意见》、宁夏《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精准脱贫职业技能培训意见的通知》，等等，这些均存在着缺乏针对性指导、相关激励政策实施困难等一系列问题，造成民族地区职业培训“多头管理”、培训资源重复浪费等现象。
（三）技术服务不受重视且尚未充分开发
2011年，教育部下发的《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将职业院校的技术服务职能放在了显著位置。要求职业院校应发挥自身在技术研发上的综合优势和潜力，解决地方生产生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但是，西北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在履行技术服务职能过程中，普遍存在技术服务意识淡薄、技术开发的区域性特色不够显著等问题。
1.技术服务的意识比较淡薄。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职业院校普遍存在“社会服务”即“人才供给”的思想，忽略了自身可运用现代科技知识、现代技术和分析研究方法等向社会提供智力服务的重要职能。但是，与西北民族地区中小型企业亟需职业院校为其提供生产方面技术指导的呼唤相对的是，职业院校的技术服务职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在2018年的《青海省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中，并没有将“技术研发”“技术推广”或“技术服务”等作为衡量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指标;另外，截至2017年，新疆仅有三所职业院校建立了技术服务中心或技术服务基地，绝大多数职业院校未开发技术服务职能。
2.技术开发的区域性特色不夠显著。西北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较为复杂，有盆地草原游牧型、高山草场畜牧型、绿洲耕牧型、平原集约农耕型等，不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特点决定了职业院校技术研发的服务面向，才能发挥具有区域特点和民族特色的技术研发优势。但是，通过实地调查发现，一部分职业院校无法立足于地方经济文化特点，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或行业特色，有针对性地进行技术研发。例如：新疆某工程性职业院校并没有放眼新疆对机械、矿山、电气信息工程等行业的大力发展，有前瞻性和针对性地加大相关技术的研发;青海某医专面向农牧区医疗卫生条件差和医疗卫生服务不足的现实，没有充分利用藏医学和蒙医学等民族医学知识开展更具针对性的医学技术研发。
（四）文化服务实力单薄且效果不显著
西北民族地区各民族形成过程中长久的“选择”与“构建”，形成了丰富多样的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提供精准的文化服务，是指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除了具有职业教育的一般属性之外，还具有自身独特属性，即民族性，承担着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民族传统技艺并将其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时代使命。然而，受“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西北民族地区的部分职业学校认为，民族传统文化是落后且无用的，在实际办学过程中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实力单薄、能力不足，效果不够显著。
1.职业学校开设的民族传统文化相关专业成为“冷门专业”。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西北民族地区的职业学校专业设置涵盖范围相对广泛，基于当地民族文化特色和经济发展需要开设了藏医学、“清真”食品加工、民族舞蹈、回族茶艺和唐卡艺术等民族传统文化类专业，彰显了民族文化特色。然而，受功利化思想影响，当地的学生更倾向于学习计算机技术、会计、机电一体化技术等就业前景好的热门专业，认为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技艺的学习不能获得体面的收入。职业学校基于当地民族特色开设的民族传统文化相关专业，如临夏市某中职开设的葫芦雕刻、彩陶、砖雕等民族工艺专业等，实际招生量远远不如学前教育、电子技术应用、汽车应用与维修等现代文化与技术类专业。
2.民族传统文化相关专业的专业标准尚未明确。专业标准的确立需要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专业发展的理念，在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确定该专业学生就业、发展和迁移等岗位的职业发展路径，构建该专业职业能力标准框架，从而设计课程安排和教学标准等等。[14]因此，专业标准的制定是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西北民族地区职业学校的民族传统文化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标准普遍存在目标宽泛、无统一规格等问题。在新修订的《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中，新增设了8个关于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技艺类的专业，但是，目前相关的专业标准并未出台。据调查发现，西北民族地区部分职业学校开设的民族传统文化类专业并没有及时制定相应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致使此类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良莠不齐，无法满足民族文化传承的需要，尤其是专业教师的匮乏，影响了民族传统文化教学效果，致使学生和家长对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技艺类专业持观望态度或消极态度。 三、西北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精准服务的实现路径
西北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应紧抓乡村振兴和“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重大发展机遇，积极回应地区经济文化类型变迁和发展的新诉求，着力建设机会公平、质量卓越的职业教育精准服务体系。
（一）彰显人才供给区域性特点——提高精准服务针对性
职业教育因其区域性而有了特别的价值，所以归根结底，职业教育是否行之有效地为民族地区服务，关键在于其人才培养是否彰显区域性特点。
1.调整专业布局对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民族地区职业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的目标定位应紧密依托民族地区优势和对接地方产业需求，应与当地产业结构“同频共振”，加强对接民族特色产业、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业建设，切实有效为西北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8]按照专业大类打造品牌专业和特色专业，不贪大求全，集中力量重点建设好1—2个专业大类，实现差异化发展。例如，可结合民族地区的特色资源，打造一批竞争优势要素明显的名牌专业，如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职业院校可重点打造藏医学专业，宁夏回族自治区可重点发展枸杞栽培与加工专业等。[15]总之，民族地区职业学校与当地的经济文化类型相匹配，不断调适专业，适应产业结构变化，以特色谋发展，以品牌取突破，才能实现服务能力的提升。
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关键。立足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特别是面向西北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有专业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双语双师型”教师。面向特色产业，完善“双语双师型”教师的培训制度。西北民族地区以农牧业为主，其职业教育对师资的要求更高。教师既要掌握专业知识和实操技能，又要具备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为少数民族民众准确无误地传达实用技能。例如，新疆某职业院校聘请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专家为职教师资提供施肥、树体管理、病虫害防治、壮果等关于果树种植的技能培训，职校教师将这些实用知识通过少数民族语言讲解给不懂汉语的少数民族民众。
（二）提升职业培训服务质量——提升精准服务有效性
开发西北民族地区人力资源，为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提供适宜的职业培训，既具有经济上的意义，更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16]当今，在“一带一路”及西部大开发国家战略背景下，西北民族地区经济要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要下大力气开发人力资源，积累足够支撑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全国有近3/4以上少数民族集中在西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对于这样一类群体，除了为其提供系统的学校教育，帮助其脱离贫困、掌握就业技能的最适宜的方法就是为他们提供合适的职业技能培训。
1.加强职业培训宣传工作。大力营造崇尚劳动、尊重技能、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和氛围。新闻媒体要大力宣传职业培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宣传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贡献，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影响力和吸引力，引导少数民族学生、家长转变就业观念，树立行行出状元的理念。
2.落实职业教育培训职责。一方面，明确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发展职业教育的责任。教育行政部门牵头，发改、财政、人社、扶贫和工信等部门分工负责，共同做好现代职业教育规划编制、综合协调和宏观管理工作，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大力支持职业培训工作，避免职业培训“多头管理”问题以及对培训资源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整合职业教育培训资源。各县市由政府牵头，整合各民族自治区（州）、自治县的各类公办培训机构的培训资源，由当地中等职业学校或县级职教中心作为培训实施主体，承担各类培训任务，把“两后生”和新型职业农牧民作为技能培训的重中之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展精准培训。
3.完善经费投入机制。一方面，将职业培训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加大对职业培训的投入力度。各自治区（州）和自治县市保证财政将职业院校的基础设施、实训基地建设、教师培训等经费列入预算予以保障。另一方面，全面落实职业培训资助政策。完善面向“两后生”、新型农民、农村转移劳动力、失业人员等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资助补贴政策，充分调动贫困家庭劳动力和新成长劳动力参与培训的积极性，提高就业技能和增收能力。
（三）重视技术服务——拓宽精准服务路径
技术服务作为职业学校社会服务的重要职能之一，不仅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基础，对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解决西北民族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职业学校要积极开展技术研究及推广，为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服务。
1.树立正确的技术服务观念。由单纯重视技术技能人才输出向技术服务和人才输出并重转变，由单纯重视项目申报向重视项目成果推广转变。坚持技术研发工作与人才培养相结合、与生产力提升相结合的原则[17]，充分发挥职业学校技术服务对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2.突出职业学校技术研发的区域特色。区域经济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职业学校技术研发的服务面向，只有立足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才能发挥具有区域特点的科研优势和特色。因此，职业学校要立足于当地的经济文化类型，利用地缘优势和资源优势，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重点支持区域特色研究领域。例如，宁夏葡萄酒与防沙治沙职业技术学院坐落于葡萄种植“黄金地带”宁夏贺兰山东麓，该学校应立足于区域发展特色，重视葡萄与葡萄酒技术相关专业的技术研发，将技术研究成果積极推广，以其优势研究成果直接参与社会生产要素的配置，发展当地经济产业。
3.强化产学研合作促进科研成果转化。要充分发挥区域政府主导作用，以职业学校的人才优势、企业的厂房设备、科研单位的高新技术为基础，成立“技术研发中心”或“校技术推广站”等机构联合开发和推广新技术和新产品[18]，并以此为导向进行广泛的产学研合作教育，充分发挥职业院校精准服务的功能。
（四）创新文化服务——深化精准服务内涵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脉，也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体现。2013年，教育部、文化部、国家民委遴选了首批100个全国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专业点，随后下发的《关于推进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工作的意见》，对职业院校传承和创新民族传统文化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当下，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工作要力戒片面追求效率的短期行为，坚持文化事业繁荣与经济发展并行不悖的宗旨，在培养少数民族民众技术技能的同时，肩负起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使命。只有这样，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工作才能融入民族地区人民的灵魂和血液中，升华文化价值，加强民族认同，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的物质和精神双重需求。因此，为应对传承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的诸多挑战，西北民族地区的民族院校应做出积极回应并付诸实践，努力使其成为“传播民族知识的教学中心、研究民族文化的学术中心、保护民族文化的资源中心、传承民族技艺的实践中心、孵化民族文化人才的培育中心、强化民族团结与公民教育的中心”。[19]
1.促进专业设置调整和优化。西北民族地区的职业院校应紧密结合区域民族特色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需求，优化专业结构和布局，加强开发与开设民族文化类专业和课程，如民族历史、民族语言、民族艺术、民族古籍和民族医学等。
2.引进掌握民族传统文化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师。鼓励少数民族技艺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参与职业教育教学。根据职业院校专业建设和发展需求，聘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担任职业院校兼职教师、专业带头人、学校顾问、名誉院校长等。
3.依托当地文化资源和物质资本，搭建学习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实训基地。实训基地的搭建是深化产教融合、育训结合、促进民族文化传承的关键。职业学校可以与当地企业形成联合办学模式，将当地的作坊、工厂等作为职业学校的实训基地，兼具生产和育人的双重职能。例如：甘南藏药生产企业和藏医院可作为藏医药专业学生的实训基地;藏毯编织作坊可作为民族工艺专业学生的实训基地。[20]通过传承与创新民族文化，西北民族地区的职业院校不仅可以打破办学同质化的局面，彰显办学特色和水平，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增强其服务民族特色产业的能力，从而实现精准化服务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凤凰网. 将少数民族自治县全部纳入西部大开发战略[EB/OL]. [2018-03-14].http：//news.ifeng.com/a/20180314/56714959_0.shtml.
[2] 国家统计局.扶贫开发成就举世瞩目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五[EB/OL].[2018-09-03].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ggkf40n/201809/t20180903_1620407.html.
[3] 张贵群.社区服务精准化的实践困境与实现机制[J/OL].[2018 -12-18].https：//doi.org/10.16501/j.cnki.50-1019/d.2018.06.017.
[4] 尼·切博克萨罗夫伊· 切博克萨罗娃.民族、种族、文化[M].赵俊智，金天明，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207.
[5] 林耀华.民族学通论[C].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88-96.
[6] 王文利.近代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形成因素分析[J].晋中学院学报，2013，30（5）：64-68.
[7] 许锋华，徐洁，刘军豪.连片特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制及实现保障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7（6）：151-157.
[8] 马君.民族地区高职院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的思考[J].职教通讯，2018（5）：18-23.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年）[EB/OL].[2017-05-10].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moe_953/201511/t20151105_217877.html.
[10] 赵静. 北京青海签署进一步加强教育交流合作备忘录[N]. 青海日报，2009-11-13（1）.
[11] 李晓飞. 西部欠发达地区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3.
[12] 刘大军，陈琼珊，杨丽花，等.近5年中职教师队伍建设问题研究述评[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7）：74-81.
[13] 莫逆.甘肃省新升格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现状及对策——以庆阳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陇东学院学报，2017，28（5）：100-102.
[14] 姜乐军.“政产学研用”生态圈下现代学徒制治理结构的构建[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36）：90-96，120.
[15] 刘晓敏.“十三五”时期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发展：现实考量与对策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2015，36（27）：15-19.
[16] 袁泽民，李兴刚.西北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民族教育[J].特区经济，2008（2）：199-201.
[17] 周婧. 高职院校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现状与对策研究[D].南昌：江西农业大学，2013.
[18] 吴少锋. 高职院校服务地方經济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 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6.
[19] 马君，李韶华.服务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美国部落学院与大学的使命及其启示[J].职业技术教育，2015，36（1）：64-69.
[20] 姚爱国.甘肃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J].甘肃高师学报，2015，20（1）：123-127.
[责任编辑 曹 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