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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召从头到尾把数据算了一遍，觉得没错，所以他当时就提出一个怀疑：会不会苏联专家的数字给错了？之后，他利用最大功原理证明了“九次计算”结果的正确性和苏联数据的不可能，为之后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61年前，新中国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同时还面临着西方大国的核讹诈与核垄断。尽管困难重重，但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一批壮志报国的科学家为了祖国核事业，“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央视《面对面》曾采访了原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北京九所”）3位参与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家——胡思得、李德元和李维新，回忆那段峥嵘岁月。
推翻苏联数据的“九次计算”
1958年7月，北京西郊的一片高粱地里，一座崭新的办公楼开始动工建设。这座名为“花园路3号院”的办公楼，是为一个叫“北京九所”（以下简称九所）的机构而建。一项隐秘而伟大的事业，即将在这里开始。
当年8月，22岁的胡思得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九所。来九所报到的当天，他见到了九所一室主任——34岁的邓稼先。
邓稼先给年轻的大学生安排的工作是学习一本“稀缺”的俄文书——钱三强从苏联带回来的《超声速流与冲击波》。胡思得回忆，学习是认真的，但为什么要学成了大问题。一个月后，他向邓稼先提出：“能不能开一个党小组会，给我们讲一讲到底干什么？”
邓稼先请示了领导以后，先开党小组会，后来又开了全组会，告诉他们：“我们要搞核武器。”讲完“核武器”3个字，后面又讲了许多，如“不能跟任何人说我们是干什么的”，至少讲了二三十分钟。
1957年，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按照协定，苏联将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九所的任务就是消化这些资料。但到了1959年6月，苏联致函中国，表示不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刚刚起步的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一时陷入了僵局。有一种悲观的说法：中国再过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的粮食短缺影响了全国，但九所的大楼里，哪怕被饿到浮肿，算盘和手摇计算机也从来没有停过。胡思得回忆：“当时我们的党支部书记有一个任务，晚上10点一定到办公室来看看，把浮肿的同志赶回去。但很多同志到外面转转，等书记一走又回来了，都是自觉自愿的。”
当时，24岁的李维新和28岁的李德元是1960年刚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李维新回忆：“我们国家真正有第一台计算机是在1963年，但是跟美国计算机百万次/秒计算速度相比，差了上百倍。为了保证精准就得靠精确计算，反复检查。”
年轻的科研人员在邓稼先的带领下，紧张地进行着“九次计算”。所谓“九次计算”，就是利用特征线法解流体力学方程，模拟从启爆到碰靶的物质运动的全过程。如果计算结果和苏联资料中提供的数据接近，说明九所掌握了原子弹的工作原理。只有这样，才能开始原子弹的理论设计。但是，“九次计算”历时近一年，所得结果十分接近，但其中一个重要数据和苏联专家讲课时提到的技术指标不符。
1961年，周光召（粒子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加入九所。他从头到尾把数据算了一遍，觉得没错，所以他当时就提出一个怀疑：会不会苏联专家的数字给错了？
从炸药能量的利用率入手，周光召利用最大功原理证明了“九次计算”结果的正确性和苏联数据的不可能。“九次计算”持续近一年时间，为之后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罗布泊腾起了蘑菇云，办公室研究者却不敢欢呼
“九次计算”结束后，原子弹的研制加速进行。1963年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按预定计划诞生了。邓稼先在这份历史性的文件上，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1964 年10月16日，随着一聲巨响，罗布泊腾起了蘑菇云。根据现场采集的数据表明，爆炸威力初估TNT 当量在2 万吨以上，科学家们确认这是一次成功的核爆炸。
那一天，胡思得在青海核武器生产基地，李德元和李维新依旧在九所的办公室里。李维新回忆：“那一天大家都不说话，在办公室安安静静等着。周光召平静地走进来，向大家报告：我们试验获得了圆满成功。因为我们的会议室靠围墙太近了，怕声音传到外面，大家不敢欢呼，只能热烈鼓掌，然后互相握手。”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中国成为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
为什么中国人只用两年多时间，就实现了原子弹到氢弹的突破？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找寻这个问题的答案。家国情怀，是九所人给出的第一个答案。
胡思得表示，这些老科学家从旧社会走来，亲身感受到国家如果弱了，就会受帝国主义欺负。这口气很难咽下去，所以一有机会能够为国家服务，他们都要回来，“我愿以身许国”，就这么6个字。
61年过去了，当年的年轻人都已经成为耄耋老人，他们依然怀念核武器研制过程中的科学精神。只问科学不问人的讨论，是科学工作者最珍视的工作氛围。
邓稼先坐在轮胎上工作，为中国的热核试验争取时间
1986年，因直肠癌晚期做了几次大手术的邓稼先只能呆在病房里。世界核武器发展趋势，让他和于敏（中国“氢弹之父”）意识到美国为了保持自己的核优势，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全面禁止核试验。倘若那时我国该做的热核试验还没有做，该掌握的数据还未得到，之前的积累可能功亏一篑。
中国需要在全面禁核之前，争取时间，加快热核试验，为未来赢得先机。之后，于敏起草报告，当时是副所长的胡思得负责把这个报告送到301医院，让邓稼先修改。当时邓稼先因为直肠癌没法坐凳子，只能坐在轮胎上。修改完，胡思得再带回来，交给于敏讨论。
由于敏、邓稼先执笔的报告完成后交到中央。然而，报告完成不久，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离世。几天后，《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题为《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逝世 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切哀悼》的文章。隐姓埋名28年后，世人终于从邓稼先的报道中窥见了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艰辛历程。
邓稼先走后，胡思得从副所长到副院长、院长，主管核试验。最后几次加快核试验的任务由他来执行。在一次次的突破中，曾经的小字辈已成为老者。他们人生的四分之三都交付给了九所，那是他们人生中最黄金的岁月。
接受采访不久后，李德元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8岁。他们为核武器默默奉献了一辈子。因为保密，他们的相册中几乎没有壮年时期的照片，所获得的荣誉和奖项也不能对外公布。“我参加了中国的核武器研制，这是我一辈子的价值，我很自豪参加这么伟大的事业。”李德元说，“我大言不惭地说，我对国家是有贡献的，这一辈子过得可以。”（央视新闻）
61年前，新中国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同时还面临着西方大国的核讹诈与核垄断。尽管困难重重，但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一批壮志报国的科学家为了祖国核事业，“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央视《面对面》曾采访了原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北京九所”）3位参与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家——胡思得、李德元和李维新，回忆那段峥嵘岁月。
推翻苏联数据的“九次计算”
1958年7月，北京西郊的一片高粱地里，一座崭新的办公楼开始动工建设。这座名为“花园路3号院”的办公楼，是为一个叫“北京九所”（以下简称九所）的机构而建。一项隐秘而伟大的事业，即将在这里开始。
当年8月，22岁的胡思得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九所。来九所报到的当天，他见到了九所一室主任——34岁的邓稼先。
邓稼先给年轻的大学生安排的工作是学习一本“稀缺”的俄文书——钱三强从苏联带回来的《超声速流与冲击波》。胡思得回忆，学习是认真的，但为什么要学成了大问题。一个月后，他向邓稼先提出：“能不能开一个党小组会，给我们讲一讲到底干什么？”
邓稼先请示了领导以后，先开党小组会，后来又开了全组会，告诉他们：“我们要搞核武器。”讲完“核武器”3个字，后面又讲了许多，如“不能跟任何人说我们是干什么的”，至少讲了二三十分钟。
1957年，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按照协定，苏联将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九所的任务就是消化这些资料。但到了1959年6月，苏联致函中国，表示不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刚刚起步的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一时陷入了僵局。有一种悲观的说法：中国再过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的粮食短缺影响了全国，但九所的大楼里，哪怕被饿到浮肿，算盘和手摇计算机也从来没有停过。胡思得回忆：“当时我们的党支部书记有一个任务，晚上10点一定到办公室来看看，把浮肿的同志赶回去。但很多同志到外面转转，等书记一走又回来了，都是自觉自愿的。”
当时，24岁的李维新和28岁的李德元是1960年刚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李维新回忆：“我们国家真正有第一台计算机是在1963年，但是跟美国计算机百万次/秒计算速度相比，差了上百倍。为了保证精准就得靠精确计算，反复检查。”
年轻的科研人员在邓稼先的带领下，紧张地进行着“九次计算”。所谓“九次计算”，就是利用特征线法解流体力学方程，模拟从启爆到碰靶的物质运动的全过程。如果计算结果和苏联资料中提供的数据接近，说明九所掌握了原子弹的工作原理。只有这样，才能开始原子弹的理论设计。但是，“九次计算”历时近一年，所得结果十分接近，但其中一个重要数据和苏联专家讲课时提到的技术指标不符。
1961年，周光召（粒子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加入九所。他从头到尾把数据算了一遍，觉得没错，所以他当时就提出一个怀疑：会不会苏联专家的数字给错了？
从炸药能量的利用率入手，周光召利用最大功原理证明了“九次计算”结果的正确性和苏联数据的不可能。“九次计算”持续近一年时间，为之后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罗布泊腾起了蘑菇云，办公室研究者却不敢欢呼
“九次计算”结束后，原子弹的研制加速进行。1963年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按预定计划诞生了。邓稼先在这份历史性的文件上，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1964 年10月16日，随着一聲巨响，罗布泊腾起了蘑菇云。根据现场采集的数据表明，爆炸威力初估TNT 当量在2 万吨以上，科学家们确认这是一次成功的核爆炸。
那一天，胡思得在青海核武器生产基地，李德元和李维新依旧在九所的办公室里。李维新回忆：“那一天大家都不说话，在办公室安安静静等着。周光召平静地走进来，向大家报告：我们试验获得了圆满成功。因为我们的会议室靠围墙太近了，怕声音传到外面，大家不敢欢呼，只能热烈鼓掌，然后互相握手。”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中国成为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
为什么中国人只用两年多时间，就实现了原子弹到氢弹的突破？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找寻这个问题的答案。家国情怀，是九所人给出的第一个答案。
胡思得表示，这些老科学家从旧社会走来，亲身感受到国家如果弱了，就会受帝国主义欺负。这口气很难咽下去，所以一有机会能够为国家服务，他们都要回来，“我愿以身许国”，就这么6个字。
61年过去了，当年的年轻人都已经成为耄耋老人，他们依然怀念核武器研制过程中的科学精神。只问科学不问人的讨论，是科学工作者最珍视的工作氛围。
邓稼先坐在轮胎上工作，为中国的热核试验争取时间
1986年，因直肠癌晚期做了几次大手术的邓稼先只能呆在病房里。世界核武器发展趋势，让他和于敏（中国“氢弹之父”）意识到美国为了保持自己的核优势，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全面禁止核试验。倘若那时我国该做的热核试验还没有做，该掌握的数据还未得到，之前的积累可能功亏一篑。
中国需要在全面禁核之前，争取时间，加快热核试验，为未来赢得先机。之后，于敏起草报告，当时是副所长的胡思得负责把这个报告送到301医院，让邓稼先修改。当时邓稼先因为直肠癌没法坐凳子，只能坐在轮胎上。修改完，胡思得再带回来，交给于敏讨论。
由于敏、邓稼先执笔的报告完成后交到中央。然而，报告完成不久，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离世。几天后，《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题为《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逝世 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切哀悼》的文章。隐姓埋名28年后，世人终于从邓稼先的报道中窥见了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艰辛历程。
邓稼先走后，胡思得从副所长到副院长、院长，主管核试验。最后几次加快核试验的任务由他来执行。在一次次的突破中，曾经的小字辈已成为老者。他们人生的四分之三都交付给了九所，那是他们人生中最黄金的岁月。
接受采访不久后，李德元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8岁。他们为核武器默默奉献了一辈子。因为保密，他们的相册中几乎没有壮年时期的照片，所获得的荣誉和奖项也不能对外公布。“我参加了中国的核武器研制，这是我一辈子的价值，我很自豪参加这么伟大的事业。”李德元说，“我大言不惭地说，我对国家是有贡献的，这一辈子过得可以。”（央视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