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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重GDP还是社会效益
孟白(学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我觉得“抵制低俗读物”不仅仅是出版社的事，也是决策部门，或者说制定法规政策部门的事。出版社是经营单位，如果出版社感觉上级决策者鼓励的是GDP增长，对GDP很看重，那么出版社就会多出一些所谓经济效益好的图书，更追求利润。但如果鼓励的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那么出版社就会更偏重追求社会效益。现在有一些出版社的主管部门，不懂出版。他们衡量出版社的标准，常常就是每年经济增长的百分比。而利润的增长，包括码洋销售额的增长，不可能是直线的，有时甚至不可能是那种很平滑的曲线，极有可能是大起大落的。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社的经营者就很难向上级交代。而这时出版管理或决策部门的导向就很重要，到底是看重GDP还是社会效益。我觉得，这里的关键是要搞清楚文化产业的主要功能是什么。这在国外是有定论的，就是文化产业是不可能贡献很多GDP的。所以，我认为，在现在出版社转制的时候，《博览群书》提出“抵制低俗文化”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有助于我们思考到底应当怎么办。
怎样定义低俗图书
金明善(山东人民出版社社长)：首先要给低俗图书下一个定义。我想，如果存在以下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就应该算作低俗图书：一是与建设文明和谐的社会文化相背离；二是以低级趣味吸引和取悦读者，哗众取宠；三是单纯以赢利为目的。但在现实中，如何具体把握低俗图书的界限很有难度，特别是当低俗图书打着通俗图书的旗号出现时。出版社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把通俗易懂、读者喜闻乐见的图书推荐给受众，这不属于低俗的范围，而且这正是出版社细分读者对象、扩大读者市场的有效手段，是出版社追求和发展的方向。比如我社秉承“学术读物通俗化”这个思路，出了一系列茶座：《经济学家茶座》、《法学家茶座》、《社会学家茶座》、《历史学家茶座》等，既叫好又叫座。我们的定位是：“轻松、休闲、高雅；有识、有趣、有用。”我想，它也适用于绝大多数的通俗读物。
抵制低俗读物，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因为具体的对象不同，低俗的定义也不同。据《参考消息》法新社一条消息，说苏丹一位女记者因为穿裤子获罪。控诉她的人认为穿裤子有伤风化。由此可见各地关于低俗的观点由于受传统风俗等影响，很不一样。低俗不能一概而论。成人读者和未成年读者、城市和乡村、普通读者和研究性读者，对于低俗的界定是不同的。我觉得，现在大多数出版社还是有责任心和良知的。另外，即使出版社以赢利为目的，也不是想要通过低俗就能实现其目的的，因为读者是有鉴赏力的。《博览群书》现在提出这个话题很有现实意义。出版业要改革，从过去公益性事业单位转变成经营性文化企业，而企业的经营目标就是追求效益最大化，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图书出版这个行业是讲求社会效益第一的。在理念、价值观、经营上，出版社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目前产业竞争非常激烈，经营者很容易就迷失方向。
建设优良的图书生态
张黎明(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感谢《博览群书》举办这个座谈会。谈到对低俗的判断，确实有一个价值多元的问题。不同族群、不同年龄、不同文化、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阅读习惯、不同的阅读诉求。在界定低俗与否的时候要慎而又慎，尊重读者对文化的多元选择。
怎样抵制低俗图书呢?我认为，很有必要建设一种优良的图书生态。这个生态里边包括诸多方面的要素。首先，作为图书生产、传播的中心，抵制低俗图书，弘扬优秀文化，出版社责无旁贷。北大社愿积极响应座谈会的倡导。我们一直将传播知识、积累文化、繁荣学术、服务社会当作自己的使命。例如近几年推出的《中华文明史》、《儒藏》、“学术史丛书”、“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名家通识讲座丛书”等，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欢迎，都是弘扬优秀文化的出版实践。
其次，是制度生态的问题，要有一个优良的制度环境。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职能部门已开始退出出版经营领域。同时，政府在优化制度环境方面加大了力度。有关部门对低俗文化的监管在加强，例如近几年进行整治低俗音像制品、网络的活动，都很有必要。一个优良的制度环境可以弥补市场的缺陷，其重要的体现就是法律法规和各项管理规定的制定、完善和执行。比如打击盗版，出版社能有多大力量?更需要的是执法部门的作为。
第三，是阅读环境的问题。这里指的是社会监管环境建设，包括新闻媒体、学校、学术团体、图书馆、家庭等各方面。比如针对中小学生阅读的学校、家长的监管，比如传媒的图书批评、引导，这样来充分发挥阅读社会对低俗图书的批判和抵制作用。我在《中国新闻出版报》上看到过美国图书馆协会的一个统计，美国1991-2000年有6300多种图书因为低俗遭到抵制。抵制这些图书的力量，只有9％来自政府，其他的抵制行为都来自学校、图书馆、出版基金会等民间组织，以及学生家长。
转制下的出版社怎么做
缪宏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社长)：我认为，现在出版界的大背景是转制，转成文化产业，也就是企业化。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出版社的管理者并不是按企业规则来管理的，企业化单位却是事业化管理。这就很麻烦。因此，我觉得无论是抵制低俗图书，还是弘扬优秀文化，在出版社具体的管理、操作上一定要首先弄清楚。不然，出版社自身的问题不解决，怎么能搞好出版物的问题呢?
另外，我还想谈的一点，就是目前低俗图书是很复杂的。有内容低俗的、名字低俗的、营销手段低俗的，这些很容易被察觉。但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类似高校教材的这种书。按说教材应当是找最好的专家来写，或者引进国外先进教材。但有些出版社不以为然，认为能赚钱就行。所以，现在名字相同的教材常常有成百上千种，而这里面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互相抄袭，结果还号称自己是权威的。像这种图书，是否也应当算作低俗呢?我想，低俗图书的形式是很多的，这需要由权威部门来制定标准，予以认定。这样，再进行批判和打击，才有规则。
高继民(青岛出版社副总编辑)：《博览群书》在目前的环境下，推出这样一个选题，我感觉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出版社、出版业如何在产业化的环境下去弘扬优秀文化，值得大家思考。我讲几点想法：一是环境和群众的文化需求问题。环境是一个大问题，这是外因。我特别赞同张黎明先生讲的图书生态的概念。其实整个出版界就是一个生态系统，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从某种角度来说，低俗其实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它产生的毒害，违反了法规和政策。这就需要一个标准来对它进行规范。
另外，目前出版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何协调。我觉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是一个层次上的概 念。社会效益是一条底线，这条底线就是标准。我们不能违反，否则就要受到制裁。而在这个规则、底线内，经济效益就是唯一的衡量手段。当然实际情况可能不像我说的那么简单。作为一个出版社，在这个资本时代，面临的诱惑很多。比如说，如果我们出一本高雅的书会亏损10万元，而出另一本较低俗的书能赢利10万元，怎么选择?倘若从生存的角度去想，我们就很可能去做那低俗的书。所以，出版社对这个问题应当制定一个标准，来维护自己的底线。这是相当关键的。
低俗文化不等于俗文化，俗文化是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但不能再低，再低就过了线，就成了低俗。对于出版社来讲，这种追求与出版社自身的理想和定位有很大关系。大学的出版社，追求的是学术。而像我们这样的出版社，现在主要是做菜谱等生活类的图书。这些东西属于俗文化。但是，这种俗不是低俗。
李春华(中国文史出版社图书策划室主任)：现在是市场经济，一本好书，出版社若不出，良心上过不去，因为好书总有社会需求；但如果出了赔钱，就是出版社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做图书策划的，每年都在面临这样的问题。抵制低俗的图书是我们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策划选题的时候就尽量不去策划这方面的内容。但是，看到有些低俗图书卖得很好，心里也不是滋味。可想想自己的社会责任，我们又不能这样做。现在讲经济效益，但文化产品又有它的特殊性，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因此，我们只能尽可能地出既有社会效益又能赚钱的书，可做起来并不太容易。
学术书要走向普及化
王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助理)：我认为，图书中的低俗化倾向是日趋严重了，我们需要分析它产生的原因。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30年的社会转型造成的。随着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我们的道德观念也有了一个变化。不能说这个变化不对，但是要注意到现在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文化的滞后发展中出现的裂痕这个问题。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不是短期就能解决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我想这里面既有政府的责任，也有社会的责任，但就出版社来说，还是要努力去转变这种状况。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宗旨是“传播学术经典，关注大众阅读”，专门的学术著作不必说了，大众方面怎么做呢?我们就是把学术普及化，这就等于是和那些低俗图书在争市场，通过和他们争夺读者，来逐步改变这种状况。比如我们策划了一套《中国历史小丛书》，本着正本清源、提高全民文化素质的想法，请的全是社科院和其他高校的大家，目的就是为了纠正现在戏说历史的现象。不过，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感觉到我国学术评价体系的问题，即现在的学术评价机制要求专家必须出学术成果，而专家撰写的这些普及化的读物对他们自身的学术评价没有用。然而普及的东西还是要专家来写才能写得好，因为做到深入浅出的普及是最难做的。我希望我们的学术评价体制能有所改变化，让专家们能更多地参与到这些事情中来。
另外，出版社现在都面临转制问题，一刀切地全部转为企业，让企业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艰难选择，不是一个比较完善的做法。我建议，目前的转企改制，最好不要一刀切，要允许有第三条道路。比如在美国，真正市场化的纯商业运营的出版企业只占全国出版单位的30％左右，大量的出版机构是所谓的非赢利性的、享受免税的、在运营机制上却又是市场化运营自负盈亏的文化学术类的事业出版机构。他们是国家文化(包括宗教)发展建设的重要力量，这些事业出版机构的投资人出资的目的不是为了赢利，而是为了国家的文化(包括宗教)学术事业，市场化运营的收益反过来会继续资助文化学术出版。如果我们的产业政策也能有所调整，使这一类事业出版机构有更好的生存空间，我相信就会对抵制低俗读物起很大的作用。
庞旸(中国和平出版社第一编辑室主任)：《博览群书》在目前办高雅的主流文化刊物很难的情况下一直坚持高雅文化的阵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有些学者说，现在整个社会有一种民粹主义的倾向。从国家的整个社会思潮来看，经历了上个世纪从二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提倡大众文学，到解放后要求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的时期，再到六七十年代对知识分子的态度走向极端。当时的民粹主义是最高领导者提倡的，提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知识越多越反动”等，把知识分子和精英文化放到最低的地位。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拨乱反正，批判这种民粹主义，但实际上又有了某种精英化的倾向。从当时大众文化的心理来说，一般民众也很崇尚高雅文化。从90年代开始，经济市场化了，社会又开始逐渐回归到民粹主义。这种回归不是官方提倡的，而是民间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王朔最早提出来“解构”，他把很多崇高的、精英的东西都解构了，后来又有很多作家尝试一种通俗化、平民化的写作。可以说，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时代，平民文化的抬头更凸显出两种文化的不同，形成所谓“小众”的高雅文化和大众的娱乐文化两个不同的市场。
出版社要生存，就要去迎合大众的口味，出有人买的书。所以出版人确实有一种内心的矛盾和挣扎。比如我社是少儿出版社，我们从心底里是想给孩子传播人类优秀文化的，但是又必须面对市场的接受情况。我们一直在尝试怎么把两者结合起来，也就是怎样把高雅文化搞得通俗有趣，但又不能庸俗无聊。这就需要出版社在选题策划上下大功夫。《所罗门王的指环》(劳伦兹著)、《与世界伟人谈心》(房龙著)、《名家析名著》(通俗版)等都是我社在这方面的有益尝试。
培养读者的阅读习惯
李和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宣传策划部主任)：我觉得，要想达到“抵制低俗图书，弘扬优秀文化”的目的，就要不断地宣传，不断地提醒大家。从目前整个出版领域来说，低俗图书是不可能被一网打尽的，存在一点可以，但是过了界就不行，就需要不断地敲警钟。尤其是现在出版社面临改制，生存越来越难，图书占领不了市场怎么办?就来一本低俗的吧，结果就越过界线了。所以一定要提高警惕性。
我个人对于弘扬优秀文化这一点，体会更深一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宗旨是“出教材学术精品，育人文社科英才”。这么多年来不管多难，我们都坚持下来了。在我的工作经历中，最难的一套书是《亚里士多德全集》，出了整整10年，一年出一本。那时没有补贴，出学术著作本本都赔，社长咬着牙、跺着脚把它做成了，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把优秀文化传承做好是自己的责任。近几年我社又出了《吴晗文集》、《康有为全集》、《康德著作全集》等，都属于文化传承方面的图书，但面临的问题都是有价无市。我觉得很疑惑：这么好的书，可为什么就没有市场呢?文化传承我们自己是做到了，但是我们的下一代呢?这就是我今天想重点表达的意思：要培养读者，特别是要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培养读者也是出版社的一个责任。培养全民的阅读习惯，需要大家大声疾呼。只有随着读者阅读习惯的养成，对高雅读物的要求才会增多，而低俗读物的市场也就自然减少了。
薛昌词(光明日报社编委)：对各位和各位所在出版社对《光明日报》主管主办的《博览群书》杂志社的支持表示感谢。《博览群书》的宗旨就是给大众推荐优秀的图书，弘扬优秀文化，所以希望各位在杂志上多推荐一些你们的新书、好书。今后不光要推荐书，还要就图书出版中出现的问题做一些研讨、批评。
《博览群书》在以后办刊中：第一，要力求介绍知识多元化的书籍，创造良好的出版生态文化和环境。第二，要研究一些当前社会存在的问题，办的更深入一些。第三，要尽量突出学术品格。第四，要加强与优秀出版社联系，为出版社服务。可增加编辑札记栏目，介绍编辑编好书的体会，达到向读者推荐好书的效果。
孟白(学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我觉得“抵制低俗读物”不仅仅是出版社的事，也是决策部门，或者说制定法规政策部门的事。出版社是经营单位，如果出版社感觉上级决策者鼓励的是GDP增长，对GDP很看重，那么出版社就会多出一些所谓经济效益好的图书，更追求利润。但如果鼓励的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那么出版社就会更偏重追求社会效益。现在有一些出版社的主管部门，不懂出版。他们衡量出版社的标准，常常就是每年经济增长的百分比。而利润的增长，包括码洋销售额的增长，不可能是直线的，有时甚至不可能是那种很平滑的曲线，极有可能是大起大落的。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社的经营者就很难向上级交代。而这时出版管理或决策部门的导向就很重要，到底是看重GDP还是社会效益。我觉得，这里的关键是要搞清楚文化产业的主要功能是什么。这在国外是有定论的，就是文化产业是不可能贡献很多GDP的。所以，我认为，在现在出版社转制的时候，《博览群书》提出“抵制低俗文化”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有助于我们思考到底应当怎么办。
怎样定义低俗图书
金明善(山东人民出版社社长)：首先要给低俗图书下一个定义。我想，如果存在以下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就应该算作低俗图书：一是与建设文明和谐的社会文化相背离；二是以低级趣味吸引和取悦读者，哗众取宠；三是单纯以赢利为目的。但在现实中，如何具体把握低俗图书的界限很有难度，特别是当低俗图书打着通俗图书的旗号出现时。出版社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把通俗易懂、读者喜闻乐见的图书推荐给受众，这不属于低俗的范围，而且这正是出版社细分读者对象、扩大读者市场的有效手段，是出版社追求和发展的方向。比如我社秉承“学术读物通俗化”这个思路，出了一系列茶座：《经济学家茶座》、《法学家茶座》、《社会学家茶座》、《历史学家茶座》等，既叫好又叫座。我们的定位是：“轻松、休闲、高雅；有识、有趣、有用。”我想，它也适用于绝大多数的通俗读物。
抵制低俗读物，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因为具体的对象不同，低俗的定义也不同。据《参考消息》法新社一条消息，说苏丹一位女记者因为穿裤子获罪。控诉她的人认为穿裤子有伤风化。由此可见各地关于低俗的观点由于受传统风俗等影响，很不一样。低俗不能一概而论。成人读者和未成年读者、城市和乡村、普通读者和研究性读者，对于低俗的界定是不同的。我觉得，现在大多数出版社还是有责任心和良知的。另外，即使出版社以赢利为目的，也不是想要通过低俗就能实现其目的的，因为读者是有鉴赏力的。《博览群书》现在提出这个话题很有现实意义。出版业要改革，从过去公益性事业单位转变成经营性文化企业，而企业的经营目标就是追求效益最大化，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图书出版这个行业是讲求社会效益第一的。在理念、价值观、经营上，出版社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目前产业竞争非常激烈，经营者很容易就迷失方向。
建设优良的图书生态
张黎明(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感谢《博览群书》举办这个座谈会。谈到对低俗的判断，确实有一个价值多元的问题。不同族群、不同年龄、不同文化、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阅读习惯、不同的阅读诉求。在界定低俗与否的时候要慎而又慎，尊重读者对文化的多元选择。
怎样抵制低俗图书呢?我认为，很有必要建设一种优良的图书生态。这个生态里边包括诸多方面的要素。首先，作为图书生产、传播的中心，抵制低俗图书，弘扬优秀文化，出版社责无旁贷。北大社愿积极响应座谈会的倡导。我们一直将传播知识、积累文化、繁荣学术、服务社会当作自己的使命。例如近几年推出的《中华文明史》、《儒藏》、“学术史丛书”、“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名家通识讲座丛书”等，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欢迎，都是弘扬优秀文化的出版实践。
其次，是制度生态的问题，要有一个优良的制度环境。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职能部门已开始退出出版经营领域。同时，政府在优化制度环境方面加大了力度。有关部门对低俗文化的监管在加强，例如近几年进行整治低俗音像制品、网络的活动，都很有必要。一个优良的制度环境可以弥补市场的缺陷，其重要的体现就是法律法规和各项管理规定的制定、完善和执行。比如打击盗版，出版社能有多大力量?更需要的是执法部门的作为。
第三，是阅读环境的问题。这里指的是社会监管环境建设，包括新闻媒体、学校、学术团体、图书馆、家庭等各方面。比如针对中小学生阅读的学校、家长的监管，比如传媒的图书批评、引导，这样来充分发挥阅读社会对低俗图书的批判和抵制作用。我在《中国新闻出版报》上看到过美国图书馆协会的一个统计，美国1991-2000年有6300多种图书因为低俗遭到抵制。抵制这些图书的力量，只有9％来自政府，其他的抵制行为都来自学校、图书馆、出版基金会等民间组织，以及学生家长。
转制下的出版社怎么做
缪宏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社长)：我认为，现在出版界的大背景是转制，转成文化产业，也就是企业化。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出版社的管理者并不是按企业规则来管理的，企业化单位却是事业化管理。这就很麻烦。因此，我觉得无论是抵制低俗图书，还是弘扬优秀文化，在出版社具体的管理、操作上一定要首先弄清楚。不然，出版社自身的问题不解决，怎么能搞好出版物的问题呢?
另外，我还想谈的一点，就是目前低俗图书是很复杂的。有内容低俗的、名字低俗的、营销手段低俗的，这些很容易被察觉。但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类似高校教材的这种书。按说教材应当是找最好的专家来写，或者引进国外先进教材。但有些出版社不以为然，认为能赚钱就行。所以，现在名字相同的教材常常有成百上千种，而这里面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互相抄袭，结果还号称自己是权威的。像这种图书，是否也应当算作低俗呢?我想，低俗图书的形式是很多的，这需要由权威部门来制定标准，予以认定。这样，再进行批判和打击，才有规则。
高继民(青岛出版社副总编辑)：《博览群书》在目前的环境下，推出这样一个选题，我感觉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出版社、出版业如何在产业化的环境下去弘扬优秀文化，值得大家思考。我讲几点想法：一是环境和群众的文化需求问题。环境是一个大问题，这是外因。我特别赞同张黎明先生讲的图书生态的概念。其实整个出版界就是一个生态系统，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从某种角度来说，低俗其实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它产生的毒害，违反了法规和政策。这就需要一个标准来对它进行规范。
另外，目前出版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何协调。我觉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是一个层次上的概 念。社会效益是一条底线，这条底线就是标准。我们不能违反，否则就要受到制裁。而在这个规则、底线内，经济效益就是唯一的衡量手段。当然实际情况可能不像我说的那么简单。作为一个出版社，在这个资本时代，面临的诱惑很多。比如说，如果我们出一本高雅的书会亏损10万元，而出另一本较低俗的书能赢利10万元，怎么选择?倘若从生存的角度去想，我们就很可能去做那低俗的书。所以，出版社对这个问题应当制定一个标准，来维护自己的底线。这是相当关键的。
低俗文化不等于俗文化，俗文化是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但不能再低，再低就过了线，就成了低俗。对于出版社来讲，这种追求与出版社自身的理想和定位有很大关系。大学的出版社，追求的是学术。而像我们这样的出版社，现在主要是做菜谱等生活类的图书。这些东西属于俗文化。但是，这种俗不是低俗。
李春华(中国文史出版社图书策划室主任)：现在是市场经济，一本好书，出版社若不出，良心上过不去，因为好书总有社会需求；但如果出了赔钱，就是出版社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做图书策划的，每年都在面临这样的问题。抵制低俗的图书是我们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策划选题的时候就尽量不去策划这方面的内容。但是，看到有些低俗图书卖得很好，心里也不是滋味。可想想自己的社会责任，我们又不能这样做。现在讲经济效益，但文化产品又有它的特殊性，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因此，我们只能尽可能地出既有社会效益又能赚钱的书，可做起来并不太容易。
学术书要走向普及化
王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助理)：我认为，图书中的低俗化倾向是日趋严重了，我们需要分析它产生的原因。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30年的社会转型造成的。随着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我们的道德观念也有了一个变化。不能说这个变化不对，但是要注意到现在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文化的滞后发展中出现的裂痕这个问题。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不是短期就能解决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我想这里面既有政府的责任，也有社会的责任，但就出版社来说，还是要努力去转变这种状况。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宗旨是“传播学术经典，关注大众阅读”，专门的学术著作不必说了，大众方面怎么做呢?我们就是把学术普及化，这就等于是和那些低俗图书在争市场，通过和他们争夺读者，来逐步改变这种状况。比如我们策划了一套《中国历史小丛书》，本着正本清源、提高全民文化素质的想法，请的全是社科院和其他高校的大家，目的就是为了纠正现在戏说历史的现象。不过，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感觉到我国学术评价体系的问题，即现在的学术评价机制要求专家必须出学术成果，而专家撰写的这些普及化的读物对他们自身的学术评价没有用。然而普及的东西还是要专家来写才能写得好，因为做到深入浅出的普及是最难做的。我希望我们的学术评价体制能有所改变化，让专家们能更多地参与到这些事情中来。
另外，出版社现在都面临转制问题，一刀切地全部转为企业，让企业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艰难选择，不是一个比较完善的做法。我建议，目前的转企改制，最好不要一刀切，要允许有第三条道路。比如在美国，真正市场化的纯商业运营的出版企业只占全国出版单位的30％左右，大量的出版机构是所谓的非赢利性的、享受免税的、在运营机制上却又是市场化运营自负盈亏的文化学术类的事业出版机构。他们是国家文化(包括宗教)发展建设的重要力量，这些事业出版机构的投资人出资的目的不是为了赢利，而是为了国家的文化(包括宗教)学术事业，市场化运营的收益反过来会继续资助文化学术出版。如果我们的产业政策也能有所调整，使这一类事业出版机构有更好的生存空间，我相信就会对抵制低俗读物起很大的作用。
庞旸(中国和平出版社第一编辑室主任)：《博览群书》在目前办高雅的主流文化刊物很难的情况下一直坚持高雅文化的阵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有些学者说，现在整个社会有一种民粹主义的倾向。从国家的整个社会思潮来看，经历了上个世纪从二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提倡大众文学，到解放后要求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的时期，再到六七十年代对知识分子的态度走向极端。当时的民粹主义是最高领导者提倡的，提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知识越多越反动”等，把知识分子和精英文化放到最低的地位。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拨乱反正，批判这种民粹主义，但实际上又有了某种精英化的倾向。从当时大众文化的心理来说，一般民众也很崇尚高雅文化。从90年代开始，经济市场化了，社会又开始逐渐回归到民粹主义。这种回归不是官方提倡的，而是民间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王朔最早提出来“解构”，他把很多崇高的、精英的东西都解构了，后来又有很多作家尝试一种通俗化、平民化的写作。可以说，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时代，平民文化的抬头更凸显出两种文化的不同，形成所谓“小众”的高雅文化和大众的娱乐文化两个不同的市场。
出版社要生存，就要去迎合大众的口味，出有人买的书。所以出版人确实有一种内心的矛盾和挣扎。比如我社是少儿出版社，我们从心底里是想给孩子传播人类优秀文化的，但是又必须面对市场的接受情况。我们一直在尝试怎么把两者结合起来，也就是怎样把高雅文化搞得通俗有趣，但又不能庸俗无聊。这就需要出版社在选题策划上下大功夫。《所罗门王的指环》(劳伦兹著)、《与世界伟人谈心》(房龙著)、《名家析名著》(通俗版)等都是我社在这方面的有益尝试。
培养读者的阅读习惯
李和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宣传策划部主任)：我觉得，要想达到“抵制低俗图书，弘扬优秀文化”的目的，就要不断地宣传，不断地提醒大家。从目前整个出版领域来说，低俗图书是不可能被一网打尽的，存在一点可以，但是过了界就不行，就需要不断地敲警钟。尤其是现在出版社面临改制，生存越来越难，图书占领不了市场怎么办?就来一本低俗的吧，结果就越过界线了。所以一定要提高警惕性。
我个人对于弘扬优秀文化这一点，体会更深一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宗旨是“出教材学术精品，育人文社科英才”。这么多年来不管多难，我们都坚持下来了。在我的工作经历中，最难的一套书是《亚里士多德全集》，出了整整10年，一年出一本。那时没有补贴，出学术著作本本都赔，社长咬着牙、跺着脚把它做成了，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把优秀文化传承做好是自己的责任。近几年我社又出了《吴晗文集》、《康有为全集》、《康德著作全集》等，都属于文化传承方面的图书，但面临的问题都是有价无市。我觉得很疑惑：这么好的书，可为什么就没有市场呢?文化传承我们自己是做到了，但是我们的下一代呢?这就是我今天想重点表达的意思：要培养读者，特别是要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培养读者也是出版社的一个责任。培养全民的阅读习惯，需要大家大声疾呼。只有随着读者阅读习惯的养成，对高雅读物的要求才会增多，而低俗读物的市场也就自然减少了。
薛昌词(光明日报社编委)：对各位和各位所在出版社对《光明日报》主管主办的《博览群书》杂志社的支持表示感谢。《博览群书》的宗旨就是给大众推荐优秀的图书，弘扬优秀文化，所以希望各位在杂志上多推荐一些你们的新书、好书。今后不光要推荐书，还要就图书出版中出现的问题做一些研讨、批评。
《博览群书》在以后办刊中：第一，要力求介绍知识多元化的书籍，创造良好的出版生态文化和环境。第二，要研究一些当前社会存在的问题，办的更深入一些。第三，要尽量突出学术品格。第四，要加强与优秀出版社联系，为出版社服务。可增加编辑札记栏目，介绍编辑编好书的体会，达到向读者推荐好书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