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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辛亥百年，国人自积贫积弱之中奋起，无数学子游学海外。而今，新时代的中国语境下，大批的中国留学生正以前所未有之势涌入了世界各国大学之中。
五四伊始，国人自积贫积弱之中奋起，无数学子游学海外。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的创始人李石曾说:“现在赴法求学之事,已成为一种有力之潮流,无能阻其进行者。”
而今的中国学生们，正以前所未有之势涌入了世界各国的大学之中。留学热，海归派。这两个词语仿佛成为了现代中国的热门标签。在日益狂热的留学热潮中，我们需要塑造的，不是中国人傻钱多的外国印象，而是冷静与反思中的自我成长。
为考试而学
Aoji 教育集团是一家位于中国的大型的咨询机构，它提供的“保证录取”服务非常著名：申请五所大学，而如果所有学校都没有录取学生，学生就可以获得退款。“如果学生被拒绝了，家长们就会在大厅里哭天喊地、大呼小叫，” 在位于北京的 Aoji 美国申请部门工作的 Kathryn Ohehir 说，“他们不要退款，一心只想他们的孩子进入常青藤盟校。”
在现今教育环境下，学生在高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准备高考上面。高考是决定学生是否可以在僧多粥少的中国大学争夺战中抢夺先机的唯一因素，所以那些准备赴美留学的学生花数月的时间准备大部分美国大学要求的 SAT、TOEFL（托福）考试，也就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了。
艾奥瓦州立大学的招生助理 Patricia J. Parker 录取了超过 1,200 名中国本科生。她说，学生骄傲地跟她炫耀他们如何记住上千个单词，如何研究在英文题目中套用模板，以及如何更高效地猜对题目。她注意到，获得双录取的学生们大多可以在暑假过后提高 30 到 40 分的 TOEFL 成绩，尽管他们的英语水平并不见长。她还说，他的学生们并不认为这样紧张的考试准备有什么问题。“他们认为最终目标是通过测试：他们为了测试而学习，这不是学英语。”
Parker 估计，她在申请季内，几乎每两天就会联系一次 ETS（教育考试服务中心）——负责 TOEFL 考试的非营利机构，以调查可疑的成绩。和很多教育家一样，她也希望 TOEFL 考试能有些变化，变得更加困难。
而今年秋天，在堪萨斯州立大学，几位中国学生出现在课堂上，但他们的长相和早前参加 TOEFL 测试时拍摄的照片并不相符。ETS 说，它采取了额外的措施，例如收集考生的笔迹以降低考生雇佣替考者。如果考生被发现作弊，ETS 会取消考生的成绩，但这家机构并不说明到底在哪里考试的多少人的成绩被取消了。堪萨斯州立大学和 ETS 一样，也不会评价他们的惩罚措施，但已经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起草应对虚假 TOEFL 成绩的政策。国际招生部主管 Lewis 说，坐在桌子前判断什么是欺诈行为，可是一件困难的事。
原创与权威
在特拉华大学纽瓦克校区英语学校的主管Scott Stevens面前，中国学生人数从几人到上百人的增长带来的挑战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剽窃行为。他还记得，他的一位学生背熟了四条维基百科词条，以便套用誊写在课堂作文中。这可是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壮举”。这些学生的祖国鄙视个人主义，美国的知识产权概念可不是那么容易被他们接受的。
正如原创性的概念和文化息息相关一样，权威的概念也和文化交织在一起。Stevens 说，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和文化，还和政治因素有关。他清楚地知道，中国人在政府的宣传下长大，而在这些宣传中美国的形象似乎并不怎么好。如果你生命中的前 18 年都处于这种环境中，问题就来了：当问到他们相信谁的时候，他们更倾向于相信同胞。
Stevens 还说，一些新生并不与随机选出的美国学生同住，而是付了住宿费，却在校外租房子住，这可是违反校规的行为。而且他们还不怎么参加学校的资源活动。在今年夏天的一个聚会上，有来自 40 个国家的将近 400 名学生出席，但其中只有大约 10 人来自中国。他们还常常调课，为了和自己的同胞在一块，而不管他们的指导员帮他们安排好的课程。
Jennifer Gregan-Paxton 就是其中的一位指导员。Gregan-Paxton 是商学院本科学生指导办公室的协调员。她说，她惊讶于中国学生的职业道德与彬彬有礼。他们经常向她和教授送一些小礼物，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最近，她曾在一天之内受到了一把折扇、一条项链和一条丝巾。看到这些学生总想呆在一块，她并不感到吃惊。“也有一些中国学生想脱离他们的大部队，但这些特立独行的学生不怎么受其他人的欢迎。”
比如说贸易专业的 Tang。她回忆起她曾经上过的一堂课，在课上教授故意忽略她的问题，只听美国学生的。而在社会学课上的团队项目中，她被冷落了。“他们假装很欢迎你，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这一遭遇使她郁闷了很久。她说，“我一生都会记得这件事。”
去年秋天，Kent E. St. Pierre 教授一门 35 名学生的中级精算课程，其中的 17 人都来自中国。几周之内，除了 3 个人以外，其他所有非中国学生全部退掉了这门课。为什么美国人都跑了？“他们说，课堂太安静了，” St. Pierre 回忆道。他认为自己身上有着上世纪 60 年代的自由主义气息，说自己是为了学校多样性着想。但他也同意，“这相当致命。”在许多亚洲学校里，大量的课堂讨论相当反常。正如 St. Pierre 指出的那样，如果把美国人放到中国课堂上，他们无疑就像话痨一样。
成绩的难题
尽管他们有着特别的学习方法，在特拉华的中国学生的平均成绩和其他本科生的都差不多。这一现象可能可以部分说明，中国人很强的数理能力让他们在大量需要数学的课程中取得好成绩。比如说中国学生最热衷的商学和工程学专业。当然，一部分中国本科生确实能力相当突出，可以在美国竞争最激烈的大学中站稳脚跟：Harvard 大学在 2010-11 学年就招收了大约 40 名这样的学生。
但一些教授说，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教学方法去适应这些数学好、英语差的中国学生。在考试时， St. Pierre 现在要求所有人把书放到教室前面，以防止作弊。他在特拉华任教 20 年，从来没用过这样的方法。另外，课堂参与占分数的比例更小了，这样可以让外国学生的分数不那么低。过去每个学期他都要求学生们做 2-3 次的课堂演讲和展示，但现在他只让他们做一次。
经济学和金融教授 Robert Schweitzer 却觉得一些最基本的单词很令人头疼。“有学生跟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升序的’。他们做错题到底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课程内容，还是因为他们看不懂题目？”教授努力理解学生的意思，反之亦然。
Ma Damon 在参与语言学校的“桥梁计划”，他非常热衷于在美国学习，而且对两国学术的差异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什么都在抄，”他说，“他们花两个小时的时间，写一篇 25 页的论文，然后拿 A。”
许多来到特拉华的学生本想只上几个月的英语课程，但他们最终都在英语学校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而且每两个月就得花掉 2,850 美元。
Xu 刚刚结束他的英语课程，进入了大学新生的课堂。Ding 还有最后一关要过，他希望大学的课程能在春天开始。
大约有 5% 的学生在大学课程开始之前就退学了。特拉华中国学生会前任主席 Zhang Chengkun 认识不少学生，他们沮丧地离开这里回家。“不少学生都向我抱怨过，他们觉得英语课程除了从他们的口袋里扒出钱来，并没做什么其他事情。”他说。
五四伊始，国人自积贫积弱之中奋起，无数学子游学海外。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的创始人李石曾说:“现在赴法求学之事,已成为一种有力之潮流,无能阻其进行者。”
而今的中国学生们，正以前所未有之势涌入了世界各国的大学之中。留学热，海归派。这两个词语仿佛成为了现代中国的热门标签。在日益狂热的留学热潮中，我们需要塑造的，不是中国人傻钱多的外国印象，而是冷静与反思中的自我成长。
为考试而学
Aoji 教育集团是一家位于中国的大型的咨询机构，它提供的“保证录取”服务非常著名：申请五所大学，而如果所有学校都没有录取学生，学生就可以获得退款。“如果学生被拒绝了，家长们就会在大厅里哭天喊地、大呼小叫，” 在位于北京的 Aoji 美国申请部门工作的 Kathryn Ohehir 说，“他们不要退款，一心只想他们的孩子进入常青藤盟校。”
在现今教育环境下，学生在高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准备高考上面。高考是决定学生是否可以在僧多粥少的中国大学争夺战中抢夺先机的唯一因素，所以那些准备赴美留学的学生花数月的时间准备大部分美国大学要求的 SAT、TOEFL（托福）考试，也就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了。
艾奥瓦州立大学的招生助理 Patricia J. Parker 录取了超过 1,200 名中国本科生。她说，学生骄傲地跟她炫耀他们如何记住上千个单词，如何研究在英文题目中套用模板，以及如何更高效地猜对题目。她注意到，获得双录取的学生们大多可以在暑假过后提高 30 到 40 分的 TOEFL 成绩，尽管他们的英语水平并不见长。她还说，他的学生们并不认为这样紧张的考试准备有什么问题。“他们认为最终目标是通过测试：他们为了测试而学习，这不是学英语。”
Parker 估计，她在申请季内，几乎每两天就会联系一次 ETS（教育考试服务中心）——负责 TOEFL 考试的非营利机构，以调查可疑的成绩。和很多教育家一样，她也希望 TOEFL 考试能有些变化，变得更加困难。
而今年秋天，在堪萨斯州立大学，几位中国学生出现在课堂上，但他们的长相和早前参加 TOEFL 测试时拍摄的照片并不相符。ETS 说，它采取了额外的措施，例如收集考生的笔迹以降低考生雇佣替考者。如果考生被发现作弊，ETS 会取消考生的成绩，但这家机构并不说明到底在哪里考试的多少人的成绩被取消了。堪萨斯州立大学和 ETS 一样，也不会评价他们的惩罚措施，但已经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起草应对虚假 TOEFL 成绩的政策。国际招生部主管 Lewis 说，坐在桌子前判断什么是欺诈行为，可是一件困难的事。
原创与权威
在特拉华大学纽瓦克校区英语学校的主管Scott Stevens面前，中国学生人数从几人到上百人的增长带来的挑战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剽窃行为。他还记得，他的一位学生背熟了四条维基百科词条，以便套用誊写在课堂作文中。这可是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壮举”。这些学生的祖国鄙视个人主义，美国的知识产权概念可不是那么容易被他们接受的。
正如原创性的概念和文化息息相关一样，权威的概念也和文化交织在一起。Stevens 说，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和文化，还和政治因素有关。他清楚地知道，中国人在政府的宣传下长大，而在这些宣传中美国的形象似乎并不怎么好。如果你生命中的前 18 年都处于这种环境中，问题就来了：当问到他们相信谁的时候，他们更倾向于相信同胞。
Stevens 还说，一些新生并不与随机选出的美国学生同住，而是付了住宿费，却在校外租房子住，这可是违反校规的行为。而且他们还不怎么参加学校的资源活动。在今年夏天的一个聚会上，有来自 40 个国家的将近 400 名学生出席，但其中只有大约 10 人来自中国。他们还常常调课，为了和自己的同胞在一块，而不管他们的指导员帮他们安排好的课程。
Jennifer Gregan-Paxton 就是其中的一位指导员。Gregan-Paxton 是商学院本科学生指导办公室的协调员。她说，她惊讶于中国学生的职业道德与彬彬有礼。他们经常向她和教授送一些小礼物，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最近，她曾在一天之内受到了一把折扇、一条项链和一条丝巾。看到这些学生总想呆在一块，她并不感到吃惊。“也有一些中国学生想脱离他们的大部队，但这些特立独行的学生不怎么受其他人的欢迎。”
比如说贸易专业的 Tang。她回忆起她曾经上过的一堂课，在课上教授故意忽略她的问题，只听美国学生的。而在社会学课上的团队项目中，她被冷落了。“他们假装很欢迎你，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这一遭遇使她郁闷了很久。她说，“我一生都会记得这件事。”
去年秋天，Kent E. St. Pierre 教授一门 35 名学生的中级精算课程，其中的 17 人都来自中国。几周之内，除了 3 个人以外，其他所有非中国学生全部退掉了这门课。为什么美国人都跑了？“他们说，课堂太安静了，” St. Pierre 回忆道。他认为自己身上有着上世纪 60 年代的自由主义气息，说自己是为了学校多样性着想。但他也同意，“这相当致命。”在许多亚洲学校里，大量的课堂讨论相当反常。正如 St. Pierre 指出的那样，如果把美国人放到中国课堂上，他们无疑就像话痨一样。
成绩的难题
尽管他们有着特别的学习方法，在特拉华的中国学生的平均成绩和其他本科生的都差不多。这一现象可能可以部分说明，中国人很强的数理能力让他们在大量需要数学的课程中取得好成绩。比如说中国学生最热衷的商学和工程学专业。当然，一部分中国本科生确实能力相当突出，可以在美国竞争最激烈的大学中站稳脚跟：Harvard 大学在 2010-11 学年就招收了大约 40 名这样的学生。
但一些教授说，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教学方法去适应这些数学好、英语差的中国学生。在考试时， St. Pierre 现在要求所有人把书放到教室前面，以防止作弊。他在特拉华任教 20 年，从来没用过这样的方法。另外，课堂参与占分数的比例更小了，这样可以让外国学生的分数不那么低。过去每个学期他都要求学生们做 2-3 次的课堂演讲和展示，但现在他只让他们做一次。
经济学和金融教授 Robert Schweitzer 却觉得一些最基本的单词很令人头疼。“有学生跟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升序的’。他们做错题到底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课程内容，还是因为他们看不懂题目？”教授努力理解学生的意思，反之亦然。
Ma Damon 在参与语言学校的“桥梁计划”，他非常热衷于在美国学习，而且对两国学术的差异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什么都在抄，”他说，“他们花两个小时的时间，写一篇 25 页的论文，然后拿 A。”
许多来到特拉华的学生本想只上几个月的英语课程，但他们最终都在英语学校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而且每两个月就得花掉 2,850 美元。
Xu 刚刚结束他的英语课程，进入了大学新生的课堂。Ding 还有最后一关要过，他希望大学的课程能在春天开始。
大约有 5% 的学生在大学课程开始之前就退学了。特拉华中国学生会前任主席 Zhang Chengkun 认识不少学生，他们沮丧地离开这里回家。“不少学生都向我抱怨过，他们觉得英语课程除了从他们的口袋里扒出钱来，并没做什么其他事情。”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