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化的英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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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诗歌评论家陈超看来,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诗坛有两种主要的声音:一种是颂体调性的农耕式庆典诗歌,诗人以华彩的拟巴洛克语型书写“乡土家园”,诗歌成为遣兴或道德自恋的工具,对具体的历史语境缺乏起码的敏感。另一种是迷恋于“能指滑动”,“消解历史深度和价值关怀”的中国式的“后现代”写作。这两种写作倾向消解了诗歌对于历史和生存的关注,变成了单向度的即兴小札。由此,陈超提出:“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概念,要求“诗人从个体主体性出发,以独立的精神姿势和个人的话语方式,去处理我们的生存、历史和个体生命中的问题。在此,诗歌的想象力畛域中既有个人性,又有时代生存的历史性。”也就是说,诗歌创作可以通过对个体生命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展现,实现对历史的更高意义上的回归。而吉狄马加的长诗《迟到的挽歌》无疑就践行了这样的诗歌创作标准。
  《迟到的挽歌》副标题为“献给我的父亲吉狄·佐卓·伍合略且”,是诗人写给父亲的悼念之歌。与一般意义上的“挽歌”不同,这首诗并没有将着力点放在代际关系或者无言之爱的渲染上,而是将父亲的生与死同彝族的历史文化相勾连,开辟了一个人神共处的诗歌抒情空间。父亲的生平被以一种英雄史诗的方式呈现出来,借由这一个人化的英雄史诗,完成对民族历史文化的重新审视。
  整首诗从“摇篮”的意象开始,自上而下地触及父亲的死亡:“当摇篮的幻影从天空坠落/一片鹰的羽毛覆盖了时间,此刻你的思想/渐渐地变白,以从未体验过的抽空蜉蝣于/群山和河流之上。”“鹰”作为吉狄马加诗歌中的常见意象,在死亡的降落过程当中充当了媒介物的角色。而“摇篮”意象在诗歌接近末尾的地方将再次出现,喻指安放亡者的木架。诗人借此组织了一个闭环的诗歌结构,以葬礼为切入点,展现彝族文化中死亡所具备的特殊含义。
  当“古老的死亡吹响了返程”,光会引导灵魂走上专属的道路,父亲将带上铠甲以及白银的冠冕,挣脱肉体的锁链。在彝族的文化当中,死亡所代表的并不是终点,而是一个特殊的仪式,亡者由此进入另一个世界。“对于彝人来说,死亡不是个人的事情,它是公共的和族群的……死亡是一个仪式。族群的每一成员都是参与者。每个人都分摊个人不能独自承受的死亡。集体戏剧将死亡转换为神圣的宗教仪式。”死亡不仅指向灵魂的世界,同时也规约着生者的行为,“这是千百年来男人的死亡方式,并没有改变/渴望不要死于苟且”,“死亡的方式有千百种,但光荣和羞耻只有两种”。
  在神山环抱的传说当中,“祖先的斧子掘出了人魂与鬼神的边界”,但是当“众神走过天庭和群山的时候”,“三岁的孩子能/短暂地看见,他们粗糙的双脚也没有鞋”。这是一个人与神共处的世界,死亡也由此显得没有那么痛苦和哀伤。诗人通过这一人神共处的抒情空间,观照彝族文化中的死亡观念,承续独特的文化情感。
  从“衔着母亲的乳房”的婴儿到采集蜂蜜、放牧羊群的少年,从初识爱情的青年到始为人父的壮年,诗作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写父亲一生的经历。他不仅要适应不同人生阶段的不同角色,还要承袭先辈所积累的文化财富。也正是在这漫长的一生当中,父亲一次次接触死亡,并在与生的对照中揣测死的意义:“不是他者教会了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游离的方式/是因为我们创造了自我的节日,唯有在失重时/我们才会发现生命之花的存在,也才可能/在短暂借用的时针上,一次次拒绝死亡。”
  “那是一个千年的秩序和伦理被改变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生活与命运双重的磨砺/这不是局部在过往发生的一切,革命和战争/让兄弟姐妹立于疾风暴雨,见证了希望/也看见了眼泪。”父亲在革命和战争中面对的“疾风暴雨”也正是一个民族所面对的“疾风暴雨”,个体的希望和眼泪所见证的正是“千年的秩序和伦理”的改变。至此,父亲的生与死不仅关涉族群灿烂的历史文化,也与波诡云谲的时代现实息息相关。作为个体的父亲被放置到宏阔的诗歌空间当中,在历时性和共时性并存的叙述里完成整体性的历史书写。
  一部个人化的英雄史诗,背后所勾连的是一个民族关于生和死的全部思考,也是一个民族“千年秩序和伦理”改变的历史。《迟到的挽歌》虽则始终着笔于父亲的个体生命經历,却始终“寻找、观照、承续彝族的传统历史、文化与情感”。“肉体和心灵承担天石的重负/你的赤脚熟悉荆棘,但火焰的伤痛谁又知晓/无论混乱的星座怎样移动于不可解的词语之间/对事物的解释和弃绝,都证明你从来就是彝人。”不管面对怎样的改变和风雨,父亲“彝人”的身份认同始终没有改变。而诗人对父亲人生经历的详细追述,对彝族文化中死亡观念的深刻挖掘,无疑也是在寻求一种身份认同。
  在接近结尾的部分,诗人一连使用了四个“哦,英雄”,并直言“你是我们所能命名的全部意义的英雄”。父亲的形象和彝族传说中的英雄形象渐渐融合,“在那光明涌入的门口,是你穿着盛装的先辈/而我们给你的这场盛典已接近尾声,从此你在另一个世界”。葬礼接近尾声,一首诗也即将抵达终点,而在整首诗的最后一行出现的是诗人自己,为父亲“点燃了最后的火焰”。这里所标明的父与子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血缘承袭,更昭示了民族历史文化的承袭。通过将自身放置到由父到子的传承序列上,诗人实现了从身份归属、民族归属最后到文化归属的自我定位。
  注:
  陈超:《先锋诗歌:想象力维度的转换》,《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耿占春:《一个族群的诗歌记忆——论吉狄马加的诗》,《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第88页。
  罗振亚:《方向与高度——论吉狄马加的诗歌》,《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2期,第169页。
  寇硕恒,1991年生,河北保定人,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诗歌编辑。曾获第三届大地文学奖评论奖,第十届河北省文艺评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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