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歌评论家陈超看来，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诗坛有两种主要的声音：一种是颂体调性的农耕式庆典诗歌，诗人以华彩的拟巴洛克语型书写“乡土家园”，诗歌成为遣兴或道德自恋的工具，对具体的历史语境缺乏起码的敏感。另一种是迷恋于“能指滑动”，“消解历史深度和价值关怀”的中国式的“后现代”写作。这两种写作倾向消解了诗歌对于历史和生存的关注，变成了单向度的即兴小札。由此，陈超提出：“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概念，要求“诗人从个体主体性出发，以独立的精神姿势和个人的话语方式，去处理我们的生存、历史和个体生命中的问题。在此，诗歌的想象力畛域中既有个人性，又有时代生存的历史性。”也就是说，诗歌创作可以通过对个体生命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展现，实现对历史的更高意义上的回归。而吉狄马加的长诗《迟到的挽歌》无疑就践行了这样的诗歌创作标准。
　　《迟到的挽歌》副标题为“献给我的父亲吉狄·佐卓·伍合略且”，是诗人写给父亲的悼念之歌。与一般意义上的“挽歌”不同，这首诗并没有将着力点放在代际关系或者无言之爱的渲染上，而是将父亲的生与死同彝族的历史文化相勾连，开辟了一个人神共处的诗歌抒情空间。父亲的生平被以一种英雄史诗的方式呈现出来，借由这一个人化的英雄史诗，完成对民族历史文化的重新审视。
　　整首诗从“摇篮”的意象开始，自上而下地触及父亲的死亡：“当摇篮的幻影从天空坠落/一片鹰的羽毛覆盖了时间，此刻你的思想/渐渐地变白，以从未体验过的抽空蜉蝣于/群山和河流之上。”“鹰”作为吉狄马加诗歌中的常见意象，在死亡的降落过程当中充当了媒介物的角色。而“摇篮”意象在诗歌接近末尾的地方将再次出现，喻指安放亡者的木架。诗人借此组织了一个闭环的诗歌结构，以葬礼为切入点，展现彝族文化中死亡所具备的特殊含义。
　　当“古老的死亡吹响了返程”，光会引导灵魂走上专属的道路，父亲将带上铠甲以及白银的冠冕，挣脱肉体的锁链。在彝族的文化当中，死亡所代表的并不是终点，而是一个特殊的仪式，亡者由此进入另一个世界。“对于彝人来说，死亡不是个人的事情，它是公共的和族群的……死亡是一个仪式。族群的每一成员都是参与者。每个人都分摊个人不能独自承受的死亡。集体戏剧将死亡转换为神圣的宗教仪式。”死亡不仅指向灵魂的世界，同时也规约着生者的行为，“这是千百年来男人的死亡方式，并没有改变/渴望不要死于苟且”，“死亡的方式有千百种，但光荣和羞耻只有两种”。
　　在神山环抱的传说当中，“祖先的斧子掘出了人魂与鬼神的边界”，但是当“众神走过天庭和群山的时候”，“三岁的孩子能/短暂地看见，他们粗糙的双脚也没有鞋”。这是一个人与神共处的世界，死亡也由此显得没有那么痛苦和哀伤。诗人通过这一人神共处的抒情空间，观照彝族文化中的死亡观念，承续独特的文化情感。
　　从“衔着母亲的乳房”的婴儿到采集蜂蜜、放牧羊群的少年，从初识爱情的青年到始为人父的壮年，诗作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写父亲一生的经历。他不仅要适应不同人生阶段的不同角色，还要承袭先辈所积累的文化财富。也正是在这漫长的一生当中，父亲一次次接触死亡，并在与生的对照中揣测死的意义：“不是他者教会了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游离的方式/是因为我们创造了自我的节日，唯有在失重时/我们才会发现生命之花的存在，也才可能/在短暂借用的时针上，一次次拒绝死亡。”
　　“那是一个千年的秩序和伦理被改变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生活与命运双重的磨砺/这不是局部在过往发生的一切，革命和战争/让兄弟姐妹立于疾风暴雨，见证了希望/也看见了眼泪。”父亲在革命和战争中面对的“疾风暴雨”也正是一个民族所面对的“疾风暴雨”，个体的希望和眼泪所见证的正是“千年的秩序和伦理”的改变。至此，父亲的生与死不仅关涉族群灿烂的历史文化，也与波诡云谲的时代现实息息相关。作为个体的父亲被放置到宏阔的诗歌空间当中，在历时性和共时性并存的叙述里完成整体性的历史书写。
　　一部个人化的英雄史诗，背后所勾连的是一个民族关于生和死的全部思考，也是一个民族“千年秩序和伦理”改变的历史。《迟到的挽歌》虽则始终着笔于父亲的个体生命經历，却始终“寻找、观照、承续彝族的传统历史、文化与情感”。“肉体和心灵承担天石的重负/你的赤脚熟悉荆棘，但火焰的伤痛谁又知晓/无论混乱的星座怎样移动于不可解的词语之间/对事物的解释和弃绝，都证明你从来就是彝人。”不管面对怎样的改变和风雨，父亲“彝人”的身份认同始终没有改变。而诗人对父亲人生经历的详细追述，对彝族文化中死亡观念的深刻挖掘，无疑也是在寻求一种身份认同。
　　在接近结尾的部分，诗人一连使用了四个“哦，英雄”，并直言“你是我们所能命名的全部意义的英雄”。父亲的形象和彝族传说中的英雄形象渐渐融合，“在那光明涌入的门口，是你穿着盛装的先辈/而我们给你的这场盛典已接近尾声，从此你在另一个世界”。葬礼接近尾声，一首诗也即将抵达终点，而在整首诗的最后一行出现的是诗人自己，为父亲“点燃了最后的火焰”。这里所标明的父与子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血缘承袭，更昭示了民族历史文化的承袭。通过将自身放置到由父到子的传承序列上，诗人实现了从身份归属、民族归属最后到文化归属的自我定位。
　　注：
　　陈超：《先锋诗歌：想象力维度的转换》，《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耿占春：《一个族群的诗歌记忆——论吉狄马加的诗》，《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第88页。
　　罗振亚：《方向与高度——论吉狄马加的诗歌》，《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2期，第169页。
　　寇硕恒，1991年生，河北保定人，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诗歌编辑。曾获第三届大地文学奖评论奖，第十届河北省文艺评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