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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是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最著名的报人。1874年,他在香港创办的我国近代著名报刊———《循环日报》,以其独树一帜的报刊政论而名重一时。他的文章,冲破中国当时古代封建官报一统天下的藩篱,首开我国文人论政的先河,他也由此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第一个报刊政论家而声名远扬。
正由于王韬在历史上的显要地位,他一直受到众多新闻传播史学者的高度重视。然而,由于《循环日报》的散失,数十年间新闻传播史学研究者,一直以王韬的政论文集《园文录外编》(以下简称《外编》)中的文章为依据。20世纪90年代初,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从日本购回《循环日报》的复制缩微胶卷后,人们发现,原《外编》收入王韬在《循环日报》发表的新闻政论仅11篇,这与他十年间在“《循环日报》发表的数以千计的言论相比”,“显然难以囊括前者的全部重要信息和不同种类的文章,用后者取代前者,不免以偏概全”①。《循环时报》缩微胶卷的购回,为我们重新研究王韬在那个时期撰写的报刊政论的思想,提供了更接近于史实的坚实基础。从这些新被发现的政论文章中可以看出,王韬时而阔谈世界大事,时而纵论时政,时而评论史事,时而言物咏志,时而警告世人,时而寓讽于史,时而近乎杂谈,其内容相互辉映,连成一体,直抒胸臆,独陈管见,给当时沉闷僵化的文坛注入了活力,充分体现出他思想的广博与深邃。
一、睁眼看世界的国际意识
我国进入19世纪70年代以后,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西方列强“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②。地大物博的中国早就是列强垂涎的主要对象,并成为它们激烈争夺的目标。面对强敌压境,危机四伏的严峻形势,王韬和当时一些有远见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样,洞若观火,忧心如焚。对于任何危及中国领土主权和边疆安全的国际冲突与争端,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从《循环日报》创立之日起,王韬率先重点发表了大量探视国际形势对中国不利因素的政论文章,全面阐述了当时我国边陲“强邻环视,伺隙而动”③的险恶形势,多次提出并反复论证了“今时之所急,惟辑强邻、御外侮”④的迫切性。在此期间,王韬组织许多爱国知识分子,撰写有关文章,占《循环日报》同期政论文章总数的一半。其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充分显示出王韬对这方面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其中,有关国际时事的新闻评述比重颇大,涉及的国家不下30个⑤。王韬具有开阔的眼界和丰富的国际知识,这些报刊政论在分析各国政局变化时,一般都不是孤立地谈论个别国家的个别事件,而是在各国的相互关系中去评述其间的变化,分析预测这些变化可能对中国的威胁。如评述欧洲各国军事力量消长的《论西国兵额日增》⑥,探讨制约强国称霸对策的《合六国以制俄》⑦等,给对外界茫然无知的中国人提供了探视世界的窗口。而王韬在为谋求国家富强的思想主旨下,也反映出他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
1874年,正值日本武装侵略台湾。王韬在《循环日报》上连续发表了《论日本往剿台湾生番》、《日本不肯撤兵》、《论与日本交兵情形》等多篇政论,并站在爱国的民族主义立场上,义正辞严、针锋相对地谴责日本违背万国公法,侵犯我国领土的海盗行径。
在中法战争前后,王韬在《论法人经营越南》、《论中国驻防越南》⑧等一系列评述时局的政论中,剖析了越南问题的症结所在,指出它是中国西南边疆的隐患。针对当时主和派对西方列强存在幻想,一味妥协退让的态度和举措,王韬撰写了《论议和未易猝成》、《论不战必不能和》等多篇文章,批评了主和派奉行的绥靖政策,指责他们“徘徊观望,遣将迟迟,坐视法人一再增兵,越事不可收拾”⑨,告诫他们尽快丢掉幻想,准备打仗。这些充满激情的报刊政论,从不同角度,声援抗法斗争,抒发爱国情怀,影响社会舆论,为争取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韬撰写的报刊政论,对中国其他地区潜伏着的领土危机,也常论不懈,警钟长鸣。为揭露沙俄觊觎我国东北、新疆的狼子野心,先后发表了《中外合力防俄》、《论俄人立心叵测》等数十篇政论,不断提醒人们,“俄人之视眈眈而欲逐逐者,未尝一日忘情于中国土壤也”⑩。这些文章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为中华民族的安危而大声疾呼,集中反映了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刻,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日俱增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激情。
二、鼓吹社会变革,评说洋务新政
19世纪70至80年代,正值我国洋务运动蓬勃发展时期,社会变革的呼声日高,洋务新政的举措迭出。这些变革主张和措施引起了封建统治阶级中保守势力的恐慌和仇视,遭到了他们多方的反对和阻挠,也引发了当时爱国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循环日报》最先成为当思想界时的一面旗帜,发表了许多抨击保守势力,反对因循守旧,倡导社会变革等忧国忧民令人激愤的政论文章,影响并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在王韬看来,19世纪的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巨大反差,其原因就是封建专制制度对中国的束缚。因此,学习西方,改革旧例,除弊兴利,变法自强,成为王韬提倡社会改良的核心思想。在其发表的众多政论文中,倾心于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流露出对国富民强的深切渴望。
从1874年夏天开始,王韬先后发表了《当用泰西新法》、《当仿西法造战舰》、《论制造》、《论肄西学》等鼓吹变革的论说,论述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为了扫除以顽固派为代表的社会保守势力,批判妄自尊大、墨守成规、害怕变革的陈腐思想观念,为铺平改革的道路,王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论法在因时变通》、《中国振兴说》等一系列政论文章中,指出顽固派“妄自矜夸,妄自尊大”瑏瑡阻碍社会变革,并剖析了中国社会现存的种种矛盾,强调只有革除痼习,推行新法,中国才能走上富强之路。得出“学习西法”乃“时之所尚,势之所趋”瑏瑢的结论。对于妨碍进步,影响变革,以文取士的封建科举制度,也是王韬主要控诉和鞭挞的对象。他公开声言:“时文不可不废……时文实一无用之物也”,而且断言,“时文一日不变,则人才一日不出”,嘲笑科举考试不过是“以无用之物而取无用之人也,数场文字,直同梦呓……费国家帑项数十万而无一实济”瑏瑣,并挖苦他们无病呻吟的文章不过是“犬吠驴鸣,何足言文”,并诅咒道,“恨不将三百年来所有时文悉付于祖龙一炬而后大快!”指出“时文”是“败坏人才,斫丧人才”瑏瑤的祸根。这些痛斥时文的大胆论说,对封建社会这一痼疾的批判可谓鞭辟入里,痛快淋漓。
王韬主持的《循环日报》发表的政论文章,对社会弊端的揭露和批判是多方面的。多年来,众多研究者较详细地论述了王韬许多主张社会变革的去弊良方,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王韬对洋务运动本身存在的严重历史局限性的忠告却少有评价。
随着中国社会固有矛盾的加剧和发展,洋务新政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也日益显露出来。对此,王韬没有保持沉默,而像一个诊治病人的医生,当发现了产生这种病情现象的原因后,立刻对洋务派只重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的作法,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批评。王韬认为,学习西方只停留在器物层次的具体举措上的作法,这并不能将中国带入富强之境,只有进行深层次的政治变革,挽回民心,才能使中国真正“与泰西并驾齐驱”瑏瑥。王韬又在《论兵强不足恃》一文中,对洋务派“富国在乎理财开矿而已,强兵在乎练兵择将、制造战舰、讲求火器而已”的所谓富国强兵理论,提出了异议,指出,“治兵末也,治国本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国也者,合众人而成者也……一国协和,君民一心,上下一体,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而安有不强者”。由此可见,王韬的政治主张,显然比洋务派前进了一步。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能够提出如此深刻的思想见解,实为可贵。
三、针对现实问题的社会参与意识
王韬撰写的新闻政论涉及面十分广泛,大至水灾、火灾、饥荒,小至赌博、偷盗、行乞,只要是当时社会生活中较为突出的问题,王韬在《循环日报》上都能作出反应。由于论题主要来自现实生活,其问题同一般百姓的关系密切,有的问题更是直接涉及人们的切身利益,成为公众关心的焦点。尽管这些政论不一定都出于王韬之手,但作为该报的主编,当然反映了他办报的主导思想。
1882年底至1883年初,香港和广州城内火灾频繁,对市民的生命财产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循环日报》为此,接连发表了《弭灾浅说》、《自来水最便于救火说》、《论查禁防火》、《论防火灾》等文。文中分析失火原因,传授灭火的方法,探讨预防措施,及时回答了让市民担心的问题。
拐卖“猪仔”问题,一度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王韬对此多有评说,或怒斥贩卖人口罪行,或揭穿诱拐欺骗的伎俩,或披露受骗“猪仔”的惨状,或呼吁官宪当局查禁此事,文章夹叙夹议,评述结合,言辞激切,情感愤激,颇具感染力。
对关系到人民饥寒饱暖的社会问题,王韬也给予了广泛的注意。如《论直隶荒灾》、《豫储米以备荒说》、《论施棉衣宜变通其法》等文,都是专门谈论如何救灾济贫的政论文章。对于社会下层人士和底层民众的苦痛,王韬不但深表同情,还多次向有关方面提出建议,希望能够改善其境况。如《论营兵宜体恤》、《论乞丐宜分别安置》、《连阅虐婢案情有感》等,情真意切,感动人心。
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细小问题,王韬也都认真对待,用心评述。1883年春节期间该报发表了《论燃放爆竹》,文中对节日喜庆之时燃放鞭炮这种传统习俗提出了异议。认为爆竹是“有损无益之物”,“偶有不慎,即易成灾”,故而不宜提倡。文中还批评了那些为牟暴利而竞相销售爆竹的商贾。另外,从关心市民生活的角度,王韬宣传创设自来水益处的同时,提出集资招股兴办的倡议,并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劝说市民打消顾虑,积极认股,以早日施工建成。王韬对社会生活的直接参与,成为《循环日报》政论文章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正是出于以上三方面与众不同的思想意识,王韬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把这份独立自主经营的报纸走出单纯的赢利窄小范围,拓展到“借彼事端发挥胸臆……开诲将于愚民”瑏瑦,实实在在走出了中国人自办报刊的第一步,并大大超过同时期其他中文报刊的水平。尤其是王韬鼓吹的社会变革主张,评述新政和参与社会实际生活的见解和做法,其社会影响并时无双,为后来“改良主义者的变法运动尽了前驱的作用”瑏瑧。这些突出成就,奠定了王韬在中国近代新闻、文化、思想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
①⑤ 曾建雄:《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7、80页。
②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08页。
③ 《攘外探源论》。1881年1月4日《循环日报》。
④ 《重刻园尺牍之后》。1880年12月18日《循环日报》。
⑥⑦ 王韬:《园文录外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⑧ 1882年3月1日、7月28日《循环日报》。
⑨ 1882年6月26日《循环日报》。
⑩ 《论俄人谋攻南洋诸岛》。1882年6月26日《循环日报》。
11 《论中国不可自恃》。1880年9月18日《循环日报》。
12《论法在因时变通》。1880年5月15日《循环日报》。
13 《时文无用》。1880年9月3日《循环日报》。
14《论儒者当见其大》。1880年9月14日《循环日报》。
15 王韬:《园文录外编》卷一,第58页。
16 《循环日报》月刊本,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17 方汉奇:《报史与报人》,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280页。
(作者单位:天津师大新闻传播学系)责任编辑:蔡世华·
正由于王韬在历史上的显要地位,他一直受到众多新闻传播史学者的高度重视。然而,由于《循环日报》的散失,数十年间新闻传播史学研究者,一直以王韬的政论文集《园文录外编》(以下简称《外编》)中的文章为依据。20世纪90年代初,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从日本购回《循环日报》的复制缩微胶卷后,人们发现,原《外编》收入王韬在《循环日报》发表的新闻政论仅11篇,这与他十年间在“《循环日报》发表的数以千计的言论相比”,“显然难以囊括前者的全部重要信息和不同种类的文章,用后者取代前者,不免以偏概全”①。《循环时报》缩微胶卷的购回,为我们重新研究王韬在那个时期撰写的报刊政论的思想,提供了更接近于史实的坚实基础。从这些新被发现的政论文章中可以看出,王韬时而阔谈世界大事,时而纵论时政,时而评论史事,时而言物咏志,时而警告世人,时而寓讽于史,时而近乎杂谈,其内容相互辉映,连成一体,直抒胸臆,独陈管见,给当时沉闷僵化的文坛注入了活力,充分体现出他思想的广博与深邃。
一、睁眼看世界的国际意识
我国进入19世纪70年代以后,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西方列强“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②。地大物博的中国早就是列强垂涎的主要对象,并成为它们激烈争夺的目标。面对强敌压境,危机四伏的严峻形势,王韬和当时一些有远见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样,洞若观火,忧心如焚。对于任何危及中国领土主权和边疆安全的国际冲突与争端,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从《循环日报》创立之日起,王韬率先重点发表了大量探视国际形势对中国不利因素的政论文章,全面阐述了当时我国边陲“强邻环视,伺隙而动”③的险恶形势,多次提出并反复论证了“今时之所急,惟辑强邻、御外侮”④的迫切性。在此期间,王韬组织许多爱国知识分子,撰写有关文章,占《循环日报》同期政论文章总数的一半。其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充分显示出王韬对这方面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其中,有关国际时事的新闻评述比重颇大,涉及的国家不下30个⑤。王韬具有开阔的眼界和丰富的国际知识,这些报刊政论在分析各国政局变化时,一般都不是孤立地谈论个别国家的个别事件,而是在各国的相互关系中去评述其间的变化,分析预测这些变化可能对中国的威胁。如评述欧洲各国军事力量消长的《论西国兵额日增》⑥,探讨制约强国称霸对策的《合六国以制俄》⑦等,给对外界茫然无知的中国人提供了探视世界的窗口。而王韬在为谋求国家富强的思想主旨下,也反映出他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
1874年,正值日本武装侵略台湾。王韬在《循环日报》上连续发表了《论日本往剿台湾生番》、《日本不肯撤兵》、《论与日本交兵情形》等多篇政论,并站在爱国的民族主义立场上,义正辞严、针锋相对地谴责日本违背万国公法,侵犯我国领土的海盗行径。
在中法战争前后,王韬在《论法人经营越南》、《论中国驻防越南》⑧等一系列评述时局的政论中,剖析了越南问题的症结所在,指出它是中国西南边疆的隐患。针对当时主和派对西方列强存在幻想,一味妥协退让的态度和举措,王韬撰写了《论议和未易猝成》、《论不战必不能和》等多篇文章,批评了主和派奉行的绥靖政策,指责他们“徘徊观望,遣将迟迟,坐视法人一再增兵,越事不可收拾”⑨,告诫他们尽快丢掉幻想,准备打仗。这些充满激情的报刊政论,从不同角度,声援抗法斗争,抒发爱国情怀,影响社会舆论,为争取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韬撰写的报刊政论,对中国其他地区潜伏着的领土危机,也常论不懈,警钟长鸣。为揭露沙俄觊觎我国东北、新疆的狼子野心,先后发表了《中外合力防俄》、《论俄人立心叵测》等数十篇政论,不断提醒人们,“俄人之视眈眈而欲逐逐者,未尝一日忘情于中国土壤也”⑩。这些文章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为中华民族的安危而大声疾呼,集中反映了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刻,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日俱增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激情。
二、鼓吹社会变革,评说洋务新政
19世纪70至80年代,正值我国洋务运动蓬勃发展时期,社会变革的呼声日高,洋务新政的举措迭出。这些变革主张和措施引起了封建统治阶级中保守势力的恐慌和仇视,遭到了他们多方的反对和阻挠,也引发了当时爱国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循环日报》最先成为当思想界时的一面旗帜,发表了许多抨击保守势力,反对因循守旧,倡导社会变革等忧国忧民令人激愤的政论文章,影响并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在王韬看来,19世纪的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巨大反差,其原因就是封建专制制度对中国的束缚。因此,学习西方,改革旧例,除弊兴利,变法自强,成为王韬提倡社会改良的核心思想。在其发表的众多政论文中,倾心于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流露出对国富民强的深切渴望。
从1874年夏天开始,王韬先后发表了《当用泰西新法》、《当仿西法造战舰》、《论制造》、《论肄西学》等鼓吹变革的论说,论述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为了扫除以顽固派为代表的社会保守势力,批判妄自尊大、墨守成规、害怕变革的陈腐思想观念,为铺平改革的道路,王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论法在因时变通》、《中国振兴说》等一系列政论文章中,指出顽固派“妄自矜夸,妄自尊大”瑏瑡阻碍社会变革,并剖析了中国社会现存的种种矛盾,强调只有革除痼习,推行新法,中国才能走上富强之路。得出“学习西法”乃“时之所尚,势之所趋”瑏瑢的结论。对于妨碍进步,影响变革,以文取士的封建科举制度,也是王韬主要控诉和鞭挞的对象。他公开声言:“时文不可不废……时文实一无用之物也”,而且断言,“时文一日不变,则人才一日不出”,嘲笑科举考试不过是“以无用之物而取无用之人也,数场文字,直同梦呓……费国家帑项数十万而无一实济”瑏瑣,并挖苦他们无病呻吟的文章不过是“犬吠驴鸣,何足言文”,并诅咒道,“恨不将三百年来所有时文悉付于祖龙一炬而后大快!”指出“时文”是“败坏人才,斫丧人才”瑏瑤的祸根。这些痛斥时文的大胆论说,对封建社会这一痼疾的批判可谓鞭辟入里,痛快淋漓。
王韬主持的《循环日报》发表的政论文章,对社会弊端的揭露和批判是多方面的。多年来,众多研究者较详细地论述了王韬许多主张社会变革的去弊良方,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王韬对洋务运动本身存在的严重历史局限性的忠告却少有评价。
随着中国社会固有矛盾的加剧和发展,洋务新政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也日益显露出来。对此,王韬没有保持沉默,而像一个诊治病人的医生,当发现了产生这种病情现象的原因后,立刻对洋务派只重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的作法,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批评。王韬认为,学习西方只停留在器物层次的具体举措上的作法,这并不能将中国带入富强之境,只有进行深层次的政治变革,挽回民心,才能使中国真正“与泰西并驾齐驱”瑏瑥。王韬又在《论兵强不足恃》一文中,对洋务派“富国在乎理财开矿而已,强兵在乎练兵择将、制造战舰、讲求火器而已”的所谓富国强兵理论,提出了异议,指出,“治兵末也,治国本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国也者,合众人而成者也……一国协和,君民一心,上下一体,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而安有不强者”。由此可见,王韬的政治主张,显然比洋务派前进了一步。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能够提出如此深刻的思想见解,实为可贵。
三、针对现实问题的社会参与意识
王韬撰写的新闻政论涉及面十分广泛,大至水灾、火灾、饥荒,小至赌博、偷盗、行乞,只要是当时社会生活中较为突出的问题,王韬在《循环日报》上都能作出反应。由于论题主要来自现实生活,其问题同一般百姓的关系密切,有的问题更是直接涉及人们的切身利益,成为公众关心的焦点。尽管这些政论不一定都出于王韬之手,但作为该报的主编,当然反映了他办报的主导思想。
1882年底至1883年初,香港和广州城内火灾频繁,对市民的生命财产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循环日报》为此,接连发表了《弭灾浅说》、《自来水最便于救火说》、《论查禁防火》、《论防火灾》等文。文中分析失火原因,传授灭火的方法,探讨预防措施,及时回答了让市民担心的问题。
拐卖“猪仔”问题,一度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王韬对此多有评说,或怒斥贩卖人口罪行,或揭穿诱拐欺骗的伎俩,或披露受骗“猪仔”的惨状,或呼吁官宪当局查禁此事,文章夹叙夹议,评述结合,言辞激切,情感愤激,颇具感染力。
对关系到人民饥寒饱暖的社会问题,王韬也给予了广泛的注意。如《论直隶荒灾》、《豫储米以备荒说》、《论施棉衣宜变通其法》等文,都是专门谈论如何救灾济贫的政论文章。对于社会下层人士和底层民众的苦痛,王韬不但深表同情,还多次向有关方面提出建议,希望能够改善其境况。如《论营兵宜体恤》、《论乞丐宜分别安置》、《连阅虐婢案情有感》等,情真意切,感动人心。
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细小问题,王韬也都认真对待,用心评述。1883年春节期间该报发表了《论燃放爆竹》,文中对节日喜庆之时燃放鞭炮这种传统习俗提出了异议。认为爆竹是“有损无益之物”,“偶有不慎,即易成灾”,故而不宜提倡。文中还批评了那些为牟暴利而竞相销售爆竹的商贾。另外,从关心市民生活的角度,王韬宣传创设自来水益处的同时,提出集资招股兴办的倡议,并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劝说市民打消顾虑,积极认股,以早日施工建成。王韬对社会生活的直接参与,成为《循环日报》政论文章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正是出于以上三方面与众不同的思想意识,王韬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把这份独立自主经营的报纸走出单纯的赢利窄小范围,拓展到“借彼事端发挥胸臆……开诲将于愚民”瑏瑦,实实在在走出了中国人自办报刊的第一步,并大大超过同时期其他中文报刊的水平。尤其是王韬鼓吹的社会变革主张,评述新政和参与社会实际生活的见解和做法,其社会影响并时无双,为后来“改良主义者的变法运动尽了前驱的作用”瑏瑧。这些突出成就,奠定了王韬在中国近代新闻、文化、思想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
①⑤ 曾建雄:《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7、80页。
②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08页。
③ 《攘外探源论》。1881年1月4日《循环日报》。
④ 《重刻园尺牍之后》。1880年12月18日《循环日报》。
⑥⑦ 王韬:《园文录外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⑧ 1882年3月1日、7月28日《循环日报》。
⑨ 1882年6月26日《循环日报》。
⑩ 《论俄人谋攻南洋诸岛》。1882年6月26日《循环日报》。
11 《论中国不可自恃》。1880年9月18日《循环日报》。
12《论法在因时变通》。1880年5月15日《循环日报》。
13 《时文无用》。1880年9月3日《循环日报》。
14《论儒者当见其大》。1880年9月14日《循环日报》。
15 王韬:《园文录外编》卷一,第58页。
16 《循环日报》月刊本,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17 方汉奇:《报史与报人》,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280页。
(作者单位:天津师大新闻传播学系)责任编辑:蔡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