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世纪上半叶,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这两次大战虽然都根源于帝国主义,但却具有不同的特点。第一次世界大战表现为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为重新瓜分世界的直接厮杀,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表现形式。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洲国际关系,不仅在时间上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而且在内容上也明显体现出两战之间的过渡。20年代的欧洲国际关系,在相对稳定的凡尔赛体系下,酝酿着力量对比的变化,成为走向围绕以法西斯挑起的局部战争、世界大战而展开为特征的30年代国际关系的阶梯。
一、20年代的苏俄外交活动
苏俄的诞生,揭开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长期并存、互相对抗的历史序幕。20年代的苏俄外交,突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孤立,为苏俄开创出生存和发展的国际条件。
对形势的判断是制定政策的基础。在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之中的新生苏维埃政权能否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上,苏俄领导人曾寄希望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列宁在1919年12月全俄苏维埃七大的报告中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至少要无产阶级在若干先进国家中取得胜利后,才能说取得了最终的胜利。”①经过三年的国内战争,苏俄打退了国内外敌人的武装进攻,但预期的十月革命将引发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局面也未出现。随着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转入低潮,布尔什维克党认识到,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保持住革命的成果。由此,苏俄领导人在客观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国际形势的新认识。1920年11月,列宁指出:“经过三年残酷而激烈的战争……无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没有获得胜利,也没有遭到失败。”②1921—1922年间,列宁多次阐述了这样的认识:“目前俄罗斯联邦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形成了一种均势,虽然极不可靠,极不稳定,但社会主义共和国毕竟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生存下去了”③。帝国主义战争和武装干涉使苏俄的经济面临及其严峻的局面。苏俄为实现向和平建设过渡,需要一个和平和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合作的国际环境。争取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成为苏俄政府的头等外交任务。
然而,帝国主义国家在武装干涉失败后并未罢休,他们转而指望用经济手段改变苏维埃政权的性质。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声称:“我们没有能用武力恢复俄国。我相信,我们能通过贸易做到这一点并挽救它。”④帝国主义国家策略的改变表明,他们虽然仍继续坚持敌视苏俄的立场,企图以贸易手段改变苏俄的社会性质,但已不能无视苏俄的存在。
列宁在深刻地洞察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为苏俄指明了工作方向和对外政策的任务及策略。列宁指出:“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虽然没有获得国际胜利,即对我们来说是唯一可靠的胜利,但是却给自己争得了能够同那些现在不得不与我们建立贸易关系的资本主义列强并存的条件。”列宁认为:“现在我们要谈的已经不只是喘息时机,而是比较长期地进行新建设的重要机会”,为此必须正确地估计帝国主义竞争的紧张局面,“必须不断地利用它们之间的争斗,使它们难于同我们作斗争”⑤,在防备突发武装斗争的同时,利用国际形势中“极不稳定的均势”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争取较长时期和平,摆脱在国际上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局面。
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政府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以贸易为突破口,调整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1921年,英国在经济危机打击下,为重新打开俄国市场并对苏俄政局施加影响,主张同苏俄进行经济贸易往来。3月,苏英双方签订了贸易协定,这意味着英国实际上承认了苏俄的存在,标志苏俄迈出了打破帝国主义封锁,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交往的第一步。到年底,苏俄已同德、奥、意等14个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了类似的贸易协定。
1921年10月6日,19个资本主义国家以苏俄出现饥荒为由,在布鲁塞尔召开“援助苏俄”会议,提出以苏俄偿还沙俄政府欠下的外债和发还苏俄政府没收的外国企业为条件,考虑给予苏俄救济和贷款。10月28日,苏俄政府向英、法、意、日、美五国政府发出照会,强调“任何民族都没有义务去偿付多少世纪以来束缚它的锁链的代价”,但建议在各大国承认苏俄、与苏俄缔结全面和约并向苏俄提供优惠贷款的情况下,就偿还战前沙皇政府所借外债问题“尽速召开国际会议”进行讨论⑥。资本主义国家对苏俄的建议作出了反应。1922年1月6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在戛纳会议上决定,召开欧洲国家经济会议,邀请苏俄和德国代表参加。会议决议宣称:一些国家不能强行规定另一些国家应当根据什么原则建立其所有制、经济生活和管理方式;每个国家有权力为自己选择它所喜欢的制度。决议规定:在外国资本对一国提供援助时受援国要保障外国资本不可侵犯并获得利润;承认本国历届政府过去或将来签订的或担保的一切债务和义务;承认对于没收或国家接管财产给外国利益所造成的一切损失有赔偿的义务。决议声称:只有苏维埃政府接受所有上述条件,协约国才予以承认。会议通过了给苏俄的邀请书,表示希望苏俄政府领袖列宁亲自出席预定的会议。戛纳会议表明,西方国家虽然顽固坚持被十月革命废除的经济特权,但不得不准备同苏俄进行交往。
苏俄政府从戛纳会议决议的矛盾中注意到帝国主义国家态度的变化,同意了邀请,并随即选出了列宁为团长的代表团准备参加会议。列宁最终未能参加会议,但他为代表团制定了细致周详的谈判原则、方针和具体策略。
1922年4月10日至5月19日,欧洲国家经济会议在热那亚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英、法、意、日、比、德、苏等29个国家和英国的5个自治领,美国派观察员列席。会议上,苏俄代表声明:苏俄坚持共产主义的原则,也承认旧的社会制度和成长中的新社会制度可以共处,代表这两种所有制的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对于普遍的经济复兴是绝对必要的。苏俄出席会议的目的,是为在互惠、平等和完全无条件的承认的基础上与各国政府及工商业人士建立事务性联系。协约国方面表示,苏俄若接受偿还沙皇和临时政府所欠的184.96亿卢布的债务、归还没收的外国企业、放弃外贸国家垄断制、让外商自由贸易等条件,可贷款给苏俄2000万英镑。苏俄代表以提出反建议的形式驳斥了上述要求,并提出一项反要求:赔偿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给苏俄造成的总计约390.4479亿卢布的巨大损失。德国代表批评了战胜国的政策,认为各战胜国是在力图损害德国的利益和幸福来增进自己的利益和幸福。英国方面私下里表示,可以同意不归还外国人的财产,而以租借方式补偿。这个略带妥协的方案被法国否定。由于苏俄的主张遭到了英、法等国的反对,会议陷入僵局。
为了打破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苏联盟,苏俄代表利用德国与战胜国之间的矛盾,向德国提出建立两国平等关系的建议。德国为了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和国际上的孤立处境,同意苏俄的建议。1922年4月16日,两国在热那亚近郊的拉巴洛签订了双边协定。拉巴洛条约规定: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的贸易、经济和法律关系享有最惠国待遇;两国互相放弃对战费、战争和非战争损失的赔款要求。拉巴洛条约是苏俄同西方国家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签订的第一个协定。它既冲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苏阵线,也冲击了奴役德国的凡尔赛和约,有助于双方摆脱外交上的孤立状态。拉巴洛条约所采取的互相取消一切赔偿要求,恢复正常关系,密切经济联系的原则,为以后苏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开创了先例。
拉巴洛条约的签订对热那亚会议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但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在一系列问题上难以同苏俄达成协议。历时40天的热那亚会议在没有签订一个协定,毫无具体成果的情况下结束了。不久之后召开的海牙会议,依然没有消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苏俄的分歧,同样以毫无结果而告结束。
热那亚会议表现出资本主义国家既要遏制苏俄,又迫切希望同苏俄进行贸易往来的矛盾心理,其最终结局反映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深刻矛盾。尽管如此,热那亚会议作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同有社会主义苏俄参加商讨问题的国际会议,在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苏俄从军事冲突到和平共处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转折意义。1924年,英国和意大利在没有坚持首先偿还债务的情况下,与苏俄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英、意的行动引起了连锁反应,至1925年,苏俄基本上实现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正常化。
二、对凡尔赛体系的两次重大调整
凡尔赛体系作为帝国主义列强争斗妥协的产物,从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着种种矛盾。随着其自身矛盾发展导致该体系不稳定因素增长,出现了在德国赔款和欧洲安全保障两大问题上对该体系的局部调整。
德国赔款问题是巴黎和会未解决的战后最复杂的国际问题之一,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主要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法国为彻底削弱德国,补偿自己巨大的战争损失,恢复在欧洲的大国地位,希望最大限度地从德国榨取赔款,使德国一蹶不振。英国为保持欧洲大陆势力的均衡和商品市场,主张不过分削弱德国。美国担心如果德国无力支付赔款,则英、法就有了不向美国偿还战债的理由,反对向德国索取高额赔款。在巴黎和会上,由于英、法的坚持,确定了德国偿付巨额赔款的原则。其后,三国都力图把德国赔款问题的主动权抓在自己的手中,使问题按自己的意愿去解决。
1921年4月,赔款委员会规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合330亿美元。德国政府采取了“履行它,就是要证明它无法履行”的对策。1922年,德国政府以灾难性的通货膨胀为由,要求延期支付全部赔款。英国支持德国的要求,并提出了允许德国延期交付和将赔款总额减为500亿金马克的建议。由于法国强烈反对这一建议,英、法分歧加深,德、法矛盾激化。
1923年1月爆发的鲁尔危机,是法国谋求一战后欧洲霸权的一次尝试。鲁尔危机使法德双方面临政治经济危机。在英美的压力下,德国结束了“消极抵抗”,法国也被迫同意重新研究德国赔款问题。鲁尔危机的结局表明,法国无力单独承担维持和平、管辖欧洲的重任,打算凭借凡尔赛和约确立欧洲霸权的企图最终落空。
1924年9月1日,以美国银行家道威斯为首的专家委员会提出的所谓“道威斯计划”开始实行。该计划的主要精神是:首先稳定德国的金融,复兴德国经济,在此基础上索取德国经济能够承受的赔款。计划规定,由美、英等国向德国提供8亿金马克的贷款,帮助德国稳定金融恢复经济,德国的财政经济由以美、英为首的机构总管监督。计划还要求法、比从鲁尔撤军。道威斯计划使德国赔款问题的控制权由法国转到了美、英手中。计划对于德国赔款的总额没作明确规定,意味着英、美、法、德之间的矛盾依然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
道威斯计划实施后的15年中,德国从美、英两国得到200多亿金马克的贷款,同期,德国支付的赔款仅为110亿金马克。大量贷款流入德国,使德国经济起死回生。1927年,德国的工业生产回复到战前水平,1929年再次成为欧洲的第一经济强国。随着大量美元流入德国,美国加强了对欧洲的经济渗透及对欧洲国际事务的影响。英国实现了联合美国、打击法国、扶植德国的欧洲均衡政策目标。鲁尔危机结束后,欧洲的紧张局势也得到缓和。
道威斯计划未规定赔款总额,不是一个最终方案。1928年,德国以经济困难为由,提出修改道威斯计划的要求,得到美国支持。次年,“杨格计划”出台(1930年1月正式生效)。杨格计划作出了缩减德国赔款总额20%等规定。杨格计划实行仅仅半年,德国又因经济危机请求延期支付赔款及其他债务。美国担心如果德国经济崩溃会影响欧洲政治经济秩序及美国在欧洲的投资利益,宣布赔款及一切政府之间债务延期一年偿付,但其他国家欠美国的债务不能取消。由于德国的财政状况继续恶化,1932年6月,有关各国在洛桑开会,决定把德国的赔款总数削减到30亿金马克,但先决条件是必须妥善解决协约国之间的债务问题。由于美国在战债问题上不肯做任何让步,洛桑协定最后未获批准。此时,面对经济危机影响下的国际形势,德国不再支付赔款,各国也闭口不谈偿还债务问题,贯穿于20年代的赔款和战债问题不了了之。
围绕德国赔款问题,战胜国之间、协约国与德国之间多次展开冲突与协商,带来了凡尔赛体系的调整,总的方向是减轻对德国的经济处罚,打击战后初期法国在欧洲的霸权,抑法扶德。德国因此得以逐步摆脱凡尔赛和约的经济束缚,实现经济复兴,为其最终用武力挣脱凡尔赛和约提供了条件。
欧洲安全保障问题是巴黎和会未能解决的另一重大问题。道威斯计划通过后,法国更急于尽快解决安全保障问题,提议法、英、比三国结盟,以保证不受德国侵犯。德国希望通过适当满足法国的要求,来换取进一步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于1924年9月,提出了加入国联和协约国撤兵莱茵区的要求。英国为继续实行“势力均衡”政策,既希望缓和因鲁尔危机恶化的英法关系,也企图以对德让步来离间它和苏俄的关系,主张通过缔结保安公约来解除法国对安全问题的担忧。这样,法、德、英等国虽各有打算,但都希望欧洲安全保障问题能够解决。其间,法国曾要求对德国东部边界的安全也提供保证,以便维护其东欧盟国,但在英、美两国的压力下被迫放弃这一要求。
1925年10月,英、法、德、意、比、波、捷七国在瑞士洛迦诺举行会议。会议签订了最后议定书和7个条约,此外,德国分别同法、比、波、捷签订仲裁条约,法国也分别同波、捷签订相互保证条约,这些条约总称洛迦诺公约。公约规定,德、法、比三国相互保证不破坏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德法、德比之间的领土现状,英国和意大利作为保证国,承担援助被侵略国的义务。但在德、英的坚持下,该公约没有规定德国承担维护德波、德捷边界现状的义务,这反映了德国迫切要求收回东部被割让领土和英国力图牵制法国的意向。
为了笼络和控制德国,洛迦诺公约规定,德国必须参加国联,公约才能生效。但德国为维持其在西方国家和苏联之间保持平衡的政策,以此作为修改凡尔赛和约军事条款的筹码,提出要以对国联盟约第十六条(即对所谓“侵略国”共同制裁)持保留态度作为加入国联的先决条件。德国的这一要求被接受了。1926年,德国加入国联,并成为常任理事国。
洛迦诺公约是对凡尔赛体系的又一次重大调整,它使德国重新加入了帝国主义强国行列,大大提高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英国成为法德之间的仲裁者和法国的保护人,取得了平衡欧洲力量的有利地位。法国则丧失了对德国的制裁权,东欧同盟体系遭到削弱,并将本身的边界安全置于英、意两国的空头保证之下。
在整个20年代,虽然凡尔赛体系一直是构成欧洲国际关系的基础,但是,这一体系是建立在对战败国德国实施惩罚的凡尔赛和约基础之上的。通过道威斯计划和洛迦诺公约,德国增强了经济实力并提高了国际地位,然而作为德国遭受惩罚耻辱象征的凡尔赛和约却依然存在。既然协约国集团不愿放弃凡尔赛和约,也就注定了凡尔赛和约日后的命运。
纵观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国际关系,一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通过相互之间激烈复杂的对抗和较量而出现了和平共处局面;二是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争斗虽然导致了某种妥协,但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始终是酝酿国际冲突的根源。
① 《列宁全集》第37卷,第371、372页。
② 《列宁全集》第40卷,第22页。
③ 《列宁全集》第42卷,第2页。
④ 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41页。
⑤ 《列宁全集》第40卷,第22、23、24页。
⑥ 伊·费·伊瓦辛:《苏联外交简史》,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9页。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一五九中学)责任编辑:彭 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洲国际关系,不仅在时间上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而且在内容上也明显体现出两战之间的过渡。20年代的欧洲国际关系,在相对稳定的凡尔赛体系下,酝酿着力量对比的变化,成为走向围绕以法西斯挑起的局部战争、世界大战而展开为特征的30年代国际关系的阶梯。
一、20年代的苏俄外交活动
苏俄的诞生,揭开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长期并存、互相对抗的历史序幕。20年代的苏俄外交,突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孤立,为苏俄开创出生存和发展的国际条件。
对形势的判断是制定政策的基础。在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之中的新生苏维埃政权能否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上,苏俄领导人曾寄希望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列宁在1919年12月全俄苏维埃七大的报告中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至少要无产阶级在若干先进国家中取得胜利后,才能说取得了最终的胜利。”①经过三年的国内战争,苏俄打退了国内外敌人的武装进攻,但预期的十月革命将引发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局面也未出现。随着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转入低潮,布尔什维克党认识到,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保持住革命的成果。由此,苏俄领导人在客观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国际形势的新认识。1920年11月,列宁指出:“经过三年残酷而激烈的战争……无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没有获得胜利,也没有遭到失败。”②1921—1922年间,列宁多次阐述了这样的认识:“目前俄罗斯联邦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形成了一种均势,虽然极不可靠,极不稳定,但社会主义共和国毕竟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生存下去了”③。帝国主义战争和武装干涉使苏俄的经济面临及其严峻的局面。苏俄为实现向和平建设过渡,需要一个和平和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合作的国际环境。争取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成为苏俄政府的头等外交任务。
然而,帝国主义国家在武装干涉失败后并未罢休,他们转而指望用经济手段改变苏维埃政权的性质。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声称:“我们没有能用武力恢复俄国。我相信,我们能通过贸易做到这一点并挽救它。”④帝国主义国家策略的改变表明,他们虽然仍继续坚持敌视苏俄的立场,企图以贸易手段改变苏俄的社会性质,但已不能无视苏俄的存在。
列宁在深刻地洞察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为苏俄指明了工作方向和对外政策的任务及策略。列宁指出:“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虽然没有获得国际胜利,即对我们来说是唯一可靠的胜利,但是却给自己争得了能够同那些现在不得不与我们建立贸易关系的资本主义列强并存的条件。”列宁认为:“现在我们要谈的已经不只是喘息时机,而是比较长期地进行新建设的重要机会”,为此必须正确地估计帝国主义竞争的紧张局面,“必须不断地利用它们之间的争斗,使它们难于同我们作斗争”⑤,在防备突发武装斗争的同时,利用国际形势中“极不稳定的均势”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争取较长时期和平,摆脱在国际上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局面。
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政府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以贸易为突破口,调整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1921年,英国在经济危机打击下,为重新打开俄国市场并对苏俄政局施加影响,主张同苏俄进行经济贸易往来。3月,苏英双方签订了贸易协定,这意味着英国实际上承认了苏俄的存在,标志苏俄迈出了打破帝国主义封锁,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交往的第一步。到年底,苏俄已同德、奥、意等14个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了类似的贸易协定。
1921年10月6日,19个资本主义国家以苏俄出现饥荒为由,在布鲁塞尔召开“援助苏俄”会议,提出以苏俄偿还沙俄政府欠下的外债和发还苏俄政府没收的外国企业为条件,考虑给予苏俄救济和贷款。10月28日,苏俄政府向英、法、意、日、美五国政府发出照会,强调“任何民族都没有义务去偿付多少世纪以来束缚它的锁链的代价”,但建议在各大国承认苏俄、与苏俄缔结全面和约并向苏俄提供优惠贷款的情况下,就偿还战前沙皇政府所借外债问题“尽速召开国际会议”进行讨论⑥。资本主义国家对苏俄的建议作出了反应。1922年1月6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在戛纳会议上决定,召开欧洲国家经济会议,邀请苏俄和德国代表参加。会议决议宣称:一些国家不能强行规定另一些国家应当根据什么原则建立其所有制、经济生活和管理方式;每个国家有权力为自己选择它所喜欢的制度。决议规定:在外国资本对一国提供援助时受援国要保障外国资本不可侵犯并获得利润;承认本国历届政府过去或将来签订的或担保的一切债务和义务;承认对于没收或国家接管财产给外国利益所造成的一切损失有赔偿的义务。决议声称:只有苏维埃政府接受所有上述条件,协约国才予以承认。会议通过了给苏俄的邀请书,表示希望苏俄政府领袖列宁亲自出席预定的会议。戛纳会议表明,西方国家虽然顽固坚持被十月革命废除的经济特权,但不得不准备同苏俄进行交往。
苏俄政府从戛纳会议决议的矛盾中注意到帝国主义国家态度的变化,同意了邀请,并随即选出了列宁为团长的代表团准备参加会议。列宁最终未能参加会议,但他为代表团制定了细致周详的谈判原则、方针和具体策略。
1922年4月10日至5月19日,欧洲国家经济会议在热那亚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英、法、意、日、比、德、苏等29个国家和英国的5个自治领,美国派观察员列席。会议上,苏俄代表声明:苏俄坚持共产主义的原则,也承认旧的社会制度和成长中的新社会制度可以共处,代表这两种所有制的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对于普遍的经济复兴是绝对必要的。苏俄出席会议的目的,是为在互惠、平等和完全无条件的承认的基础上与各国政府及工商业人士建立事务性联系。协约国方面表示,苏俄若接受偿还沙皇和临时政府所欠的184.96亿卢布的债务、归还没收的外国企业、放弃外贸国家垄断制、让外商自由贸易等条件,可贷款给苏俄2000万英镑。苏俄代表以提出反建议的形式驳斥了上述要求,并提出一项反要求:赔偿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给苏俄造成的总计约390.4479亿卢布的巨大损失。德国代表批评了战胜国的政策,认为各战胜国是在力图损害德国的利益和幸福来增进自己的利益和幸福。英国方面私下里表示,可以同意不归还外国人的财产,而以租借方式补偿。这个略带妥协的方案被法国否定。由于苏俄的主张遭到了英、法等国的反对,会议陷入僵局。
为了打破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苏联盟,苏俄代表利用德国与战胜国之间的矛盾,向德国提出建立两国平等关系的建议。德国为了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和国际上的孤立处境,同意苏俄的建议。1922年4月16日,两国在热那亚近郊的拉巴洛签订了双边协定。拉巴洛条约规定: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的贸易、经济和法律关系享有最惠国待遇;两国互相放弃对战费、战争和非战争损失的赔款要求。拉巴洛条约是苏俄同西方国家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签订的第一个协定。它既冲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苏阵线,也冲击了奴役德国的凡尔赛和约,有助于双方摆脱外交上的孤立状态。拉巴洛条约所采取的互相取消一切赔偿要求,恢复正常关系,密切经济联系的原则,为以后苏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开创了先例。
拉巴洛条约的签订对热那亚会议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但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在一系列问题上难以同苏俄达成协议。历时40天的热那亚会议在没有签订一个协定,毫无具体成果的情况下结束了。不久之后召开的海牙会议,依然没有消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苏俄的分歧,同样以毫无结果而告结束。
热那亚会议表现出资本主义国家既要遏制苏俄,又迫切希望同苏俄进行贸易往来的矛盾心理,其最终结局反映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深刻矛盾。尽管如此,热那亚会议作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同有社会主义苏俄参加商讨问题的国际会议,在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苏俄从军事冲突到和平共处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转折意义。1924年,英国和意大利在没有坚持首先偿还债务的情况下,与苏俄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英、意的行动引起了连锁反应,至1925年,苏俄基本上实现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正常化。
二、对凡尔赛体系的两次重大调整
凡尔赛体系作为帝国主义列强争斗妥协的产物,从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着种种矛盾。随着其自身矛盾发展导致该体系不稳定因素增长,出现了在德国赔款和欧洲安全保障两大问题上对该体系的局部调整。
德国赔款问题是巴黎和会未解决的战后最复杂的国际问题之一,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主要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法国为彻底削弱德国,补偿自己巨大的战争损失,恢复在欧洲的大国地位,希望最大限度地从德国榨取赔款,使德国一蹶不振。英国为保持欧洲大陆势力的均衡和商品市场,主张不过分削弱德国。美国担心如果德国无力支付赔款,则英、法就有了不向美国偿还战债的理由,反对向德国索取高额赔款。在巴黎和会上,由于英、法的坚持,确定了德国偿付巨额赔款的原则。其后,三国都力图把德国赔款问题的主动权抓在自己的手中,使问题按自己的意愿去解决。
1921年4月,赔款委员会规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合330亿美元。德国政府采取了“履行它,就是要证明它无法履行”的对策。1922年,德国政府以灾难性的通货膨胀为由,要求延期支付全部赔款。英国支持德国的要求,并提出了允许德国延期交付和将赔款总额减为500亿金马克的建议。由于法国强烈反对这一建议,英、法分歧加深,德、法矛盾激化。
1923年1月爆发的鲁尔危机,是法国谋求一战后欧洲霸权的一次尝试。鲁尔危机使法德双方面临政治经济危机。在英美的压力下,德国结束了“消极抵抗”,法国也被迫同意重新研究德国赔款问题。鲁尔危机的结局表明,法国无力单独承担维持和平、管辖欧洲的重任,打算凭借凡尔赛和约确立欧洲霸权的企图最终落空。
1924年9月1日,以美国银行家道威斯为首的专家委员会提出的所谓“道威斯计划”开始实行。该计划的主要精神是:首先稳定德国的金融,复兴德国经济,在此基础上索取德国经济能够承受的赔款。计划规定,由美、英等国向德国提供8亿金马克的贷款,帮助德国稳定金融恢复经济,德国的财政经济由以美、英为首的机构总管监督。计划还要求法、比从鲁尔撤军。道威斯计划使德国赔款问题的控制权由法国转到了美、英手中。计划对于德国赔款的总额没作明确规定,意味着英、美、法、德之间的矛盾依然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
道威斯计划实施后的15年中,德国从美、英两国得到200多亿金马克的贷款,同期,德国支付的赔款仅为110亿金马克。大量贷款流入德国,使德国经济起死回生。1927年,德国的工业生产回复到战前水平,1929年再次成为欧洲的第一经济强国。随着大量美元流入德国,美国加强了对欧洲的经济渗透及对欧洲国际事务的影响。英国实现了联合美国、打击法国、扶植德国的欧洲均衡政策目标。鲁尔危机结束后,欧洲的紧张局势也得到缓和。
道威斯计划未规定赔款总额,不是一个最终方案。1928年,德国以经济困难为由,提出修改道威斯计划的要求,得到美国支持。次年,“杨格计划”出台(1930年1月正式生效)。杨格计划作出了缩减德国赔款总额20%等规定。杨格计划实行仅仅半年,德国又因经济危机请求延期支付赔款及其他债务。美国担心如果德国经济崩溃会影响欧洲政治经济秩序及美国在欧洲的投资利益,宣布赔款及一切政府之间债务延期一年偿付,但其他国家欠美国的债务不能取消。由于德国的财政状况继续恶化,1932年6月,有关各国在洛桑开会,决定把德国的赔款总数削减到30亿金马克,但先决条件是必须妥善解决协约国之间的债务问题。由于美国在战债问题上不肯做任何让步,洛桑协定最后未获批准。此时,面对经济危机影响下的国际形势,德国不再支付赔款,各国也闭口不谈偿还债务问题,贯穿于20年代的赔款和战债问题不了了之。
围绕德国赔款问题,战胜国之间、协约国与德国之间多次展开冲突与协商,带来了凡尔赛体系的调整,总的方向是减轻对德国的经济处罚,打击战后初期法国在欧洲的霸权,抑法扶德。德国因此得以逐步摆脱凡尔赛和约的经济束缚,实现经济复兴,为其最终用武力挣脱凡尔赛和约提供了条件。
欧洲安全保障问题是巴黎和会未能解决的另一重大问题。道威斯计划通过后,法国更急于尽快解决安全保障问题,提议法、英、比三国结盟,以保证不受德国侵犯。德国希望通过适当满足法国的要求,来换取进一步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于1924年9月,提出了加入国联和协约国撤兵莱茵区的要求。英国为继续实行“势力均衡”政策,既希望缓和因鲁尔危机恶化的英法关系,也企图以对德让步来离间它和苏俄的关系,主张通过缔结保安公约来解除法国对安全问题的担忧。这样,法、德、英等国虽各有打算,但都希望欧洲安全保障问题能够解决。其间,法国曾要求对德国东部边界的安全也提供保证,以便维护其东欧盟国,但在英、美两国的压力下被迫放弃这一要求。
1925年10月,英、法、德、意、比、波、捷七国在瑞士洛迦诺举行会议。会议签订了最后议定书和7个条约,此外,德国分别同法、比、波、捷签订仲裁条约,法国也分别同波、捷签订相互保证条约,这些条约总称洛迦诺公约。公约规定,德、法、比三国相互保证不破坏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德法、德比之间的领土现状,英国和意大利作为保证国,承担援助被侵略国的义务。但在德、英的坚持下,该公约没有规定德国承担维护德波、德捷边界现状的义务,这反映了德国迫切要求收回东部被割让领土和英国力图牵制法国的意向。
为了笼络和控制德国,洛迦诺公约规定,德国必须参加国联,公约才能生效。但德国为维持其在西方国家和苏联之间保持平衡的政策,以此作为修改凡尔赛和约军事条款的筹码,提出要以对国联盟约第十六条(即对所谓“侵略国”共同制裁)持保留态度作为加入国联的先决条件。德国的这一要求被接受了。1926年,德国加入国联,并成为常任理事国。
洛迦诺公约是对凡尔赛体系的又一次重大调整,它使德国重新加入了帝国主义强国行列,大大提高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英国成为法德之间的仲裁者和法国的保护人,取得了平衡欧洲力量的有利地位。法国则丧失了对德国的制裁权,东欧同盟体系遭到削弱,并将本身的边界安全置于英、意两国的空头保证之下。
在整个20年代,虽然凡尔赛体系一直是构成欧洲国际关系的基础,但是,这一体系是建立在对战败国德国实施惩罚的凡尔赛和约基础之上的。通过道威斯计划和洛迦诺公约,德国增强了经济实力并提高了国际地位,然而作为德国遭受惩罚耻辱象征的凡尔赛和约却依然存在。既然协约国集团不愿放弃凡尔赛和约,也就注定了凡尔赛和约日后的命运。
纵观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国际关系,一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通过相互之间激烈复杂的对抗和较量而出现了和平共处局面;二是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争斗虽然导致了某种妥协,但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始终是酝酿国际冲突的根源。
① 《列宁全集》第37卷,第371、372页。
② 《列宁全集》第40卷,第22页。
③ 《列宁全集》第42卷,第2页。
④ 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41页。
⑤ 《列宁全集》第40卷,第22、23、24页。
⑥ 伊·费·伊瓦辛:《苏联外交简史》,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9页。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一五九中学)责任编辑:彭 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