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学者认为，印度的种姓制度对“资本主义”活动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阻碍作用：“资本主义”有赖于官僚组织制度，它能与个人主义结盟并激发出企业家精神。按照这样的理论，发展的阻力不仅来源于家族所延伸出来的群体关系，还来源于家族本身。
　　在印度，无论农民的生产，还是商人的商业活动，甚或在工业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亲属关系一直占据着中心位置。这种现象常被认为与“联合家庭”或在法律上被称为“印度教徒未分开家庭”（Hindu Undivided Family）的出现紧密相关。联合家庭由一个共同父系祖先的后代构成，但也包括未出嫁的女儿、妻子及养子。一般来说，这种家庭通过宗族关系、姻亲关系、领养关系及其共同资产，将成员捆绑在一起：生意从属于整个家庭，财产归所有人。
　　联合家庭模式之所以能在工业企业发展过程中得以发扬，不仅是因为传统或惯例使然，也是因为它存在某些被大家所认同的优势。其中一个主要优势就在于联合家庭式企业拥有发展所需要的长线的连续性投资和稳定的组织结构。
　　比如，在印度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马尔瓦尔人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除了从事民间放贷业务外，也经营农作物和纺织品方面的生意。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他们的生意也依托于联合家庭的体系。”马尔瓦尔商人足迹遍四方，所利用的就是大家族的裙带关系。他们所到之处，会得到来自于“公社伙伴”（communal fellows）的帮助。这在马尔瓦尔人的贸易体系中发挥了特别切实有效的作用。
　　联合家庭里的一家人，经营行为一般捆绑在一起，除非成员之间出现不和。在这样一种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企业成长所存在的局限性，以及最终要被管理型公司所取代的缘由。换句话说，我们不仅可以发现此类企业所存在的一种内在的周期性发展过程，也可以看到它们逐渐为那些基于官僚组织制度的公司所取代的进化过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化的公司得到很大发展，联合家庭式企业也具备了化解各种内部冲突的机制，如允许家庭成员企业之间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分离状况。更为重要的现实是：在原有的企业内部不断诞生出新的同类型企业，也涌现出许多新的企业家（通常采用借入资本）。
　　即使进入现代工业生产时期，联合家庭企业的运行模式也依然存在。这一特征，不仅仅局限于古吉拉特地区。对马德拉斯地区的一项调查发现，除了公共事业和一家私有公司，其余所有的企业清一色地带有家族性质。而且事实上，这些企业的家族成员都以“核心”家庭的形式居住生活，但这不一定意味着联合家庭制度已解体，因为他们仍继续行使着联合家庭之职责，并构建了改良型联合家庭。
　　生活在非洲的印度家庭也是不错的例子。对肯尼亚的商人家庭进行比较会发现，亚洲人的企业组成常是家族性质的，非洲人的企业构成则很少沾亲带故，尽管非洲也是受亲属关系支配的社会。本地的非洲人以土地作为他们主要的安全保障，侨居的印度人则依赖于资金和亲属关系。家族的自有资金成为生存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前提。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因为非洲起初缺乏长期金融工具。非洲国家在后来也建有银行，但与其他地区的银行之间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而且，世人所目睹的事实是：在非洲，基于亲属关系的印度人的商业行为取得了非凡成功。
　　印度当前的联合家庭式企业在其结构上往往比此术语的原有含义更为错综复杂。其中一些已经成为上市公司，家族所拥有的只是一小部分股份，可它们的生存与发展反而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众多棘手问题之一就是：绝大部分银行只开展短期融资业务，唯有那些有能力从家族或种姓群体中筹措到资金的印度人，才能为印度工业发展提供必需的长期投资。
　　印度的证据有理由让我们对裙带关系阻碍了“现代化”发展的论点产生质疑。因为对于某些商业活动类型来说，家族、亲属、种姓和阶层等各种关系，可产生明显的优势。这种优势尤其表现在古吉拉特、拉杰普塔纳以及切蒂亚尔的银行业。在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广泛网络关系所能提供的信息、情谊和信任，对于商业活动来说，即便不是本质性特征，也无疑是有利条件。
　　在新的城市环境下，印度普遍存在的宗族关系或种姓关系的重要性虽然表现出日渐微弱的趋势，但与许多西方学者的假说相悖。联合家庭和广大的种姓和血缘群体，在商业和工业活动中常常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还谈不上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西方中的东方》，（英）杰克·古迪著，沈毅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