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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契丹民族的南迁对于契丹民族具有重要的意义。南迁的契丹民族接受和学习先进的汉文化，契丹民族的南迁对于契丹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燕云十六州的割让，使契丹获得了一个富饶而广阔的农业区，丰富的农业产品满足了契丹贵族的日常生活需要， 激发了他们对于农业生产的兴趣，大量契丹人向南迁徙对于契丹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契丹民族;南迁;民族融合
1 契丹民族形成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迁徙促进了各民族的交融和整合，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契丹建国后，以契丹民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
契丹的名称最早载于《魏书·卷一百·契丹传》：“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俱窜于松漠之间。”①《辽史·卷六十三·世表》也载：“辽本炎帝之后，……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库莫奚，曰契丹。”②公元4世纪前后，契丹的生活方式为“随水草畜牧”③，在迁徙的过程中，形成了契丹最早的部落形态—古八部。最初，契丹是实行氏族外婚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后分裂成若干部落。这一时期，关于契丹古八部的聚居地，《辽史·卷三十七》载：“南控黄龙，北带潢水，冷陉屏右，辽河堑左。”④因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和战争等因素，契丹的活动范围大致在这一区域。
2 契丹建国前的南迁活动
契丹建国前，迁徙活动较少，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北魏至隋朝时期。契丹多是臣服于中原政权和周边的游牧民族，两者之间鲜有攻伐。契丹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对于气候的依赖性很强，轻微的气候变化也可能打破游牧民族脆弱的经济，迫使他们迁徙别地或南下掠夺。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正处于我国的第二寒冷期。当游牧民族遭遇极端气候变化时，游牧民族南下依附或劫掠农耕民族。《晋书·卷一百二五·冯跋传》载：“契丹库莫奚降，署其大人为归善王。”⑤《资治通鉴·卷一百二五·齐纪一太祖高皇帝》载：“十一月，契丹莫贺弗勿干帅部落万余口入附于魏，居白狼水东。”⑥这一时期，契丹为了生存，不得不南下归附于中原王朝，契丹与中原之间的交流增多。契丹多内附于边地，贡于朝。如高欢拥立北魏孝武帝即位之年（532），契丹一个月之内就朝贡两次，这在历史上是不常见的。
由于战争原因被迫迁徙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屡见不鲜，战争是导致民族迁徙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原政权多侵伐契丹，掠夺其财产和人口，《魏书·卷二·太祖道武帝纪》载：“五月癸亥，北征库莫奚。六月，大破之，获其四部杂畜十余万，渡弱落水。”⑦这一阶段的契丹民族南迁多是受到武力胁迫，被迫迁徙。
第二个阶段是隋唐至契丹建国时期。唐初，游牧民族大量内迁，《北史·卷五十九·赵崇传》：“开皇三年（583），除豳州總管。突厥犯塞，崇破之。奚、霫、契丹等其威略，争来内附。”⑧《隋书·卷一·高祖纪》：“五月癸酉，契丹主莫贺弗遭使请降，拜大将军。”内迁地区牧业经济比重加大，经济再次由农转牧。正如杨建新先生在《民族迁徙是解读我国民族关系格局的重要因素》一文中指出：“大多数少数民族在迁徙到新地区后，其社会经济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特别是边疆各族内迁前，大多都以游牧畜牧业为主，迁入中原或农业区后，由于处在新的环境下，受汉族的影响和政府的引导，逐渐改变了其社会生产结构，不同程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并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等，社会生产水平逐渐也接近汉族，并逐渐转化和发展成封建制的社会。”①随着内附人口的增加、经济水平逐步提高，契丹民族具备一定的军事实力，开始向中原王朝发起挑战。《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隋纪四·高祖文皇帝下》：“八月，契丹寇营州，诏通事谒者韦云起，护突厥兵讨之，启民可汗发骑二万，受其处分……契丹不为备，去其营五十里，驰进袭之，尽获其男女四万口，杀其男子，以女子及畜产之半赐突厥，余皆收之以归。”②究其发动战争的原因，正如崔明德先生在《隋唐民族关系探索》一书中指出，唐与契丹战争的真正原因是唐朝民族政策的失误，经常侵扰契丹部族，在契丹发生饥荒时又十分吝啬，不加赈济，引起了契丹人的反感，激怒了契丹首领，因此爆发了战争。《资治通鉴·卷一百〇五·唐记二十一》：“八月，丁酉，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与契丹战于硖石谷，唐兵大败。先是，契丹破营州，获唐俘数百，囚之地牢，闻唐兵将至，使守牢霫绐之曰：‘吾辈家属，饥寒不能自存，唯俟官军至即降耳。’既而契丹引出其俘，饲以糠粥，慰劳之曰：‘吾养汝则无食，杀汝又不忍，今纵汝去。’遂释之。”③契丹的侵扰是被逼无奈，为生存而发动战争。
这一时期，契丹和中原政权多次攻伐，互有胜负。契丹周旋于方强族和唐朝之间以寻求自身发展，多有内附，契丹和中原王朝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
3 契丹建国后的南迁活动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衰微，中央政府无力管控边疆民族。契丹的强邻突厥、回纥相继衰落，契丹利用这一契机，得以快速发展。唐天佑四年（907），耶律阿保机取代痕德堇可汗称汗，“燔柴告天，即皇帝位”④。后梁贞明二年（916），耶律阿保机称帝，国号“契丹”，建元神册。自此契丹国家政权正式确立。
从辽太祖到辽圣宗的几十年里，辽朝先后征服了古中国北方的部族，如奚、室韦、乌古敌烈、突厥、吐谷浑、党项、回鹘、沙陀等，将统治范围延伸到中亚一带。契丹对中原地区的人口、财富垂涎已久，契丹在剪除强邻之后，也时而南下掠夺人口，“幽、蓟之间，虏骑遍满山谷，所得汉人，以长绳连头系之于木，汉人夜多自解逃去”⑤。从材料可知，契丹入侵中原是为了学习中原文化，但未有占据中原之心。唐末，中原藩镇势力相互混战，阿保机乘此之际南下。“神册元年，攻蔚、新、武、妫、儒五州，斩首万四千七百余级。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⑥这一时期，契丹南下不只是为了获得人口和财富，而是为了占领其地。太宗即位后，继续执行南侵政策。辽天显三年（928），辽太宗率兵南下，无功而返。不久，中原形势发生转变，辽天显十一年（936），石敬瑭为了获得契丹的救援，以实现篡唐自立的野心，向契丹承诺“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⑦。石敬瑭即位后，便“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以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⑧。燕云地区是农耕民族抵御游牧民族入侵的重要屏障，此地易守难攻，契丹和中原王朝进行了反复的争夺。契丹占据幽云地区后，不仅获得了大量的人口和财富，更为其打开南下的通道。《辽史·地理志》所载南京、西京两道户数就有40余万户，契丹占1/4，南迁的契丹人日益增多，便于契丹加强对幽云地区的管理，阻挡中原王朝的北伐。北宋建立后，北宋为了统一，多次北伐契丹，双方互有胜负。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宋辽双方达成和议，史称“澶渊之盟”。契丹建国后，燕云地区的契丹人日益增多，接受儒家文化和礼仪，民族间的隔阂逐渐消除，民族融合进一步加深。
辽末，契丹统治者腐败无能，佞佛之风日盛，民不聊生。天庆四年（1114），完颜阿骨打起兵反抗契丹。保大二年（1122），金兵攻陷中京，契丹灭亡。契丹民族被金朝统治者强迫迁徙到中原地区或融入其他民族中。契丹民族的南迁活动对契丹发展极为重要，不仅学会了先进的农耕文明，而且糅合契丹民族的习俗，创立了南北官制，建立了强大的契丹政权。
关键词：契丹民族;南迁;民族融合
1 契丹民族形成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迁徙促进了各民族的交融和整合，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契丹建国后，以契丹民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
契丹的名称最早载于《魏书·卷一百·契丹传》：“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俱窜于松漠之间。”①《辽史·卷六十三·世表》也载：“辽本炎帝之后，……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库莫奚，曰契丹。”②公元4世纪前后，契丹的生活方式为“随水草畜牧”③，在迁徙的过程中，形成了契丹最早的部落形态—古八部。最初，契丹是实行氏族外婚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后分裂成若干部落。这一时期，关于契丹古八部的聚居地，《辽史·卷三十七》载：“南控黄龙，北带潢水，冷陉屏右，辽河堑左。”④因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和战争等因素，契丹的活动范围大致在这一区域。
2 契丹建国前的南迁活动
契丹建国前，迁徙活动较少，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北魏至隋朝时期。契丹多是臣服于中原政权和周边的游牧民族，两者之间鲜有攻伐。契丹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对于气候的依赖性很强，轻微的气候变化也可能打破游牧民族脆弱的经济，迫使他们迁徙别地或南下掠夺。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正处于我国的第二寒冷期。当游牧民族遭遇极端气候变化时，游牧民族南下依附或劫掠农耕民族。《晋书·卷一百二五·冯跋传》载：“契丹库莫奚降，署其大人为归善王。”⑤《资治通鉴·卷一百二五·齐纪一太祖高皇帝》载：“十一月，契丹莫贺弗勿干帅部落万余口入附于魏，居白狼水东。”⑥这一时期，契丹为了生存，不得不南下归附于中原王朝，契丹与中原之间的交流增多。契丹多内附于边地，贡于朝。如高欢拥立北魏孝武帝即位之年（532），契丹一个月之内就朝贡两次，这在历史上是不常见的。
由于战争原因被迫迁徙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屡见不鲜，战争是导致民族迁徙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原政权多侵伐契丹，掠夺其财产和人口，《魏书·卷二·太祖道武帝纪》载：“五月癸亥，北征库莫奚。六月，大破之，获其四部杂畜十余万，渡弱落水。”⑦这一阶段的契丹民族南迁多是受到武力胁迫，被迫迁徙。
第二个阶段是隋唐至契丹建国时期。唐初，游牧民族大量内迁，《北史·卷五十九·赵崇传》：“开皇三年（583），除豳州總管。突厥犯塞，崇破之。奚、霫、契丹等其威略，争来内附。”⑧《隋书·卷一·高祖纪》：“五月癸酉，契丹主莫贺弗遭使请降，拜大将军。”内迁地区牧业经济比重加大，经济再次由农转牧。正如杨建新先生在《民族迁徙是解读我国民族关系格局的重要因素》一文中指出：“大多数少数民族在迁徙到新地区后，其社会经济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特别是边疆各族内迁前，大多都以游牧畜牧业为主，迁入中原或农业区后，由于处在新的环境下，受汉族的影响和政府的引导，逐渐改变了其社会生产结构，不同程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并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等，社会生产水平逐渐也接近汉族，并逐渐转化和发展成封建制的社会。”①随着内附人口的增加、经济水平逐步提高，契丹民族具备一定的军事实力，开始向中原王朝发起挑战。《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隋纪四·高祖文皇帝下》：“八月，契丹寇营州，诏通事谒者韦云起，护突厥兵讨之，启民可汗发骑二万，受其处分……契丹不为备，去其营五十里，驰进袭之，尽获其男女四万口，杀其男子，以女子及畜产之半赐突厥，余皆收之以归。”②究其发动战争的原因，正如崔明德先生在《隋唐民族关系探索》一书中指出，唐与契丹战争的真正原因是唐朝民族政策的失误，经常侵扰契丹部族，在契丹发生饥荒时又十分吝啬，不加赈济，引起了契丹人的反感，激怒了契丹首领，因此爆发了战争。《资治通鉴·卷一百〇五·唐记二十一》：“八月，丁酉，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与契丹战于硖石谷，唐兵大败。先是，契丹破营州，获唐俘数百，囚之地牢，闻唐兵将至，使守牢霫绐之曰：‘吾辈家属，饥寒不能自存，唯俟官军至即降耳。’既而契丹引出其俘，饲以糠粥，慰劳之曰：‘吾养汝则无食，杀汝又不忍，今纵汝去。’遂释之。”③契丹的侵扰是被逼无奈，为生存而发动战争。
这一时期，契丹和中原政权多次攻伐，互有胜负。契丹周旋于方强族和唐朝之间以寻求自身发展，多有内附，契丹和中原王朝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
3 契丹建国后的南迁活动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衰微，中央政府无力管控边疆民族。契丹的强邻突厥、回纥相继衰落，契丹利用这一契机，得以快速发展。唐天佑四年（907），耶律阿保机取代痕德堇可汗称汗，“燔柴告天，即皇帝位”④。后梁贞明二年（916），耶律阿保机称帝，国号“契丹”，建元神册。自此契丹国家政权正式确立。
从辽太祖到辽圣宗的几十年里，辽朝先后征服了古中国北方的部族，如奚、室韦、乌古敌烈、突厥、吐谷浑、党项、回鹘、沙陀等，将统治范围延伸到中亚一带。契丹对中原地区的人口、财富垂涎已久，契丹在剪除强邻之后，也时而南下掠夺人口，“幽、蓟之间，虏骑遍满山谷，所得汉人，以长绳连头系之于木，汉人夜多自解逃去”⑤。从材料可知，契丹入侵中原是为了学习中原文化，但未有占据中原之心。唐末，中原藩镇势力相互混战，阿保机乘此之际南下。“神册元年，攻蔚、新、武、妫、儒五州，斩首万四千七百余级。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⑥这一时期，契丹南下不只是为了获得人口和财富，而是为了占领其地。太宗即位后，继续执行南侵政策。辽天显三年（928），辽太宗率兵南下，无功而返。不久，中原形势发生转变，辽天显十一年（936），石敬瑭为了获得契丹的救援，以实现篡唐自立的野心，向契丹承诺“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⑦。石敬瑭即位后，便“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以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⑧。燕云地区是农耕民族抵御游牧民族入侵的重要屏障，此地易守难攻，契丹和中原王朝进行了反复的争夺。契丹占据幽云地区后，不仅获得了大量的人口和财富，更为其打开南下的通道。《辽史·地理志》所载南京、西京两道户数就有40余万户，契丹占1/4，南迁的契丹人日益增多，便于契丹加强对幽云地区的管理，阻挡中原王朝的北伐。北宋建立后，北宋为了统一，多次北伐契丹，双方互有胜负。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宋辽双方达成和议，史称“澶渊之盟”。契丹建国后，燕云地区的契丹人日益增多，接受儒家文化和礼仪，民族间的隔阂逐渐消除，民族融合进一步加深。
辽末，契丹统治者腐败无能，佞佛之风日盛，民不聊生。天庆四年（1114），完颜阿骨打起兵反抗契丹。保大二年（1122），金兵攻陷中京，契丹灭亡。契丹民族被金朝统治者强迫迁徙到中原地区或融入其他民族中。契丹民族的南迁活动对契丹发展极为重要，不仅学会了先进的农耕文明，而且糅合契丹民族的习俗，创立了南北官制，建立了强大的契丹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