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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钱钟书于1947年发表长篇小说《围城》。《围城》成功描写了一批从海外归来的人物，他们或是出国留学，或是在海外生活过。本文通过对《围城》中诸多海归形象的考察，细致分析他们的形象特征，再现这类海归在时代与文化背景下的命运，从作家对海归形象或批判或同情的情感态度中体会丰富的人文意蕴。
【关键词】：《围城》；海归派；形象特征；人文意蕴
一、海归形象特征
美籍学者夏志清赞誉钱钟书为“第一鸿儒”，的确，钱钟书不仅在1940年代的文坛上是首屈一指的作家，更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学识弘博的大家。[1]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论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2]上一世紀90年代以来，《围城》一直备受评论界的关注，刊载于各类报刊杂志上的相关论文三百多篇，其中大多集中在作品的主题意蕴及人物形象的研究，而人物形象的研究又都集中在知识分子形象、女性形象上。而《围城》中的七十多个人物中，有在外国留学的方鸿渐、赵辛楣、苏文纨，也有在海外生活过的沈氏夫妇，他们大多是留洋归来的海归，对这一群体的分析则鲜见系统研究，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海归”这一视角进行分析。
《围城》中作家塑造的以“海归”为特征的这一批形象，通过研究发现他们身上有崇洋媚外、虚伪造作、矛盾怯懦等典型的形象特征。
1、崇洋媚外
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靠前岳丈大人的资助，游学于欧洲，在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德国柏林的几所大学随便听几门课，兴趣颇广。将耗尽钱财之时，在其父一再催促下，用手段获得一张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这样的一番游学经历，加上四年辗转多国，使得方鸿渐在西方文化中耳濡目染的受到影响，潜移默化的表现为洋化的行为处事方式，方鸿渐从欧洲回国，分别给他的丈人丈母，母亲和两位弟媳妇都买了礼物，使得他母亲说道“是要出洋的学得这样周到，女人用的东西都会买了。”在崇尚绅士文化的欧洲，送礼物是司空见惯的，方鸿渐即也学会了。
虽然文化没有优劣之分，但是当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的西方强国与封建落后中国进行对比时，人们会在思想文化领域不自觉的推崇西方文化，方鸿渐在回到故乡受到记者采访时，“只恨今天没换身比较新的西装，没拿根手杖”[3]，这里的西装与手杖，便是国人对西方文化盲目推崇的一种表现。
2、虚伪造作
赵辛楣擅长用响亮流利的美国话演讲，学得一身政治家的官派，与沈氏夫妇交谈时，虽未读过沈太太发表的文章，可虚荣心作祟，伪心的说看到过，造作的恭维着沈太太，不肯放低作为留学者的姿态，或者说是故作姿态以满足虚荣心。
苏文纨学成回国，在法国船上既看不惯同铺鲍小姐的穿着打扮，又鄙薄鲍小姐的为人作风，可当着面却开玩笑的夸她，“那么，你就是摇篮里睡着的小宝贝了，瞧，多可爱！”。[3]有时甚至和鲍小姐异常亲热，勾着手寸步不离，表现出来的和实际内心截然不同，带着虚伪的面具。同船的孙太太带着孩子自称“管家婆子”，苏小姐一向瞧不起这位寒碜的孙太太，而且不喜欢小孩子，可是面对孙太太的奉承、夸赞，却能违心表现出一脸和气，笑着说自己最喜欢小孩子了，笑容里隐藏着虚伪，谈话中透露着虚荣，举止中显现造作。
3、矛盾怯懦
留学于欧洲的方鸿渐见识颇广，随便听几门课，心得全无，面对父辈对文凭的看重，不得不买张假文凭。可自尊心告诉他撒谎欺骗是不道德的，却始终没有勇气袒露自己的真实学历，更害怕来自舆论的压力，只好安慰自己以后找工作履历上不开这个学位。一方面鄙视假文凭，一方面又因虚荣心得到满足而自喜，怯懦到不敢正视自己，用精神胜利法聊以自慰。感情上对苏文纨若即若离，迟迟不能撇清关系，西方文化主张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价值，唤起了方鸿渐对个人意志的追求。他深爱着唐晓芙，然而传统文化不仅在于他的身外，限制着他的追求，更积淀于他的人格深处，产生了矛盾怯懦的心理，对于误会他没有勇气澄清，理想的婚姻就此结束。
苏文纨亦是个矛盾体，一方面她像大多数女性一样追求理想中浪漫的爱情，一方面故作矜持又被现实所趋导。想成就一段以自己为主导地位能够控制对方的婚姻，由此导致了她在赵辛楣与方鸿渐之间上演了暧昧之情，担心他们太早分出胜负自己身边就不热闹了，感情上的矛盾导致了她与曹元朗的结合。
二、人文意蕴
纵观《围城》这部小说，钱钟书以其海归经历为体察，面对西学东渐、西强东弱的文化现实，在这些海归派的命运中寄寓了其形象特征背后深厚的人文意蕴。
面对西学东渐，脆弱的炎黄子孙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急于寻找安身立命之本，出国留学便成为他们中一些人的理想选择，畸形的社会形态，使得这些海归派变得无奈，致使命运的悲剧。然而这些人物身上有的仍然保持着本性的淳朴，如方鸿渐不愿在找工作时开博士文凭，尚未冥灭的内心的真诚显示了方鸿渐有着人性的光辉，相比之下，韩学愈不但没有因伪造学历而感到丝毫内心的不安，甚至沾沾自喜赢得了社会的认可，对于这两类人物，作家明显以同情和批判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处之，以人性化的视角审视作为时代牺牲品的海归形象，批判中的怜悯寄寓了作家独特的人文意蕴。《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对“特定的社会人生和历史文化反思的艺术结晶”。[4]
1、批判
方鸿渐的“同情兄”赵辛楣虽然在学业、地位、见解上都高于方鸿渐，作家对于这类擅于周旋于各色人等中的人物却是批判的态度，能够混迹于上流社会并不能说明他的真实才干，相反靠的是一套圆滑世故的处世方法，三闾大学的党派纷争并没有挫败他的锐气，却得心的融入其中。虚伪的一步步铸就他的社会地位，处心经营着所谓的成功，在美国留学学到的只是政治家的做派，随波逐流地适应那个混杂的社会。[5]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苏文纨，作家同样是以否定的态度处之，她的学历照样是假的，诗文是假的，但这毫不影响她高傲的炫耀，刻薄、看不起别人，留学经历并没有改变她骨子里的狭隘，先进的西方文化对于改造她思想里的落后丝毫不起作用。最后甚至在战事激烈的时候买卖军火，发起国难财，满足个人的私欲。对于这类海归形象，作家是痛心的，他们没有负起社会赋予的责任，甚至对于当时社会的堕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现代文明的扭曲，斑驳迷离的社会环境，注定了海归们的人生悲剧。被扭曲的个人主义精神和存在意识在腐朽的传统的社会文化中得不到满足，造成了理想与现实的悖离，社会走向病态，成就了一批有着畸形人格的海归派。他们没有坚定的信念，受中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构建了脆弱的精神“围城”，无从改变只能奔突挣扎。
2、怜悯
《围城》中的海归们尽管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然而他们的思想并没有真正西化，不论是崇洋媚外还是虚伪矛盾，在他们身上的表现都是浅显的、幼稚的，他们有着海归的身份，却没有赢得人生命运的王牌，反而都有着“围城”般的人生困境，这样的人物在作家眼里显然是弱者，他们有着人性基本的诚恳。[6]
方鸿渐对于假文凭备受良心上的谴责，可是在以父亲为代表的腐朽的封建势力，以及以未过门的岳父为代表的社会压力的双重压迫下，迫不得已而买了个假文凭，可实际上他是鄙薄以文凭为社会标尺来衡量人的，“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上绝不开这个学位”。[3]如果说“围城”般的悲剧命运是对方鸿渐一生的总结，那么这个悲剧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剧，个人是时代的牺牲品。面对整个社会的畸形，方鸿渐无从改变，又不愿屈从，[7]所以他一再选择离开来处理这种矛盾，当爱情和事业在上海受挫时，他毅然选择去内地三闾大学，当在三闾大学里不堪忍受尔虞我诈时，又选择离开的方式来到上海。可见他在浑浊的社会大潮里寻求一片清净是不可能的，悲剧性的命运不可避免。
显然，这类顺从内心与社会抗争的海歸是非常可贵的，即便他们的挣扎没有取到什么效果，甚至是失败的，作家正是基于这样人性视角的考虑，以同情的笔调塑造了方鸿渐这样的人物，显示了作家的人文关怀倾向。
结语
《围城》是钱钟书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塑造了一批生动形象的海归人物，作者以其自身的海归经历为体察，明白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过程中，海归们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人生定位，畸形的社会形态，使得海归们面对着人生困境，他们身上有着崇洋媚外、虚伪造作、矛盾怯懦的形象特征，钱钟书先生对他们有所批判的同时，基于人性视角，对他们作为时代的牺牲品有着怜悯。既再现了东西文化冲突下的一类人的生存状态及现实问题，又赞扬了以方鸿渐为首的有着人性光辉的海归形象。在描写这些海归人物时，作家又揭示了深厚的人文意蕴。
参考文献：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C].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2] 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C]. 长沙：湖南出版社，1986.
[3] 钱钟书.围城[C].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4] 解志熙.人生的困境与存在的勇气[J].文学评论，1989.
[5] 熊秋菊.《围城》知识分子人格论[J].山东出版社，2006.
[6] 周蓬华.“围城”内外——论《围城》的思想内涵[J].杭州：浙江出版社，2004.
[7] 彭松.海外钱钟书文学研究的维度与启示[J].南昌：江西出版社，2000.
【关键词】：《围城》；海归派；形象特征；人文意蕴
一、海归形象特征
美籍学者夏志清赞誉钱钟书为“第一鸿儒”，的确，钱钟书不仅在1940年代的文坛上是首屈一指的作家，更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学识弘博的大家。[1]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论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2]上一世紀90年代以来，《围城》一直备受评论界的关注，刊载于各类报刊杂志上的相关论文三百多篇，其中大多集中在作品的主题意蕴及人物形象的研究，而人物形象的研究又都集中在知识分子形象、女性形象上。而《围城》中的七十多个人物中，有在外国留学的方鸿渐、赵辛楣、苏文纨，也有在海外生活过的沈氏夫妇，他们大多是留洋归来的海归，对这一群体的分析则鲜见系统研究，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海归”这一视角进行分析。
《围城》中作家塑造的以“海归”为特征的这一批形象，通过研究发现他们身上有崇洋媚外、虚伪造作、矛盾怯懦等典型的形象特征。
1、崇洋媚外
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靠前岳丈大人的资助，游学于欧洲，在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德国柏林的几所大学随便听几门课，兴趣颇广。将耗尽钱财之时，在其父一再催促下，用手段获得一张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这样的一番游学经历，加上四年辗转多国，使得方鸿渐在西方文化中耳濡目染的受到影响，潜移默化的表现为洋化的行为处事方式，方鸿渐从欧洲回国，分别给他的丈人丈母，母亲和两位弟媳妇都买了礼物，使得他母亲说道“是要出洋的学得这样周到，女人用的东西都会买了。”在崇尚绅士文化的欧洲，送礼物是司空见惯的，方鸿渐即也学会了。
虽然文化没有优劣之分，但是当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的西方强国与封建落后中国进行对比时，人们会在思想文化领域不自觉的推崇西方文化，方鸿渐在回到故乡受到记者采访时，“只恨今天没换身比较新的西装，没拿根手杖”[3]，这里的西装与手杖，便是国人对西方文化盲目推崇的一种表现。
2、虚伪造作
赵辛楣擅长用响亮流利的美国话演讲，学得一身政治家的官派，与沈氏夫妇交谈时，虽未读过沈太太发表的文章，可虚荣心作祟，伪心的说看到过，造作的恭维着沈太太，不肯放低作为留学者的姿态，或者说是故作姿态以满足虚荣心。
苏文纨学成回国，在法国船上既看不惯同铺鲍小姐的穿着打扮，又鄙薄鲍小姐的为人作风，可当着面却开玩笑的夸她，“那么，你就是摇篮里睡着的小宝贝了，瞧，多可爱！”。[3]有时甚至和鲍小姐异常亲热，勾着手寸步不离，表现出来的和实际内心截然不同，带着虚伪的面具。同船的孙太太带着孩子自称“管家婆子”，苏小姐一向瞧不起这位寒碜的孙太太，而且不喜欢小孩子，可是面对孙太太的奉承、夸赞，却能违心表现出一脸和气，笑着说自己最喜欢小孩子了，笑容里隐藏着虚伪，谈话中透露着虚荣，举止中显现造作。
3、矛盾怯懦
留学于欧洲的方鸿渐见识颇广，随便听几门课，心得全无，面对父辈对文凭的看重，不得不买张假文凭。可自尊心告诉他撒谎欺骗是不道德的，却始终没有勇气袒露自己的真实学历，更害怕来自舆论的压力，只好安慰自己以后找工作履历上不开这个学位。一方面鄙视假文凭，一方面又因虚荣心得到满足而自喜，怯懦到不敢正视自己，用精神胜利法聊以自慰。感情上对苏文纨若即若离，迟迟不能撇清关系，西方文化主张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价值，唤起了方鸿渐对个人意志的追求。他深爱着唐晓芙，然而传统文化不仅在于他的身外，限制着他的追求，更积淀于他的人格深处，产生了矛盾怯懦的心理，对于误会他没有勇气澄清，理想的婚姻就此结束。
苏文纨亦是个矛盾体，一方面她像大多数女性一样追求理想中浪漫的爱情，一方面故作矜持又被现实所趋导。想成就一段以自己为主导地位能够控制对方的婚姻，由此导致了她在赵辛楣与方鸿渐之间上演了暧昧之情，担心他们太早分出胜负自己身边就不热闹了，感情上的矛盾导致了她与曹元朗的结合。
二、人文意蕴
纵观《围城》这部小说，钱钟书以其海归经历为体察，面对西学东渐、西强东弱的文化现实，在这些海归派的命运中寄寓了其形象特征背后深厚的人文意蕴。
面对西学东渐，脆弱的炎黄子孙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急于寻找安身立命之本，出国留学便成为他们中一些人的理想选择，畸形的社会形态，使得这些海归派变得无奈，致使命运的悲剧。然而这些人物身上有的仍然保持着本性的淳朴，如方鸿渐不愿在找工作时开博士文凭，尚未冥灭的内心的真诚显示了方鸿渐有着人性的光辉，相比之下，韩学愈不但没有因伪造学历而感到丝毫内心的不安，甚至沾沾自喜赢得了社会的认可，对于这两类人物，作家明显以同情和批判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处之，以人性化的视角审视作为时代牺牲品的海归形象，批判中的怜悯寄寓了作家独特的人文意蕴。《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对“特定的社会人生和历史文化反思的艺术结晶”。[4]
1、批判
方鸿渐的“同情兄”赵辛楣虽然在学业、地位、见解上都高于方鸿渐，作家对于这类擅于周旋于各色人等中的人物却是批判的态度，能够混迹于上流社会并不能说明他的真实才干，相反靠的是一套圆滑世故的处世方法，三闾大学的党派纷争并没有挫败他的锐气，却得心的融入其中。虚伪的一步步铸就他的社会地位，处心经营着所谓的成功，在美国留学学到的只是政治家的做派，随波逐流地适应那个混杂的社会。[5]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苏文纨，作家同样是以否定的态度处之，她的学历照样是假的，诗文是假的，但这毫不影响她高傲的炫耀，刻薄、看不起别人，留学经历并没有改变她骨子里的狭隘，先进的西方文化对于改造她思想里的落后丝毫不起作用。最后甚至在战事激烈的时候买卖军火，发起国难财，满足个人的私欲。对于这类海归形象，作家是痛心的，他们没有负起社会赋予的责任，甚至对于当时社会的堕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现代文明的扭曲，斑驳迷离的社会环境，注定了海归们的人生悲剧。被扭曲的个人主义精神和存在意识在腐朽的传统的社会文化中得不到满足，造成了理想与现实的悖离，社会走向病态，成就了一批有着畸形人格的海归派。他们没有坚定的信念，受中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构建了脆弱的精神“围城”，无从改变只能奔突挣扎。
2、怜悯
《围城》中的海归们尽管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然而他们的思想并没有真正西化，不论是崇洋媚外还是虚伪矛盾，在他们身上的表现都是浅显的、幼稚的，他们有着海归的身份，却没有赢得人生命运的王牌，反而都有着“围城”般的人生困境，这样的人物在作家眼里显然是弱者，他们有着人性基本的诚恳。[6]
方鸿渐对于假文凭备受良心上的谴责，可是在以父亲为代表的腐朽的封建势力，以及以未过门的岳父为代表的社会压力的双重压迫下，迫不得已而买了个假文凭，可实际上他是鄙薄以文凭为社会标尺来衡量人的，“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上绝不开这个学位”。[3]如果说“围城”般的悲剧命运是对方鸿渐一生的总结，那么这个悲剧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剧，个人是时代的牺牲品。面对整个社会的畸形，方鸿渐无从改变，又不愿屈从，[7]所以他一再选择离开来处理这种矛盾，当爱情和事业在上海受挫时，他毅然选择去内地三闾大学，当在三闾大学里不堪忍受尔虞我诈时，又选择离开的方式来到上海。可见他在浑浊的社会大潮里寻求一片清净是不可能的，悲剧性的命运不可避免。
显然，这类顺从内心与社会抗争的海歸是非常可贵的，即便他们的挣扎没有取到什么效果，甚至是失败的，作家正是基于这样人性视角的考虑，以同情的笔调塑造了方鸿渐这样的人物，显示了作家的人文关怀倾向。
结语
《围城》是钱钟书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塑造了一批生动形象的海归人物，作者以其自身的海归经历为体察，明白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过程中，海归们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人生定位，畸形的社会形态，使得海归们面对着人生困境，他们身上有着崇洋媚外、虚伪造作、矛盾怯懦的形象特征，钱钟书先生对他们有所批判的同时，基于人性视角，对他们作为时代的牺牲品有着怜悯。既再现了东西文化冲突下的一类人的生存状态及现实问题，又赞扬了以方鸿渐为首的有着人性光辉的海归形象。在描写这些海归人物时，作家又揭示了深厚的人文意蕴。
参考文献：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C].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2] 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C]. 长沙：湖南出版社，1986.
[3] 钱钟书.围城[C].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4] 解志熙.人生的困境与存在的勇气[J].文学评论，1989.
[5] 熊秋菊.《围城》知识分子人格论[J].山东出版社，2006.
[6] 周蓬华.“围城”内外——论《围城》的思想内涵[J].杭州：浙江出版社，2004.
[7] 彭松.海外钱钟书文学研究的维度与启示[J].南昌：江西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