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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总是指责保守派们为“虚无主义者”(nihilists)，这点已司空见惯。因为他们认为，保守派对于奥巴马的反对都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只是基于党派芥蒂的毫无原则的举动，是不假思索的、神经质的和破坏性的。他们认为保守派只要谈及奥巴马，只有一个毫无理据的“不”字。
左派还指责保守派们为“激进分子”(radicals)，这一批评最早起源于对《国家评论》的指责。左派认为保守派希望瓦解国家、推翻先例、逆转历史的进程。为了实现其狭隘的意识形态目标，保守派们变得鲁莽、轻率，换言之，保守派根本不再保守。
因此，我们保守派们被指指点点。我们对左派的反对被认为是虚无主义，我们提出的建设性规划却又被认为是激进主义。这些尖锐的批评直指美国保守主义最深处的悖论。我们不是类似英国的托利党，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精英贵族的特权或死守传统；相反，我们是开放社会的活力的拥护者。在大部分人类历史以及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这样的立场使得我们站在保守分子的对立面。但在美国并非如此。 作为美国的保守派，我们想要保守什么?答案很简单：美国例外论的支柱(American exceptionalism)。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国家总是例外。它更加自由、更加个人主义、更加民主、更加开放而充满活力。这些品质源自建国，是我们的文化遗产。它们总使得美国异乎寻常，在世界上承担独一无二的使命：成为有序的自由和自治的模本，成为自由的榜样；成为自由的守卫者，借助可能的说服以及必要时刻的武力。
我们所了解的这种美国例外论的存续，是我们质疑奥巴马政策的核心。所以，这种质疑会如此富有冲击性。在执政的第一年，奥巴马试图避免那些文化敏感点。克林顿就曾因此而栽了跟头，并在1994年产生“同志、枪支和上帝”(gays,guns,and God，简称“3G议题”，指1994年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针对克林顿及其民主党提出的有关同性恋婚姻、枪支管理、宗教信仰、堕胎等众多的文化议题。在这些文化议题上，共和党持保守态度，而民主党内部也出现分歧。此后，民主党力图搁置三大议题，以在经济政策上统一内部。——译者注)的强烈反弹。但奥巴马触发了另一类文化冲击。政府开支水平、救市政策、医保以及限额交易法案干涉经济的程度，这一切都造成一些恐惧，担心我们的国家最根本的东西正在发生变化。受到威胁的不仅是一团乱麻的财政事务，而是美利坚的意义及美国人民的性格，最终这一切是文化问题。
美国例外论源远流长
要想找到美国例外论的根源，就必须回溯建国初期，甚至在此之前。那些根源来自母国。历史学家阿兰·麦克法莱恩(Alan Macfaflane)称英格兰从未有过类似其他欧洲国家的农民阶级，或是广泛建立的国教，或是强势的君主制。因而，比起其他集权的、等级制的、封建的欧洲国家，英国社会具有更多的个人主义色彩。
简单地说，英国社会最具个人主义的一点在于其持异议的革新教派新教徒(dissenting low-churchProtestants)。他们来到北美的东海岸。在这里，英国政治思想中最为自由的边缘派——反对王室的乡村辉格党人以及如詹姆士·哈灵顿(James Harrington)这样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成为了主流。所有的一切使美国成为英国的例外，而相比欧洲大陆，英国已经是一个例外。美国脱胎于英国的自由主义，注定会开花结果，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自由的政体。
美国幸运地没有受到旧制度(anancien regime)的毒害。不同于欧洲，美国没有教会权威，没有贵族，没有难以撼动的利益集团，没有根深蒂固的对商业活动的厌恶。它最为接近洛克的原初社会。英国虽统治着美洲，但是很微弱，如伯克的著名描述，“(英国在美洲的统治是)有益的疏忽”。甚至在独立革命之前，美国已是世上最自由的国家。
这一切使得美国人完成一场革命，却保持着连续性。当托克维尔说到美国人能够不经历革命却享受着革命的成果时，可能有些夸大，但并不离谱。曾经存在的旧欧洲遗毒，如政教合一的教会、长子继承等等，很快就被清除。美国人继承了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使其成为所有美国人的信条。
对这一信条的具体理解千差万别，但是基本框架足够清楚。已故的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Lipset)将其定义为自由、(机会与人格的)平等、个人主义、民本主义以及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这一信条与美国性格(the American character)的其他方面，尤其是我们的宗教信念和以武力捍卫自身的愿望，共同构成了美国例外论的核心。
保守派眼中的“美国精神”
自由是这一信条中最重要的元素。为了确保自由，国父们制定细致具体的条文来严格地限制政府。英国政府在美洲垮台之后，各州立即草拟成文宪法，限制各州的政府。他们希望尽其可能地驯化政府。事实上，他们走得更远。为了获得一个运作良好的国家，他们甚至重新再来。即使是这第二次尝试，它产生的宪法不仅关注政府能做什么，也同样关注政府不能做什么。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政府的创造力得以释放-从消极的方面来说，政府被给予受到限制的权力。
在这些情况下，国父们深知人性会做出什么。麦迪逊在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这样描述宪法中的制衡机制：“用这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端，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
宪法的消极特征反映了其基本目标：保护人民的自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即使在二战之前，欧洲的宪法就为政府利益创设了积极的权力。正如玛丽·安·格兰特(Mary AnnGlendon)所指出的，这些区别“是不同的法律特征，并深深扎根于对国家及其功能的文化认识中”。
这一自由的框架造就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商业共和国的繁荣。如历史学家沃尔特·米德(Walter RussellMead)指出，在西方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三个伟大的海上霸权——先是荷兰，继之英国，最终是我们——都曾在一段时间内占据世界秩序的顶峰。三者都有强大的海军和精密的财政体系，都首要关心利用贸易来增加国家财富。
回到殖民地时期。约翰·斯蒂尔·乔丹(John Steele Gordon)在其《财富帝国》(An Empire of Wealth)一书中提醒我们，建立詹姆斯敦(Jamestown)的是追求利润的弗吉尼亚公司。在新英格兰，清教徒商人在账簿的页眉处写下“以上帝和利益 之名”。甚至在独立革命之前，我们就已是世界上人均最为富裕的国家了。
显而易见，亚当·斯密出版有关古典的自由交易市场的《国富论》，正值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国父们大都读过这本书。因为没有中世纪的累赘和强大、根深蒂固的特权利益的阻碍，斯密的思想可以成为美国经济分配的基础。乔丹写道：“比起其他主要国家，美国在较长时期中—直更为接近斯密的理想。”
在这个相对宽松的政府(1ight-handed gov ernment)提供的空间内，一个热爱商业、努力奋进、有着永不枯竭的创造力的民族，急速成为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经济力量。
美国并不存在心怀不满的无产阶级，因为工人阶级也变得富有了。恩格斯一针见血地说：“美国是纯粹的资产阶级国家，甚至没有封建主义的过去，并且以自己纯粹的资产阶级制度而自豪。”他是对的。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声称，美国是由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统治。这并非赞美，但大体正确。看看典型的美国人本杰明·富兰克林，其名字就来自于中古英语“自由人”之意，即有产者。拿破仑批驳英国人为“店小二式的民族”(a nation of shopkeepers)，那我们就是“富兰克林式的民族”(a nation of Franklins)。
我们事实上的国父林肯就是美国这方面的典范。他认为“生命的价值在于改变其生活条件”。没有什么比经济停滞更让他痛恨的了。他不能容忍托马斯·杰佛逊的自耕农式的民族前景：永远在其土地上生活，与现代经济生活幸福地隔绝(与此相应，杰佛逊死时就已破产)。当林肯说“一个人，如果去年为别人劳动，今年为自己劳动，那么明年他将会雇佣其他人为其劳动”时，他领会了美国生活的灵魂。
这一观点是美国经济信条的核心。美国对财富的态度以及它的成就在发达国家中独树一帜。尽管，我们的收入差距比其他欧洲国家大，但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穷人更糟。事实上，他们比英国10％的最底层民众都要好。只是因为我们的富人太富有了。
贫富差距造成了政治紧张，但并没有达到如国外观察者可能期望的那样危险，这部分归功于典型的美国精神。2003年的民调显示，31％的美国人希望变得富有，其中51％是年轻人，20％以上是年收入不到3万的美国人。这并不仅仅是盲目的乐观。美国仍然是一个流动的社会，最底层的过半民众都能在10年内摆脱这一阶层。
这样，我们仍作为一个例外迈入21世纪。美国政府的总开支在近期攀升，但此前仍只占GDP的36％。在欧洲，这一数字更高——英国是44％，法国是53％，瑞典是56％。当除去国防花费时，这一差别更加明显。
政治上，我们总是比其他国家更加民主和民本(populist)。柏克称聚集在这里的革新教派新教徒们“代表了异见派中的异见者和清教的支持者”。在内地定居的苏格兰血统的爱尔兰人则更为固执。这些人都难以屈从强令，就如殖民地统治者所领悟到的。
此后，在19世纪，联邦党人试图创建一种贵族政治。他们变得富有并自命为贵族。当得知这一自封的统治阶层很多来自同一国家时，他们的邻居对这种主张并不买账。联邦党人不久就消失了，这是精英分子的傲慢姿态在美国取得的教训。
今天，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仍然拥有更多竞选官职和更频繁的选举。甚至多数法官和执法官员都是选举产生的。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相比，我们的联邦政府中，有着比公务员更多的政治任命的官员。如爱德华·c·班菲尔德和詹姆斯·Q·威尔逊(Edward C.Banfield and James Q.Wilson)所写到的，“事实上，这里没有政治以外的‘行政’领域。”
在欧洲，情形却极为相反，并随着欧盟的崛起而愈演愈烈。布鲁塞尔的欧盟机构独揽了更多的决策权，以摆脱对个别国家的民主责任。当重要的欧盟问题提交公投时，选民却只有一个正确选项。当这些国家投错了选票时，选举将一次次地举行，直至他们屈从。这一欧洲风格的官僚政治中，精英式的高压手段身处危险之中，因为其非民主本质和对美国精神的诅咒。
我们已经保存了最显著的民族精神。超过70％的美国民众对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这一数字高于西欧国家。根据人口统计学，我们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发达国家，我们的人口依然在增长，但很多西欧国家都在减少。
美国人比欧洲人更加虔诚。在18世纪，美国的不同宗教信仰者都支持推翻政教一体的教会体制，让各教派在更为公平的环境中竞争。在竞争中，美国激发了更多的宗教情感，并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福音教徒的地方。
从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改革运动以及民权运动的废奴主义中，宗教获得了权威和活力，成为美国自我批评与重建的源泉。根据2006年财经时报的调查，今天，73％的美国人信仰上帝，而这一数字在英国是35％，在法国则是27％。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拥有青春活力、充满希望和不断进取的国家精神，与其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实体和最长久的民主体制的稳定性相匹配。
我们充满雄心与活力的外交政策也体现了这一国家精神。当我们基本上仍然坚守于东海岸城市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考虑定居在这块大陆上的其他地方。美国从来不是世外桃源。我们之所以坚守这块大陆，部分是基于地缘政治：法国、西班牙和英国都是家门口的狼。但遍及历史，我们不仅仅是为了确保我们的海外利益，也为了传播我们自由的模式。 这种承担使命的冲动是美国革命的另一产物，它汲取并传播英国的自由。国父们认为美国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承担了世界上极其重要的使命。杰佛逊说，我们将成为一个“自由的帝国”。他相信自由的星星之火一旦在我们的海岸点燃，就将不可避免地燃起整个世界的自由烈焰。
在整个20世纪，威尔逊、罗斯福、卡特的民主理想主义(the democratic idealism)都展现了这一美国思想的主旋律。这一旋律最好能与审慎和现实主义调和，以避免愚蠢的冒险主义。里根示范了这恰到好处的融合，他避免了(除了黎巴嫩的惨痛例外)危险的对外干预，同时软硬兼施地引导苏联自掘坟墓。
但不要搞错，美国毫无疑问仍然是一个军事国家，当国家面临挑战时，总会有杰克逊式的绝无迟疑的更有力的反击。从历史上看，不管是在萨姆特要塞还是珍珠港，美国在回应攻击时，都以压倒性的武力和最大可能的努力去拓展我们的民主体制。在此意义上，小布什对于9·11的回应乃典型的美国作风，其发动的两场对外战争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民主化，在此意义上都是正义。
在2003年，我们的国防开支占到全世界的一半。除了少数例外(如英国，加拿大)，我们是西方唯一有能力并且愿意进行海外作战行动的国家。即使当阿富汗战争被世界其他国家认 为是“好的战争”时，我们也不得不承担大多数繁重的职责。
当然，这并不是要说美国是完美的，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完美。但是，美国所代表的，以及它为了自由在令人惊讶的和独特的冒险中所成就的一切，只能被认为是奇迹。
左派的美国在别处
总有人给美国例外论挑刺。在欧洲人写的美国游记中，描绘的美国是家庭手工业场景，除了托克维尔这个最为重要的例外，大多数都令人不堪：骚动的、顽固的、拜金的、迷信的野蛮人挥霍着肆无忌惮的自由。一如詹姆斯·西瑟(James Ceaser)所摘出的《重现美国》中的批评，这样的美国也是原始与颓废的：“丑陋、下流、可怕、愚蠢、矮小、平庸、麻木、孤立、游荡、未开化。”
欧洲对于美国有许多批评，都希望美国久而久之就失去特殊性，只是成为另一个发达的西方国家而已：更多的集权、更多的精英主义、更多的安全、更少的战争倾向、更少的自由。简而言之，只是一个更平静、更文明的地方。
美国左派竟也对自己国家的国性茫然无知，并企图抹杀之。国内外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困惑于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失败。他们认为，作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本应有着最革命的工人阶级(proletariat)。然而，我们已经有一个广泛的和相当自足的中产阶级。甚至我们的工会，在早期就反对中央集权，是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在1912年的进步运动中，简·亚当斯(Jane Addams)看到“在追求更加公正的社会条件的世界运动中，美国已经落后于其他伟大的民族，却仍莫名其妙地缓慢地开展相关的政治行动”。
因此，左派开始寻找国外的榜样。在20世纪初期，左派着迷于德国的一切，对俾斯麦的福利国家充满了热情。威尔逊总统，怀着典型的进步知识分子情怀，认为俾斯麦创造了一个“令人钦佩的体制”，却对美国国父们缺乏敬畏。而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作为《新共和》的创始人以及那个时代最进步的知识分子，是另外一个俾斯麦的崇拜者。克罗利鼓吹“社会工程师专家”的治理，把正发生在欧洲的现代独裁运动中最好的革新带进大西洋沿岸。
在1930年代，新政知识分子滔滔不绝地谈论布尔什维主义。罗斯福的智囊图尔斯·蔡斯(Truster StuartChase)热切地说：“为什么就苏联独享改造世界的乐趣?”他的话显露了进步主义构想的乌托邦根基和对于某种激进的社会改造的向往，这样的改造只有在专制国家中才容易实现。另一个榜样就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新政簇拥者们对其仔细钻研，并在某些具体方面进行模仿。
新政是一个分水岭，但是美国并没有完全跌入社会主义的泥沼中。中央政府的权力增加了'一个福利国家诞生了，而且工会越来越庞大了。但是，即使正当大萧条时期，典型的美国精神仍然盛行。1935年的民调显示，大批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开支过多。
二战之后，已在欧洲发展壮大数十年的左派终于反思其社会运动的野心。而美国却走向不同的道路。在学院，颠覆性的美国例外论开始生根发芽：一种有关罪恶、征服与镇压的例外论。美国只是因为其错误的行为和弊端而例外；当所有的文明庆祝自身的进步时，唯独我们没有。霍华德·津恩和诺姆·乔姆斯基的例外论，以一种较温和的形式占据了我们教育体系的制高点。它开始诋毁我们的建国历程，清除我们的历史记忆，使得我们的统治精英心怀内疚。
但是，偏离我们国性的改造步伐，在政治上仍然是“莫名其妙地缓慢”。美国政府继续增强，特别是在约翰逊和尼克松时代；各州更是变成了联邦政府中的一个个关键组成部分，而不是对联邦权力的制衡。但是，在长达半世纪的休眠后，美国特性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美国人把1970年代的经济滞涨看作是对大政府的控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危机。里根总统上台时，按照欧洲的标准，美国仍然是自由放任的牛仔经济和民主制国家，而且里根使得美国更为自由。
取消管制使得团体组织直面生存的竞争压力。美国很快走出后越战时代的被动防守。应对现实威胁的宗教，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为公众所坚信。克林顿的民主党主席更多的是肯定而非改变这些趋势。
左派努力寻求适合美国的国外范例，但总是更加绝望。为什么我们不能更像法国、瑞士或荷兰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在强大、繁忙的政府下生活的人呢?但他们的私人领域(theprivate sector)和公民社会正受到威慑。你能在精神病人身上、在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颂扬的英国国民医疗保障体系中、在法国的生活方式中、甚至在古巴的救济体系中看到这些，也能在那些左派评论员的谆谆教导中听见这些：其他发达国家的儿童接管，或枪支管制，或公共交通，或各种社会主义的规划，或其他对自由的侵害。对此，我们已经明智地抵御了数十年。
奥巴马政府背离美国国性
当代自由主义不满于美国例外论，总统奥巴马执政的第一年就应当放在这一背景中看待。
总统已经不止一次表示他对于美国传统爱国主义的不安。当奥巴马还是参议员时，他就臭名昭著地(notoriously)以不佩戴国旗徽章为美德。作为总统，他竟然淡忘了美国的历史；当一个国外评论家提起猪湾事件(Bay of Pigs)时，他竟没有维护国家的荣誉，只是表明当时自己还是蹒跚学步的小孩。当重申美国一直以来都是追求善好的一股力量时，奥巴马却几乎否认美国是一个例外的民族。去年春季在欧洲访问时，当被问及是否相信美国例外论，奥巴马竟回答：“我会相信美国例外论，犹如我察觉到英国人会相信英国例外论，希腊人会相信希腊例外论。”(他提及这些失落的帝国是否只是一个巧合?)
在这方面，总统体现了自由主义的主流情感。我们并不是质疑他(或者他们)希望同胞能够生活得更好的真诚。但是，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经遇到众所周知的艰难时刻，他们即使感受到民众的爱国主义，也要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体。从罗蒂到吉特林(Todd Gitlin)，他们已声明，他们期盼一个即将到来的假想的纯粹的国家，而不是现在居住的国家。
鉴于自由主义的一贯作风，奥巴马和他在华盛顿的盟友正在攻击美国例外论的每一个关键要素，这可能并不稀奇。奥巴马已经直率和明确地表达了他们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的计划。
从美国历史的语境中看，奥巴马认为自己是后威尔逊的传统(post-Wil sonian tradition)。这一传统正逐渐取代国父们的传统。奥巴马也努力加速ig--改变。我们已经在政府权力方面赶上欧洲标准。在2010年，美国政府开支估计将高达GDP的44％。随着婴儿潮时代的人群正迈向老年，退休导致的养老保障需求将激 增，政府开支将进一步上升。一个颠覆性的现象是，去年竟然是一个美国的总统敦促欧洲大陆开支更多的经费去抵御金融危机。奥巴马最为优先考虑的事项将不可避免地是进一步扩大政府权力。
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早已对美国的能源和医疗政策感到尴尬，特别是与欧洲的国家医疗保险和碳排放措施相比。因此，在2008年选举后，他们试图运用其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使美国步入欧洲行列。他们努力限制碳排放。碳排放立法将同时意味着大量的直接税收增长，政府对于经济各个方面的管制触角的延伸，和控制指导经济发展的新官僚权力部门的建立。
奥巴马医保政策的进一步国有化(nationalizing our system)，可能会永远改变美国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它将使得联邦政府破天荒头一遭，命令所有美国人去购买指定的产品。而且在其他国家，社保系统已经变成无期限的通行证，使得政府以提供充分的医疗保障为口实，施行更多税收和开支。一旦公众沉迷于政府的健康保障，其政治态度就会左倾(shift leftward)。(这个系统的弊端，比如配给不均，总是容易归咎于资金不足。因此，即使民众对这个系统不满，最终也只能就范。)
自由的劳动市场，已经是美国表现个人主义和活力的保证。但是，只为了使工会更加容易接收新会员，总统奥巴马却试图推翻长达70年的美国劳动法案。民主党希望扭转工会人员的下降趋势。这一措施的效果十分明显。当美国联合汽车工会(TheUnited Auto Workers)帮助摧毁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之后，奥巴马政府迅速接管了两个公司的大部分控制权。
与此同时，企业也变得越来越依赖政府的救市。商业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的对抗(Rivalry)守卫了美国的自由。现在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大企业、大工会、大政府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其结果将压制政治抉择和经济活力。 对美国例外论的背离也体现在法律维度上。奥巴马提名的法官很有可能使我们的宪法屈从欧洲标准。此前的自由派们利用联邦法院来对付美国例外论中诸如自治和分权等要素，这里，奥巴马再一次紧随他们的成就。越来越多的司法自由派依赖假定进步的(putatively enlightened)国外司法意见，特别是欧洲的，作为我们的法律渊源，以取代那些依据我们的宪法制定而成的法律。
自由派立法者们危及了我们的活力与自治。他们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去独自决定长远的政策，比如，环保局(EPA)有权决定如何规制碳排放，甚至在无需国会通过“限制排放与交易许可”(cap-and-trade)法案。因此，这个机构对经济有着非凡的控制力量，却不对全体选民负责。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he 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最终沦为行政部门的蜜罐，他们可以为了任何目的从中获取权力。政府越来越脱离人民的控制，而人民本该是政府权力的来源。
不可避免地，美国的内政变化伴随着外交政策的急剧转型。自1940年代，美国已经是世界秩序的至关重要的捍卫者。它的力量和支配对世界各地都有着稳定的影响，而且从海地的治安到人道主义干涉，为全世界提供了公共物品。秉承其承担使命的历史，美国也是世界自由的捍卫者。
奥巴马正无视自由的前景，而且不再谨慎行事，其方式却被错标为“现实主义”。他已经对“民主”一词过于敏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古巴，他的政府已经很少有兴趣维护世界人权。在伊朗总统选举危机中，他甚至比欧洲人更加不在乎那些在大街上的抗议者。
奥巴马在是否伸张美国的自由理想这一方面犹豫，这并不是回归尼克松或老布什的实力政治。奥巴马的政策中透着深深的天真。他相信仅仅是温柔的对话和苦口婆心的规劝，我们的敌人就会放弃冷血的利益和根深蒂固的野心。但是，如果没有在那些奥巴马并不感兴趣的地方发展某种制衡力量，这一切就不可能。确实，里根也与苏联谈判，但前提是他们的领导者是一个改革者且手握军权，并且其战略防御设想(SDI)，套用马克思的话说，与我们的目标一致。在奥巴马的反理想主义(Obama’s anti-idealism)的支配下，美国少有兴趣担任自由的斗士；我们的实力也在削弱，由此我们选择运用实力的效果也在减弱。
奥巴马许多的对外行为(诺贝和平奖的接受是个例外)总是畏畏缩缩，令人沮丧。好像他不认为我应该坚持我们的理想或利益，而且他相信在我们罪恶的、伪善的、耻辱的历史面前，唯有摆出道歉的姿态才合适。这一姿态令人忧虑：奥巴马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乃是美国文明自信的衰退。
在欧洲，我们看到了文明不再愿意捍卫自身：国家将放弃自己的主权，自身的文化被外来文化排挤，人民不再愿意繁衍后代这最有益于未来的投资。在这里，历史似乎已终结，而欧洲人只是等待某人来熄灭卢浮宫最后的光辉。
美国人并没有准备好温雅地走人那个美妙的夜晚，他们反对奥巴马的政策。当然，反叛的因素还有很多，最为重要的是仍然疲软的经济。但是，公众正在对美国奔向社会民主说“不”。
尽管保守主义者们，自由主义者们和那些反对奥巴马医保法案的独立人士并没有用社会民主这样的词，但他们都认为奥巴马的计划将不仅增加保险金额，而且摧毁了他们所珍视的美国。他们想要保持我们在关塔纳摩的拘留所，认为这是保卫我们安全的必要措施。但是他们担心，我们的领导总是心怀愧疚，已无法维护我们的利益。美国人可能想要改变，甚至是根本的改变，但是绝大部分人想要改变的是我们的体制而不是我们的民族性格。
认为奥巴马不是美国人，这无疑是疯狂的。但是我们不能无视美国例外论有着土生土长的敌人，他们误解了美国之所以伟大的根源或认为这些根源已经过时。如果他们成功了’我们将更少自由，更少创造力，更少财富，更少自治和更少安全。“我们”也将会更少。
世界也将如此。欧洲人之所以能够在其外交政策上几乎完全实行“软实力”，恰恰是因为我们在这保卫着他们，冲在自由的前沿阵地。当我们都不再为我们自己捍卫自由时，谁将为我们做这些呢?当美国人已经不在，谁来回应这些对自由的呼声呢?
如果我们的政治现在看起来火热，那是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心问题是，是否放弃我们作为一个例外民族的传统共识。例外并不等于完美。古老的反帝国主义者(anti—imperialist)的说法富含智慧：“不管我的国家是对还是错，如果对，就保持，如果错，就做对。”当美国只是经历了230年历程，就如同其他帝国一样渐渐步人落日的宿命时，美国人并不想成为这样的例外，这一点无疑是对的。
左派还指责保守派们为“激进分子”(radicals)，这一批评最早起源于对《国家评论》的指责。左派认为保守派希望瓦解国家、推翻先例、逆转历史的进程。为了实现其狭隘的意识形态目标，保守派们变得鲁莽、轻率，换言之，保守派根本不再保守。
因此，我们保守派们被指指点点。我们对左派的反对被认为是虚无主义，我们提出的建设性规划却又被认为是激进主义。这些尖锐的批评直指美国保守主义最深处的悖论。我们不是类似英国的托利党，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精英贵族的特权或死守传统；相反，我们是开放社会的活力的拥护者。在大部分人类历史以及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这样的立场使得我们站在保守分子的对立面。但在美国并非如此。 作为美国的保守派，我们想要保守什么?答案很简单：美国例外论的支柱(American exceptionalism)。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国家总是例外。它更加自由、更加个人主义、更加民主、更加开放而充满活力。这些品质源自建国，是我们的文化遗产。它们总使得美国异乎寻常，在世界上承担独一无二的使命：成为有序的自由和自治的模本，成为自由的榜样；成为自由的守卫者，借助可能的说服以及必要时刻的武力。
我们所了解的这种美国例外论的存续，是我们质疑奥巴马政策的核心。所以，这种质疑会如此富有冲击性。在执政的第一年，奥巴马试图避免那些文化敏感点。克林顿就曾因此而栽了跟头，并在1994年产生“同志、枪支和上帝”(gays,guns,and God，简称“3G议题”，指1994年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针对克林顿及其民主党提出的有关同性恋婚姻、枪支管理、宗教信仰、堕胎等众多的文化议题。在这些文化议题上，共和党持保守态度，而民主党内部也出现分歧。此后，民主党力图搁置三大议题，以在经济政策上统一内部。——译者注)的强烈反弹。但奥巴马触发了另一类文化冲击。政府开支水平、救市政策、医保以及限额交易法案干涉经济的程度，这一切都造成一些恐惧，担心我们的国家最根本的东西正在发生变化。受到威胁的不仅是一团乱麻的财政事务，而是美利坚的意义及美国人民的性格，最终这一切是文化问题。
美国例外论源远流长
要想找到美国例外论的根源，就必须回溯建国初期，甚至在此之前。那些根源来自母国。历史学家阿兰·麦克法莱恩(Alan Macfaflane)称英格兰从未有过类似其他欧洲国家的农民阶级，或是广泛建立的国教，或是强势的君主制。因而，比起其他集权的、等级制的、封建的欧洲国家，英国社会具有更多的个人主义色彩。
简单地说，英国社会最具个人主义的一点在于其持异议的革新教派新教徒(dissenting low-churchProtestants)。他们来到北美的东海岸。在这里，英国政治思想中最为自由的边缘派——反对王室的乡村辉格党人以及如詹姆士·哈灵顿(James Harrington)这样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成为了主流。所有的一切使美国成为英国的例外，而相比欧洲大陆，英国已经是一个例外。美国脱胎于英国的自由主义，注定会开花结果，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自由的政体。
美国幸运地没有受到旧制度(anancien regime)的毒害。不同于欧洲，美国没有教会权威，没有贵族，没有难以撼动的利益集团，没有根深蒂固的对商业活动的厌恶。它最为接近洛克的原初社会。英国虽统治着美洲，但是很微弱，如伯克的著名描述，“(英国在美洲的统治是)有益的疏忽”。甚至在独立革命之前，美国已是世上最自由的国家。
这一切使得美国人完成一场革命，却保持着连续性。当托克维尔说到美国人能够不经历革命却享受着革命的成果时，可能有些夸大，但并不离谱。曾经存在的旧欧洲遗毒，如政教合一的教会、长子继承等等，很快就被清除。美国人继承了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使其成为所有美国人的信条。
对这一信条的具体理解千差万别，但是基本框架足够清楚。已故的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Lipset)将其定义为自由、(机会与人格的)平等、个人主义、民本主义以及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这一信条与美国性格(the American character)的其他方面，尤其是我们的宗教信念和以武力捍卫自身的愿望，共同构成了美国例外论的核心。
保守派眼中的“美国精神”
自由是这一信条中最重要的元素。为了确保自由，国父们制定细致具体的条文来严格地限制政府。英国政府在美洲垮台之后，各州立即草拟成文宪法，限制各州的政府。他们希望尽其可能地驯化政府。事实上，他们走得更远。为了获得一个运作良好的国家，他们甚至重新再来。即使是这第二次尝试，它产生的宪法不仅关注政府能做什么，也同样关注政府不能做什么。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政府的创造力得以释放-从消极的方面来说，政府被给予受到限制的权力。
在这些情况下，国父们深知人性会做出什么。麦迪逊在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这样描述宪法中的制衡机制：“用这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端，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
宪法的消极特征反映了其基本目标：保护人民的自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即使在二战之前，欧洲的宪法就为政府利益创设了积极的权力。正如玛丽·安·格兰特(Mary AnnGlendon)所指出的，这些区别“是不同的法律特征，并深深扎根于对国家及其功能的文化认识中”。
这一自由的框架造就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商业共和国的繁荣。如历史学家沃尔特·米德(Walter RussellMead)指出，在西方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三个伟大的海上霸权——先是荷兰，继之英国，最终是我们——都曾在一段时间内占据世界秩序的顶峰。三者都有强大的海军和精密的财政体系，都首要关心利用贸易来增加国家财富。
回到殖民地时期。约翰·斯蒂尔·乔丹(John Steele Gordon)在其《财富帝国》(An Empire of Wealth)一书中提醒我们，建立詹姆斯敦(Jamestown)的是追求利润的弗吉尼亚公司。在新英格兰，清教徒商人在账簿的页眉处写下“以上帝和利益 之名”。甚至在独立革命之前，我们就已是世界上人均最为富裕的国家了。
显而易见，亚当·斯密出版有关古典的自由交易市场的《国富论》，正值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国父们大都读过这本书。因为没有中世纪的累赘和强大、根深蒂固的特权利益的阻碍，斯密的思想可以成为美国经济分配的基础。乔丹写道：“比起其他主要国家，美国在较长时期中—直更为接近斯密的理想。”
在这个相对宽松的政府(1ight-handed gov ernment)提供的空间内，一个热爱商业、努力奋进、有着永不枯竭的创造力的民族，急速成为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经济力量。
美国并不存在心怀不满的无产阶级，因为工人阶级也变得富有了。恩格斯一针见血地说：“美国是纯粹的资产阶级国家，甚至没有封建主义的过去，并且以自己纯粹的资产阶级制度而自豪。”他是对的。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声称，美国是由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统治。这并非赞美，但大体正确。看看典型的美国人本杰明·富兰克林，其名字就来自于中古英语“自由人”之意，即有产者。拿破仑批驳英国人为“店小二式的民族”(a nation of shopkeepers)，那我们就是“富兰克林式的民族”(a nation of Franklins)。
我们事实上的国父林肯就是美国这方面的典范。他认为“生命的价值在于改变其生活条件”。没有什么比经济停滞更让他痛恨的了。他不能容忍托马斯·杰佛逊的自耕农式的民族前景：永远在其土地上生活，与现代经济生活幸福地隔绝(与此相应，杰佛逊死时就已破产)。当林肯说“一个人，如果去年为别人劳动，今年为自己劳动，那么明年他将会雇佣其他人为其劳动”时，他领会了美国生活的灵魂。
这一观点是美国经济信条的核心。美国对财富的态度以及它的成就在发达国家中独树一帜。尽管，我们的收入差距比其他欧洲国家大，但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穷人更糟。事实上，他们比英国10％的最底层民众都要好。只是因为我们的富人太富有了。
贫富差距造成了政治紧张，但并没有达到如国外观察者可能期望的那样危险，这部分归功于典型的美国精神。2003年的民调显示，31％的美国人希望变得富有，其中51％是年轻人，20％以上是年收入不到3万的美国人。这并不仅仅是盲目的乐观。美国仍然是一个流动的社会，最底层的过半民众都能在10年内摆脱这一阶层。
这样，我们仍作为一个例外迈入21世纪。美国政府的总开支在近期攀升，但此前仍只占GDP的36％。在欧洲，这一数字更高——英国是44％，法国是53％，瑞典是56％。当除去国防花费时，这一差别更加明显。
政治上，我们总是比其他国家更加民主和民本(populist)。柏克称聚集在这里的革新教派新教徒们“代表了异见派中的异见者和清教的支持者”。在内地定居的苏格兰血统的爱尔兰人则更为固执。这些人都难以屈从强令，就如殖民地统治者所领悟到的。
此后，在19世纪，联邦党人试图创建一种贵族政治。他们变得富有并自命为贵族。当得知这一自封的统治阶层很多来自同一国家时，他们的邻居对这种主张并不买账。联邦党人不久就消失了，这是精英分子的傲慢姿态在美国取得的教训。
今天，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仍然拥有更多竞选官职和更频繁的选举。甚至多数法官和执法官员都是选举产生的。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相比，我们的联邦政府中，有着比公务员更多的政治任命的官员。如爱德华·c·班菲尔德和詹姆斯·Q·威尔逊(Edward C.Banfield and James Q.Wilson)所写到的，“事实上，这里没有政治以外的‘行政’领域。”
在欧洲，情形却极为相反，并随着欧盟的崛起而愈演愈烈。布鲁塞尔的欧盟机构独揽了更多的决策权，以摆脱对个别国家的民主责任。当重要的欧盟问题提交公投时，选民却只有一个正确选项。当这些国家投错了选票时，选举将一次次地举行，直至他们屈从。这一欧洲风格的官僚政治中，精英式的高压手段身处危险之中，因为其非民主本质和对美国精神的诅咒。
我们已经保存了最显著的民族精神。超过70％的美国民众对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这一数字高于西欧国家。根据人口统计学，我们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发达国家，我们的人口依然在增长，但很多西欧国家都在减少。
美国人比欧洲人更加虔诚。在18世纪，美国的不同宗教信仰者都支持推翻政教一体的教会体制，让各教派在更为公平的环境中竞争。在竞争中，美国激发了更多的宗教情感，并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福音教徒的地方。
从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改革运动以及民权运动的废奴主义中，宗教获得了权威和活力，成为美国自我批评与重建的源泉。根据2006年财经时报的调查，今天，73％的美国人信仰上帝，而这一数字在英国是35％，在法国则是27％。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拥有青春活力、充满希望和不断进取的国家精神，与其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实体和最长久的民主体制的稳定性相匹配。
我们充满雄心与活力的外交政策也体现了这一国家精神。当我们基本上仍然坚守于东海岸城市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考虑定居在这块大陆上的其他地方。美国从来不是世外桃源。我们之所以坚守这块大陆，部分是基于地缘政治：法国、西班牙和英国都是家门口的狼。但遍及历史，我们不仅仅是为了确保我们的海外利益，也为了传播我们自由的模式。 这种承担使命的冲动是美国革命的另一产物，它汲取并传播英国的自由。国父们认为美国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承担了世界上极其重要的使命。杰佛逊说，我们将成为一个“自由的帝国”。他相信自由的星星之火一旦在我们的海岸点燃，就将不可避免地燃起整个世界的自由烈焰。
在整个20世纪，威尔逊、罗斯福、卡特的民主理想主义(the democratic idealism)都展现了这一美国思想的主旋律。这一旋律最好能与审慎和现实主义调和，以避免愚蠢的冒险主义。里根示范了这恰到好处的融合，他避免了(除了黎巴嫩的惨痛例外)危险的对外干预，同时软硬兼施地引导苏联自掘坟墓。
但不要搞错，美国毫无疑问仍然是一个军事国家，当国家面临挑战时，总会有杰克逊式的绝无迟疑的更有力的反击。从历史上看，不管是在萨姆特要塞还是珍珠港，美国在回应攻击时，都以压倒性的武力和最大可能的努力去拓展我们的民主体制。在此意义上，小布什对于9·11的回应乃典型的美国作风，其发动的两场对外战争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民主化，在此意义上都是正义。
在2003年，我们的国防开支占到全世界的一半。除了少数例外(如英国，加拿大)，我们是西方唯一有能力并且愿意进行海外作战行动的国家。即使当阿富汗战争被世界其他国家认 为是“好的战争”时，我们也不得不承担大多数繁重的职责。
当然，这并不是要说美国是完美的，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完美。但是，美国所代表的，以及它为了自由在令人惊讶的和独特的冒险中所成就的一切，只能被认为是奇迹。
左派的美国在别处
总有人给美国例外论挑刺。在欧洲人写的美国游记中，描绘的美国是家庭手工业场景，除了托克维尔这个最为重要的例外，大多数都令人不堪：骚动的、顽固的、拜金的、迷信的野蛮人挥霍着肆无忌惮的自由。一如詹姆斯·西瑟(James Ceaser)所摘出的《重现美国》中的批评，这样的美国也是原始与颓废的：“丑陋、下流、可怕、愚蠢、矮小、平庸、麻木、孤立、游荡、未开化。”
欧洲对于美国有许多批评，都希望美国久而久之就失去特殊性，只是成为另一个发达的西方国家而已：更多的集权、更多的精英主义、更多的安全、更少的战争倾向、更少的自由。简而言之，只是一个更平静、更文明的地方。
美国左派竟也对自己国家的国性茫然无知，并企图抹杀之。国内外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困惑于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失败。他们认为，作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本应有着最革命的工人阶级(proletariat)。然而，我们已经有一个广泛的和相当自足的中产阶级。甚至我们的工会，在早期就反对中央集权，是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在1912年的进步运动中，简·亚当斯(Jane Addams)看到“在追求更加公正的社会条件的世界运动中，美国已经落后于其他伟大的民族，却仍莫名其妙地缓慢地开展相关的政治行动”。
因此，左派开始寻找国外的榜样。在20世纪初期，左派着迷于德国的一切，对俾斯麦的福利国家充满了热情。威尔逊总统，怀着典型的进步知识分子情怀，认为俾斯麦创造了一个“令人钦佩的体制”，却对美国国父们缺乏敬畏。而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作为《新共和》的创始人以及那个时代最进步的知识分子，是另外一个俾斯麦的崇拜者。克罗利鼓吹“社会工程师专家”的治理，把正发生在欧洲的现代独裁运动中最好的革新带进大西洋沿岸。
在1930年代，新政知识分子滔滔不绝地谈论布尔什维主义。罗斯福的智囊图尔斯·蔡斯(Truster StuartChase)热切地说：“为什么就苏联独享改造世界的乐趣?”他的话显露了进步主义构想的乌托邦根基和对于某种激进的社会改造的向往，这样的改造只有在专制国家中才容易实现。另一个榜样就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新政簇拥者们对其仔细钻研，并在某些具体方面进行模仿。
新政是一个分水岭，但是美国并没有完全跌入社会主义的泥沼中。中央政府的权力增加了'一个福利国家诞生了，而且工会越来越庞大了。但是，即使正当大萧条时期，典型的美国精神仍然盛行。1935年的民调显示，大批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开支过多。
二战之后，已在欧洲发展壮大数十年的左派终于反思其社会运动的野心。而美国却走向不同的道路。在学院，颠覆性的美国例外论开始生根发芽：一种有关罪恶、征服与镇压的例外论。美国只是因为其错误的行为和弊端而例外；当所有的文明庆祝自身的进步时，唯独我们没有。霍华德·津恩和诺姆·乔姆斯基的例外论，以一种较温和的形式占据了我们教育体系的制高点。它开始诋毁我们的建国历程，清除我们的历史记忆，使得我们的统治精英心怀内疚。
但是，偏离我们国性的改造步伐，在政治上仍然是“莫名其妙地缓慢”。美国政府继续增强，特别是在约翰逊和尼克松时代；各州更是变成了联邦政府中的一个个关键组成部分，而不是对联邦权力的制衡。但是，在长达半世纪的休眠后，美国特性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美国人把1970年代的经济滞涨看作是对大政府的控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危机。里根总统上台时，按照欧洲的标准，美国仍然是自由放任的牛仔经济和民主制国家，而且里根使得美国更为自由。
取消管制使得团体组织直面生存的竞争压力。美国很快走出后越战时代的被动防守。应对现实威胁的宗教，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为公众所坚信。克林顿的民主党主席更多的是肯定而非改变这些趋势。
左派努力寻求适合美国的国外范例，但总是更加绝望。为什么我们不能更像法国、瑞士或荷兰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在强大、繁忙的政府下生活的人呢?但他们的私人领域(theprivate sector)和公民社会正受到威慑。你能在精神病人身上、在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颂扬的英国国民医疗保障体系中、在法国的生活方式中、甚至在古巴的救济体系中看到这些，也能在那些左派评论员的谆谆教导中听见这些：其他发达国家的儿童接管，或枪支管制，或公共交通，或各种社会主义的规划，或其他对自由的侵害。对此，我们已经明智地抵御了数十年。
奥巴马政府背离美国国性
当代自由主义不满于美国例外论，总统奥巴马执政的第一年就应当放在这一背景中看待。
总统已经不止一次表示他对于美国传统爱国主义的不安。当奥巴马还是参议员时，他就臭名昭著地(notoriously)以不佩戴国旗徽章为美德。作为总统，他竟然淡忘了美国的历史；当一个国外评论家提起猪湾事件(Bay of Pigs)时，他竟没有维护国家的荣誉，只是表明当时自己还是蹒跚学步的小孩。当重申美国一直以来都是追求善好的一股力量时，奥巴马却几乎否认美国是一个例外的民族。去年春季在欧洲访问时，当被问及是否相信美国例外论，奥巴马竟回答：“我会相信美国例外论，犹如我察觉到英国人会相信英国例外论，希腊人会相信希腊例外论。”(他提及这些失落的帝国是否只是一个巧合?)
在这方面，总统体现了自由主义的主流情感。我们并不是质疑他(或者他们)希望同胞能够生活得更好的真诚。但是，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经遇到众所周知的艰难时刻，他们即使感受到民众的爱国主义，也要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体。从罗蒂到吉特林(Todd Gitlin)，他们已声明，他们期盼一个即将到来的假想的纯粹的国家，而不是现在居住的国家。
鉴于自由主义的一贯作风，奥巴马和他在华盛顿的盟友正在攻击美国例外论的每一个关键要素，这可能并不稀奇。奥巴马已经直率和明确地表达了他们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的计划。
从美国历史的语境中看，奥巴马认为自己是后威尔逊的传统(post-Wil sonian tradition)。这一传统正逐渐取代国父们的传统。奥巴马也努力加速ig--改变。我们已经在政府权力方面赶上欧洲标准。在2010年，美国政府开支估计将高达GDP的44％。随着婴儿潮时代的人群正迈向老年，退休导致的养老保障需求将激 增，政府开支将进一步上升。一个颠覆性的现象是，去年竟然是一个美国的总统敦促欧洲大陆开支更多的经费去抵御金融危机。奥巴马最为优先考虑的事项将不可避免地是进一步扩大政府权力。
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早已对美国的能源和医疗政策感到尴尬，特别是与欧洲的国家医疗保险和碳排放措施相比。因此，在2008年选举后，他们试图运用其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使美国步入欧洲行列。他们努力限制碳排放。碳排放立法将同时意味着大量的直接税收增长，政府对于经济各个方面的管制触角的延伸，和控制指导经济发展的新官僚权力部门的建立。
奥巴马医保政策的进一步国有化(nationalizing our system)，可能会永远改变美国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它将使得联邦政府破天荒头一遭，命令所有美国人去购买指定的产品。而且在其他国家，社保系统已经变成无期限的通行证，使得政府以提供充分的医疗保障为口实，施行更多税收和开支。一旦公众沉迷于政府的健康保障，其政治态度就会左倾(shift leftward)。(这个系统的弊端，比如配给不均，总是容易归咎于资金不足。因此，即使民众对这个系统不满，最终也只能就范。)
自由的劳动市场，已经是美国表现个人主义和活力的保证。但是，只为了使工会更加容易接收新会员，总统奥巴马却试图推翻长达70年的美国劳动法案。民主党希望扭转工会人员的下降趋势。这一措施的效果十分明显。当美国联合汽车工会(TheUnited Auto Workers)帮助摧毁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之后，奥巴马政府迅速接管了两个公司的大部分控制权。
与此同时，企业也变得越来越依赖政府的救市。商业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的对抗(Rivalry)守卫了美国的自由。现在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大企业、大工会、大政府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其结果将压制政治抉择和经济活力。 对美国例外论的背离也体现在法律维度上。奥巴马提名的法官很有可能使我们的宪法屈从欧洲标准。此前的自由派们利用联邦法院来对付美国例外论中诸如自治和分权等要素，这里，奥巴马再一次紧随他们的成就。越来越多的司法自由派依赖假定进步的(putatively enlightened)国外司法意见，特别是欧洲的，作为我们的法律渊源，以取代那些依据我们的宪法制定而成的法律。
自由派立法者们危及了我们的活力与自治。他们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去独自决定长远的政策，比如，环保局(EPA)有权决定如何规制碳排放，甚至在无需国会通过“限制排放与交易许可”(cap-and-trade)法案。因此，这个机构对经济有着非凡的控制力量，却不对全体选民负责。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he 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最终沦为行政部门的蜜罐，他们可以为了任何目的从中获取权力。政府越来越脱离人民的控制，而人民本该是政府权力的来源。
不可避免地，美国的内政变化伴随着外交政策的急剧转型。自1940年代，美国已经是世界秩序的至关重要的捍卫者。它的力量和支配对世界各地都有着稳定的影响，而且从海地的治安到人道主义干涉，为全世界提供了公共物品。秉承其承担使命的历史，美国也是世界自由的捍卫者。
奥巴马正无视自由的前景，而且不再谨慎行事，其方式却被错标为“现实主义”。他已经对“民主”一词过于敏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古巴，他的政府已经很少有兴趣维护世界人权。在伊朗总统选举危机中，他甚至比欧洲人更加不在乎那些在大街上的抗议者。
奥巴马在是否伸张美国的自由理想这一方面犹豫，这并不是回归尼克松或老布什的实力政治。奥巴马的政策中透着深深的天真。他相信仅仅是温柔的对话和苦口婆心的规劝，我们的敌人就会放弃冷血的利益和根深蒂固的野心。但是，如果没有在那些奥巴马并不感兴趣的地方发展某种制衡力量，这一切就不可能。确实，里根也与苏联谈判，但前提是他们的领导者是一个改革者且手握军权，并且其战略防御设想(SDI)，套用马克思的话说，与我们的目标一致。在奥巴马的反理想主义(Obama’s anti-idealism)的支配下，美国少有兴趣担任自由的斗士；我们的实力也在削弱，由此我们选择运用实力的效果也在减弱。
奥巴马许多的对外行为(诺贝和平奖的接受是个例外)总是畏畏缩缩，令人沮丧。好像他不认为我应该坚持我们的理想或利益，而且他相信在我们罪恶的、伪善的、耻辱的历史面前，唯有摆出道歉的姿态才合适。这一姿态令人忧虑：奥巴马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乃是美国文明自信的衰退。
在欧洲，我们看到了文明不再愿意捍卫自身：国家将放弃自己的主权，自身的文化被外来文化排挤，人民不再愿意繁衍后代这最有益于未来的投资。在这里，历史似乎已终结，而欧洲人只是等待某人来熄灭卢浮宫最后的光辉。
美国人并没有准备好温雅地走人那个美妙的夜晚，他们反对奥巴马的政策。当然，反叛的因素还有很多，最为重要的是仍然疲软的经济。但是，公众正在对美国奔向社会民主说“不”。
尽管保守主义者们，自由主义者们和那些反对奥巴马医保法案的独立人士并没有用社会民主这样的词，但他们都认为奥巴马的计划将不仅增加保险金额，而且摧毁了他们所珍视的美国。他们想要保持我们在关塔纳摩的拘留所，认为这是保卫我们安全的必要措施。但是他们担心，我们的领导总是心怀愧疚，已无法维护我们的利益。美国人可能想要改变，甚至是根本的改变，但是绝大部分人想要改变的是我们的体制而不是我们的民族性格。
认为奥巴马不是美国人，这无疑是疯狂的。但是我们不能无视美国例外论有着土生土长的敌人，他们误解了美国之所以伟大的根源或认为这些根源已经过时。如果他们成功了’我们将更少自由，更少创造力，更少财富，更少自治和更少安全。“我们”也将会更少。
世界也将如此。欧洲人之所以能够在其外交政策上几乎完全实行“软实力”，恰恰是因为我们在这保卫着他们，冲在自由的前沿阵地。当我们都不再为我们自己捍卫自由时，谁将为我们做这些呢?当美国人已经不在，谁来回应这些对自由的呼声呢?
如果我们的政治现在看起来火热，那是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心问题是，是否放弃我们作为一个例外民族的传统共识。例外并不等于完美。古老的反帝国主义者(anti—imperialist)的说法富含智慧：“不管我的国家是对还是错，如果对，就保持，如果错，就做对。”当美国只是经历了230年历程，就如同其他帝国一样渐渐步人落日的宿命时，美国人并不想成为这样的例外，这一点无疑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