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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判断今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最为复杂。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原因有很多方面。结构性失衡是困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根源
最为复杂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矛盾最为复杂，因此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选择也更加复杂。经过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和反危机的一系列刺激措施，中国经济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企稳回升。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于2009年第一季度跌到谷底，经济增长6.2％；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为7.9％‘第三季度达到9％。第四季度达到10.7％；全年平均经济增速达到8.7％。说明中国反经济危机取得明显效果。但是现在中国宏观经济仍然失衡，总量失衡的矛盾和结构性失衡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特别是结构性失衡的矛盾，不仅是深刻的存在，而且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根源。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列举了中国宏观经济结构性矛盾的五大方面。
第一方面的结构性矛盾，是在内需和外需的结构上存在严重失衡。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度过大，所以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面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和世界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危机的风险联系过于紧密，因此受到的影响过大。根据我们的净估算，危机前后国际市场变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净影响大约有四个百分点左右，影响很大。
第二方面的结构性矛盾，是在投资和消费的增长速度上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国民经济增长长期过于依靠投资需求的拉动，而消费需求长期低迷。根据我们的统计估算，中国经济增长率中差不多70％以上甚至接近80％都是由投资拉动的，而消费拉动仅仅是在20％一30％之间，这和国际社会恰恰相反，这也导致了中国国民经济的一系列结构性失衡。
第三方面的结构性矛盾，是产业结构高度的提升落后于工业化的水平。突出表现为现在服务业发展的严重滞后。根据现有土地资料显示，中国原本力争在“十一五”规划期间第三产业附加值的比重平均每年提高0.6个百分点，从2005年的40％略多的水平提高到43％以上，但是现在看来“十一五”规划的服务业结构目标很难实现。那么，即使考虑到统计数据的缺失(第三产业统计有一些遗漏)，但是和国际相比，特别是和国际上与中国发展水平相仿的国家相比，中国现在服务业的滞后已经是一个显著的事实。这种产业高度的落后实际上会严重制约中国的城市化、市场化进程。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中国市场化和城市化发展不足的表现和结果，它们之间互为因果关系。
第四方面的结构性矛盾，是中国的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进一步讲就是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按照现在的统计数据，中国的城市化率是45％左右。这里还有一定的伪城市化水份，即，1.4亿的农民工在统计时也算到了城市人口中，而事实上他们的生活方式很难说是市民。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的大部分人口(55％左右)还是农村居民，因此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然较低，这和中国的工业化是不对称的。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这种局面实际上是中国二元经济客观存在的一个残酷现实。这严重困扰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困扰着中国经济增长总量和结构的均衡性。现在中国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作为一个人口为十三四亿的国家，其内需增长，特别是消费需求增长，长期依靠40％左右的城市居民，而作为大多数人口的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长却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这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持力度是不够的、是跟不上的。
第五方面的结构性矛盾，是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存在严重的结构性扭曲，或者说，国民收入分配与可持续增长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从增长速度上来看，近年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现状是：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居民的收入增长相对最慢，这直接导致消费需求增长的不足；在居民收入中，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最慢，这直接导致农村的消费市场落后；在居民收入中，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各阶层之间的差距都在扩大，农村的经济系数在上升，城市的经济系数也在上升，这直接导致整个社会消费倾向的降低。
以上五方面的结构性矛盾实际上影响着中国的均衡增长和可持续增长，因此中国现在要实现均衡增长的目标，除了要刺激总量，扩大总需求之外，还应该扩大内需，拉动增长，重要的就是要调结构。
近期中国宏观调控的目标较难选择，因为除了保增长、扩内需之外，中国近期还面临着一个很现实的反通胀问题。从近期来看，中国最主要的经济失衡是滞胀，而不是简单的通胀或衰退。
出现滞胀的原因之一是前面所提到的结构性矛盾存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因此受到抑制，所以中国要继续扩大内需，拉动增长。否则不仅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受到抑制，失业率上升、增长动力不足等结构矛盾也会日益突出。
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2已经采取一系列扩大内需的举措，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事实上都拉动了需求扩张和价格上升。从成本来说，无论是能源还是其它资源，无论是人工劳动力成本还是社会福利保障的提高，中国事实上都已经到了一个成本开始较明显上升并且推动价格上涨的时候了。中国现在面I临的局面，实际上是由于一系列结构矛盾和内外矛盾的存在使经济增长受到严重的抑制。
另一方面，由于拉动需求，以及经济发展带来的要素等各方面的提升，通货膨胀的压力非常大，所以中国现在最大的威胁，或者说中国近期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就是努力保住均衡增长、可持续增长，努力防止滞胀。防滞胀的目标比较复杂，与过去简单的反通胀不同，过去只要采取紧缩，或者是简单的反衰退措施即可，而现在如果在基于这些矛盾的情况下把短期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放在反滞胀的问题上，那宏观调控政策方向的选择和宏观经济政策力度的掌握，以及各方面政策的协调就变得空前重要。这就使得宏观调控变得极为复杂。
经济总量政策调整时机如何抉择仍是难题
最为复杂的原因之二，是政府如何从前一段时期的总量刺激政策目标中择机退出，即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总量目标方向调整的时机选择问题。这是一个大难题，也使得宏观调控极其复杂。
首先，中国的宏观总量目标自危机以来变化非常迅速，而且是前所未有的、方向性的逆转。在1998年5月份以前，中国总量目标对总需求的短期管理基本上是紧缩，因为那时中国的总量失衡一般是需求大于供给，反通胀，在1998年5月份以后，中国开始出现过剩，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宏观调控的总量政策、方向基本上是扩张，反过剩、反萧条。所以1997年中共“十五大”的决议中提出在“九·五计划”期间政策要适度紧缩，而2002年中共“十六大”的报告里则提出在“十·五计划”期间要扩大内需，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共“十七大”召开时，中国经济宏观总量上既有通胀压力，也有产能过剩压力，所以既要反通胀还要反过剩，所以在当时对这两个矛盾哪个是主要矛盾并不清楚的情况下， “十七大”对总需求、总量没有说是扩张还是紧缩，当时提的是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 然而到了2008年春天，通胀压力就显得比较大了。第一季度的物价指数CPI达到8.3％，比较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的政策就朝着反通胀的总量方向转移、倾斜。当时的政府工作报告提的是双防：一防经济从局部过热到全面过热，防过热，二防物价从结构性上涨转为总量的上涨，防物价，实际上采取的就是紧缩政策。但是到了7月份，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开始表现出失业、企业倒闭等问题，一系列衰退问题开始明显突出，所以当时中央提出要—保一控：一保是保增长，一控是控物价。把保增长提为首要目标，这就是要开始进行刺激需求，采取扩张性政策的信号。到年底时，进一步明确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扩张性政策。
从年初紧缩性的防通胀，到年末扩张性的保增长，在一年时间里中国总量政策的方向实际上发生了一个逆转，这在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当然，作出这样调整的原因也是由于国际国内各种经济形势矛盾转化速度非常快。通过2008年下半年后开始的刺激经济的措施，世界各国政府都对经济进行二战之后的空前干预、刺激、救市，用各式各样的办法，并取得很明显的效果。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从2009年表现出的经济复苏迹象，特别是2010年全球性的经济企稳回升。虽然全球经济仍然比较脆弱，但企稳回升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比如，中国2009年的经济增长达到8.7％，相对于2008年的9％而言，2009年中国经济从第二季度起开始回升，到第四季度已经达到10.7％，超额完成保八的任务目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预计，2010年美国经济增长可能达到2.5％～3％，日本经济增长大体能达到1.5％～2％，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大体能恢复到0.5％～1％，有些机构预测可能更高。由此可见，若无意外全球经济增长大概能恢复到3％左右的水平，这实际上已经开始接近危机前的全球增长水平，2007年全球的经济增长也就是5％多一点。从这个数据来看，全球金融回升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这可以说是各国反危机措施政策效果的体现，中国表现得更为明显。有人因而认为中国经受住了这次经济危机的冲击，率先走出了危机，这些类似的说法多为国际上的评论，虽然从数据上来说，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比全球经济恢复得更为强劲，但就中国是否是率先走出、摆脱危机的问题，也许可以另作讨论。
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各国政府普遍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政府是不是应该开始考虑系统的退出。因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实际上是对市场机理和市场作用的否定，而否定市场作用后会造成效率的损失，特别是竞争性的效率损失。政府过多的直接干预和配置资源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低效率问题。如果政府干预时间太长、力量太大，对市场替代和否定的时间太久，那很可能会形成政府对资源配置过度的干预和过度的替代，最后使得市场的功能和作用受到根本性伤害，资源配置受到严重损失。这实际上是以低效率的救市办法来渡过危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今后要为此付出更高的损失。所以，一方面在危机来的时候不能不用组合拳猛药，但一但危机过去，市场自身的能力、功能恢复之后，政府就要适时退出。
在去年的G20峰会，讨论的核心话题就是政府要不要退出，以及何时退出。对于政府适时退出人们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对什么时候退出，人们意见并不一致，所以最后达成另一个共识，就是暂不退出。当时人们担心经济虽然有所恢复但仍然比较脆弱，如果政府退出可能会使复苏前功尽弃，可能会使经济再一次探底，出现w的形状，因此当时在峰会上实际上达成了两个共识：一是政府要适时退出，不能长期干预，还是要相信市场的作用，另外一个共识就是暂不退出。中国政府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表态是，如果各国在暂不退出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中国也没有理由率先退出。这说明政府迟早要退出，要恢复市场的基础功能，这是基本趋势。现在的难题是，政府什么时候退出，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会对市场产生严重伤害，为此将来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但是如果过早退出可能又会使反危机的措施前功尽弃，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选择空间存在矛盾制约
最为复杂的原因之三，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选择空间，包含着较为深刻的矛盾的相互制约。
首先对于财政政策来说，我们现在讲的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从扩大内需来说会受到通胀压力增大的强力限制。实际上，财政政策一是财政支出，二是财政收入。去年安排的财政赤字是9500亿，2008年的GDP是30万亿多一点，不到31万亿，按照通常的理论财政赤字的上限是GDP的3％，那么2009年的财政赤字实际上已经达到2008年GDP3％的上限，这本身就形成一个很大的通胀压力。
如果2010年想采取更加积极的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那么财政赤字应该扩大到多少呢?2009年的GDP达到33万亿多，按照3％的比例，在绝对量上应该能够比2009年的财政赤字略微增加一点，但最多也就增加1000亿。因为2009年财政赤字本身已经达到上限，在这个基础上想要再进一步扩张，可能就会受到严重限制，可以选择的空间并不大。
从财政收入政策来看，选择空间也不是很大。更积极的财政收入政策，从原则上说就是减税，但减税现在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从近几年来看，国税能够调整的已经基本上都调整过了，比如增值税的转型，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上调，企业所得税的内资外资两法并一，农业税的取消，土特产税除烟草之外的其它土特产税也已经基本都取消了。从中央来说，国税部分能够调整的基本已经都调整了，再调的空间并不大。如果下一步再调税，就会面临两个问题：一方面中央可能会调整地税，由于这涉及到中央和地方分税制的框架，就需要进行艰苦的谈判，因此恐怕在短期内很难做到；另一方面这也并不现实，因为地方财税的基础现在比较脆弱，地方债务也在增大，到底有多少数字目前也并不确定。所以地方财力本身非常脆弱，债务压力非常大，如果中央想要再削减地方财力的话，本身也具有相当大的困难。因此就总量而言，中央现在想要减税从总体上较难，而结构性调整目前在地方操作上也存在很大困难。所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受到通货膨胀和地方财力的两方面困扰，可以选择的空间并不大，但如果不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内需、保增长的目标又很难实践。
除了财政政策之外，货币政策现在也受到多方面制约：一是货币供给量，二是利率。
从货币供给量来看，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中国这几年基础货币投放量增长较大，特别是外汇占款。中国有2万多亿的外汇储备，外汇占款的增长速度非常大，在增大基础货币供给量的方面，外汇占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货币供给量是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乘积，乘数效应在危机时可能会降低一些，但如果货币供给量增大，则乘积有可能进一步增大。从实践上来说，已有数据表明中国的货币投放量仍然较大，2009年中国 新增贷款为9.6万亿，与年初相比，年底广义货币M2增长率是28％左右，狭义货币M1增长率是30％以上，可见中国货币供给速度仍然较高，银行的存贷差有19万亿。
从这些指标来看，中国的货币市场并不缺乏货币供给，相反货币供给非常丰裕。所以，中国的货币市场失衡是货币需求不足的问题，实体经济对货币的需求疲软，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是如此。小企业货币需求疲软的原因，或是因为没有订单导致停产，或是有订单但解决不了资产的担保和抵押问题，形不成对资金的有效需求，银行不为其提供贷款。而大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如央企)，他们货币需求疲软的原因则是由于近年来本身的自我利润积累情况已经比较丰厚，无需贷款。另外，国家对央企的资本金注入力度较大，80％以上的央企都上市了。由于央企拥有直接融资平台，这几年利润不错，再加上其垄断地位，因此央企对银行的货币也没有什么需求。这就导致中国实体经济无论大小都对货币需求量相对不足的情况。但中国的银行流动性又很充裕。因为中国的银行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货币供给、基础货币投放各方面量又比较大，所以在中国货币市场上就形成货币供给较充裕，而货币需求不足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采取所谓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能够使得货币投放量有所增加，但其影响非常有限，不仅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大，也无法带来经济有效增长，无法解决更多就业，甚至还有可能加剧虚拟经济中的秩序混乱。因为投放的货币集中在虚拟资本市场或虚拟经济上，就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事实上这种迹象已经开始显现。
那么货币供给是增加还是不增加呢?如果收紧银根，那么释放出的信号可能就会对经济造成影响；如果继续增大，从目前情况来看主要问题并不是货币短缺，而是货币需求不足，而刺激货币需求实际上是要把实体经济激活，这又不是短期能够做到的。
从利率政策来看，中国现在也处于两难境地。从扩大内需的角度来说，中国应当采取降息的办法，但长期看来降息本身也存在问题。一方面降息容易形成泡沫，形成低质量、低回报率的投资。因为低利率可以使得那些低盈利能力的企业也进行投资，但这种低利率下形成的大量投资等到将来需求拉动资本价格上升的时候，就会形成有毒资产，或是泡沫。这和我们检讨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是一样的。牺牲项目的盈利能力来换取项目的投资数量，不断降低利率刺激投资需求，以投资需求带动经济增长，这样做的结果会造成需求拉升、资源奇缺、价格回升，长期来看会形成大量泡沫，重蹈危机旧辙。
利率政策的第二个问题是，低利率面临着通胀的压力，特别是还有滞胀的威胁。在通胀压力提高的情况下，物价上涨后可能会使低利率形成负利率。根据已经公布的数据，一月、二月的中国物价上涨指数已经达到2.7％，而现在一年期存款的利率只有2.2％左右，实际上按照现在的CPI指数，中国目前已经进入负利率状态。这种负利率状态不是不可以存在，甚至还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这种状态如果长期存在，就会对利率上调产生压力。现在加息预期已经存在，但若加息又可能会抵消之前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效果，所以利率问题目前也处于两难境地。
汇率政策的困难选择——人民币升还是不升?
最为复杂的原因之四，是在国际收支失衡和国内失衡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中国的汇率政策的选择也较为困难。如果人民币升值，显然会对国内扩大内需的一系列举措产生相反的作用。现在中国需要扩内需、稳外需，如果国际市场的订单大幅下滑或继续下滑，就要求进一步加大扩内需的政策力度，这会使扩内需的压力增大，而扩内需又会受到一系列因素的限制，这就会导致矛盾进一步加剧。
—但另一方面，如果人民币不升值甚至贬值，就会面临强大的、广泛的国际社会的压力，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压力。今年4月15日美国财政部声称要发布一个政策评估报告，其中包括汇率政策评估，可能会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如果这样，美国就有可能启动“特别301条款”等一系列制裁手段，这就会给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带来很多困难。
那么，考虑到国际社会的压力，中国是否会作出某种妥协呢?比如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如果人民币加快升值的速度，就会要求中国国内加大扩内需的力度，进一步放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又会导致国内通胀压力进一步增大，负利率的局面进一步恶化，对财政赤字等方面的要求也会进一步提高。
从目前国际收支失衡的情况来看，国际收支失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越来越大，与过去的封闭情况不同，国际收支方面的矛盾给国内经济的均衡恢复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严重。
中国政府退出的时机选择
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政策目标，我有以下三点想法：
首先，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一定要有一个政策重点，是反衰退还是反通胀，一定要明确哪方面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威胁最大，要尽可能的避免出现滞胀。
其次，中国宏观经济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总量目标和结构目标，应该尽可能协调。因为总量一般都是短期的，而结构调整是长期的，所以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也就是总量目标和结构目标，二者应该尽可能协调。如果难以协调，至少要做到不使短期目标的实现成为将来实现长期目标的障碍，即不要以增大未来的困难和代价来缓解目前的困难。如果做不到统一，至少不要互相对立。
第三，在总量问题，即政府择机退出的问题上，我认为中国可以更积极一些。虽然中国没有理由率先退出，但也没有必要落到后边。中国可以更积极的理由如下：
1、中国经济处于高增长阶段，所以抗击打能力本身就强。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的时期，所以不需要政府更多、更大量、更长时期的干预。中国经济在成长、发展阶段，本身就具有更强的抗击打能力，这也是温总理去年答记者问时就开始说的。
2、中国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而是一个转轨国家。如果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担心市场的更多干预会破坏市场的有效性，那么中国政府过多的干预就不仅仅是破坏市场有效性的问题，而是破坏市场化改革的进程问题，将来造成的损失会更大。作为一个转轨国家，中国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个体制和改革目标，更不应该长期过多、过大的引入政府对市场的替代。这不仅是对市场作用的一个否定，也是对市场化进程的一个回归和反复，将来会为此付出很大代价。
3、从目前的恢复情况来看，中国经济实际上是率先走出了危机，这是一个事实。一系列的统计数据，特别是高增长的事实，本身就表明中国有能力更积极的对待政府择机退出的问题。
4、中国是大国，地区差异比较大，所以即使择机退出，中国也可以按照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时期选择机会，并不一定要统一退出。大国的非均衡区域差异性为中国率先或是更积极的择机退出提供更为广阔的选择空间，这与那些通常共进共退的均衡型国家不同。
5、中国的创新能力总体来说较弱，特别是在技术创新方面。正因为创新能力弱，中国的增长质量才不高，才会导致重复建设。没有创新就没有新的增长点，没有新的增长点要扩大投资、拉动需求就是在原有结构基础上的重复，再加上中国的制度创新和市场化进程仍然落后，这样就会出现“有重复、没淘汰”的状况。有重复不怕，所有的竞争都是重复，但如果在体制上有淘汰机制，或者说竞争机制，就会提高效率。中国技术创新能力弱，结构升级就困难，因而一旦追加投资就是在原有结构基础上的追加，就会导致重复建设。但是如果体制创新跟得上，有激烈的竞争，就可以把过剩的产能淘汰掉。在目前制度创新相对落后的情况下，特别是市场化进程相对疲软的情况下， “有重复、没淘汰”无法形成竞争。因此。真正能够解决中国包括全球性问题的办法就是提高创新力。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创新力不够，导致效率低下，单纯依靠扩大投资的数量来刺激投资的速度，导致泡沫产生。在这一点上，发达国家如此，中国要解决的主要发展问题也是如此。创新的主体是市场和企业，因此要尽快恢复并强化市场功能，尽快恢复企业在市场中的活力和创新力，这是中国从根本上克服一系列结构矛盾、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促进结构升级的最重要的因素。对中国来说，也就是要进一步加快市场化的进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可以更积极的对待政府全面系统干预的适时择机退出问题，中国应该培育更为强劲的市场力量。
基于以上五方面因素的考虑，中国在政府择机退出的问题上可以更积极一些，虽然中国不一定要率先退出，但也不要落后于人。
最为复杂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矛盾最为复杂，因此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选择也更加复杂。经过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和反危机的一系列刺激措施，中国经济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企稳回升。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于2009年第一季度跌到谷底，经济增长6.2％；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为7.9％‘第三季度达到9％。第四季度达到10.7％；全年平均经济增速达到8.7％。说明中国反经济危机取得明显效果。但是现在中国宏观经济仍然失衡，总量失衡的矛盾和结构性失衡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特别是结构性失衡的矛盾，不仅是深刻的存在，而且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根源。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列举了中国宏观经济结构性矛盾的五大方面。
第一方面的结构性矛盾，是在内需和外需的结构上存在严重失衡。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度过大，所以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面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和世界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危机的风险联系过于紧密，因此受到的影响过大。根据我们的净估算，危机前后国际市场变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净影响大约有四个百分点左右，影响很大。
第二方面的结构性矛盾，是在投资和消费的增长速度上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国民经济增长长期过于依靠投资需求的拉动，而消费需求长期低迷。根据我们的统计估算，中国经济增长率中差不多70％以上甚至接近80％都是由投资拉动的，而消费拉动仅仅是在20％一30％之间，这和国际社会恰恰相反，这也导致了中国国民经济的一系列结构性失衡。
第三方面的结构性矛盾，是产业结构高度的提升落后于工业化的水平。突出表现为现在服务业发展的严重滞后。根据现有土地资料显示，中国原本力争在“十一五”规划期间第三产业附加值的比重平均每年提高0.6个百分点，从2005年的40％略多的水平提高到43％以上，但是现在看来“十一五”规划的服务业结构目标很难实现。那么，即使考虑到统计数据的缺失(第三产业统计有一些遗漏)，但是和国际相比，特别是和国际上与中国发展水平相仿的国家相比，中国现在服务业的滞后已经是一个显著的事实。这种产业高度的落后实际上会严重制约中国的城市化、市场化进程。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中国市场化和城市化发展不足的表现和结果，它们之间互为因果关系。
第四方面的结构性矛盾，是中国的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进一步讲就是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按照现在的统计数据，中国的城市化率是45％左右。这里还有一定的伪城市化水份，即，1.4亿的农民工在统计时也算到了城市人口中，而事实上他们的生活方式很难说是市民。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的大部分人口(55％左右)还是农村居民，因此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然较低，这和中国的工业化是不对称的。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这种局面实际上是中国二元经济客观存在的一个残酷现实。这严重困扰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困扰着中国经济增长总量和结构的均衡性。现在中国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作为一个人口为十三四亿的国家，其内需增长，特别是消费需求增长，长期依靠40％左右的城市居民，而作为大多数人口的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长却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这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持力度是不够的、是跟不上的。
第五方面的结构性矛盾，是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存在严重的结构性扭曲，或者说，国民收入分配与可持续增长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从增长速度上来看，近年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现状是：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居民的收入增长相对最慢，这直接导致消费需求增长的不足；在居民收入中，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最慢，这直接导致农村的消费市场落后；在居民收入中，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各阶层之间的差距都在扩大，农村的经济系数在上升，城市的经济系数也在上升，这直接导致整个社会消费倾向的降低。
以上五方面的结构性矛盾实际上影响着中国的均衡增长和可持续增长，因此中国现在要实现均衡增长的目标，除了要刺激总量，扩大总需求之外，还应该扩大内需，拉动增长，重要的就是要调结构。
近期中国宏观调控的目标较难选择，因为除了保增长、扩内需之外，中国近期还面临着一个很现实的反通胀问题。从近期来看，中国最主要的经济失衡是滞胀，而不是简单的通胀或衰退。
出现滞胀的原因之一是前面所提到的结构性矛盾存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因此受到抑制，所以中国要继续扩大内需，拉动增长。否则不仅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受到抑制，失业率上升、增长动力不足等结构矛盾也会日益突出。
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2已经采取一系列扩大内需的举措，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事实上都拉动了需求扩张和价格上升。从成本来说，无论是能源还是其它资源，无论是人工劳动力成本还是社会福利保障的提高，中国事实上都已经到了一个成本开始较明显上升并且推动价格上涨的时候了。中国现在面I临的局面，实际上是由于一系列结构矛盾和内外矛盾的存在使经济增长受到严重的抑制。
另一方面，由于拉动需求，以及经济发展带来的要素等各方面的提升，通货膨胀的压力非常大，所以中国现在最大的威胁，或者说中国近期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就是努力保住均衡增长、可持续增长，努力防止滞胀。防滞胀的目标比较复杂，与过去简单的反通胀不同，过去只要采取紧缩，或者是简单的反衰退措施即可，而现在如果在基于这些矛盾的情况下把短期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放在反滞胀的问题上，那宏观调控政策方向的选择和宏观经济政策力度的掌握，以及各方面政策的协调就变得空前重要。这就使得宏观调控变得极为复杂。
经济总量政策调整时机如何抉择仍是难题
最为复杂的原因之二，是政府如何从前一段时期的总量刺激政策目标中择机退出，即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总量目标方向调整的时机选择问题。这是一个大难题，也使得宏观调控极其复杂。
首先，中国的宏观总量目标自危机以来变化非常迅速，而且是前所未有的、方向性的逆转。在1998年5月份以前，中国总量目标对总需求的短期管理基本上是紧缩，因为那时中国的总量失衡一般是需求大于供给，反通胀，在1998年5月份以后，中国开始出现过剩，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宏观调控的总量政策、方向基本上是扩张，反过剩、反萧条。所以1997年中共“十五大”的决议中提出在“九·五计划”期间政策要适度紧缩，而2002年中共“十六大”的报告里则提出在“十·五计划”期间要扩大内需，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共“十七大”召开时，中国经济宏观总量上既有通胀压力，也有产能过剩压力，所以既要反通胀还要反过剩，所以在当时对这两个矛盾哪个是主要矛盾并不清楚的情况下， “十七大”对总需求、总量没有说是扩张还是紧缩，当时提的是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 然而到了2008年春天，通胀压力就显得比较大了。第一季度的物价指数CPI达到8.3％，比较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的政策就朝着反通胀的总量方向转移、倾斜。当时的政府工作报告提的是双防：一防经济从局部过热到全面过热，防过热，二防物价从结构性上涨转为总量的上涨，防物价，实际上采取的就是紧缩政策。但是到了7月份，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开始表现出失业、企业倒闭等问题，一系列衰退问题开始明显突出，所以当时中央提出要—保一控：一保是保增长，一控是控物价。把保增长提为首要目标，这就是要开始进行刺激需求，采取扩张性政策的信号。到年底时，进一步明确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扩张性政策。
从年初紧缩性的防通胀，到年末扩张性的保增长，在一年时间里中国总量政策的方向实际上发生了一个逆转，这在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当然，作出这样调整的原因也是由于国际国内各种经济形势矛盾转化速度非常快。通过2008年下半年后开始的刺激经济的措施，世界各国政府都对经济进行二战之后的空前干预、刺激、救市，用各式各样的办法，并取得很明显的效果。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从2009年表现出的经济复苏迹象，特别是2010年全球性的经济企稳回升。虽然全球经济仍然比较脆弱，但企稳回升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比如，中国2009年的经济增长达到8.7％，相对于2008年的9％而言，2009年中国经济从第二季度起开始回升，到第四季度已经达到10.7％，超额完成保八的任务目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预计，2010年美国经济增长可能达到2.5％～3％，日本经济增长大体能达到1.5％～2％，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大体能恢复到0.5％～1％，有些机构预测可能更高。由此可见，若无意外全球经济增长大概能恢复到3％左右的水平，这实际上已经开始接近危机前的全球增长水平，2007年全球的经济增长也就是5％多一点。从这个数据来看，全球金融回升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这可以说是各国反危机措施政策效果的体现，中国表现得更为明显。有人因而认为中国经受住了这次经济危机的冲击，率先走出了危机，这些类似的说法多为国际上的评论，虽然从数据上来说，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比全球经济恢复得更为强劲，但就中国是否是率先走出、摆脱危机的问题，也许可以另作讨论。
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各国政府普遍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政府是不是应该开始考虑系统的退出。因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实际上是对市场机理和市场作用的否定，而否定市场作用后会造成效率的损失，特别是竞争性的效率损失。政府过多的直接干预和配置资源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低效率问题。如果政府干预时间太长、力量太大，对市场替代和否定的时间太久，那很可能会形成政府对资源配置过度的干预和过度的替代，最后使得市场的功能和作用受到根本性伤害，资源配置受到严重损失。这实际上是以低效率的救市办法来渡过危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今后要为此付出更高的损失。所以，一方面在危机来的时候不能不用组合拳猛药，但一但危机过去，市场自身的能力、功能恢复之后，政府就要适时退出。
在去年的G20峰会，讨论的核心话题就是政府要不要退出，以及何时退出。对于政府适时退出人们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对什么时候退出，人们意见并不一致，所以最后达成另一个共识，就是暂不退出。当时人们担心经济虽然有所恢复但仍然比较脆弱，如果政府退出可能会使复苏前功尽弃，可能会使经济再一次探底，出现w的形状，因此当时在峰会上实际上达成了两个共识：一是政府要适时退出，不能长期干预，还是要相信市场的作用，另外一个共识就是暂不退出。中国政府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表态是，如果各国在暂不退出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中国也没有理由率先退出。这说明政府迟早要退出，要恢复市场的基础功能，这是基本趋势。现在的难题是，政府什么时候退出，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会对市场产生严重伤害，为此将来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但是如果过早退出可能又会使反危机的措施前功尽弃，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选择空间存在矛盾制约
最为复杂的原因之三，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选择空间，包含着较为深刻的矛盾的相互制约。
首先对于财政政策来说，我们现在讲的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从扩大内需来说会受到通胀压力增大的强力限制。实际上，财政政策一是财政支出，二是财政收入。去年安排的财政赤字是9500亿，2008年的GDP是30万亿多一点，不到31万亿，按照通常的理论财政赤字的上限是GDP的3％，那么2009年的财政赤字实际上已经达到2008年GDP3％的上限，这本身就形成一个很大的通胀压力。
如果2010年想采取更加积极的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那么财政赤字应该扩大到多少呢?2009年的GDP达到33万亿多，按照3％的比例，在绝对量上应该能够比2009年的财政赤字略微增加一点，但最多也就增加1000亿。因为2009年财政赤字本身已经达到上限，在这个基础上想要再进一步扩张，可能就会受到严重限制，可以选择的空间并不大。
从财政收入政策来看，选择空间也不是很大。更积极的财政收入政策，从原则上说就是减税，但减税现在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从近几年来看，国税能够调整的已经基本上都调整过了，比如增值税的转型，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上调，企业所得税的内资外资两法并一，农业税的取消，土特产税除烟草之外的其它土特产税也已经基本都取消了。从中央来说，国税部分能够调整的基本已经都调整了，再调的空间并不大。如果下一步再调税，就会面临两个问题：一方面中央可能会调整地税，由于这涉及到中央和地方分税制的框架，就需要进行艰苦的谈判，因此恐怕在短期内很难做到；另一方面这也并不现实，因为地方财税的基础现在比较脆弱，地方债务也在增大，到底有多少数字目前也并不确定。所以地方财力本身非常脆弱，债务压力非常大，如果中央想要再削减地方财力的话，本身也具有相当大的困难。因此就总量而言，中央现在想要减税从总体上较难，而结构性调整目前在地方操作上也存在很大困难。所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受到通货膨胀和地方财力的两方面困扰，可以选择的空间并不大，但如果不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内需、保增长的目标又很难实践。
除了财政政策之外，货币政策现在也受到多方面制约：一是货币供给量，二是利率。
从货币供给量来看，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中国这几年基础货币投放量增长较大，特别是外汇占款。中国有2万多亿的外汇储备，外汇占款的增长速度非常大，在增大基础货币供给量的方面，外汇占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货币供给量是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乘积，乘数效应在危机时可能会降低一些，但如果货币供给量增大，则乘积有可能进一步增大。从实践上来说，已有数据表明中国的货币投放量仍然较大，2009年中国 新增贷款为9.6万亿，与年初相比，年底广义货币M2增长率是28％左右，狭义货币M1增长率是30％以上，可见中国货币供给速度仍然较高，银行的存贷差有19万亿。
从这些指标来看，中国的货币市场并不缺乏货币供给，相反货币供给非常丰裕。所以，中国的货币市场失衡是货币需求不足的问题，实体经济对货币的需求疲软，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是如此。小企业货币需求疲软的原因，或是因为没有订单导致停产，或是有订单但解决不了资产的担保和抵押问题，形不成对资金的有效需求，银行不为其提供贷款。而大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如央企)，他们货币需求疲软的原因则是由于近年来本身的自我利润积累情况已经比较丰厚，无需贷款。另外，国家对央企的资本金注入力度较大，80％以上的央企都上市了。由于央企拥有直接融资平台，这几年利润不错，再加上其垄断地位，因此央企对银行的货币也没有什么需求。这就导致中国实体经济无论大小都对货币需求量相对不足的情况。但中国的银行流动性又很充裕。因为中国的银行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货币供给、基础货币投放各方面量又比较大，所以在中国货币市场上就形成货币供给较充裕，而货币需求不足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采取所谓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能够使得货币投放量有所增加，但其影响非常有限，不仅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大，也无法带来经济有效增长，无法解决更多就业，甚至还有可能加剧虚拟经济中的秩序混乱。因为投放的货币集中在虚拟资本市场或虚拟经济上，就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事实上这种迹象已经开始显现。
那么货币供给是增加还是不增加呢?如果收紧银根，那么释放出的信号可能就会对经济造成影响；如果继续增大，从目前情况来看主要问题并不是货币短缺，而是货币需求不足，而刺激货币需求实际上是要把实体经济激活，这又不是短期能够做到的。
从利率政策来看，中国现在也处于两难境地。从扩大内需的角度来说，中国应当采取降息的办法，但长期看来降息本身也存在问题。一方面降息容易形成泡沫，形成低质量、低回报率的投资。因为低利率可以使得那些低盈利能力的企业也进行投资，但这种低利率下形成的大量投资等到将来需求拉动资本价格上升的时候，就会形成有毒资产，或是泡沫。这和我们检讨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是一样的。牺牲项目的盈利能力来换取项目的投资数量，不断降低利率刺激投资需求，以投资需求带动经济增长，这样做的结果会造成需求拉升、资源奇缺、价格回升，长期来看会形成大量泡沫，重蹈危机旧辙。
利率政策的第二个问题是，低利率面临着通胀的压力，特别是还有滞胀的威胁。在通胀压力提高的情况下，物价上涨后可能会使低利率形成负利率。根据已经公布的数据，一月、二月的中国物价上涨指数已经达到2.7％，而现在一年期存款的利率只有2.2％左右，实际上按照现在的CPI指数，中国目前已经进入负利率状态。这种负利率状态不是不可以存在，甚至还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这种状态如果长期存在，就会对利率上调产生压力。现在加息预期已经存在，但若加息又可能会抵消之前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效果，所以利率问题目前也处于两难境地。
汇率政策的困难选择——人民币升还是不升?
最为复杂的原因之四，是在国际收支失衡和国内失衡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中国的汇率政策的选择也较为困难。如果人民币升值，显然会对国内扩大内需的一系列举措产生相反的作用。现在中国需要扩内需、稳外需，如果国际市场的订单大幅下滑或继续下滑，就要求进一步加大扩内需的政策力度，这会使扩内需的压力增大，而扩内需又会受到一系列因素的限制，这就会导致矛盾进一步加剧。
—但另一方面，如果人民币不升值甚至贬值，就会面临强大的、广泛的国际社会的压力，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压力。今年4月15日美国财政部声称要发布一个政策评估报告，其中包括汇率政策评估，可能会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如果这样，美国就有可能启动“特别301条款”等一系列制裁手段，这就会给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带来很多困难。
那么，考虑到国际社会的压力，中国是否会作出某种妥协呢?比如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如果人民币加快升值的速度，就会要求中国国内加大扩内需的力度，进一步放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又会导致国内通胀压力进一步增大，负利率的局面进一步恶化，对财政赤字等方面的要求也会进一步提高。
从目前国际收支失衡的情况来看，国际收支失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越来越大，与过去的封闭情况不同，国际收支方面的矛盾给国内经济的均衡恢复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严重。
中国政府退出的时机选择
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政策目标，我有以下三点想法：
首先，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一定要有一个政策重点，是反衰退还是反通胀，一定要明确哪方面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威胁最大，要尽可能的避免出现滞胀。
其次，中国宏观经济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总量目标和结构目标，应该尽可能协调。因为总量一般都是短期的，而结构调整是长期的，所以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也就是总量目标和结构目标，二者应该尽可能协调。如果难以协调，至少要做到不使短期目标的实现成为将来实现长期目标的障碍，即不要以增大未来的困难和代价来缓解目前的困难。如果做不到统一，至少不要互相对立。
第三，在总量问题，即政府择机退出的问题上，我认为中国可以更积极一些。虽然中国没有理由率先退出，但也没有必要落到后边。中国可以更积极的理由如下：
1、中国经济处于高增长阶段，所以抗击打能力本身就强。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的时期，所以不需要政府更多、更大量、更长时期的干预。中国经济在成长、发展阶段，本身就具有更强的抗击打能力，这也是温总理去年答记者问时就开始说的。
2、中国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而是一个转轨国家。如果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担心市场的更多干预会破坏市场的有效性，那么中国政府过多的干预就不仅仅是破坏市场有效性的问题，而是破坏市场化改革的进程问题，将来造成的损失会更大。作为一个转轨国家，中国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个体制和改革目标，更不应该长期过多、过大的引入政府对市场的替代。这不仅是对市场作用的一个否定，也是对市场化进程的一个回归和反复，将来会为此付出很大代价。
3、从目前的恢复情况来看，中国经济实际上是率先走出了危机，这是一个事实。一系列的统计数据，特别是高增长的事实，本身就表明中国有能力更积极的对待政府择机退出的问题。
4、中国是大国，地区差异比较大，所以即使择机退出，中国也可以按照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时期选择机会，并不一定要统一退出。大国的非均衡区域差异性为中国率先或是更积极的择机退出提供更为广阔的选择空间，这与那些通常共进共退的均衡型国家不同。
5、中国的创新能力总体来说较弱，特别是在技术创新方面。正因为创新能力弱，中国的增长质量才不高，才会导致重复建设。没有创新就没有新的增长点，没有新的增长点要扩大投资、拉动需求就是在原有结构基础上的重复，再加上中国的制度创新和市场化进程仍然落后，这样就会出现“有重复、没淘汰”的状况。有重复不怕，所有的竞争都是重复，但如果在体制上有淘汰机制，或者说竞争机制，就会提高效率。中国技术创新能力弱，结构升级就困难，因而一旦追加投资就是在原有结构基础上的追加，就会导致重复建设。但是如果体制创新跟得上，有激烈的竞争，就可以把过剩的产能淘汰掉。在目前制度创新相对落后的情况下，特别是市场化进程相对疲软的情况下， “有重复、没淘汰”无法形成竞争。因此。真正能够解决中国包括全球性问题的办法就是提高创新力。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创新力不够，导致效率低下，单纯依靠扩大投资的数量来刺激投资的速度，导致泡沫产生。在这一点上，发达国家如此，中国要解决的主要发展问题也是如此。创新的主体是市场和企业，因此要尽快恢复并强化市场功能，尽快恢复企业在市场中的活力和创新力，这是中国从根本上克服一系列结构矛盾、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促进结构升级的最重要的因素。对中国来说，也就是要进一步加快市场化的进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可以更积极的对待政府全面系统干预的适时择机退出问题，中国应该培育更为强劲的市场力量。
基于以上五方面因素的考虑，中国在政府择机退出的问题上可以更积极一些，虽然中国不一定要率先退出，但也不要落后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