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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5日，张玉书在北京去世;6月10日，郝运在上海去世;8月10日，巫宁坤在美国逝世。如果加上2017年10月17日去世的江枫，2015年8月6日病故的孙幼军，2015年10月病故的草婴，2012年7月去世的王永年，2009年11月去世的杨宪益，2008年10月去世的方平，2005年10月去世的巴金，2003年11月病故的施蟄存，2000年8月去世的金克木和12月去世的卞之琳等等，你会黯然地意识到，中国老一代的文学翻译家凋零了一大批。
这些逝去的著名翻译家曾经给中国读者带来过那么多信、达、雅的译著！
倘若把中国文学比作一棵树，老一代文学翻译家则可以比作树根。根有吸收、固着、输导、合成、储藏和繁殖等功能，文学翻译家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也在于此。随着老一代文学翻译家渐成绝响，中国的文学翻译将会如何呢？
时代一直在进步，我们有着老一代文学翻译家所没有的许多优势（比如发达的网络和更加丰富的翻译资源），理应为读者奉献更高质量的译文才对。但光是拥有这些优势还不够，翻译文学作品毕竟不同于翻译实用操作手册，文学性与艺术性才是最重要的—如今的一些译文最最缺乏的恰恰是这一点，因为有的译者自身的中文表达都没过关。
所以我觉得，鲁迅、周作人、巴金、茅盾、傅东华与施蛰存翻译的文学作品，以及伍光建翻译的大仲马、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瞿秋白和楼适夷翻译的高尔基、冯至翻译的海涅诗歌、张佩芬翻译的黑塞、李青崖翻译的莫泊桑、陆蠡翻译的屠格涅夫、李文俊翻译的福克纳、朱雯翻译的雷马克、王永年翻译的欧·亨利，还有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及续集、郭沫若翻译的《浮士德》、李霁野翻译的《简·爱》、乔志高翻译的《天使望故乡》等等，都是我心目中难以超越的译作丰碑。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曾经有多家出版社约我重译《王尔德童话》，而我每次都不好意思地谢绝了，理由只有一个：巴金翻译的《王尔德童话》是不可超越的经典，正如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一样。
至于近年出版的外国新作，其译作往往不尽如人意，至少离老一代翻译家的译作尚有距离。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说说我喜欢的一些翻译家和他们的译著，也许就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
伍光建和他的译著
伍光建先生的译著数量惊人，贡献极大。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了《伍光建翻译遗稿》。
当年，我买到伍光建先生翻译的《侠隐记》（茅盾校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初版，1983年2印）后，用三个晚上的时间读完，伍光建先生的译文实在太精彩了！我甚至觉得大仲马的原著恐怕也没有那么好。
之后又购了《续侠隐记》和《伍光建翻译遗稿》，但伍光建先生的译作还不止这些，他从19世纪90年代就开始译书，据说翻译过130多种文史哲著作，译文数千万字。
由于中英文都有相当造诣，伍光建先生的译文读起来极其过瘾，比如他翻译的《侠隐记》与《续侠隐记》，先后受到茅盾和金庸的推崇。可惜的是，市面上不但没有伍光建译文全集，甚至连他的译文目录似乎也难找到。伍先生于1943年去世。
茅盾和《文凭》译后记
《文凭》（丹青科著，茅盾译，上海永祥印书馆1946年7月初版，1952年2月六版），后附《译后记》，谈了译者对于翻译问题的看法：
“我以为这问题最好是分开来看：就是理论文学的翻译和文艺作品的翻译，应当分别定一个现时可能而且合理的标准。在理论文学的翻译，我以为应当以求忠实为第一义……这自然不是说‘要忠实，就一定不能顺’，又忠实，又顺，绝非不可能。……主张但求读者顺口而不恤割弃或扭曲甚至于涂抹原文真实意义的办法，不但是对于原文不忠实，对于读者欺骗，而且是恶意的。至于对于文艺作品的翻译，自然最好能够又忠实又顺口，并且又传达了原作的风韵和‘力’。不得已而求其次，我以为第一应当要尽力传达了原作的主要的‘力’;因为‘力’—或详细说，一篇作品感动人之所以然—是文艺作品的生命，没有了这东西，就不称其为文学作品了。……向来所谓信达雅的说法不能机械地应用在文艺作品的翻译。在文艺作品的翻译时，如果能够达到第一目的—传达了原作的‘力’，则信与达自在其中。”
我想，这些文字应该能够启发如今的译者。
可是，茅盾所说的“力”，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也无法给出明确的定义，但可以打个比方：有出版社嫌汝龙的稿费开价高，找别人来试译契诃夫小说。但最后，那家出版社不得不再约汝龙，因为谁翻译的契诃夫小说都不如他的翻译有味道。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而这足以说明，汝龙等老译者之所以无法替代，是因为只有他们才能传达原作的主要的“力”。
傅东华和他的译著
收到《吉诃德先生传》与《堂吉诃德》第二部，立刻与杨绛等人的译文比较，感觉傅东华译文最风趣可读，而且不失典雅。但遗憾的是，作家出版社的《吉诃德先生传》删去了傅东华的译者后记，而新版目录里似乎也没有。于是我意识到，还是民国版更可靠。为了这美妙的译文，我花一百多元订购了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的《吉诃德先生传》上、下册。
我又扫描了民国版傅东华译《吉诃德先生传》上册的《海涅论吉诃德先生》，还有下册的《校读后记》。读傅东华翻译的《海涅论吉诃德先生》，感觉语言如诗一样美，这固然是由于海涅写得好，但如果没有傅东华，恐怕也传达不出这样的美吧。
出于好奇，去网上查了查，找到别人的译文，题为《读堂吉诃德》，收于《初中语文》九年级下册，不知译者是谁，译文看起来也还不错，但与傅译一比就显出了差距。比如说，那个佚名译文里有一句话：“是五月里一个明媚的日子，秾丽的春天躺在静穆的晨光里，听那只娇柔献媚的夜莺向它颂赞。夜莺的颂歌唱得温存似的软和，醉心融骨似的热烈，最含羞的花苞就此开放，多情芳草和披着薄雾的阳光就吻得更忙，花木就都一片欢欣，颤动起来。”而傅东华的译文是：“那是五月的一个美丽日子，妙龄的春正躺在沉默的晨光底下曝晒，听着那甜蜜的阿谀者—黄莺—的赞美。它那时歌唱得这么温柔而熨帖，用着这么销魂的热情，以致虽极羞涩的蓓蕾也破为花朵，壮健的草叶和芳馥的阳光更狂喜的亲吻着，树和花都乐得只颤抖。” 还需要再说什么呢？我只能说，这就是我买了新版傅译《吉诃德先生传》之后，又花一百多元去买民国版的缘故。而事实证明，虽然为了傅东华翻译的这篇《海涅论吉诃德先生》和他写的《校读后记》花了一百多元，这笔钱却花得一点儿也不冤枉。
王永年和《基督不到的地方》
《基督不到的地方》是意大利作家卡罗·勒维著，王仲年、恩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初版，王仲年是王永年的笔名。本书以现实主义手法描写了作者于1935年被法西斯政府流放到意大利南方贫困乡村的亲历景象。
在上班的公交车上随手翻开这本书，周围的世界突然离我而去。我也几乎不存在，只剩下一双眼睛，还有一颗用来感知的心……这是西班牙吉他，这是爱尔兰风笛，这是江河水，这是苏武牧羊。这是希梅内斯，这也是阿索林。
下班回家时，继续在公交车里读它。
那个乡村，如同幽蓝的泸沽湖;那里的人，如同活化石。最后，别离的时刻到了。卡罗·勒维最后一个离开。村民们劝他留下来，娶一个姑娘，做一个村长，过一段生活。可是，他必须离开。全书的最后几段是这样的：
……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纵目望去，千里海景尽在眼底。大尔马底亚那面吹来清新的微风，在宁静的海面上掀起了些微白沫。海阔天空的念头掠过了脑海—这片海洋的生命极像世人的命运，万世千古逃不出一连串一成不变的浪涛，在流光中前推后移，毫不改变。我想到静止的时间和我刚离别的蒙昧的文化，心头便涌起了亲切的哀愁。
火车把我越带越远，经过了罗马纳那些棋盘似的田野，把我带向比特蒙的葡萄园，带向神秘的未来，那里面有海外流浪，有连天烽火，有生离死别，但当时，我好似仰望风云变幻的万里长空，还看不真切。
万世千古逃不出那一连串浪涛。蓝田。玉暖。只是其时已惘然。
朱雯和他翻译的雷马克
能够买到《往事如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初版），是件多么幸福的事！这本书是翻译家朱雯先生与妻子罗洪合著的散文集。从文学知音结为终身伴侣，他们有六十多年相濡以沫的生活（1994年，朱雯先生去世。2017年，夫人羅洪以107岁的高龄在沪离世）。
有一段时间，我恨不得逢人便提朱雯先生翻译的雷马克（德国小说家，代表作《西线无战事》），就跟祥林嫂似的，却始终没多少人理会。书中有几幅朱雯夫妇的照片，我盯着看了许久。多么伟大的老头子，多么可敬的老太太呀！
朱雯先生的中学老师是吴献书，大学老师是苏雪林。此外，曾朴父子指点过他的翻译。朱先生翻译过阿·托尔斯泰的《彼得大帝》《苦难的历程》及丁尼生的诗歌等，还创作过小说、散文，主编过刊物。可是，若非偶然买到他翻译的雷马克，我恐怕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因为在书报上看不到对他的介绍，一般的新文学史也不提他。
其女在回忆父亲时说，翻译是父亲的生命，每次译一部作品，他要参考几个语种的译作，对一词一语再三斟酌，反复推敲，对有些部分甚至会花上几年功夫，做出三番五次的修改。
朱先生一生经历过很多磨难，《凯旋门》是他翻译的第一部雷马克作品。据译者后记，此书是1945年所译，1948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列入巴金主编的“译文丛书”。译文洋溢着诗一样的气息，这在别人的雷马克译文中难以感受得到。巴金希望他译出雷马克的全集，但他没有完成这个愿望。1995年，《凯旋门》由上海译文社新版时，朱先生带病修订旧译，因精力不济而没能修订完。如今朱先生已经西去，他的雷马克翻译成了绝响。
有空请读一读朱先生的这部译文吧，它定能教会你怎么写诗。
孙仲旭：新一代文学翻译家代表之一
新一代的文学翻译家当中，也有为读者呕心沥血的，比如青年翻译家孙仲旭。
我是在2002年知道孙仲旭的，因为我在那年7月买到一本他翻译的《一九八四·上来透口气》，读完之后有话要说，就写了一篇长长的书评，发到天涯社区，不久就得到了他的回复。由于共同的爱好（喜欢塞林格小说和怀特散文），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虽然彼此从不曾会面，但我一直关注着他的译作。
他翻译的《门萨的娼妓》出版以后，由于买不到书，我曾向他讨取译文，不久收到他的签名赠书一册—那是2005年1月18日。后来，由于彼此的译书任务都很繁重，我再也没有他的消息，直到2014年9月1日，突然听到他因抑郁症而离世的消息。
孙仲旭究竟为什么要离开亲朋与读者呢？外人也许永远都不能知道，但作为另一个译者，我大致理解他的工作中的辛苦不易。
每一次译书都是与原文的一次握手与搏斗，但翻译不是拳击，而是一场心灵的激烈碰撞。这场碰撞也许会使你坚强，也许会使你颓废甚至沮丧。译者与作者同样敏感，仿佛两滴相同又不想相融的水。而译者除了得到读者的认同与支持，在世俗方面，并没有多少收获。
我想我能够明白，孙仲旭为什么一直坚持用业余时间翻译，尽管这要付出双倍的辛苦。为了译书，我也是放弃了许多。译文的稿费是微薄的，比起给报刊写稿低不少……为了省钱，我的生活压缩到最简单。
我曾经分别问三个出版社的编辑：假如你像我一样，只以译书为业，你能够生存吗？他们的回答十分相似：不能。
但我仍不为专事辞职并译书而后悔，尽管译文稿费低廉，超过800元还得纳税。
翻译是一项沉静的工作。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没有平静的情绪，再简单的原文你也翻译不好，甚至翻译不出来，理由很简单：翻译也是创作，有时甚至比你自己创作还要困难。推敲再推敲，揣摩再揣摩，修改再修改……多少精力和时间就这么流逝了，却仅仅是为了一句话甚至一个词—我想，很多译者都会有类似的经历。
是的，真正的译者都是不计名利的，只想为读者而活。但现实却又需要他们面对……真希望中国的翻译环境能更好一些，让译者能更加无忧地从事翻译。
漪然：新一代文学翻译家代表之二
除了孙仲旭，我还认识几位同样愿意为读者奉献的青年翻译家，漪然就是其一，她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海精灵》《一个孩子的诗园》等等，全都获得了孩子和家长们的好评。与常人不同的是，漪然从小就瘫痪在床，但她凭着自己的毅力自学了英、法、德三门外语。由于喜欢《夏洛的网》，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同样由于译书工作繁重之故，我们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少，本来希望她一切都好，却在2015年的中秋节听到她去世的噩耗。
那个喜欢画猫和翻译童书的漪然病故了，38岁。我不相信这个消息，却不得不信，因为早知道她的病情不轻。我的第一本译文《彼得金一家》的出版，就是在漪然的精心编辑下完成的，而我们的结识比那还早。在漪然和朋友创办“小书房”的时候，我们就是朋友，虽然交往不多。后来知道她的病，却不好意思多问，而她总是在信中表现得坚强而乐观。
一次，偶然在通信中知道她喜欢画猫，就请她寄来几张她的画。可惜我的电脑坏过一次，那些信件统统不见了。去查旧信，发现最后一次与她通信时，她还惦记着《彼得金一家》，希望它再版。太让人惋惜了。
文学翻译的明天
无论如何，对翻译的明天我仍抱有希望。因为仍然有李文俊等硕果累累的老翻译家，也有范晓星这样为孩子翻译了大量绘本的新翻译家。
提起李文俊，有人也许会想到他翻译的卡夫卡的《变形记》或者福克纳小说，但他的最广为人知的译作或许是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因为它曾经收入中学语文课本。李先生在他的《纵浪大化集》里回忆说：“多年后，小儿进了高中。有一天我看见他对着一本教科书窃笑。这可是难得的事。走过去一看，原来是在看高中《语文》第五册中所收的《警察与赞美诗》。”
除了回忆，《纵浪大化集》里还有不少对于翻译的真知灼见，比如“我没有写出宏篇巨构，更没有富起来，但这不要紧。我的工作就是我的娱乐”，可以帮助新一代文学翻译家端正对于翻译的看法;而“若是真的受到批评，而且言之凿凿，确有道理，老译家亦不妨豁达超脱一些。不必弄得心烦意乱，摧残自己的健康。……倘若评文作者有借评名家以自重的不纯动机，对其无理纠缠处，不妨加以教训，好让后生小子们知道廉颇虽老，却尚善饭，手中有真理的老者也是不好欺侮的”，则可以帮助新一代文学翻译家端正对于老译者及其译作的看法。
总之，正是由于李文俊在治学、为人、译书等方面无不令我钦佩，我一直把他当作心目中的偶像，几乎搜全了他的一切译著与散文集，甚至曾经鼓起勇气向他写信请教过，不久就收到他的回信與赠书。后来怕打扰他的生活，我再也不好意思去信，只是在心头默祝老人家健康长寿，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佳作。
范晓星的网名是两小千金妈，因为她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出于对幼儿的热爱，范晓星不计名利，翻译了大量的幼儿读物，其中的《超级冒险王》《动物远征队》《奥莉薇》《我的淘气小妹》《艾莫有了个小弟弟》《庆子绘本》等深受小读者和家长的欢迎。如果翻译严肃的成人文学作品，范晓星或许可以为自己赢得更高的名声，但她就是喜欢儿童文学，所以才会给孩子们翻译那么多童书。
（作者居哈尔滨，系自由翻译家）
这些逝去的著名翻译家曾经给中国读者带来过那么多信、达、雅的译著！
倘若把中国文学比作一棵树，老一代文学翻译家则可以比作树根。根有吸收、固着、输导、合成、储藏和繁殖等功能，文学翻译家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也在于此。随着老一代文学翻译家渐成绝响，中国的文学翻译将会如何呢？
时代一直在进步，我们有着老一代文学翻译家所没有的许多优势（比如发达的网络和更加丰富的翻译资源），理应为读者奉献更高质量的译文才对。但光是拥有这些优势还不够，翻译文学作品毕竟不同于翻译实用操作手册，文学性与艺术性才是最重要的—如今的一些译文最最缺乏的恰恰是这一点，因为有的译者自身的中文表达都没过关。
所以我觉得，鲁迅、周作人、巴金、茅盾、傅东华与施蛰存翻译的文学作品，以及伍光建翻译的大仲马、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瞿秋白和楼适夷翻译的高尔基、冯至翻译的海涅诗歌、张佩芬翻译的黑塞、李青崖翻译的莫泊桑、陆蠡翻译的屠格涅夫、李文俊翻译的福克纳、朱雯翻译的雷马克、王永年翻译的欧·亨利，还有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及续集、郭沫若翻译的《浮士德》、李霁野翻译的《简·爱》、乔志高翻译的《天使望故乡》等等，都是我心目中难以超越的译作丰碑。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曾经有多家出版社约我重译《王尔德童话》，而我每次都不好意思地谢绝了，理由只有一个：巴金翻译的《王尔德童话》是不可超越的经典，正如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一样。
至于近年出版的外国新作，其译作往往不尽如人意，至少离老一代翻译家的译作尚有距离。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说说我喜欢的一些翻译家和他们的译著，也许就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
伍光建和他的译著
伍光建先生的译著数量惊人，贡献极大。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了《伍光建翻译遗稿》。
当年，我买到伍光建先生翻译的《侠隐记》（茅盾校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初版，1983年2印）后，用三个晚上的时间读完，伍光建先生的译文实在太精彩了！我甚至觉得大仲马的原著恐怕也没有那么好。
之后又购了《续侠隐记》和《伍光建翻译遗稿》，但伍光建先生的译作还不止这些，他从19世纪90年代就开始译书，据说翻译过130多种文史哲著作，译文数千万字。
由于中英文都有相当造诣，伍光建先生的译文读起来极其过瘾，比如他翻译的《侠隐记》与《续侠隐记》，先后受到茅盾和金庸的推崇。可惜的是，市面上不但没有伍光建译文全集，甚至连他的译文目录似乎也难找到。伍先生于1943年去世。
茅盾和《文凭》译后记
《文凭》（丹青科著，茅盾译，上海永祥印书馆1946年7月初版，1952年2月六版），后附《译后记》，谈了译者对于翻译问题的看法：
“我以为这问题最好是分开来看：就是理论文学的翻译和文艺作品的翻译，应当分别定一个现时可能而且合理的标准。在理论文学的翻译，我以为应当以求忠实为第一义……这自然不是说‘要忠实，就一定不能顺’，又忠实，又顺，绝非不可能。……主张但求读者顺口而不恤割弃或扭曲甚至于涂抹原文真实意义的办法，不但是对于原文不忠实，对于读者欺骗，而且是恶意的。至于对于文艺作品的翻译，自然最好能够又忠实又顺口，并且又传达了原作的风韵和‘力’。不得已而求其次，我以为第一应当要尽力传达了原作的主要的‘力’;因为‘力’—或详细说，一篇作品感动人之所以然—是文艺作品的生命，没有了这东西，就不称其为文学作品了。……向来所谓信达雅的说法不能机械地应用在文艺作品的翻译。在文艺作品的翻译时，如果能够达到第一目的—传达了原作的‘力’，则信与达自在其中。”
我想，这些文字应该能够启发如今的译者。
可是，茅盾所说的“力”，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也无法给出明确的定义，但可以打个比方：有出版社嫌汝龙的稿费开价高，找别人来试译契诃夫小说。但最后，那家出版社不得不再约汝龙，因为谁翻译的契诃夫小说都不如他的翻译有味道。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而这足以说明，汝龙等老译者之所以无法替代，是因为只有他们才能传达原作的主要的“力”。
傅东华和他的译著
收到《吉诃德先生传》与《堂吉诃德》第二部，立刻与杨绛等人的译文比较，感觉傅东华译文最风趣可读，而且不失典雅。但遗憾的是，作家出版社的《吉诃德先生传》删去了傅东华的译者后记，而新版目录里似乎也没有。于是我意识到，还是民国版更可靠。为了这美妙的译文，我花一百多元订购了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的《吉诃德先生传》上、下册。
我又扫描了民国版傅东华译《吉诃德先生传》上册的《海涅论吉诃德先生》，还有下册的《校读后记》。读傅东华翻译的《海涅论吉诃德先生》，感觉语言如诗一样美，这固然是由于海涅写得好，但如果没有傅东华，恐怕也传达不出这样的美吧。
出于好奇，去网上查了查，找到别人的译文，题为《读堂吉诃德》，收于《初中语文》九年级下册，不知译者是谁，译文看起来也还不错，但与傅译一比就显出了差距。比如说，那个佚名译文里有一句话：“是五月里一个明媚的日子，秾丽的春天躺在静穆的晨光里，听那只娇柔献媚的夜莺向它颂赞。夜莺的颂歌唱得温存似的软和，醉心融骨似的热烈，最含羞的花苞就此开放，多情芳草和披着薄雾的阳光就吻得更忙，花木就都一片欢欣，颤动起来。”而傅东华的译文是：“那是五月的一个美丽日子，妙龄的春正躺在沉默的晨光底下曝晒，听着那甜蜜的阿谀者—黄莺—的赞美。它那时歌唱得这么温柔而熨帖，用着这么销魂的热情，以致虽极羞涩的蓓蕾也破为花朵，壮健的草叶和芳馥的阳光更狂喜的亲吻着，树和花都乐得只颤抖。” 还需要再说什么呢？我只能说，这就是我买了新版傅译《吉诃德先生传》之后，又花一百多元去买民国版的缘故。而事实证明，虽然为了傅东华翻译的这篇《海涅论吉诃德先生》和他写的《校读后记》花了一百多元，这笔钱却花得一点儿也不冤枉。
王永年和《基督不到的地方》
《基督不到的地方》是意大利作家卡罗·勒维著，王仲年、恩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初版，王仲年是王永年的笔名。本书以现实主义手法描写了作者于1935年被法西斯政府流放到意大利南方贫困乡村的亲历景象。
在上班的公交车上随手翻开这本书，周围的世界突然离我而去。我也几乎不存在，只剩下一双眼睛，还有一颗用来感知的心……这是西班牙吉他，这是爱尔兰风笛，这是江河水，这是苏武牧羊。这是希梅内斯，这也是阿索林。
下班回家时，继续在公交车里读它。
那个乡村，如同幽蓝的泸沽湖;那里的人，如同活化石。最后，别离的时刻到了。卡罗·勒维最后一个离开。村民们劝他留下来，娶一个姑娘，做一个村长，过一段生活。可是，他必须离开。全书的最后几段是这样的：
……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纵目望去，千里海景尽在眼底。大尔马底亚那面吹来清新的微风，在宁静的海面上掀起了些微白沫。海阔天空的念头掠过了脑海—这片海洋的生命极像世人的命运，万世千古逃不出一连串一成不变的浪涛，在流光中前推后移，毫不改变。我想到静止的时间和我刚离别的蒙昧的文化，心头便涌起了亲切的哀愁。
火车把我越带越远，经过了罗马纳那些棋盘似的田野，把我带向比特蒙的葡萄园，带向神秘的未来，那里面有海外流浪，有连天烽火，有生离死别，但当时，我好似仰望风云变幻的万里长空，还看不真切。
万世千古逃不出那一连串浪涛。蓝田。玉暖。只是其时已惘然。
朱雯和他翻译的雷马克
能够买到《往事如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初版），是件多么幸福的事！这本书是翻译家朱雯先生与妻子罗洪合著的散文集。从文学知音结为终身伴侣，他们有六十多年相濡以沫的生活（1994年，朱雯先生去世。2017年，夫人羅洪以107岁的高龄在沪离世）。
有一段时间，我恨不得逢人便提朱雯先生翻译的雷马克（德国小说家，代表作《西线无战事》），就跟祥林嫂似的，却始终没多少人理会。书中有几幅朱雯夫妇的照片，我盯着看了许久。多么伟大的老头子，多么可敬的老太太呀！
朱雯先生的中学老师是吴献书，大学老师是苏雪林。此外，曾朴父子指点过他的翻译。朱先生翻译过阿·托尔斯泰的《彼得大帝》《苦难的历程》及丁尼生的诗歌等，还创作过小说、散文，主编过刊物。可是，若非偶然买到他翻译的雷马克，我恐怕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因为在书报上看不到对他的介绍，一般的新文学史也不提他。
其女在回忆父亲时说，翻译是父亲的生命，每次译一部作品，他要参考几个语种的译作，对一词一语再三斟酌，反复推敲，对有些部分甚至会花上几年功夫，做出三番五次的修改。
朱先生一生经历过很多磨难，《凯旋门》是他翻译的第一部雷马克作品。据译者后记，此书是1945年所译，1948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列入巴金主编的“译文丛书”。译文洋溢着诗一样的气息，这在别人的雷马克译文中难以感受得到。巴金希望他译出雷马克的全集，但他没有完成这个愿望。1995年，《凯旋门》由上海译文社新版时，朱先生带病修订旧译，因精力不济而没能修订完。如今朱先生已经西去，他的雷马克翻译成了绝响。
有空请读一读朱先生的这部译文吧，它定能教会你怎么写诗。
孙仲旭：新一代文学翻译家代表之一
新一代的文学翻译家当中，也有为读者呕心沥血的，比如青年翻译家孙仲旭。
我是在2002年知道孙仲旭的，因为我在那年7月买到一本他翻译的《一九八四·上来透口气》，读完之后有话要说，就写了一篇长长的书评，发到天涯社区，不久就得到了他的回复。由于共同的爱好（喜欢塞林格小说和怀特散文），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虽然彼此从不曾会面，但我一直关注着他的译作。
他翻译的《门萨的娼妓》出版以后，由于买不到书，我曾向他讨取译文，不久收到他的签名赠书一册—那是2005年1月18日。后来，由于彼此的译书任务都很繁重，我再也没有他的消息，直到2014年9月1日，突然听到他因抑郁症而离世的消息。
孙仲旭究竟为什么要离开亲朋与读者呢？外人也许永远都不能知道，但作为另一个译者，我大致理解他的工作中的辛苦不易。
每一次译书都是与原文的一次握手与搏斗，但翻译不是拳击，而是一场心灵的激烈碰撞。这场碰撞也许会使你坚强，也许会使你颓废甚至沮丧。译者与作者同样敏感，仿佛两滴相同又不想相融的水。而译者除了得到读者的认同与支持，在世俗方面，并没有多少收获。
我想我能够明白，孙仲旭为什么一直坚持用业余时间翻译，尽管这要付出双倍的辛苦。为了译书，我也是放弃了许多。译文的稿费是微薄的，比起给报刊写稿低不少……为了省钱，我的生活压缩到最简单。
我曾经分别问三个出版社的编辑：假如你像我一样，只以译书为业，你能够生存吗？他们的回答十分相似：不能。
但我仍不为专事辞职并译书而后悔，尽管译文稿费低廉，超过800元还得纳税。
翻译是一项沉静的工作。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没有平静的情绪，再简单的原文你也翻译不好，甚至翻译不出来，理由很简单：翻译也是创作，有时甚至比你自己创作还要困难。推敲再推敲，揣摩再揣摩，修改再修改……多少精力和时间就这么流逝了，却仅仅是为了一句话甚至一个词—我想，很多译者都会有类似的经历。
是的，真正的译者都是不计名利的，只想为读者而活。但现实却又需要他们面对……真希望中国的翻译环境能更好一些，让译者能更加无忧地从事翻译。
漪然：新一代文学翻译家代表之二
除了孙仲旭，我还认识几位同样愿意为读者奉献的青年翻译家，漪然就是其一，她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海精灵》《一个孩子的诗园》等等，全都获得了孩子和家长们的好评。与常人不同的是，漪然从小就瘫痪在床，但她凭着自己的毅力自学了英、法、德三门外语。由于喜欢《夏洛的网》，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同样由于译书工作繁重之故，我们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少，本来希望她一切都好，却在2015年的中秋节听到她去世的噩耗。
那个喜欢画猫和翻译童书的漪然病故了，38岁。我不相信这个消息，却不得不信，因为早知道她的病情不轻。我的第一本译文《彼得金一家》的出版，就是在漪然的精心编辑下完成的，而我们的结识比那还早。在漪然和朋友创办“小书房”的时候，我们就是朋友，虽然交往不多。后来知道她的病，却不好意思多问，而她总是在信中表现得坚强而乐观。
一次，偶然在通信中知道她喜欢画猫，就请她寄来几张她的画。可惜我的电脑坏过一次，那些信件统统不见了。去查旧信，发现最后一次与她通信时，她还惦记着《彼得金一家》，希望它再版。太让人惋惜了。
文学翻译的明天
无论如何，对翻译的明天我仍抱有希望。因为仍然有李文俊等硕果累累的老翻译家，也有范晓星这样为孩子翻译了大量绘本的新翻译家。
提起李文俊，有人也许会想到他翻译的卡夫卡的《变形记》或者福克纳小说，但他的最广为人知的译作或许是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因为它曾经收入中学语文课本。李先生在他的《纵浪大化集》里回忆说：“多年后，小儿进了高中。有一天我看见他对着一本教科书窃笑。这可是难得的事。走过去一看，原来是在看高中《语文》第五册中所收的《警察与赞美诗》。”
除了回忆，《纵浪大化集》里还有不少对于翻译的真知灼见，比如“我没有写出宏篇巨构，更没有富起来，但这不要紧。我的工作就是我的娱乐”，可以帮助新一代文学翻译家端正对于翻译的看法;而“若是真的受到批评，而且言之凿凿，确有道理，老译家亦不妨豁达超脱一些。不必弄得心烦意乱，摧残自己的健康。……倘若评文作者有借评名家以自重的不纯动机，对其无理纠缠处，不妨加以教训，好让后生小子们知道廉颇虽老，却尚善饭，手中有真理的老者也是不好欺侮的”，则可以帮助新一代文学翻译家端正对于老译者及其译作的看法。
总之，正是由于李文俊在治学、为人、译书等方面无不令我钦佩，我一直把他当作心目中的偶像，几乎搜全了他的一切译著与散文集，甚至曾经鼓起勇气向他写信请教过，不久就收到他的回信與赠书。后来怕打扰他的生活，我再也不好意思去信，只是在心头默祝老人家健康长寿，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佳作。
范晓星的网名是两小千金妈，因为她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出于对幼儿的热爱，范晓星不计名利，翻译了大量的幼儿读物，其中的《超级冒险王》《动物远征队》《奥莉薇》《我的淘气小妹》《艾莫有了个小弟弟》《庆子绘本》等深受小读者和家长的欢迎。如果翻译严肃的成人文学作品，范晓星或许可以为自己赢得更高的名声，但她就是喜欢儿童文学，所以才会给孩子们翻译那么多童书。
（作者居哈尔滨，系自由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