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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国志>知意》是晚清民国时期研究《三国志》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虽然成书于民国，但其重点都放在清人对《三国志》研究的成果的考证上，是一本研究《三国志》重要的资料。
关键字：三国志；刘咸炘
刘咸炘（1896-1932），字鉴泉，别号宥斋，四川双流人，清代光绪丙申年出生于成都纯化街“儒林第”祖宅，刘咸炘有着很深厚的家学渊源，其祖父刘沅，父亲刘枘文，都是近现代蜀中的知名学者。刘咸炘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目录学家和学者，曾任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
清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全面总结学术的时期，由于历史的原因（清朝大兴文字狱），当时的学者受制度禁锢不能悉心钻研自己喜欢的事物，而只能转向对古代文献进行进一步整理研究，以期从中汲取营养，《三国志》是清代许多学者比较爱好的一本著作，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学者对其的研究书册达三百余卷，像乾嘉三大史学家对《三国志》都做过细致专门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三国志>知意》则是晚清民国时期研究《三国志》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它虽然成书于民国，但其重点都放在清人对《三国志》研究的成果的考证上，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是清人研究《三国志》的成果之一。
刘咸炘的《<三国志>知意》是他的《读<三国志>记》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其书脱稿于1930年（民国十九年），刻成于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是一本研究《三国志》不可或缺的资料。刘咸炘认为：“自朱元晦沿习凿齿之论，正成承祚帝魏之失，儒者相沿讥，”而且“自朱彝尊《陈寿论》、何焯《读书记》后，此学者益不喜宋儒。”关于这些问题，刘咸炘并没有随当时学界的大流，在他眼里：“寿自有不忘旧国之心，而非有魏邪汉正之见，虽小例不以蜀剂吴，而大体帝魏自不可掩。”刘咸炘认为《三国志》中是有主从之别的，虽未尊蜀，亦未尊魏，“且承祚虽以《三国志》名统三书，而三书之中未尝不有主从之别。”
以此为突破点，刘咸炘列出《三国志》中四个方面的问题，并分别进行了有力的论证：“一则魏称纪而吴、蜀仅为传也”，他在这段中指出尚镕“承祚之纪操非犹史迁之纪羽乎？”这句话的存在的错误，他说：“尚氏所引又有谬者，项羽纪未用汉年，太史之纪项羽乃通史之等观，承祚之纪操乃断代之追溯，亦不可混为一谈也”；“二则称汉为蜀，直以地名事其为偏方，而不用本名，以敌魏也”，刘咸炘认为“魏称受禅于汉，自不容更有汉，指西为蜀”，刘氏以敏锐的目光捕捉到陈寿当时的心理，因为晋承魏必不会容汉，承祚又是依时人之意，这里并不是有心贬抑；“三则以《二牧传》列《蜀志》之首，示其为偏方也，”刘咸炘在这段中说凡是断代的史书都列所因所胜，皆在所有列传之首位，并没有冠于帝王之前的，从而批评何焯“二牧不从董、袁群雄之例”的观点，以此证明自己的观点；“四则蜀、吴二书，书法皆不与魏为敌国之词也，”刘咸炘站在赵翼的角度，大篇幅引用《廿二史札记》中有关三国志的内容，从而进一步批判尚镕“魏文、明诸记不书蜀，吴二主即位及没，不以魏统蜀、吴也”这个观点，其后举例加以证明，令人耳目一新。最后，刘氏认为自己上面所举的四条理由“实紼相因”，既然当中以魏为纪，所以应该称汉为蜀，列二牧传在二主传之前，并且史为全中国之书的纪要，是一书的纲领，不能容有两纪，以史纪实是大势所趋，这是史学方法的惯常用法，古人都知道，但是后人大多数不知道这个道理。
刘咸炘的《<三国志>知意》中有很多值得我们青年史学研究者学习的地方，第一点我认为是文约义丰，字字珠玑，比如他在分析陈寿在《三国志》中有没有“贬蜀尊魏”这个问题时就用了简单的一句话：“古人朴直，不以名乱实”就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读者一目了然，我认为他所指的古人应该是指东汉末年或者三国时期的治史之人，朴直的含义应该是治史者治史过程中严谨的作风，必须通过考核史实，考证要有真凭实据，要保持一个治史者的历史责任感；第二点就是治史的严谨和“史德”，为了论证张照因为《三国志》版本知识的缺乏造成著述的错误，他根据广泛查阅唐朝前期书的特点和宋代刻本相关的内容对此进行了反驳：“古书每篇皆有书目，是为小题，书写之式在页首，唐前书皆如是，宋世刻本或妄移之。”刘咸炘本来就目录学和校勘学的大师，他结合自己所学，为了证明自己发现的问题大量翻阅原始史料，这种严谨的治学习惯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第三点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以事实为依据，保持客观的态度，不夹杂过多个人的看法，因为陈寿是谯周的学生，许多学者批评谯周是劝降后主的始作俑者，指斥谯周为“无心之人”、“驽臣”，例如王夫之说过：“国尚可存，君尚立乎其位，为异说而解散人心，实在可恶。”而陈寿在书中有着明显贬低诸葛亮的词语，因而两人都受到过不少的批判，刘咸炘并没有人云亦云，他认为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看待谯周和陈寿，功过自有后人论说，他们这样做也许有自己的私心，但至少谯周使成都城幸免一场灾难，陈寿指出诸葛亮六出祁山空耗国力也不无道理，所以评价历史人物应该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这是刘咸炘教给我们的道理，令人深思。
刘咸炘在书中还将《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进行了明确的比较，“承祚之于史有才学，而己见识颇浅，非特不及马、班，且视蔚宗犹逊，”他认为过去人们评论古人的言论，多沿习班超写书的体例，但是褒多贬少，而且褒贬都是当时人们普遍的看法，鲜有自己的观点，更别说有价值、有远见的评论了。刘咸炘尖锐的指出：“承祚诚善叙事，然其佳乃在遣词，而非去取，每载问答恢嘲之琐言，称谓冗杂书人字而不名，”也就是说陈寿在著述中有很多欠缺之处，《三国志》并非完美，承祚虽然长于叙事，但史学去取不足，我们做学问、写评论一定要遍观其书，要有主见，不能人云亦云。
由于时代原因，当今很多研究《三国志》的专家学者也许都不知道刘咸炘的《<三国志>知意》，显然这是史学界的一个遗憾，他的一些治史经验、治史方法和史学观点都值得我们学习，他的著作也应该得到史学研究者們的重视，这对于推动《三国志》的进一步研究和史料的进一步完善有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西晋）陈寿撰 《三国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10
作者简介：焦勇（1991.7），男，湖南省岳阳人，南充市顺庆区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 研究生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关键字：三国志；刘咸炘
刘咸炘（1896-1932），字鉴泉，别号宥斋，四川双流人，清代光绪丙申年出生于成都纯化街“儒林第”祖宅，刘咸炘有着很深厚的家学渊源，其祖父刘沅，父亲刘枘文，都是近现代蜀中的知名学者。刘咸炘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目录学家和学者，曾任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
清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全面总结学术的时期，由于历史的原因（清朝大兴文字狱），当时的学者受制度禁锢不能悉心钻研自己喜欢的事物，而只能转向对古代文献进行进一步整理研究，以期从中汲取营养，《三国志》是清代许多学者比较爱好的一本著作，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学者对其的研究书册达三百余卷，像乾嘉三大史学家对《三国志》都做过细致专门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三国志>知意》则是晚清民国时期研究《三国志》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它虽然成书于民国，但其重点都放在清人对《三国志》研究的成果的考证上，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是清人研究《三国志》的成果之一。
刘咸炘的《<三国志>知意》是他的《读<三国志>记》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其书脱稿于1930年（民国十九年），刻成于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是一本研究《三国志》不可或缺的资料。刘咸炘认为：“自朱元晦沿习凿齿之论，正成承祚帝魏之失，儒者相沿讥，”而且“自朱彝尊《陈寿论》、何焯《读书记》后，此学者益不喜宋儒。”关于这些问题，刘咸炘并没有随当时学界的大流，在他眼里：“寿自有不忘旧国之心，而非有魏邪汉正之见，虽小例不以蜀剂吴，而大体帝魏自不可掩。”刘咸炘认为《三国志》中是有主从之别的，虽未尊蜀，亦未尊魏，“且承祚虽以《三国志》名统三书，而三书之中未尝不有主从之别。”
以此为突破点，刘咸炘列出《三国志》中四个方面的问题，并分别进行了有力的论证：“一则魏称纪而吴、蜀仅为传也”，他在这段中指出尚镕“承祚之纪操非犹史迁之纪羽乎？”这句话的存在的错误，他说：“尚氏所引又有谬者，项羽纪未用汉年，太史之纪项羽乃通史之等观，承祚之纪操乃断代之追溯，亦不可混为一谈也”；“二则称汉为蜀，直以地名事其为偏方，而不用本名，以敌魏也”，刘咸炘认为“魏称受禅于汉，自不容更有汉，指西为蜀”，刘氏以敏锐的目光捕捉到陈寿当时的心理，因为晋承魏必不会容汉，承祚又是依时人之意，这里并不是有心贬抑；“三则以《二牧传》列《蜀志》之首，示其为偏方也，”刘咸炘在这段中说凡是断代的史书都列所因所胜，皆在所有列传之首位，并没有冠于帝王之前的，从而批评何焯“二牧不从董、袁群雄之例”的观点，以此证明自己的观点；“四则蜀、吴二书，书法皆不与魏为敌国之词也，”刘咸炘站在赵翼的角度，大篇幅引用《廿二史札记》中有关三国志的内容，从而进一步批判尚镕“魏文、明诸记不书蜀，吴二主即位及没，不以魏统蜀、吴也”这个观点，其后举例加以证明，令人耳目一新。最后，刘氏认为自己上面所举的四条理由“实紼相因”，既然当中以魏为纪，所以应该称汉为蜀，列二牧传在二主传之前，并且史为全中国之书的纪要，是一书的纲领，不能容有两纪，以史纪实是大势所趋，这是史学方法的惯常用法，古人都知道，但是后人大多数不知道这个道理。
刘咸炘的《<三国志>知意》中有很多值得我们青年史学研究者学习的地方，第一点我认为是文约义丰，字字珠玑，比如他在分析陈寿在《三国志》中有没有“贬蜀尊魏”这个问题时就用了简单的一句话：“古人朴直，不以名乱实”就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读者一目了然，我认为他所指的古人应该是指东汉末年或者三国时期的治史之人，朴直的含义应该是治史者治史过程中严谨的作风，必须通过考核史实，考证要有真凭实据，要保持一个治史者的历史责任感；第二点就是治史的严谨和“史德”，为了论证张照因为《三国志》版本知识的缺乏造成著述的错误，他根据广泛查阅唐朝前期书的特点和宋代刻本相关的内容对此进行了反驳：“古书每篇皆有书目，是为小题，书写之式在页首，唐前书皆如是，宋世刻本或妄移之。”刘咸炘本来就目录学和校勘学的大师，他结合自己所学，为了证明自己发现的问题大量翻阅原始史料，这种严谨的治学习惯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第三点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以事实为依据，保持客观的态度，不夹杂过多个人的看法，因为陈寿是谯周的学生，许多学者批评谯周是劝降后主的始作俑者，指斥谯周为“无心之人”、“驽臣”，例如王夫之说过：“国尚可存，君尚立乎其位，为异说而解散人心，实在可恶。”而陈寿在书中有着明显贬低诸葛亮的词语，因而两人都受到过不少的批判，刘咸炘并没有人云亦云，他认为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看待谯周和陈寿，功过自有后人论说，他们这样做也许有自己的私心，但至少谯周使成都城幸免一场灾难，陈寿指出诸葛亮六出祁山空耗国力也不无道理，所以评价历史人物应该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这是刘咸炘教给我们的道理，令人深思。
刘咸炘在书中还将《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进行了明确的比较，“承祚之于史有才学，而己见识颇浅，非特不及马、班，且视蔚宗犹逊，”他认为过去人们评论古人的言论，多沿习班超写书的体例，但是褒多贬少，而且褒贬都是当时人们普遍的看法，鲜有自己的观点，更别说有价值、有远见的评论了。刘咸炘尖锐的指出：“承祚诚善叙事，然其佳乃在遣词，而非去取，每载问答恢嘲之琐言，称谓冗杂书人字而不名，”也就是说陈寿在著述中有很多欠缺之处，《三国志》并非完美，承祚虽然长于叙事，但史学去取不足，我们做学问、写评论一定要遍观其书，要有主见，不能人云亦云。
由于时代原因，当今很多研究《三国志》的专家学者也许都不知道刘咸炘的《<三国志>知意》，显然这是史学界的一个遗憾，他的一些治史经验、治史方法和史学观点都值得我们学习，他的著作也应该得到史学研究者們的重视，这对于推动《三国志》的进一步研究和史料的进一步完善有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西晋）陈寿撰 《三国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10
作者简介：焦勇（1991.7），男，湖南省岳阳人，南充市顺庆区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 研究生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