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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句俗话：“防患于未然”，意思就是从危机角度来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意外。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与体制改革，历来是由大的危机推动的，因此可以说，未来所面临的危机，可能就是推动中国进行重大的体制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力。道理也很简单，因为不调整经济就会崩溃，所有既得利益都会化为乌有，而在中国经济内部仍然蕴含着强烈的需求增长机制，通过调整就可以释放出来，并足以消除国内的生产过剩，足以对冲掉外部的需求萎缩，因此结构调整就是应对危机的最好办法。
所以，“无危机则无以促进调整，无调整则无以应对危机”。我认为这应该成为未来五年计划的主题。
未来五年会形成更大的生产过剩
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政府能够引导中国经济率先反弹，主要是靠了两条措施，一是以投资需求的剧烈扩张来对冲出口需求的急剧萎缩。所以投资在去年经济增长中的需求贡献超过了85%；第二是靠接近10万亿元的信贷大投放。而这两个宏观调控措施又都是基于一个制度性机制，即国有经济的平台，包括中央的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以及以地方政府为投资平台的6万亿元投资贷款。因为非国有经济在危机爆发后都在进行投资收缩，中央与地方政府不出手就不可能形成足够的投资需求扩张。由此，非国有经济投资比重就从2003～2007年平均的70%以上，变成了去年与国有投资的“倒三七”比重。
但是，在次债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生产过剩的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加大投资，虽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依靠新一轮的投资扩张拉动增长，但是到了产能释放期，原有的生产过剩矛盾不仅不会缓和，反而会更加激化。比如，现在认为中国5亿吨钢的产量已经过剩，但是产能已经达到7亿吨，而且还有5千万吨能力在建设中。这明显地说明，未来产能过剩的问题必将成为一个大问题。
在这一轮生产能力的扩张中，由于改、扩建项目上得比较多，投资周期可能会比较短。如果是3年的周期，并且今、明两年的投资增长率只有15%，从2009～2011年的投资总规模也在76万亿元以上，即这三年的投资规模比2003～2008年这六年的投资规模还要大出15%，所形成的产能规模之大可想而知。由于新的产能释放期应该是在未来五年中，即在2012、2013年，这可能正是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再度爆发，引起我国外需也再度严重萎缩的时期，因此可能又是一个“内外需紧缩双碰头”。
今后五年，如果中国的生产过剩矛盾再度趋于尖锐，危险可能会集中到金融层面。因为在这次的投资扩张中使用了大量的银行贷款，例如“高铁”的全部投资要2.7万亿元。但是由政府拿出的项目资本金只有4千亿元，85%是靠贷款。去年为了刺激经济复苏，许多项目上马甚至允许资本金为“0”。而大量以地方政府平台为主题建设的项目，本来就是由于产能过剩和环保等其他问题，原来在“十一五”规划时未获批准的项目，现在又拿出来做，而且允许这些项目大量使用贷款，到了项目投产时如果没有市场需求，就难以形成还本付息能力。这种明知大批项目还款能力有问题，还大量提供贷款的情况，就是中国式“次贷危机”的隐患。
在2009～2011年这三年76万亿元的总投资中，如果有一半是用贷款，又假设其中的15%会发生问题，三年后中国的银行体系就会发生5.7万亿元的坏账。参考我所听到的各种意见，这一轮投资会出现15%的坏账率已经是比较保守的估计。但是要知道，直到去年底我国银行体系的所有资本金按资本充足率8%计算，也就在5.5万亿元左右，今明两年即使每年能增长20%，也不到8万亿元。如果要出现5.7万亿元的银行坏账，按照“巴赛尔银行协定”，中国的贷款规模就必须收缩70%。中国的银行近年来经过上市改造，还引进了国际股东，不按规则办事恐怕会有些过不去。即便能够通融，至少在下次危机当中已经失去了继续利用银行体系创造需求的大部分能力，而金融危机的爆发，又会使生产过剩矛盾更趋严重。这个机理，与美国由次债危机而演变成经济危机的道理是一样的。
由于中央的4万亿元投资已经使国家级的基础设施建设有过剩之嫌，如果危机再来，国家级建设项目就很难继续大幅度增加，国家自去年以来紧锣密鼓地批准了大批地方政府的规划，而且还有大量规划在审批中，这些地方政府规划在获批后，也提出从数万亿元到十数万亿元的投资计划，恐怕就是国家在为即将到来的投资需求不足未雨绸缪，是“依靠投资保增长”思路的延续。但是，通过地方政府项目投资拉动增长的设想，投资来源与生产过剩这两个矛盾都没有解决，在实施中就会产生巨大阻碍。
应对危机的最有效办法
当前，什么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就是由于需求不足所形成的生产过剩。在国际经济危机爆发后，由于外需紧缩，国内的过剩矛盾更加突出。依靠增加投资来扩大需求的办法之所以走不远，就是因为投资增长的最终结果是扩大供给，所以扩大投资不是在解决矛盾，而是在累积矛盾。
导致过剩矛盾的原因是居民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而拉开分配差距的原因，可分成贫富差距与城乡差距两方面。在这两方面原因中，城乡差距是大头，所以要首先抓住解决城乡差距这个主要矛盾。
城乡差距矛盾的形成是在改革前与改革后的60年中，由于不同原因使中国政府始终采取了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发展战略。所以解决城乡差距就是要从发展战略的层面入手，在未来20年时间里创造出一个城市化高潮。
这个战略转变并不仅仅是让农民进城这么简单，而是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重大体制和发展方向的调整。
第一，如果设想到203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也上升到90%这个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就意味着在未来20年内每年将有4千万个农民、1千万个农村家庭进城转换身份成市民。这样多的农民进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住宅。由于刚进城的农民收入低，只能住廉租屋，否则就会形成贫民窟。这就需要各级政府拿地出来，这就触到了“土地财政”这个病根。这个病根不除掉，各地方政府就不会有积极性推动城市化。而要想除掉这个病根，就必须从改革现有“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入手，如此才能解除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而改革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又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整，这一系列利益关系的调整都不是小动作。
第二，由于近年来城市土地迅猛升值，农民早已经知道了土地的价值，因此大批长期进城务工的农民已经不愿意用土地换城市户口。怎样给进城农民以利益，为他们提供住宅、社保、就业、教育等保障，让他们愿意放弃承包田与宅基地？这些问题不解决，推动城市化也是空话。进城农民所放弃的农村土地应当怎样结合“新土改”在农村流转，也是必须同步考虑的大问题。
第三，目前城市居民的住房制度，还是在延续1998年以来的商品化房改方向。如果大量农民进城，十年内城市人口就可能翻番，住廉租屋的来自农村的新市民很快就会超过城市人口的一半。“二次房改”不改也得改，越早越有利于城市化进程，所以，政府如果真想要城市化，就得赶快进行二次房改，即一部分中低收入居民住政府提供的廉租屋与公房，另一部分中高收入居民住购买的商品房。
第四，由于中国的人地矛盾日趋尖锐，中国只能走大城市化与大都市圈的道路。由于中国能部署大都市圈的平原面积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带，所以中国城市化的推进，肯定只能是在东部地带大规模展开。而目前已经提出的城市化政策指向，却是把人口引向中、西部的小城镇，这种政策最终恐怕是只有城市化的口号而没有城市化的结果。如果是搞大都市圈、大城市群，就必须根据都市圈的发展规律搞好规划，但是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规划，已经批出的十几个国家级地方规划，也不是以城市化为导向的，这样问题就很大。所以要赶快做好一个有关未来20年中国城市化的空间布局规划。
只有启动城市化才能创造出巨大内需，即使外需全部损失掉中国也不怕。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今后五年的中期危机再度爆发后，说“只有城市化才能救中国”一点也不过分，但是正如上面所说的，要推动城市化就必须解决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等，必须改革财政体制、住房体制、社保体制以及大都市圈还是小城镇等城市化取向等重大问题，如此就形成了以城市化为中心带动改革与发展战略全面调整的格局。所以，城市化这个主题不仅应该是今后五年计划的主题，而且必将成为未来20年中国发展的主题，今后五年只是开题而已。
所以，“无危机则无以促进调整，无调整则无以应对危机”。我认为这应该成为未来五年计划的主题。
未来五年会形成更大的生产过剩
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政府能够引导中国经济率先反弹，主要是靠了两条措施，一是以投资需求的剧烈扩张来对冲出口需求的急剧萎缩。所以投资在去年经济增长中的需求贡献超过了85%；第二是靠接近10万亿元的信贷大投放。而这两个宏观调控措施又都是基于一个制度性机制，即国有经济的平台，包括中央的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以及以地方政府为投资平台的6万亿元投资贷款。因为非国有经济在危机爆发后都在进行投资收缩，中央与地方政府不出手就不可能形成足够的投资需求扩张。由此，非国有经济投资比重就从2003～2007年平均的70%以上，变成了去年与国有投资的“倒三七”比重。
但是，在次债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生产过剩的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加大投资，虽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依靠新一轮的投资扩张拉动增长，但是到了产能释放期，原有的生产过剩矛盾不仅不会缓和，反而会更加激化。比如，现在认为中国5亿吨钢的产量已经过剩，但是产能已经达到7亿吨，而且还有5千万吨能力在建设中。这明显地说明，未来产能过剩的问题必将成为一个大问题。
在这一轮生产能力的扩张中，由于改、扩建项目上得比较多，投资周期可能会比较短。如果是3年的周期，并且今、明两年的投资增长率只有15%，从2009～2011年的投资总规模也在76万亿元以上，即这三年的投资规模比2003～2008年这六年的投资规模还要大出15%，所形成的产能规模之大可想而知。由于新的产能释放期应该是在未来五年中，即在2012、2013年，这可能正是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再度爆发，引起我国外需也再度严重萎缩的时期，因此可能又是一个“内外需紧缩双碰头”。
今后五年，如果中国的生产过剩矛盾再度趋于尖锐，危险可能会集中到金融层面。因为在这次的投资扩张中使用了大量的银行贷款，例如“高铁”的全部投资要2.7万亿元。但是由政府拿出的项目资本金只有4千亿元，85%是靠贷款。去年为了刺激经济复苏，许多项目上马甚至允许资本金为“0”。而大量以地方政府平台为主题建设的项目，本来就是由于产能过剩和环保等其他问题，原来在“十一五”规划时未获批准的项目，现在又拿出来做，而且允许这些项目大量使用贷款，到了项目投产时如果没有市场需求，就难以形成还本付息能力。这种明知大批项目还款能力有问题，还大量提供贷款的情况，就是中国式“次贷危机”的隐患。
在2009～2011年这三年76万亿元的总投资中，如果有一半是用贷款，又假设其中的15%会发生问题，三年后中国的银行体系就会发生5.7万亿元的坏账。参考我所听到的各种意见，这一轮投资会出现15%的坏账率已经是比较保守的估计。但是要知道，直到去年底我国银行体系的所有资本金按资本充足率8%计算，也就在5.5万亿元左右，今明两年即使每年能增长20%，也不到8万亿元。如果要出现5.7万亿元的银行坏账，按照“巴赛尔银行协定”，中国的贷款规模就必须收缩70%。中国的银行近年来经过上市改造，还引进了国际股东，不按规则办事恐怕会有些过不去。即便能够通融，至少在下次危机当中已经失去了继续利用银行体系创造需求的大部分能力，而金融危机的爆发，又会使生产过剩矛盾更趋严重。这个机理，与美国由次债危机而演变成经济危机的道理是一样的。
由于中央的4万亿元投资已经使国家级的基础设施建设有过剩之嫌，如果危机再来，国家级建设项目就很难继续大幅度增加，国家自去年以来紧锣密鼓地批准了大批地方政府的规划，而且还有大量规划在审批中，这些地方政府规划在获批后，也提出从数万亿元到十数万亿元的投资计划，恐怕就是国家在为即将到来的投资需求不足未雨绸缪，是“依靠投资保增长”思路的延续。但是，通过地方政府项目投资拉动增长的设想，投资来源与生产过剩这两个矛盾都没有解决，在实施中就会产生巨大阻碍。
应对危机的最有效办法
当前，什么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就是由于需求不足所形成的生产过剩。在国际经济危机爆发后，由于外需紧缩，国内的过剩矛盾更加突出。依靠增加投资来扩大需求的办法之所以走不远，就是因为投资增长的最终结果是扩大供给，所以扩大投资不是在解决矛盾，而是在累积矛盾。
导致过剩矛盾的原因是居民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而拉开分配差距的原因，可分成贫富差距与城乡差距两方面。在这两方面原因中，城乡差距是大头，所以要首先抓住解决城乡差距这个主要矛盾。
城乡差距矛盾的形成是在改革前与改革后的60年中，由于不同原因使中国政府始终采取了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发展战略。所以解决城乡差距就是要从发展战略的层面入手，在未来20年时间里创造出一个城市化高潮。
这个战略转变并不仅仅是让农民进城这么简单，而是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重大体制和发展方向的调整。
第一，如果设想到203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也上升到90%这个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就意味着在未来20年内每年将有4千万个农民、1千万个农村家庭进城转换身份成市民。这样多的农民进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住宅。由于刚进城的农民收入低，只能住廉租屋，否则就会形成贫民窟。这就需要各级政府拿地出来，这就触到了“土地财政”这个病根。这个病根不除掉，各地方政府就不会有积极性推动城市化。而要想除掉这个病根，就必须从改革现有“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入手，如此才能解除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而改革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又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整，这一系列利益关系的调整都不是小动作。
第二，由于近年来城市土地迅猛升值，农民早已经知道了土地的价值，因此大批长期进城务工的农民已经不愿意用土地换城市户口。怎样给进城农民以利益，为他们提供住宅、社保、就业、教育等保障，让他们愿意放弃承包田与宅基地？这些问题不解决，推动城市化也是空话。进城农民所放弃的农村土地应当怎样结合“新土改”在农村流转，也是必须同步考虑的大问题。
第三，目前城市居民的住房制度，还是在延续1998年以来的商品化房改方向。如果大量农民进城，十年内城市人口就可能翻番，住廉租屋的来自农村的新市民很快就会超过城市人口的一半。“二次房改”不改也得改，越早越有利于城市化进程，所以，政府如果真想要城市化，就得赶快进行二次房改，即一部分中低收入居民住政府提供的廉租屋与公房，另一部分中高收入居民住购买的商品房。
第四，由于中国的人地矛盾日趋尖锐，中国只能走大城市化与大都市圈的道路。由于中国能部署大都市圈的平原面积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带，所以中国城市化的推进，肯定只能是在东部地带大规模展开。而目前已经提出的城市化政策指向，却是把人口引向中、西部的小城镇，这种政策最终恐怕是只有城市化的口号而没有城市化的结果。如果是搞大都市圈、大城市群，就必须根据都市圈的发展规律搞好规划，但是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规划，已经批出的十几个国家级地方规划，也不是以城市化为导向的，这样问题就很大。所以要赶快做好一个有关未来20年中国城市化的空间布局规划。
只有启动城市化才能创造出巨大内需，即使外需全部损失掉中国也不怕。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今后五年的中期危机再度爆发后，说“只有城市化才能救中国”一点也不过分，但是正如上面所说的，要推动城市化就必须解决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等，必须改革财政体制、住房体制、社保体制以及大都市圈还是小城镇等城市化取向等重大问题，如此就形成了以城市化为中心带动改革与发展战略全面调整的格局。所以，城市化这个主题不仅应该是今后五年计划的主题，而且必将成为未来20年中国发展的主题，今后五年只是开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