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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征乌桓，一举消灭袁绍的残余势力，于是曹丞相“幸甚至哉”，南返他的中原和邺城。这一路上，年过半百的老曹恐怕总会想起自己二十多岁时的壮举——一个在东汉帝都洛阳管理治安的小官，居然敢处死违反禁令的宦官家属，而这宦官可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赛硕。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曹阿瞒，现在已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曹丞相。甚至，如果不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汉献帝的正统地位，他可能在这之前已被谋臣悍将所拥戴而黄袍加身了。斩杀乌桓的大单于蹋顿、收拾了袁绍两个惊悸失据的儿子，即标志着曹操统一了中国北方，接下来便离大一统不远矣。这一切，似乎比预想的还要顺畅，而班师回朝的曹操，自是老夫卿发少年狂，必须“歌以咏志”。
于是这一年的秋天，在南行路过河北昌黎县时，曹操登上其北部的碣石山，俯瞰到“水何澹澹，山岛竦峙”的渤海。这一下子，曹操忍不住了，写下千古绝唱《观沧海》。必须一提的是，如果今天的您欲效法曹丞相，也登上碣石山，去感受那种与大海洪波融为一体的‘旧月之行”及“星汉灿烂”，那么您定会大失所望——沧海桑田，随着大陆不断向东推移、向海洋要土地，约莫在曹丞相踮起脚尖观海三百年后，碣石山便不再临海，且与大海渐行渐远。换言之，即便五百余年后的唐人李白，也无法站在碣石山上，以看海的名义向先辈大文豪曹操致敬，更遑论今人。
似乎除了曹操可以在这山上大享海天盛景之外，后世的文人、政治家和学者等等，皆无缘步其后尘。曹丞相占了这独一份，使《观沧海》成为绝唱。或许曹操要的，正是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巧合与天意，而此番因天然的地理变迁所造成的“唯一”，也从一种宿命与玄学的角度，阐释了曹操诗歌里蕴含的悲凉之气——曹操虽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慷慨豪迈，但不可思议，似乎他命中注定是孤独悲凉的。
其实，曹丞相这首诗的题目《观沧海》乃后人所加，其原本为组诗《步出夏门行》中的一首而已。“步出夏门行”初为乐府诗名，曹操只是用这只“旧壶”灌了自己的新酒，而且千万不要把其中的“夏门”弄成今天的滨海城市“厦门”，此夏门实为东汉国都洛阳西北方向的城门。加上“序”，“夏门行”共五首诗，其中的“烈士暮年，壮心未已”更是集中体现了曹操斗志昂扬，欲趁北征胜利的势头，一鼓作气拿下南方。
只可惜，无论怎么解读，也不管时人与后人如何评判曹操，此八个字背后都涌动着无法消弭的悲苍：即便满腔抱负的烈士与壮士，也挡不住自然规律赐予你一个“暮年”——果不其然，北征第二年，曹操便领兵南下，却在长江之畔的赤壁败于孙刘联军。至此，三国形成，统一暂无望——仿佛一语成谶，有些暮年的光景了：作为汉魏之际的壮“烈”之士，曹操几乎沦为我们今天所谓的“烈士”。换言之，虽“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但似乎不能勉强“老骥”，让它驮上太重的担子。
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乌桓的时候，曹植才十五六岁，却有幸戎马紧随父亲曹操左右。当其时，曹植比周瑜还要“雄姿英发”，更比四百多年后写《滕王阁序》的王勃更惹人羡慕嫉妒恨——曹子建可是“准帝王”曹操青睐有加的掌上明珠。若干年后，或许也是一个秋日，子建走出邺城的某个城门，眼前猛然浮现出“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的梦幻画面——比印象派的画作更为鲜活浓烈，让他忆起“秋风萧瑟”的昌黎碣石山，想起父亲站在山巅遥看“洪波涌起”的场景。
彼时彼刻，曹植心潮澎湃，赶紧向父亲致敬，写出了响当当的乐府诗“白马”篇——他把自己想象成保家卫国的边塞少年郎，然后“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最终“父母且不顾”，裹尸沙场：某时某刻，仿佛霍去病附体在曹植身上，甚至曹植还穿越回三百多年前，将自己化作年轻时豪情万丈的汉武帝。毕竟写《白马篇》那会子，曹植继承曹操之位是大有可能的，且他进一步做皇帝也是大概率事件。
很显然，邺城时代的曹植，其人其诗都是对父亲曹操的亦步亦趋，当然父子俩的诗歌美学追求依然有着莫大之不同：曹操质朴，曹植典雅;父亲旷达，儿子清爽;第一代要大刀阔斧，第二代则略带“小清新”——这是常理：与殚精竭虑、文治武功、开创时代的父亲迥异，儿子曹植生来就没有太重的担子让他来驮，即便他想驮，也难如愿。
曹植还真没如愿——不久，继位者人选确定下来，其不是曹植，而是其一奶同胞的兄长曹丕。再不久，曹操逝去，从此形势急转直下，冰火两重天：曹植被兄长猜忌、打压和辖制，其虽“才高八斗”，亦奈何之。再紧接着，曹丕丢掉汉献帝这块过时的金子招牌，自立为帝，定都洛阳——曹氏父子三人与建安七子的邺城时代彻底完结。与此同时，魏文帝曹丕对兄弟曹植的特殊“照顾”有增无减。
愤懑之下，曹植只能以“洛神、黄雀、弃妇”等意象和更为华美的词句，来融解政治上的失落、抵抗兄长的压迫。他不甘心，也正因这心有不甘，才将自己那种介于豪迈与小清新之间的气质大半抹去，从而造就了一个哟哟哀怨，但最终“骨气奇高”的千古大文豪。
作为政治和俗世的胜利者，曹丕是很难被公正评价的，尤其他的身前身后有父亲和兄弟这两座大山。曹丕在很多方面都被低估了，首先，其撰写的《典论》，是中国首部文艺理论批评著作，且“建安七子”的提法，就是在《典论》之一的《论文》篇中出现的。相对于文艺创作，理论研究似乎更务实一些——的确如此，曹丕比曹植更理性，这也是其在继位人竞赛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
但千万不要以为曹丕只喜欢写“理性”的论文，其实他也是不亚于父亲和兄弟的文学大家，至少中国最早最完整的文人七言古诗《燕歌行》，就来自于曹丕——同样是一个“秋风萧瑟天气凉”的季节，曹丕巧借“思妇”之口，排遣自己那种“摧肺肝”的隐痛。
相对于曹植“得不到”但能说出来，曹丕似乎更惨：“得到了”却平添无法言说的愁闷——必须严防曹植这个才情甲天下的名士兄弟，但又不许世人指责谩骂自己。或曰，曹丕时时担心自己在诗文和品行上不及兄弟，但又不能直接表露心思一一不言则已，言之就证明自己太过于介意，太过于介意便意味着一开始就心术不正，一开始就走歪路了。
是的，曹丕的一生，不管是与包括曹植在内的诸多兄弟争夺继位人时期，还是夺嫡成功、为王为帝之后，都有一个双重人格的病症折磨着他——我既要像我爹一样大气，又要如我兄弟一般真性情，但为了建立盖世功勋的帝王伟业，我即即便小气一些，甚至做一个伪君子，亦在所不惜。在这两厢纠结、左右为难、两方面都做得不彻底不好看不招人待见的情形下，曹丕干脆在文学创作中不涉及现实，不讨论政治，不辩论利害，秉持一种为诗歌而诗歌、为文学而文学的策略——这倒也是福祸相倚，在曹41：笔下，文学创作居然达到了高度的自觉与独立。
既然很多事情不好说，曹丕也不愿说，那就索性不管现实，甚至两耳不闻所谓的美名与骂名，一心躲人自己构造的“明月皎皎照我床”之秋夜，让那位“思断肠”的妇女做自己的发言人，叫全天下的“征夫”都同情自己的際遇。
当然，曹子桓不是一味的如此“萧瑟”与“茕茕”，他也可以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作三首”强烈关注军旅艰辛、深深体恤普通士卒的豪诗，从而趋近于“歌以咏志”的境界：在“星汉灿烂”的烘托之下，先有“千骑随风靡，万骑正龙骧”的巍巍壮哉，然后与士兵们并肩作战，在疆场搏杀，最终达到父亲那般的“志在千里”。
可说到底，曹丕酷爱“思妇”这样的主题，使得人们需要绞尽脑汁，为其找出更深更广更猛的旨趣与隐喻。所以作为帝王，他不仅与老爹质野狂放的现实主义文风相隔甚远，而且似乎比起兄弟曹植都更内敛，更自我，更仿徨，更不知所措，仿佛虽千万人吾往矣，非把自己关在“缠绵清俊”的牢笼里不可。但他又真真切切是颇有作为的开国皇帝，且其还是文艺批评大家，曾极为磅礴高昂地提出了自己的文学观，即“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些，都是曹A-：矛盾性格的鲜明注脚。
总而言之，对于曹操，我们可以说，诗人是生活在时代之外的人，但最终他们还是必须归属于自己的时代。对于曹植，那就是：诗人归属于他的时代，但最终他还是要归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于曹丕，应该这样说：诗人归属于他的内心世界，但最终他自己也搞不清内心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梁盼，石板房第一书记，曾获冰心散文奖，研习传统文化，作品刊于国内各大报纸期刊。
编辑/林青雨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曹阿瞒，现在已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曹丞相。甚至，如果不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汉献帝的正统地位，他可能在这之前已被谋臣悍将所拥戴而黄袍加身了。斩杀乌桓的大单于蹋顿、收拾了袁绍两个惊悸失据的儿子，即标志着曹操统一了中国北方，接下来便离大一统不远矣。这一切，似乎比预想的还要顺畅，而班师回朝的曹操，自是老夫卿发少年狂，必须“歌以咏志”。
于是这一年的秋天，在南行路过河北昌黎县时，曹操登上其北部的碣石山，俯瞰到“水何澹澹，山岛竦峙”的渤海。这一下子，曹操忍不住了，写下千古绝唱《观沧海》。必须一提的是，如果今天的您欲效法曹丞相，也登上碣石山，去感受那种与大海洪波融为一体的‘旧月之行”及“星汉灿烂”，那么您定会大失所望——沧海桑田，随着大陆不断向东推移、向海洋要土地，约莫在曹丞相踮起脚尖观海三百年后，碣石山便不再临海，且与大海渐行渐远。换言之，即便五百余年后的唐人李白，也无法站在碣石山上，以看海的名义向先辈大文豪曹操致敬，更遑论今人。
似乎除了曹操可以在这山上大享海天盛景之外，后世的文人、政治家和学者等等，皆无缘步其后尘。曹丞相占了这独一份，使《观沧海》成为绝唱。或许曹操要的，正是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巧合与天意，而此番因天然的地理变迁所造成的“唯一”，也从一种宿命与玄学的角度，阐释了曹操诗歌里蕴含的悲凉之气——曹操虽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慷慨豪迈，但不可思议，似乎他命中注定是孤独悲凉的。
其实，曹丞相这首诗的题目《观沧海》乃后人所加，其原本为组诗《步出夏门行》中的一首而已。“步出夏门行”初为乐府诗名，曹操只是用这只“旧壶”灌了自己的新酒，而且千万不要把其中的“夏门”弄成今天的滨海城市“厦门”，此夏门实为东汉国都洛阳西北方向的城门。加上“序”，“夏门行”共五首诗，其中的“烈士暮年，壮心未已”更是集中体现了曹操斗志昂扬，欲趁北征胜利的势头，一鼓作气拿下南方。
只可惜，无论怎么解读，也不管时人与后人如何评判曹操，此八个字背后都涌动着无法消弭的悲苍：即便满腔抱负的烈士与壮士，也挡不住自然规律赐予你一个“暮年”——果不其然，北征第二年，曹操便领兵南下，却在长江之畔的赤壁败于孙刘联军。至此，三国形成，统一暂无望——仿佛一语成谶，有些暮年的光景了：作为汉魏之际的壮“烈”之士，曹操几乎沦为我们今天所谓的“烈士”。换言之，虽“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但似乎不能勉强“老骥”，让它驮上太重的担子。
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乌桓的时候，曹植才十五六岁，却有幸戎马紧随父亲曹操左右。当其时，曹植比周瑜还要“雄姿英发”，更比四百多年后写《滕王阁序》的王勃更惹人羡慕嫉妒恨——曹子建可是“准帝王”曹操青睐有加的掌上明珠。若干年后，或许也是一个秋日，子建走出邺城的某个城门，眼前猛然浮现出“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的梦幻画面——比印象派的画作更为鲜活浓烈，让他忆起“秋风萧瑟”的昌黎碣石山，想起父亲站在山巅遥看“洪波涌起”的场景。
彼时彼刻，曹植心潮澎湃，赶紧向父亲致敬，写出了响当当的乐府诗“白马”篇——他把自己想象成保家卫国的边塞少年郎，然后“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最终“父母且不顾”，裹尸沙场：某时某刻，仿佛霍去病附体在曹植身上，甚至曹植还穿越回三百多年前，将自己化作年轻时豪情万丈的汉武帝。毕竟写《白马篇》那会子，曹植继承曹操之位是大有可能的，且他进一步做皇帝也是大概率事件。
很显然，邺城时代的曹植，其人其诗都是对父亲曹操的亦步亦趋，当然父子俩的诗歌美学追求依然有着莫大之不同：曹操质朴，曹植典雅;父亲旷达，儿子清爽;第一代要大刀阔斧，第二代则略带“小清新”——这是常理：与殚精竭虑、文治武功、开创时代的父亲迥异，儿子曹植生来就没有太重的担子让他来驮，即便他想驮，也难如愿。
曹植还真没如愿——不久，继位者人选确定下来，其不是曹植，而是其一奶同胞的兄长曹丕。再不久，曹操逝去，从此形势急转直下，冰火两重天：曹植被兄长猜忌、打压和辖制，其虽“才高八斗”，亦奈何之。再紧接着，曹丕丢掉汉献帝这块过时的金子招牌，自立为帝，定都洛阳——曹氏父子三人与建安七子的邺城时代彻底完结。与此同时，魏文帝曹丕对兄弟曹植的特殊“照顾”有增无减。
愤懑之下，曹植只能以“洛神、黄雀、弃妇”等意象和更为华美的词句，来融解政治上的失落、抵抗兄长的压迫。他不甘心，也正因这心有不甘，才将自己那种介于豪迈与小清新之间的气质大半抹去，从而造就了一个哟哟哀怨，但最终“骨气奇高”的千古大文豪。
作为政治和俗世的胜利者，曹丕是很难被公正评价的，尤其他的身前身后有父亲和兄弟这两座大山。曹丕在很多方面都被低估了，首先，其撰写的《典论》，是中国首部文艺理论批评著作，且“建安七子”的提法，就是在《典论》之一的《论文》篇中出现的。相对于文艺创作，理论研究似乎更务实一些——的确如此，曹丕比曹植更理性，这也是其在继位人竞赛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
但千万不要以为曹丕只喜欢写“理性”的论文，其实他也是不亚于父亲和兄弟的文学大家，至少中国最早最完整的文人七言古诗《燕歌行》，就来自于曹丕——同样是一个“秋风萧瑟天气凉”的季节，曹丕巧借“思妇”之口，排遣自己那种“摧肺肝”的隐痛。
相对于曹植“得不到”但能说出来，曹丕似乎更惨：“得到了”却平添无法言说的愁闷——必须严防曹植这个才情甲天下的名士兄弟，但又不许世人指责谩骂自己。或曰，曹丕时时担心自己在诗文和品行上不及兄弟，但又不能直接表露心思一一不言则已，言之就证明自己太过于介意，太过于介意便意味着一开始就心术不正，一开始就走歪路了。
是的，曹丕的一生，不管是与包括曹植在内的诸多兄弟争夺继位人时期，还是夺嫡成功、为王为帝之后，都有一个双重人格的病症折磨着他——我既要像我爹一样大气，又要如我兄弟一般真性情，但为了建立盖世功勋的帝王伟业，我即即便小气一些，甚至做一个伪君子，亦在所不惜。在这两厢纠结、左右为难、两方面都做得不彻底不好看不招人待见的情形下，曹丕干脆在文学创作中不涉及现实，不讨论政治，不辩论利害，秉持一种为诗歌而诗歌、为文学而文学的策略——这倒也是福祸相倚，在曹41：笔下，文学创作居然达到了高度的自觉与独立。
既然很多事情不好说，曹丕也不愿说，那就索性不管现实，甚至两耳不闻所谓的美名与骂名，一心躲人自己构造的“明月皎皎照我床”之秋夜，让那位“思断肠”的妇女做自己的发言人，叫全天下的“征夫”都同情自己的際遇。
当然，曹子桓不是一味的如此“萧瑟”与“茕茕”，他也可以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作三首”强烈关注军旅艰辛、深深体恤普通士卒的豪诗，从而趋近于“歌以咏志”的境界：在“星汉灿烂”的烘托之下，先有“千骑随风靡，万骑正龙骧”的巍巍壮哉，然后与士兵们并肩作战，在疆场搏杀，最终达到父亲那般的“志在千里”。
可说到底，曹丕酷爱“思妇”这样的主题，使得人们需要绞尽脑汁，为其找出更深更广更猛的旨趣与隐喻。所以作为帝王，他不仅与老爹质野狂放的现实主义文风相隔甚远，而且似乎比起兄弟曹植都更内敛，更自我，更仿徨，更不知所措，仿佛虽千万人吾往矣，非把自己关在“缠绵清俊”的牢笼里不可。但他又真真切切是颇有作为的开国皇帝，且其还是文艺批评大家，曾极为磅礴高昂地提出了自己的文学观，即“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些，都是曹A-：矛盾性格的鲜明注脚。
总而言之，对于曹操，我们可以说，诗人是生活在时代之外的人，但最终他们还是必须归属于自己的时代。对于曹植，那就是：诗人归属于他的时代，但最终他还是要归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于曹丕，应该这样说：诗人归属于他的内心世界，但最终他自己也搞不清内心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梁盼，石板房第一书记，曾获冰心散文奖，研习传统文化，作品刊于国内各大报纸期刊。
编辑/林青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