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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的多元性不再？
反映和纪念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塑像是公共历史叙事最常见的视觉形式。美国的历史比中国短得多，但基于在美的生活经历，笔者的感觉是，在美国的公共场合中，与历史有关的塑像和纪念碑比较多。除了凸显在地面上的建筑性纪念物，另一种常见的形式是地面和墙壁铺设的砖石上刻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图像和文字。
美国这种公共历史叙事形式较为常见，原因之一是美国社会公共历史记忆的范围和标准比较多元，公共历史记忆的话语权比较分散，地域、社区和特定群体（例如某个少数族群和地方教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都可以由它们自行发起和决定是否要在公共场所凸显某种历史记忆。
这就形成了美国在对待公共历史纪念物问题上的一个现象：公共历史纪念物的存在，可能伴随着既重大又公开的争议。一些塑像在正面反映某些群體历史意识的同时，可能与另一些群体的历史意识不一致甚至有所冲突（例如与欧洲移民和殖民者历史有关的，在原住民后代的眼里就是有问题的），甚至和国家主流的历史记忆和评价不和谐。但是，只要这些争议停留在意识和言论的范围内，不走向街头行动，不发展到影响国家政治的层面，甚至导致国族分裂，美国社会的法——或者说是习惯——就是让这些塑像伴随着对它们不同的看法继续存在。
有争议的事物都有其内在的矛盾性。对有争议的历史塑像的这种处理，从积极的意义看，可以说是在公共历史叙述和记忆的层面上显示了以族群、文化和利益多元为特色的美国社会的弹性；但从消极的意义看，也可以说是在同样的层面上显示了美国社会对重大意见分歧的无奈，只能用搁置争议，维持现状来对待。就笔者的观察和体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完全没有必要固执于一端，但认可这样一个判断：历史记忆和纪念物问题上公开的分歧并没有对美国社会作为民族共同体产生重大影响。社会的多元性包容了历史记忆和纪念的分歧。
但是2017年夏季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动摇了美国社会这个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美国很多州都有反映内战时期南方邦联历史和人物的塑像，长期以来围绕它们一直有争议，因为它们不但代表了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南方社会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而且象征着与美国联邦制对立的邦联主义，与国家统一相矛盾。总的来说，这些塑像所表达的观念和情绪与美国联邦政府、北方各州和比较主流的舆论界（包括新闻、学术和文化艺术界）对南北战争和奴隶制的看法是不同的。此外，在种族关系上，它们也导向白人至上主义。
全美有七八百个这样的塑像，多数是在上世纪的前20年建立的。2017年夏季，对它们的分歧冲破了意见不同的范畴，发展为街头政治甚至暴力冲突——围绕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计划拆除南方邦联军队领导人罗伯特·李将军的雕像，两派民众发生暴力冲突。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驾车冲入对方人群，造成死伤，州长宣布夏市戒严，事件震惊全国。为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件，全美各地都有后续风潮。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议会8月14日投票决定移除4个南部邦联纪念碑，两天后就付诸实施。此后，包括德克萨斯、佛罗里达、弗吉尼亚、乔治亚和阿拉巴马在内的南方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都表示要拆除。此外，很多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提出，要对以南北战争中和此前的一些著名南方政治家命名的道路、学校和机构重新命名。
以夏洛茨维尔市暴力事件为象征的有关南方历史纪念物的争议就此越出了历史纪念和记忆的范围，不但成为国家政治事件，而且是街頭暴力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对此事发表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中回避暴力行为的主要责任者，笼统地谴责“暴力”和“仇恨”，并强调这是“各方面”的问题。在遭到公共舆论包括他本人所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的强烈批评后，他才在两天后于另一次公开讲话中明确对“白人至上主义、种族主义、三K党”的谴责。但是又过了几天，他在公开讲话中说自己最初对夏市暴力事件的评论没错。这种反复无常坐实了自他参选以来一直给舆论留下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印象。
“不管怎样，我们都是美国人”
冷战结束以来，本来多表现于或限制于族群、社区和一般社会问题意义上的种族问题在美国越来越突出和尖锐，上升为国家政治层面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的不但是黑人和白人的种族关系，而且是相当多数的持左翼自由主义立场的白人和另一部分白人（也有一部分被认为是“有色人种”的成员）的对立，双方在种族以外的其它问题例如性别、宗教、移民、犯罪、持枪、就业和更复杂的经济全球化上持对立意见。如果要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概念来表达这种对立，或许可以用“派性”。
奥巴马和特朗普的当选可以说是这个“派性”问题尖锐化的两个表现。站在左翼自由主义立场上，乐观者当初认为奥巴马当选说明了种族关系的决定性改善，也就是认为自己这一派的决定性胜利；悲观者今天又认为特朗普的当选象征着这种关系的决定性恶化，也就是对方派别的决定性反扑。这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的根据，都在公共舆论对于重大事件正常反应的摇摆幅度之内，但它们的出现都说明了这种派性对立的强度。
奥巴马和特朗普的当选对于不同派别的震撼，在美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笔者在美国20多年，经历了多次总统竞选，总的感觉是自小布什开始，经历奥巴马，党派之争对社会的冲击渐强，尤其是特朗普的胜选，给人造成社会气氛骤变、人际关系也变得微妙的感觉。相信很多人在特朗普当选的次日走上街头或是走进工作单位，都会感受到那种难以言传的骤变和微妙。这种经历甚至给“不管怎样，我们都是美国人”这个过去每次大选以后不久就会慢慢恢复的至少是表面的共识投下了浓重的阴影。理解与南部邦联历史有关的公共纪念物的拆与留，首先离不开这个时代背景。
其次，作为公共性的历史纪念物，这些塑像又多半是在20世纪前20年间建立的，而不是在内战结束后建立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美国历史上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形成的关键时刻，但也是内战后美国国家认同和民族统一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形成（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恢复）的时候。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是今天理解这些塑像之象征性的重要历史背景，也是理解美利坚民族内在的矛盾和统一性的重要方面。 内战结束，北方以联邦的名义战胜南方，废除了奴隶制，一度将南方置于军管之下，称为南方的“重建”。这个结果只是在国家制度上维持了统一，并未得到南方白人在心理上的接受。后来的所谓“重建”失败，就是北方和联邦政府在种族问题上对南方白人让步（当然这也离不开美国整体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背景），换取他们对国家认同和民族统一在社会心理层面的接受。19世纪末一致对外的美西战争就给了这个认同一个机会，南北战争中的老兵也在一些特意举行的具有象征性的场合摒弃前嫌，握手言和。
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种族隔离制度在南方全面建立起来，内战后在宪法意义上给予黑人的公民权在现实中遇到各州法律和政策的障碍。这个政治过程一定程度上有点像南方奴隶制的“复辟”。正是由于这个历史原因，美国黑人精英可以在原则上认可美国立国理念，并以此为基础争取和捍卫自己的权利，发展出了自己族群的民族主义，即黑人民族主义，它和美国社会主流的民族主义诉求是有矛盾的。对于美国黑人来说，只有既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也符合自己族群利益的民族主义才是可以接受或合作的。
今天绝大多数反映内战中和内战前美国南方历史的塑像和纪念碑，都是在20世纪初那段时间里建立的，一定意义上是南部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主义势力利用美利坚民族主义和国族认同需求的结果。而一旦达成了妥协，这些势力和代表他们的观念就进入了民族主义和国族身份，成为它们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美国本来就有这样一个内在的深刻矛盾。但20世纪后来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朝着种族平等的方向演变：除了国内的社会原因，一战中提出了捍卫自由和平等的口号，二战的反法西斯和反纳粹种族主义更是如此，而战后非殖民化和世界范围内的反种族主义潮流又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民权运动，因为美国在冷战中要与苏联争夺非西方世界。所以在很多人看来，美国1960年代民权运动的成功是和冷战有一定关联的。
如何解读和寄托才是最重要的
如今美国越演越烈的塑像之争，背后和美国人的“我们究竟是谁”这个身份政治有关，是这个政治的历史话语。为什么塑像在各地树立已久，近百年來虽时有争议，各方对此都可以公开发声支持或反对，但到了今天却成为街头暴力的中心，无法在异见中保留下去？其答案就在于美国身份政治的激化。主张保留的人对近几十年来“美国人”的种族和文化成分（尤其是宗教和语言）的日益混雜越来越恐惧。对他们而言，这个演变追根溯源在于内战。他们认为那些塑像代表的内战前的老南方是最纯粹的“美国”，它有少数族，但族裔界限分明，白人的统治地位不可挑战。而今天，在他们看来，非白人的人口越来越大，而很多白人精英在过去是所谓的国际主义者，今天在经济全球化中得益，背叛了美国的白人群体，用各种政治正确口号掩盖他们的既得利益。特朗普的号召力就在于他用直白的语言说出了这些人的感受，许诺恢复那个纯粹的美国。这就是“让美国再次强大”的潜台词：它不是指美国的国际地位，而是国内社会状况；它听上去是民族主义，实际上是种族主义。
然而，塑像不过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象征甚至想象，它的力量在于解读和寄托。如果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有一个健康的平衡，或各派都懂得让对方有表达的空间，那么这些塑像的存在就只代表一部分人的情感和心理，不会在现实政治上影响国族统一和国家政治。例如，在新加坡，纪念二战中日本占领期间被杀害的华人纪念碑的不远处，就是印度国民军战死者的纪念碑。当时这些印度人是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但他们曾视日本人为同盟军。站在华人的立场上，这些印度人当然是抗日斗争中的敌人。但是今天，华人和印度人是新加坡的两个主要族群，他们彼此理解对方的历史和情感需求，又都把同为“新加坡人”这个身份看得更重要。
新加坡的这个事例和美国正在发生的并不完全对应。但它至少说明，对历史事件的立场和对历史纪念物的态度可以分别处理，前提是一个社会对现实中共同体身份的接受和对共同体利益的认知高于对塑像所表达的历史是非的争执。即使塑像所表达的观念是错误的，一个社会也完全可以通过其它方式让正确的观念深入人心，而这些方式远比将塑像——它们本身也已经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推翻或者移除这种方式更多，也更有力。
（作者系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
反映和纪念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塑像是公共历史叙事最常见的视觉形式。美国的历史比中国短得多，但基于在美的生活经历，笔者的感觉是，在美国的公共场合中，与历史有关的塑像和纪念碑比较多。除了凸显在地面上的建筑性纪念物，另一种常见的形式是地面和墙壁铺设的砖石上刻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图像和文字。
美国这种公共历史叙事形式较为常见，原因之一是美国社会公共历史记忆的范围和标准比较多元，公共历史记忆的话语权比较分散，地域、社区和特定群体（例如某个少数族群和地方教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都可以由它们自行发起和决定是否要在公共场所凸显某种历史记忆。
这就形成了美国在对待公共历史纪念物问题上的一个现象：公共历史纪念物的存在，可能伴随着既重大又公开的争议。一些塑像在正面反映某些群體历史意识的同时，可能与另一些群体的历史意识不一致甚至有所冲突（例如与欧洲移民和殖民者历史有关的，在原住民后代的眼里就是有问题的），甚至和国家主流的历史记忆和评价不和谐。但是，只要这些争议停留在意识和言论的范围内，不走向街头行动，不发展到影响国家政治的层面，甚至导致国族分裂，美国社会的法——或者说是习惯——就是让这些塑像伴随着对它们不同的看法继续存在。
有争议的事物都有其内在的矛盾性。对有争议的历史塑像的这种处理，从积极的意义看，可以说是在公共历史叙述和记忆的层面上显示了以族群、文化和利益多元为特色的美国社会的弹性；但从消极的意义看，也可以说是在同样的层面上显示了美国社会对重大意见分歧的无奈，只能用搁置争议，维持现状来对待。就笔者的观察和体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完全没有必要固执于一端，但认可这样一个判断：历史记忆和纪念物问题上公开的分歧并没有对美国社会作为民族共同体产生重大影响。社会的多元性包容了历史记忆和纪念的分歧。
但是2017年夏季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动摇了美国社会这个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美国很多州都有反映内战时期南方邦联历史和人物的塑像，长期以来围绕它们一直有争议，因为它们不但代表了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南方社会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而且象征着与美国联邦制对立的邦联主义，与国家统一相矛盾。总的来说，这些塑像所表达的观念和情绪与美国联邦政府、北方各州和比较主流的舆论界（包括新闻、学术和文化艺术界）对南北战争和奴隶制的看法是不同的。此外，在种族关系上，它们也导向白人至上主义。
全美有七八百个这样的塑像，多数是在上世纪的前20年建立的。2017年夏季，对它们的分歧冲破了意见不同的范畴，发展为街头政治甚至暴力冲突——围绕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计划拆除南方邦联军队领导人罗伯特·李将军的雕像，两派民众发生暴力冲突。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驾车冲入对方人群，造成死伤，州长宣布夏市戒严，事件震惊全国。为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件，全美各地都有后续风潮。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议会8月14日投票决定移除4个南部邦联纪念碑，两天后就付诸实施。此后，包括德克萨斯、佛罗里达、弗吉尼亚、乔治亚和阿拉巴马在内的南方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都表示要拆除。此外，很多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提出，要对以南北战争中和此前的一些著名南方政治家命名的道路、学校和机构重新命名。
以夏洛茨维尔市暴力事件为象征的有关南方历史纪念物的争议就此越出了历史纪念和记忆的范围，不但成为国家政治事件，而且是街頭暴力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对此事发表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中回避暴力行为的主要责任者，笼统地谴责“暴力”和“仇恨”，并强调这是“各方面”的问题。在遭到公共舆论包括他本人所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的强烈批评后，他才在两天后于另一次公开讲话中明确对“白人至上主义、种族主义、三K党”的谴责。但是又过了几天，他在公开讲话中说自己最初对夏市暴力事件的评论没错。这种反复无常坐实了自他参选以来一直给舆论留下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印象。
“不管怎样，我们都是美国人”
冷战结束以来，本来多表现于或限制于族群、社区和一般社会问题意义上的种族问题在美国越来越突出和尖锐，上升为国家政治层面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的不但是黑人和白人的种族关系，而且是相当多数的持左翼自由主义立场的白人和另一部分白人（也有一部分被认为是“有色人种”的成员）的对立，双方在种族以外的其它问题例如性别、宗教、移民、犯罪、持枪、就业和更复杂的经济全球化上持对立意见。如果要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概念来表达这种对立，或许可以用“派性”。
奥巴马和特朗普的当选可以说是这个“派性”问题尖锐化的两个表现。站在左翼自由主义立场上，乐观者当初认为奥巴马当选说明了种族关系的决定性改善，也就是认为自己这一派的决定性胜利；悲观者今天又认为特朗普的当选象征着这种关系的决定性恶化，也就是对方派别的决定性反扑。这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的根据，都在公共舆论对于重大事件正常反应的摇摆幅度之内，但它们的出现都说明了这种派性对立的强度。
奥巴马和特朗普的当选对于不同派别的震撼，在美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笔者在美国20多年，经历了多次总统竞选，总的感觉是自小布什开始，经历奥巴马，党派之争对社会的冲击渐强，尤其是特朗普的胜选，给人造成社会气氛骤变、人际关系也变得微妙的感觉。相信很多人在特朗普当选的次日走上街头或是走进工作单位，都会感受到那种难以言传的骤变和微妙。这种经历甚至给“不管怎样，我们都是美国人”这个过去每次大选以后不久就会慢慢恢复的至少是表面的共识投下了浓重的阴影。理解与南部邦联历史有关的公共纪念物的拆与留，首先离不开这个时代背景。
其次，作为公共性的历史纪念物，这些塑像又多半是在20世纪前20年间建立的，而不是在内战结束后建立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美国历史上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形成的关键时刻，但也是内战后美国国家认同和民族统一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形成（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恢复）的时候。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是今天理解这些塑像之象征性的重要历史背景，也是理解美利坚民族内在的矛盾和统一性的重要方面。 内战结束，北方以联邦的名义战胜南方，废除了奴隶制，一度将南方置于军管之下，称为南方的“重建”。这个结果只是在国家制度上维持了统一，并未得到南方白人在心理上的接受。后来的所谓“重建”失败，就是北方和联邦政府在种族问题上对南方白人让步（当然这也离不开美国整体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背景），换取他们对国家认同和民族统一在社会心理层面的接受。19世纪末一致对外的美西战争就给了这个认同一个机会，南北战争中的老兵也在一些特意举行的具有象征性的场合摒弃前嫌，握手言和。
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种族隔离制度在南方全面建立起来，内战后在宪法意义上给予黑人的公民权在现实中遇到各州法律和政策的障碍。这个政治过程一定程度上有点像南方奴隶制的“复辟”。正是由于这个历史原因，美国黑人精英可以在原则上认可美国立国理念，并以此为基础争取和捍卫自己的权利，发展出了自己族群的民族主义，即黑人民族主义，它和美国社会主流的民族主义诉求是有矛盾的。对于美国黑人来说，只有既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也符合自己族群利益的民族主义才是可以接受或合作的。
今天绝大多数反映内战中和内战前美国南方历史的塑像和纪念碑，都是在20世纪初那段时间里建立的，一定意义上是南部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主义势力利用美利坚民族主义和国族认同需求的结果。而一旦达成了妥协，这些势力和代表他们的观念就进入了民族主义和国族身份，成为它们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美国本来就有这样一个内在的深刻矛盾。但20世纪后来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朝着种族平等的方向演变：除了国内的社会原因，一战中提出了捍卫自由和平等的口号，二战的反法西斯和反纳粹种族主义更是如此，而战后非殖民化和世界范围内的反种族主义潮流又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民权运动，因为美国在冷战中要与苏联争夺非西方世界。所以在很多人看来，美国1960年代民权运动的成功是和冷战有一定关联的。
如何解读和寄托才是最重要的
如今美国越演越烈的塑像之争，背后和美国人的“我们究竟是谁”这个身份政治有关，是这个政治的历史话语。为什么塑像在各地树立已久，近百年來虽时有争议，各方对此都可以公开发声支持或反对，但到了今天却成为街头暴力的中心，无法在异见中保留下去？其答案就在于美国身份政治的激化。主张保留的人对近几十年来“美国人”的种族和文化成分（尤其是宗教和语言）的日益混雜越来越恐惧。对他们而言，这个演变追根溯源在于内战。他们认为那些塑像代表的内战前的老南方是最纯粹的“美国”，它有少数族，但族裔界限分明，白人的统治地位不可挑战。而今天，在他们看来，非白人的人口越来越大，而很多白人精英在过去是所谓的国际主义者，今天在经济全球化中得益，背叛了美国的白人群体，用各种政治正确口号掩盖他们的既得利益。特朗普的号召力就在于他用直白的语言说出了这些人的感受，许诺恢复那个纯粹的美国。这就是“让美国再次强大”的潜台词：它不是指美国的国际地位，而是国内社会状况；它听上去是民族主义，实际上是种族主义。
然而，塑像不过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象征甚至想象，它的力量在于解读和寄托。如果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有一个健康的平衡，或各派都懂得让对方有表达的空间，那么这些塑像的存在就只代表一部分人的情感和心理，不会在现实政治上影响国族统一和国家政治。例如，在新加坡，纪念二战中日本占领期间被杀害的华人纪念碑的不远处，就是印度国民军战死者的纪念碑。当时这些印度人是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但他们曾视日本人为同盟军。站在华人的立场上，这些印度人当然是抗日斗争中的敌人。但是今天，华人和印度人是新加坡的两个主要族群，他们彼此理解对方的历史和情感需求，又都把同为“新加坡人”这个身份看得更重要。
新加坡的这个事例和美国正在发生的并不完全对应。但它至少说明，对历史事件的立场和对历史纪念物的态度可以分别处理，前提是一个社会对现实中共同体身份的接受和对共同体利益的认知高于对塑像所表达的历史是非的争执。即使塑像所表达的观念是错误的，一个社会也完全可以通过其它方式让正确的观念深入人心，而这些方式远比将塑像——它们本身也已经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推翻或者移除这种方式更多，也更有力。
（作者系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