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民生问题，可能优于刺激经济增长，基于这一原则，政府或许可以更为合理地安排公共支出的去向。比如。政府强化国家医疗、失业保障体系，尤其是将其扩大到农民工与农民群体。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陆续召开，会议的基本主题是保增长。由于外部经济形势恶化，因而，保增长的立足点是扩大内需。但是，如何扩大内需?
　　笼统地谈论扩大内需，很容易造成混淆，因为，内需不过是相对外需而言的。从理论上说，内需至少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可以是投资性需求或者所谓的中间需求，也可以是最终的消费需求。这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需求。
　　回顾90年代末的刺激内需政策，主要就是透过扩张公共投资，创造出整个社会对资本财货的需求。这样的刺激内需政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衰退的幅度。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推动经济重新走向繁荣。但是，也正是这样的政策，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依赖投资，尤其是政府主导的投资。由此形成的产能，国内市场无法消化，大量转向出口。于是，整个经济体系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加重。
　　一个经济体依赖外需本身并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形成这种内外失衡格局的经济增长模式：政府主导、投资驱动。这种增长模式已经形成惯性，为维持其运转，形成了一整套法律、政策体系。在这一体系下，整个社会似乎形成了某种群体分化：一方面是获得政府保护的投资者、企业经营者，另一方，消费者、劳工及企业征地、经营所涉及的民众的权利、利益，则增加了随时被企业侵害而投告无门的风险。权利失衡导致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它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后果，表现在经济方面，就是消费被人为抑制。在GDP中，出口、投资蒸蒸日上，而消费却始终疲软不振。这一结构性失衡，恐怕要对本次经济衰退承担相当责任。
　　毫无疑问，短期的最紧迫的问题是保增长，这需要政府出台刺激经济的政策。应当说，政府在这方面的经验是最丰富的，中国政府一直就是投资型、建设型政府。增加投资、尤其是增加建设性公共投资，符合各级官员的利益诉求，也不需要政府进行任何制度变革。也因此，政府为应对本轮经济衰退而出台的最初政策，似乎大体就是重复90年代末的思路，即通过增长政府在大型工程、大型企业的投资，保住经济增长速度。
　　不过，随后似乎出现了政策调整的趋势，转向强调增加民生领域的投入，尤其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表现得较为明显，它较多地强调面对民生问题，及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这样的政策调整是十分必要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本次经济衰退就是因为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所致。这种失衡表现为人们议论纷纷的“民生”问题。政府一直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收效尚不明显。经济衰退必然使民生问题更趋严峻，因为企业倒闭，必然导致部分人口失业，而且，必然是那些收入最为低下者最早失业，即便不失业，其收入也会下降。考虑到社会结构的脆弱性，民生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可能引发严重社会问题。
　　因此，解决民生问题，可能优于刺激经济增长，所谓刺激经济增长，也不过就是为了保住就业岗位，为了阻止大规模失业浪潮出现。换言之，处于当下情势，决策者似应明确一项原则：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乃是一切应对危机之策的终极目的。
　　基于这一原则，政府或许可以更为合理地安排公共支出的去向。上马或扩张公共工程，可以保住一些就业岗位，带动经济增长。但是，这些投资普遍周期较长，而且，其吸收就业的能力是相当有限的。因而，其对于解决民生问题，终究是间接的。
　　与之相比，直接把公共资源投入民生领域，可能更能见成效。有些地方也进行了一些尝试，比如，成都向低收入群体发放购物券，将政府资金直接用于民众的最终消费。对这样的措施，舆论有弹有赞，但这一尝试至少拓展了政府进行政策选择、包括刺激内需的政策选择的空间。
　　当然，直接发放购物券只是一种政策选择，除此之外，还可以有更多较为有效地以公共资源解决民生问题的政策选择。比如，政府强化国家医疗、失业保障体系，尤其是将其扩大到农民工与农民群体。
　　总之，扩大内需，需要仔细辨析扩大什么样的内需。处于当下的情势，政府在决策的时候，必须有十分清醒的头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坦率说出了政府面对扩大内需的任务的艰巨：政府过去关注更多的是如何扩大生产，因此在扩大内需方面一直相对缺乏经验。从近来政府所采取的保增长措施，就可以看出。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取向并不是十分成熟。因此如果能够多一些思考的维度和选择的空间，也许会对达到目标更为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