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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终于戴到了奥列佛·威廉姆森(Oliver Eaton Williamson)的头顶上。作为制度经济学的第二代掌门人,交易成本理论的集大成者,这一切似乎有些晚。
如果从对制度经济学的贡献来看,威廉姆森的地位应该高于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福格尔,而这二位早在1993年已经因为将制度经济学应用于历史分析而获得了诺奖。但该来的奖终归还是来了,这对于威廉姆森,应该是值得欣慰的。而且,在现在这样一个公司治理混乱的世界,以诺奖表彰威廉姆森对公司治理理论作出的贡献,似乎有着一种特殊的意义。
威廉姆森详解“交易成本”
威廉姆森教授一生著述甚丰,根据其主页上的自我介绍,目前已出版专著五部,发表论文数十篇,其研究涉及企业理论、兼并收购、公司融资、公司治理等各个方面。不过,虽然威廉姆森的理论体系十分博大,但其逻辑主线是十分清晰的:即应用“交易成本”来考察企业运行中的各种问题。由于在威氏的理论体系中,“交易成本”占有十分显著的位置,因此其理论在圈内也被称为“交易成本经济学”。
“交易成本”的概念最早由罗纳德·科斯提出,并应用于经济分析。说来有些传奇,科斯在1937年写下鸿文《企业的性质》、用“交易成本”观点考察企业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本科三年级的学生。而正是这篇原本的学生习作,在几十年后(1991年)为科斯赢得了诺贝尔奖。从这点上看,科斯的天才可见一斑。不过在当时,“交易成本”概念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造成这种现象部分是因为这个观点本身的超前性,但更多的是因为科斯对“交易成本”定义的模糊。
“交易成本”究竟是什么?是跑腿费、运输费、磨损费,抑或是讨价还价的成本?科斯没有精确定义。而这种概念的模糊使得“交易成本”观念在应用的时候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其科学性也受到了质疑。甚至有学者嘲笑“‘交易成本’是个筐,什么都能装”。
威廉姆森是科斯的学生,他继承了老师的“交易成本”概念,并把这个概念具体化了,从而使得它在分析中能够得到更好地操作。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观念是在契约的观点下提出的,即他将每一次交易都视为签订一次契约(因此在下文中,笔者有时会将交易和契约两个词混用)。为了论述“交易成本”,威廉姆森强调了三个重要的概念,即“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
“有限理性”概念最早是由肯尼斯·阿罗提出的。阿罗最早指出,人的行为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造成理性有限的原因,一是由于环境的复杂性,二是由于人类计算和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后来,西蒙借鉴并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出了用有限理性的管理人代替经济人的观点,这个观点在管理学界很有影响。威廉姆森早年曾受教于阿罗和西蒙,因此也很自然地将这种观点引入了自己的理论当中。
“机会主义”,通俗地说就是“损人利己”,即用欺诈的手段来进行算计的行为。在签订一个契约的过程中,“机会主义”行为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签约之前,签约人可能隐藏对自己不利的信息;二是在签约之后,签约人可能会私下里干出有利于自身,但损害对方利益的行为。
“资产专用性”指的是投资一旦付出就很难转变为其他用途,除非付出较高的生产性价值成本。“资产专用性”可以是地点专用、物质专用、人力专用、品牌专用等。例如,我们参加就业培训,如果这个培训仅仅是针对此单位的某个具体职位的,在其他方面毫无作用,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培训对于这个职位是“专用性”的。
“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共同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存在。更为具体地,交易成本可以分为“事前”(签约前)的交易成本和“事后”(签约后)的交易成本。未来是不确定的,人们由于“有限理性”,不可能在签约前完全预期到未来发生的一切,因此为了防止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尤其是在签约后利用“资产专用性”对己方进行敲诈的可能性,缔约的双方需要在签约前详细考察对方、仔细界定各自的权责利。显然,在此过程中会付出很大的成本,这就是所谓的“事前交易成本”。尽管人们可能在签约前做很多努力,以防止签约后的不便,但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人们在一纸契约里不可能把各方面的可能情况都包括进去,这就给签约后双方可能的矛盾埋下了伏笔。在签约后,缔约双方需要用各种方式维护契约,当然也可能会出于种种原因要求变更契约、解除契约,在这些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就是“事后交易成本”。
为了帮助大家进一步理解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概念,我们可以用婚姻关系来作为例子。从本质上看,婚姻关系就是夫妻双方一个契约(据我所知,将婚姻视为契约的研究角度,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克思),而从恋爱到婚姻的过程,就是双方缔结契约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在结婚之前,男女之间要恋爱很长?其原因就是双方的理性是有限的,害怕娶(嫁)错人,害怕出现“你伤害了我,却一笑而过”的“机会主义”现象,因此必须在结婚前尽量了解“你到底爱我有多深”。在此过程中,双方投入的感情是典型的“关系专用性”投资。为什么呢?感情一旦投入,要转可就不容易了。—须知道,爱一个人容易,忘记一个人可难啊!由于双方对对方可能并不了解,由于害怕投入感情后遭到伤害,因此双方要互相了解、磨合,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所有成本就是“事前交易成本”。而结婚后,如果双方突然发现对方不是自己要的另一半,所以要吵架、要离婚,那么这里发生的成本就归于“事后交易成本”范畴了。
作为治理结构的企业
企业的本质是什么?这是经济学中经常问到的一问题。最早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家是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科斯引入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将企业看做和市场并列的资源配置方式。由于市场在配置资源的时候会涉及到交易成本,因此用企业内部的指令形式进行分配可以起到减少交易成本的作用。但当企业不断扩大时,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等活动的成本会逐渐上升,直到企业内部的成本和市场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相等时,企业就达到了最优规模。
应该说,科斯的这个回答是非常有启发性的。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本身十分模糊,因此在解释企业本质的时候说服力上有所欠缺。或许“道可道,非常道”吧,但是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研究,还是希望理论能够更明确。
威廉姆森在细化了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后,马上应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企业的性质和规模问题。由于有“有限理性”的存在,因此再仔细的契约也不可能完全预见到未来的各种情况;而由于“机会主义”的存在,签约双方都有可能在签约后出现拒绝合作、再谈判,甚至毁约的情形。那么,到底怎样才能让一个有价值的契约长期地持续下去呢?威廉姆森认为,这就需要诉诸一个能够为契约“提供秩序、转移矛盾、实现共赢”的治理结构。在威廉姆森看来,企业的本质就是一种治理结构。
很显然,针对不同的交易或契约,最优的治理结构也是不一样的。威廉姆森根据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的程度,把契约分成了三种。
如果在契约的签订过程中,不涉及关系专用性投资,那么双方的交易成本就会很低,即使有了争议,法院也能很容易地裁决。因此,这种契约(交易)可以交给市场来完成。
如果在契约的过程中涉及关系专用性投资,但交易的频率比较低,那么实施交易带来的收益可能不足以支撑一种新的治理结构,因此就实行双方治理,形成一种“关系型契约”。事实上,现在兴起的“虚拟企业”中就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这种类型的契约:A公司可以是B公司的指定供货商,但是两个公司的治理却是彼此独立的。
如果在签订契约的过程中涉及关系专用性投资,但交易的频率比较高,那么将缔约的双方实施一体化的收益将足够高,因此双方应实施统一治理,成为一家企业。
对威廉姆森的企业理论进行阐释的一个好例子是盛大对韩国Actoz公司的收购:
2001年初,盛大公司通过代理Actoz公司的《传奇2》进入了网络游戏市场。起初,盛大和Actoz公司的合作比较顺利,盛大在短时间内迅速成长为国内网络游戏行业的领头羊,Actoz也从中分到了巨额的利润。然而,在盛大取得了重大成功后,Actoz和盛大在利润分配上产生了严重的纠纷。Actoz数次以停止合作为威胁,要求提高利润分配比例,几乎将盛大逼向绝境。在此情况下,盛大公司于2004年末以9170万美元现金收购了Actoz公司29%的股份,成为了Actoz的第一大股东。
在以上案例中,盛大和Actoz合作的过程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存在“关系专用性投资”(例如盛大对《传奇2》进行的游戏平台建设、营销宣传等),但两者的交易并不频繁—即两者关于利润分配的再谈判并不多。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两个公司采用一种“关系型契约”,实行双方治理,是最为合适的。而在第二阶段,Actoz利用盛大投入大量“关系专用性投资”的机会,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策略,对盛大“敲竹杠”(Hold up),这使得两方需要多次修改原有约定,大大增加了交易频率。在此背景下,盛大对Actoz实施并购,对其实行一体化的治理就成为了最优选择。
公司融资问题
在解释了企业的本质问题后,威廉姆森又将分析的眼光投入到了公司金融领域,对公司的融资活动进行分析。而分析的框架依然是他发展的“交易成本”理论。
公司融资的关键问题是:选择怎样的融资形式。假设公司得到了一个重要项目,需要进行融资,而可供选择的融资方法只有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那么究竟是采用哪种方法更好呢?威廉姆森认为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治理结构的问题,因此融资方式的选择和资产专用性的程度有很大的关系。
让我们首先分析一下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的区别。债券融资的特点在于,它施加给企业的是一个硬约束,举债的公司必须按时向贷款方支付利息,并且在公司清盘的时候提供优先的索取权,但贷款方对于举债公司内部治理却是无权干预的。而股权融资却完全不同:股东拥有的是剩余索取权,这对于公司来说,是一个软约束—公司效益好时,给股东的分红可以很高,而在效益不好时,股东可能没有分文报酬。但和债权人不同,股东可以对公司实施监督,并对公司的财务、投资和人事具有最终决定权。
现在,假设公司的资产是通用的,那么举债融资对于借、贷双方都不会有特别的风险 —即使公司破产了,贷款方也可以在清算中获得较多的补偿。在这种情况下,债权融资是合理的。而如果公司的资产是专用性的,那么对贷款方来说,风险就比较大了,万一企业倒闭,就算清算也不能得到什么补偿。考虑到这一点,贷款方就会在事前对要求融资的公司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如更高的利息、更严格的还款方式等。这就会使得公司用债权方式融资变得不合算。在这种背景下,公司更可能采用股权融资。
比如,IT企业的资产有什么?一般除了几台电脑外,就是技术、人力资本等无形的资产。显然,这些资产在企业被清算的时候是不能计算为价值的。由于这个原因,在现实中,我们看到IT企业的融资一般都采用股权,而非债权。
公司治理问题
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如何保护各种利益相关者(工人、资本家、经营者、客户、社区等)的利益。
威廉姆森认为,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于公司和与公司的关系,本质上都是一种和公司的交易或契约。因此,应该根据资产专用性的程度,设计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保护措施和交易价格。
以工人为例。假设有两类工人,第一类为工作投入了专用性的人力资本(进行了专门训练),另一类是普通工人。显然,普通工人类似于产品市场上的标准化产品,因此对于他们往往可以采用临时雇佣,而不必采取特别的保护,更没有必要让其进入董事会。而对于有专用性人力资本投入的工人,如果没有某种治理结构保障其专用性投资,那么他们将会向企业索取更高的工资。但企业作为强势的一方,完全可能凭借其在劳动市场上的优势去对付这类工人“敲竹杠”的行为。而这部分工人如果预料到了这点,则会在事先降低专用性投资。显然,这会造成工人和公司双方利益的损失。在现实中,拥有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工人一般会组织工会来保证自己的利益。工会作为一种特殊的治理结构,一方面保证了这部分工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他们对专用性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积极性,进而也可以为企业带来收益。虽然工会的集体谈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公司和工人之间的交易成本,但是对于劳资双方而言,事前的契约往往不是最优的,它需要不断调整。而这种调整顺利进行的前提就是工人和公司之间信息的对称。为达到这个目的,威廉姆森建议,在必要的时候允许工人进入董事会,但是不给予投票权。这种治理结构的安排在企业处于困境的时候尤为重要。
按照以上的分析思路,威廉姆森逐一对各个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分析。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威廉姆森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书。
关于国人的“诺奖情结”
目前,中国似乎有着一种诺贝尔奖狂热。威廉姆森教授得了诺奖,看来他的书又要在中国大卖了。但我想,威廉姆森教授本人应该不会期待看到这种大卖—一个真正的学者,期望看到的是别人尊重自己的理论、应用自己的理论,而不是买本自己的书放到书架上。由此,我认为,如果要向威廉姆森教授致敬,最好的方法,应该是安下心,仔仔细细品读一下他的著作。我相信,他的著作无论对于理论工作者还是企业家都是会有启发的。
经常有人问,中国人什么时候可以拿诺贝尔奖,诺贝尔经济学奖?从经济学看,应该还要很长的时间。诺贝尔奖是给学者的终生荣誉,一般一个理论从产生巨大影响到被诺奖认可,需要不少于20年的时间。
但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学习者,我很遗憾地说,至今我还不知道中国有哪位经济学家的理论有了足以问鼎诺奖的实力。不过,正如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所说的,研究清楚了中国问题,就能够得诺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试验场,在神州大地上,每天都在发生着西方不曾发生的经济现象,这也为中国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正因为如此,科斯就对年轻的学者说:“要学经济学吗?到中国去吧!”
或许,在我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中国的科斯和威廉姆森正在成长着,而对于诺奖,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和希望”。
如果从对制度经济学的贡献来看,威廉姆森的地位应该高于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福格尔,而这二位早在1993年已经因为将制度经济学应用于历史分析而获得了诺奖。但该来的奖终归还是来了,这对于威廉姆森,应该是值得欣慰的。而且,在现在这样一个公司治理混乱的世界,以诺奖表彰威廉姆森对公司治理理论作出的贡献,似乎有着一种特殊的意义。
威廉姆森详解“交易成本”
威廉姆森教授一生著述甚丰,根据其主页上的自我介绍,目前已出版专著五部,发表论文数十篇,其研究涉及企业理论、兼并收购、公司融资、公司治理等各个方面。不过,虽然威廉姆森的理论体系十分博大,但其逻辑主线是十分清晰的:即应用“交易成本”来考察企业运行中的各种问题。由于在威氏的理论体系中,“交易成本”占有十分显著的位置,因此其理论在圈内也被称为“交易成本经济学”。
“交易成本”的概念最早由罗纳德·科斯提出,并应用于经济分析。说来有些传奇,科斯在1937年写下鸿文《企业的性质》、用“交易成本”观点考察企业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本科三年级的学生。而正是这篇原本的学生习作,在几十年后(1991年)为科斯赢得了诺贝尔奖。从这点上看,科斯的天才可见一斑。不过在当时,“交易成本”概念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造成这种现象部分是因为这个观点本身的超前性,但更多的是因为科斯对“交易成本”定义的模糊。
“交易成本”究竟是什么?是跑腿费、运输费、磨损费,抑或是讨价还价的成本?科斯没有精确定义。而这种概念的模糊使得“交易成本”观念在应用的时候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其科学性也受到了质疑。甚至有学者嘲笑“‘交易成本’是个筐,什么都能装”。
威廉姆森是科斯的学生,他继承了老师的“交易成本”概念,并把这个概念具体化了,从而使得它在分析中能够得到更好地操作。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观念是在契约的观点下提出的,即他将每一次交易都视为签订一次契约(因此在下文中,笔者有时会将交易和契约两个词混用)。为了论述“交易成本”,威廉姆森强调了三个重要的概念,即“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
“有限理性”概念最早是由肯尼斯·阿罗提出的。阿罗最早指出,人的行为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造成理性有限的原因,一是由于环境的复杂性,二是由于人类计算和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后来,西蒙借鉴并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出了用有限理性的管理人代替经济人的观点,这个观点在管理学界很有影响。威廉姆森早年曾受教于阿罗和西蒙,因此也很自然地将这种观点引入了自己的理论当中。
“机会主义”,通俗地说就是“损人利己”,即用欺诈的手段来进行算计的行为。在签订一个契约的过程中,“机会主义”行为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签约之前,签约人可能隐藏对自己不利的信息;二是在签约之后,签约人可能会私下里干出有利于自身,但损害对方利益的行为。
“资产专用性”指的是投资一旦付出就很难转变为其他用途,除非付出较高的生产性价值成本。“资产专用性”可以是地点专用、物质专用、人力专用、品牌专用等。例如,我们参加就业培训,如果这个培训仅仅是针对此单位的某个具体职位的,在其他方面毫无作用,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培训对于这个职位是“专用性”的。
“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共同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存在。更为具体地,交易成本可以分为“事前”(签约前)的交易成本和“事后”(签约后)的交易成本。未来是不确定的,人们由于“有限理性”,不可能在签约前完全预期到未来发生的一切,因此为了防止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尤其是在签约后利用“资产专用性”对己方进行敲诈的可能性,缔约的双方需要在签约前详细考察对方、仔细界定各自的权责利。显然,在此过程中会付出很大的成本,这就是所谓的“事前交易成本”。尽管人们可能在签约前做很多努力,以防止签约后的不便,但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人们在一纸契约里不可能把各方面的可能情况都包括进去,这就给签约后双方可能的矛盾埋下了伏笔。在签约后,缔约双方需要用各种方式维护契约,当然也可能会出于种种原因要求变更契约、解除契约,在这些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就是“事后交易成本”。
为了帮助大家进一步理解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概念,我们可以用婚姻关系来作为例子。从本质上看,婚姻关系就是夫妻双方一个契约(据我所知,将婚姻视为契约的研究角度,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克思),而从恋爱到婚姻的过程,就是双方缔结契约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在结婚之前,男女之间要恋爱很长?其原因就是双方的理性是有限的,害怕娶(嫁)错人,害怕出现“你伤害了我,却一笑而过”的“机会主义”现象,因此必须在结婚前尽量了解“你到底爱我有多深”。在此过程中,双方投入的感情是典型的“关系专用性”投资。为什么呢?感情一旦投入,要转可就不容易了。—须知道,爱一个人容易,忘记一个人可难啊!由于双方对对方可能并不了解,由于害怕投入感情后遭到伤害,因此双方要互相了解、磨合,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所有成本就是“事前交易成本”。而结婚后,如果双方突然发现对方不是自己要的另一半,所以要吵架、要离婚,那么这里发生的成本就归于“事后交易成本”范畴了。
作为治理结构的企业
企业的本质是什么?这是经济学中经常问到的一问题。最早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家是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科斯引入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将企业看做和市场并列的资源配置方式。由于市场在配置资源的时候会涉及到交易成本,因此用企业内部的指令形式进行分配可以起到减少交易成本的作用。但当企业不断扩大时,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等活动的成本会逐渐上升,直到企业内部的成本和市场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相等时,企业就达到了最优规模。
应该说,科斯的这个回答是非常有启发性的。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本身十分模糊,因此在解释企业本质的时候说服力上有所欠缺。或许“道可道,非常道”吧,但是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研究,还是希望理论能够更明确。
威廉姆森在细化了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后,马上应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企业的性质和规模问题。由于有“有限理性”的存在,因此再仔细的契约也不可能完全预见到未来的各种情况;而由于“机会主义”的存在,签约双方都有可能在签约后出现拒绝合作、再谈判,甚至毁约的情形。那么,到底怎样才能让一个有价值的契约长期地持续下去呢?威廉姆森认为,这就需要诉诸一个能够为契约“提供秩序、转移矛盾、实现共赢”的治理结构。在威廉姆森看来,企业的本质就是一种治理结构。
很显然,针对不同的交易或契约,最优的治理结构也是不一样的。威廉姆森根据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的程度,把契约分成了三种。
如果在契约的签订过程中,不涉及关系专用性投资,那么双方的交易成本就会很低,即使有了争议,法院也能很容易地裁决。因此,这种契约(交易)可以交给市场来完成。
如果在契约的过程中涉及关系专用性投资,但交易的频率比较低,那么实施交易带来的收益可能不足以支撑一种新的治理结构,因此就实行双方治理,形成一种“关系型契约”。事实上,现在兴起的“虚拟企业”中就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这种类型的契约:A公司可以是B公司的指定供货商,但是两个公司的治理却是彼此独立的。
如果在签订契约的过程中涉及关系专用性投资,但交易的频率比较高,那么将缔约的双方实施一体化的收益将足够高,因此双方应实施统一治理,成为一家企业。
对威廉姆森的企业理论进行阐释的一个好例子是盛大对韩国Actoz公司的收购:
2001年初,盛大公司通过代理Actoz公司的《传奇2》进入了网络游戏市场。起初,盛大和Actoz公司的合作比较顺利,盛大在短时间内迅速成长为国内网络游戏行业的领头羊,Actoz也从中分到了巨额的利润。然而,在盛大取得了重大成功后,Actoz和盛大在利润分配上产生了严重的纠纷。Actoz数次以停止合作为威胁,要求提高利润分配比例,几乎将盛大逼向绝境。在此情况下,盛大公司于2004年末以9170万美元现金收购了Actoz公司29%的股份,成为了Actoz的第一大股东。
在以上案例中,盛大和Actoz合作的过程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存在“关系专用性投资”(例如盛大对《传奇2》进行的游戏平台建设、营销宣传等),但两者的交易并不频繁—即两者关于利润分配的再谈判并不多。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两个公司采用一种“关系型契约”,实行双方治理,是最为合适的。而在第二阶段,Actoz利用盛大投入大量“关系专用性投资”的机会,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策略,对盛大“敲竹杠”(Hold up),这使得两方需要多次修改原有约定,大大增加了交易频率。在此背景下,盛大对Actoz实施并购,对其实行一体化的治理就成为了最优选择。
公司融资问题
在解释了企业的本质问题后,威廉姆森又将分析的眼光投入到了公司金融领域,对公司的融资活动进行分析。而分析的框架依然是他发展的“交易成本”理论。
公司融资的关键问题是:选择怎样的融资形式。假设公司得到了一个重要项目,需要进行融资,而可供选择的融资方法只有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那么究竟是采用哪种方法更好呢?威廉姆森认为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治理结构的问题,因此融资方式的选择和资产专用性的程度有很大的关系。
让我们首先分析一下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的区别。债券融资的特点在于,它施加给企业的是一个硬约束,举债的公司必须按时向贷款方支付利息,并且在公司清盘的时候提供优先的索取权,但贷款方对于举债公司内部治理却是无权干预的。而股权融资却完全不同:股东拥有的是剩余索取权,这对于公司来说,是一个软约束—公司效益好时,给股东的分红可以很高,而在效益不好时,股东可能没有分文报酬。但和债权人不同,股东可以对公司实施监督,并对公司的财务、投资和人事具有最终决定权。
现在,假设公司的资产是通用的,那么举债融资对于借、贷双方都不会有特别的风险 —即使公司破产了,贷款方也可以在清算中获得较多的补偿。在这种情况下,债权融资是合理的。而如果公司的资产是专用性的,那么对贷款方来说,风险就比较大了,万一企业倒闭,就算清算也不能得到什么补偿。考虑到这一点,贷款方就会在事前对要求融资的公司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如更高的利息、更严格的还款方式等。这就会使得公司用债权方式融资变得不合算。在这种背景下,公司更可能采用股权融资。
比如,IT企业的资产有什么?一般除了几台电脑外,就是技术、人力资本等无形的资产。显然,这些资产在企业被清算的时候是不能计算为价值的。由于这个原因,在现实中,我们看到IT企业的融资一般都采用股权,而非债权。
公司治理问题
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如何保护各种利益相关者(工人、资本家、经营者、客户、社区等)的利益。
威廉姆森认为,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于公司和与公司的关系,本质上都是一种和公司的交易或契约。因此,应该根据资产专用性的程度,设计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保护措施和交易价格。
以工人为例。假设有两类工人,第一类为工作投入了专用性的人力资本(进行了专门训练),另一类是普通工人。显然,普通工人类似于产品市场上的标准化产品,因此对于他们往往可以采用临时雇佣,而不必采取特别的保护,更没有必要让其进入董事会。而对于有专用性人力资本投入的工人,如果没有某种治理结构保障其专用性投资,那么他们将会向企业索取更高的工资。但企业作为强势的一方,完全可能凭借其在劳动市场上的优势去对付这类工人“敲竹杠”的行为。而这部分工人如果预料到了这点,则会在事先降低专用性投资。显然,这会造成工人和公司双方利益的损失。在现实中,拥有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工人一般会组织工会来保证自己的利益。工会作为一种特殊的治理结构,一方面保证了这部分工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他们对专用性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积极性,进而也可以为企业带来收益。虽然工会的集体谈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公司和工人之间的交易成本,但是对于劳资双方而言,事前的契约往往不是最优的,它需要不断调整。而这种调整顺利进行的前提就是工人和公司之间信息的对称。为达到这个目的,威廉姆森建议,在必要的时候允许工人进入董事会,但是不给予投票权。这种治理结构的安排在企业处于困境的时候尤为重要。
按照以上的分析思路,威廉姆森逐一对各个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分析。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威廉姆森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书。
关于国人的“诺奖情结”
目前,中国似乎有着一种诺贝尔奖狂热。威廉姆森教授得了诺奖,看来他的书又要在中国大卖了。但我想,威廉姆森教授本人应该不会期待看到这种大卖—一个真正的学者,期望看到的是别人尊重自己的理论、应用自己的理论,而不是买本自己的书放到书架上。由此,我认为,如果要向威廉姆森教授致敬,最好的方法,应该是安下心,仔仔细细品读一下他的著作。我相信,他的著作无论对于理论工作者还是企业家都是会有启发的。
经常有人问,中国人什么时候可以拿诺贝尔奖,诺贝尔经济学奖?从经济学看,应该还要很长的时间。诺贝尔奖是给学者的终生荣誉,一般一个理论从产生巨大影响到被诺奖认可,需要不少于20年的时间。
但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学习者,我很遗憾地说,至今我还不知道中国有哪位经济学家的理论有了足以问鼎诺奖的实力。不过,正如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所说的,研究清楚了中国问题,就能够得诺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试验场,在神州大地上,每天都在发生着西方不曾发生的经济现象,这也为中国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正因为如此,科斯就对年轻的学者说:“要学经济学吗?到中国去吧!”
或许,在我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中国的科斯和威廉姆森正在成长着,而对于诺奖,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