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纵观厄威克的学术生涯,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他受两位顶级学者的影响。一位是科学管理之父泰罗,另一位是管理学先知福莱特。
据英国学者罗伯(Michael Roper)的论文《男性气质和传记—管理的意义:林德尔·厄威克和战时英国科学管理的形成》记载,20世纪20年代,在厄威克身处的英国知识界,存在着对科学管理的普遍怀疑态度。例如,朗特里的《商业中人的因素》(1921年)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明确地抵制科学管理。查尔斯·迈尔斯(CharlesMyers)以及全英工业心理学会(National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Psychology,NIIP)的研究都同郎特里的观点类似。在迈尔斯看来,泰罗制的错误不仅仅在于“在工人身后对他们施压”,而且在于对效率的错误的观点,即存在“一种最好的方法”。由于人们彼此之间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所以根本不存在一种最好的方法。这种对科学管理的反感,一是出于对英国工人运动的呼应,二是出于对“效率专家”把泰罗制解释为单一追求效率的鄙视。
厄威克具有NIIP在约克工厂从事研究的直接知识,他曾和工业心理学家们一起亲密工作,因而奠定了他强调“人的因素”的基调。但更鲜明的是,他不像迈尔斯、朗特里以及他的同事谢尔登那样排斥泰罗,相反,他一心要在英国给泰罗还一个公道。厄威克认为,泰罗并不忽视心理学,更不反对重视人。反过来,厄威克批评英国的心理学家们走得太远,他明确表示反对用人际关系代替科学管理。在他眼里,泰罗才是真正的管理理论磐石,而心理学则不过是一种管理研究的分支和工具而已。
厄威克因为系统读过泰罗的原著,所以,他能够理解效率专家对泰罗是如何扭曲的。他把科学管理看做是一整套哲学而不是特定的技术。它的思想不仅仅可以渗透到管理领域,而且普通的农妇村夫也可以接受。在工作中,泰罗制可以扩展到工业的所有环节,而不仅仅是生产过程,更重要的是可以应用于管理本身。厄威克对待心理学的方法是把它作为科学管理的从属,而拒绝把它看成一个独立的管理理论范式。
厄威克的综合性作品《明天的管理》是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写成的。在这本书中,厄威克表述了自己的管理哲学,开始着手在英国推进科学管理理论:“科学管理办法在实践中最经济、最富有效率。因此,人们正在思想上做准备,这种准备是最重要的,而且从长远来看也很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科学管理的发展已是势不可挡。”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尤其是大萧条带来的思想动荡之中,厄威克有意识地试图遏制心理学在管理领域的扩张。他认为,对人际关系和工业心理学的强调,是建立在对主观性的强调和对泰罗制的抑制上的,厄威克倾向于从驾驭人的性情方面来为科学管理的优点辩解。他认为健全的组织结构可以对抗不可预见性和自私的冲动,从泰罗的理论中可以找到一个“少一些人格色彩,多一些科学方法”的途径去应对那些困难的事情。制定决策将会更有效率,因为它可以在不用过多考虑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主观想法的条件下被制定出来。由此,也奠定了厄威克管理原则的前提,即理性优先。
厄威克的这种主张,被哈佛商学院的罗莎贝丝·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看做是一种“男性伦理”。这也难怪,她的成名作就是《公司里的男人和女人》。所谓“男性伦理”,就是在公司经营中肯定下列品质:“面对问题时的坚韧不拔的态度,计划时的分析能力,在完成任务时将个人的、情感的考虑排除在外,以及在决策的时候理性优先。”人们向来认为,这些品质是男性的特权,而这种人恰恰就是厄威克笔下理想的管理者。因为他们在做出判断时,“在很大程度上将那些容易导致错误的情感性的、个人性的因素清除”。厄威克认为,那些依靠经验的英国工业家,其知识是不成体系的,“女子气的”,它不比“老处女阿姨的奇思怪想”更好。如何区分男性伦理和女性伦理,厄威克给出了一个检验方法:“简单来讲,如果有一项测试涉及任何一个人是否被科学思维所深深影响,这将会在他表达他的商业决策时所用的习惯性方法中表现出来:一个不再谈论‘我的经验’,而是开始谈‘我的实验’的人,至少已经开始理解科学方法的重要性。”由此出发,厄威克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科学化立场。
厄威克和福莱特的关系,则属于另一种情况。福莱特具有男性化的色彩,但她对情感的重视甚至超过了一般的女性,其个性的张扬也十分罕见。从认识伊始,主张男性伦理的厄威克就成为福莱特的崇拜者,对其赞扬说:“使她的作品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图像几乎来源于生活的每个方面—从政府组织、家庭里每天发生的事情、战争或和平时期的国际组织等,这种广泛的、对于人类事务的生机勃勃的兴趣使得她成为同时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谈话者也是一个能令人喜欢的倾听者。”然而如何把强调情感的福莱特与强调理性的泰罗统一起来,使厄威克和布雷克感到了困难。于是,他们在《科学管理的形成》中,一方面高度赞扬福莱特的不同见解,另一方面又把福莱特纳入科学管理体系。厄威克把福莱特最重要的观点解释成“命令和权威必须是反人格化的”。这样一来,福莱特就是在推进泰罗制而不是挑战泰罗制。同时,厄威克又赞扬福莱特关于“男人和女人作为个人的情感和心理”研究,并依此来改造泰罗的机械论假设。增添其人性化色彩。
厄威克一方面把福莱特放进理性的科学框架,另一方面又赞扬她仁慈、友好的个人品质。这使厄威克本人处于一种思想上的张力之中。从厄威克的家庭生活中,不难看出这种张力带来的冲突。
厄威克认为,婚姻构成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他对现代婚姻的理解是:夫妻俩对于生活的共同的兴趣巩固了他们的婚姻。1922年9月在订婚时,厄威克给他母亲写信说:“我和琼都同意‘只有当拥有一个充实和忙碌的生活,一个人才能享受生活’。我们确实相信,即使这个在早年会占用我们很多的时间,它将的会对我们后来的幸福至关重要,这样她就可以感到完全地自由,以及有资格去从事一种她应该体验的积极的职业。”明显地,厄威克不仅仅选择了一位训练有素的职业女性,并且找到了一位可以和他共同分享科学“看法”的人。1923年结婚后,他们开始这种生活实践。但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开始逐渐变化,两人1934年回到英国后不久就分开了。
当厄威克年逾七十的时候,他对这次离婚的原因进行反思,说道:“我感觉任何一个我与之结婚的女士应该有她能使她自己身心平衡的职业,因为我的太多时间和精力以及兴趣都被我的工作占用了……现在我知道这是‘理论化’(Theorizing,即要求在生活中也尽可能地遵循并实践某种理论,因而往往会忽略甚至压抑人的情感需求)的后果。一个女人,当她第一次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妻子和一个母亲的角色中的时候,是很少能同时被工作所吸引的。并且,当她丈夫被工作深深吸引,作为一个女人她会感到自己被忽视了。”
纵观厄威克的一生,在他的内心世界中,泰罗作为男性气质的典范,跟情感化的福莱特比较起来,拥有性别上的支配地位。在厄威克自己的私人生活中,由于深受科学管理的“理论化”倾向影响,醉心于工作之中,在国际管理学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同时也付出了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个人情感的代价。
据英国学者罗伯(Michael Roper)的论文《男性气质和传记—管理的意义:林德尔·厄威克和战时英国科学管理的形成》记载,20世纪20年代,在厄威克身处的英国知识界,存在着对科学管理的普遍怀疑态度。例如,朗特里的《商业中人的因素》(1921年)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明确地抵制科学管理。查尔斯·迈尔斯(CharlesMyers)以及全英工业心理学会(National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Psychology,NIIP)的研究都同郎特里的观点类似。在迈尔斯看来,泰罗制的错误不仅仅在于“在工人身后对他们施压”,而且在于对效率的错误的观点,即存在“一种最好的方法”。由于人们彼此之间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所以根本不存在一种最好的方法。这种对科学管理的反感,一是出于对英国工人运动的呼应,二是出于对“效率专家”把泰罗制解释为单一追求效率的鄙视。
厄威克具有NIIP在约克工厂从事研究的直接知识,他曾和工业心理学家们一起亲密工作,因而奠定了他强调“人的因素”的基调。但更鲜明的是,他不像迈尔斯、朗特里以及他的同事谢尔登那样排斥泰罗,相反,他一心要在英国给泰罗还一个公道。厄威克认为,泰罗并不忽视心理学,更不反对重视人。反过来,厄威克批评英国的心理学家们走得太远,他明确表示反对用人际关系代替科学管理。在他眼里,泰罗才是真正的管理理论磐石,而心理学则不过是一种管理研究的分支和工具而已。
厄威克因为系统读过泰罗的原著,所以,他能够理解效率专家对泰罗是如何扭曲的。他把科学管理看做是一整套哲学而不是特定的技术。它的思想不仅仅可以渗透到管理领域,而且普通的农妇村夫也可以接受。在工作中,泰罗制可以扩展到工业的所有环节,而不仅仅是生产过程,更重要的是可以应用于管理本身。厄威克对待心理学的方法是把它作为科学管理的从属,而拒绝把它看成一个独立的管理理论范式。
厄威克的综合性作品《明天的管理》是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写成的。在这本书中,厄威克表述了自己的管理哲学,开始着手在英国推进科学管理理论:“科学管理办法在实践中最经济、最富有效率。因此,人们正在思想上做准备,这种准备是最重要的,而且从长远来看也很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科学管理的发展已是势不可挡。”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尤其是大萧条带来的思想动荡之中,厄威克有意识地试图遏制心理学在管理领域的扩张。他认为,对人际关系和工业心理学的强调,是建立在对主观性的强调和对泰罗制的抑制上的,厄威克倾向于从驾驭人的性情方面来为科学管理的优点辩解。他认为健全的组织结构可以对抗不可预见性和自私的冲动,从泰罗的理论中可以找到一个“少一些人格色彩,多一些科学方法”的途径去应对那些困难的事情。制定决策将会更有效率,因为它可以在不用过多考虑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主观想法的条件下被制定出来。由此,也奠定了厄威克管理原则的前提,即理性优先。
厄威克的这种主张,被哈佛商学院的罗莎贝丝·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看做是一种“男性伦理”。这也难怪,她的成名作就是《公司里的男人和女人》。所谓“男性伦理”,就是在公司经营中肯定下列品质:“面对问题时的坚韧不拔的态度,计划时的分析能力,在完成任务时将个人的、情感的考虑排除在外,以及在决策的时候理性优先。”人们向来认为,这些品质是男性的特权,而这种人恰恰就是厄威克笔下理想的管理者。因为他们在做出判断时,“在很大程度上将那些容易导致错误的情感性的、个人性的因素清除”。厄威克认为,那些依靠经验的英国工业家,其知识是不成体系的,“女子气的”,它不比“老处女阿姨的奇思怪想”更好。如何区分男性伦理和女性伦理,厄威克给出了一个检验方法:“简单来讲,如果有一项测试涉及任何一个人是否被科学思维所深深影响,这将会在他表达他的商业决策时所用的习惯性方法中表现出来:一个不再谈论‘我的经验’,而是开始谈‘我的实验’的人,至少已经开始理解科学方法的重要性。”由此出发,厄威克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科学化立场。
厄威克和福莱特的关系,则属于另一种情况。福莱特具有男性化的色彩,但她对情感的重视甚至超过了一般的女性,其个性的张扬也十分罕见。从认识伊始,主张男性伦理的厄威克就成为福莱特的崇拜者,对其赞扬说:“使她的作品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图像几乎来源于生活的每个方面—从政府组织、家庭里每天发生的事情、战争或和平时期的国际组织等,这种广泛的、对于人类事务的生机勃勃的兴趣使得她成为同时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谈话者也是一个能令人喜欢的倾听者。”然而如何把强调情感的福莱特与强调理性的泰罗统一起来,使厄威克和布雷克感到了困难。于是,他们在《科学管理的形成》中,一方面高度赞扬福莱特的不同见解,另一方面又把福莱特纳入科学管理体系。厄威克把福莱特最重要的观点解释成“命令和权威必须是反人格化的”。这样一来,福莱特就是在推进泰罗制而不是挑战泰罗制。同时,厄威克又赞扬福莱特关于“男人和女人作为个人的情感和心理”研究,并依此来改造泰罗的机械论假设。增添其人性化色彩。
厄威克一方面把福莱特放进理性的科学框架,另一方面又赞扬她仁慈、友好的个人品质。这使厄威克本人处于一种思想上的张力之中。从厄威克的家庭生活中,不难看出这种张力带来的冲突。
厄威克认为,婚姻构成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他对现代婚姻的理解是:夫妻俩对于生活的共同的兴趣巩固了他们的婚姻。1922年9月在订婚时,厄威克给他母亲写信说:“我和琼都同意‘只有当拥有一个充实和忙碌的生活,一个人才能享受生活’。我们确实相信,即使这个在早年会占用我们很多的时间,它将的会对我们后来的幸福至关重要,这样她就可以感到完全地自由,以及有资格去从事一种她应该体验的积极的职业。”明显地,厄威克不仅仅选择了一位训练有素的职业女性,并且找到了一位可以和他共同分享科学“看法”的人。1923年结婚后,他们开始这种生活实践。但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开始逐渐变化,两人1934年回到英国后不久就分开了。
当厄威克年逾七十的时候,他对这次离婚的原因进行反思,说道:“我感觉任何一个我与之结婚的女士应该有她能使她自己身心平衡的职业,因为我的太多时间和精力以及兴趣都被我的工作占用了……现在我知道这是‘理论化’(Theorizing,即要求在生活中也尽可能地遵循并实践某种理论,因而往往会忽略甚至压抑人的情感需求)的后果。一个女人,当她第一次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妻子和一个母亲的角色中的时候,是很少能同时被工作所吸引的。并且,当她丈夫被工作深深吸引,作为一个女人她会感到自己被忽视了。”
纵观厄威克的一生,在他的内心世界中,泰罗作为男性气质的典范,跟情感化的福莱特比较起来,拥有性别上的支配地位。在厄威克自己的私人生活中,由于深受科学管理的“理论化”倾向影响,醉心于工作之中,在国际管理学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同时也付出了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个人情感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