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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严歌苓的谈话常常使我紧张，也许是我不够放松，也许是她气场太大，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自由人的那种气场，她很轻易就暴露出我问题里的幼稚，对于她的作品，每当我提出我的感受，她似乎从来都不在意，我采访时用的小伎俩在她那里失效了，我们的对话明显僵在那里。
最后我们聊到了自由，聊到精神与物质的关系，聊到这个被物欲占领的世界，这才算真正的采访开始了，在她眼里，物质是低级的，精神才是高级的，是应该追求的。
写到严歌苓，不能不提陈冲，她们是老闺蜜，陈冲1998年将她的短篇小说《天浴》搬上荧幕，这部投资超过5000万美元的电影至今还是华人电影里的一个记录，李安当年看上她的《少女小渔》，并由张艾嘉搬上银幕。严歌苓说，从此之后就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了。
最近，陈凯歌请她担任《梅兰芳》编剧，今年4月，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一个女人的史诗》也即将开机，也许她是目前国际上最炙手可热的编剧，但她表示自己真正的热爱在小说。
她似乎是为小说而生，无论生活在何处，严歌苓都带着一只听故事的耳朵， 《第九个寡妇》就是20年前听来的故事，而她现在美国备受好评的英文小说《不速之客》，故事也是听来的，讲的竟然是现在中国新闻圈还存在的会虫子。
采访当天，她也不忘随身带着一本获得普利策奖的新闻记实小说。前一天，她刚与姜文聊过天，摄影师问：“陈凯歌和姜文，与哪个聊天更舒服一些?”她毫不犹豫地说：“姜文，跟他聊天很放松，很好玩。”
对于梅兰芳我只懂了1／3
“他的自我完善有一种过人力量，他的那种坚强和强大通过非常‘温良恭俭让’的形式表现出来，很吸引人。”
《领驭》：《梅兰劳》编剧工作完成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严歌苓：通过写《梅兰芳》，了解了中国的一段文化史，从清朝向民国转变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从政治、社会到文化，通过这个过程我对它比较了解了。
我每写一个作品，假如它牵涉到一定的知识，我当代的作品也会牵涉到一定的知识，我写的英文小说《宴会虫》，讲一个人专门去骗吃骗喝，这些也牵扯到知识，需要对当代社会的了解。我争取每写一部作品都搞懂一点知识，都要做很多的社会调查，资料研究，希望自己在某一领域能够懂得比较多一些。
《领驭》；在接手《梅兰芳》编剧之前。你对梅兰芳这个人的印象是怎样的?
严歌苓：他跟我祖母是一个年代的人，祖母跟我讲到过他，觉得看他的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没有很深的印象。在没有创作之前，我会觉得梅兰芳是中国文化上的一个现象，一个梅兰芳现象，从男人演女人的这种传统，男的能把女的演得那么好，我觉得是一个谜，很令我着迷的一个现象。通过写他，满足了我对于这个谜的探索，当然不像我自发写小说那样有激情，但写作过程还是非常令我满足的。
《领驭》：梅兰芳这个人物最吸引你的一点是什么?
严歌苓：他有很多过人的东西，不光是天分过人，他的自我完善有一种过人力量，他的那种坚强和强大通过非常“温良恭俭让”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很吸引人的，他创造出来的一系列形象，真的是了不起，真的是很罕见的一个天才，唱、念，做、打，京剧这门艺术真的做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领驭》：写完之后你觉得自己读懂梅兰芳了吗?
严歌苓：还没有完全懂，完全懂了也就没意思了，当然不可能完全懂，哪怕你生活在一个人身边，你也不可能完全懂，只能是懂一半，或者懂一多半。对于梅兰芳，我可能只懂了1／3。
《领驭》：京剧里男演女这种现象。是不是西方人更感兴趣一些?
严歌苓：他们比我们还好奇，把他看作为一个艺术大师，能够演得比女人还女人的大师。我们中国人，实际上是下意识的。在男女两性当中找到了一种高于两性的非常优美的生命形象，真的是尤物。
上海人既是自卑的又是自负的
“我想得非常朴素，我并没有想与这个时代发生关系。”
《领驭》：网上有消息说你的小说《扶桑》将要拍成电影?
严歌苓：《扶桑》要拍成电影已经说了很多年了，一会儿有钱了，一会儿又没钱了，陈冲是导演，但是现在资金还没有弄到。
《领驭》：你在上海出生，与张爱玲等上海作家有没有一些相似的东西?
严歌苓：上海这个环境，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在那里留下的痕迹，建筑风貌、文化，上海早期对西方敞开，对西方有一种很复杂的心理，影响了上海出生的人。他们比内地更早接触了西方文化，另一方面来说，又有一些不愉快的、比较耻辱的东西，在自己国家里是个二等公民，从张爱玲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来。作为上海人来讲，我在上海呆的时间很短，主要是我父亲这一辈人，我虽然没有受很直接的影响，但潜意识里会有影响。上海人又有些悄悄的仰慕西方人，既是自卑的，又是自负的，比内地更早地接触工业文明，但又是一种二等公民，所以上海人很复杂。
《领驭》：你认为当代。上海人的这种心理情结是否有了改变?
严歌苓：当然有变化，但是不可能一代就能变过来，它作为殖民地有一个多世纪，这种烙印留下来是要慢慢改变的。
《领驭》：北京与上海，你更喜欢哪一个?
严歌苓；我喜欢北京，因为我的朋友都在北京。
《领驭》：你在国外，视野更开阔一些。这对于写作有哪些好处?
严歌苓；网络可以使任何一个人变成世界人，你不必到处去旅行就可以知道意大利、法国正在发生什么，到不同地方生活，会有助于你成为一个有环球意识的人。但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可以去要求自己，对别人的事情感兴趣，对不同国家人的立场、传统文化感兴趣，而不必硬要到那个地方去了解他们。
还是做一个不同的人比较好
“我愿意坦诚，我愿意跟人家说，我没有那么多钱，做不起的、玩不起的、买不起的，我要告诉自己和别人诚实的话。”
《领驭》：有篇采访中提到你第一见到你的前夫时。第一眼就爱上他了。当时是否因为太年轻?
严歌苓：也因为需要爱人，在那个年纪总是有许多爱需要给予，也需要得到爱，20来岁的时候，不知道有个什么东西，就使这个爱爆发了。我觉得有时候禁锢可以产生更加强烈的爱情，禁锢是很不幸的事情，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很辩证的。像现在这么无所顾及之后，人面对感情，变得非常害怕后果，比较有分量，深度的感情会给人感觉负担很重，不酷。
我也不太能够写现代人的感情，不知道，也不了解他们。从一些歌里可以听到一些，都是吼叫出来的，真的东西是没法吼叫出来的，也许每一代人有自己的感情表达形式。
《领驭》；现在的年轻人似乎没有你们那个时候浪漫了?
严歌苓；是，他们好像无所求，我们当时就是因为爱才在一起的，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现在我也把物质看得很淡，每天都在跟自己说“物质是廉价的，低级的，不值得追求的”，随时要提醒一下自己，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还是做一个不同的人比较好。
如果他们都很好，这个东西我很赞同，我很认可，那么当然就会跟他们一样，但是这个东西我不赞同，我鄙视它，我就愿意 做一个不同的人，我愿意坦诚，我愿意跟人家说。我没有那么多钱，做不起的、玩不起的、买不起的，我要告诉自己和别人诚实的话。
中国人现在很多时候都在撑面子，活给人家看，跟人比，我觉得这是非常愚蠢、非常贫贱的，尽管他能买得起这个，弄得起那个。不计较物质和背叛物质的人，实际上是一个富有的人。
《领驭》：50年来你一直在追求精神的东西吗?
严歌苓：并不是我不追求物质，只是我没有主动追求过，有物质的时候我也很享受，追求是很主动的过程。我不是一个追求物质的人，但我确实是一个追求精神的人，对于物质，来了，我不费劲，如果让我改变什么才能得到它，我是绝对不做的。
《领驭》：你一直没有改变过自己?
严歌苓：除非我被说服了，需要我改正，改正之后我可以更好，所有的标准都是自己界定的，什么是更好的，这些都是自己去定的。每次改变都是因为我觉得那是更好的，所以我需要改变，其它情况我就不会变。
《领驭》：有没有因为外界而改变自己的情况。比如说你的丈夫?
严歌苓：有啊，假如我的改变能够使我们的生活过得好一点，那我就可以改变，但是基本价值观绝对不会变。
我是属于比较幸运的
“能力要高，欲望要低，这个人就很快活。”
《领驭》：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
严歌苓：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形成了，我想要一个基本上自由的生活，比如说为了还买楼的贷款，我要去接一个电影剧本来写，这样就要改变自己一年的工作方向，生活方式都要改变，这种事情是我不会去做的。比如我美国的文学代理人说，这种书现在很好买，你写吧，或者我给他一篇小说，他告诉我应该这样或那样改一下就比较好卖，我是绝对不改的。
这些都是我的原则问题，其他的事情都是很小的事情，比如我和我先生谁来做这顿饭，依照他的意志是去这个国家旅行，还是到那个国家去旅行，我的女儿要去儿童乐园过一个周末等等。这都是非常小的问题，这种牺牲都是很可笑的，没必要坚持。
在做人上，比如说那个人可以使你在文学上做得更好，但是你必须背叛这个人，这种情况是绝对不能背叛的。
《领驭》：人会面对很多选择，会犹豫。你是如何选择的?
严歌苓：我的直觉会告诉我，这样做，以后我会舒服吗，如果我想我以后可能会不舒服，那么这件事我就不会去做。在做一件事之前，我会想它会不会影响我的自己，会不会使我不安，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因为做了某件事情而不安，但是对于我来说，很多事情会使我不安，这种事情我根本想也不去想，不去做就好了。
《领驭》：当时陈凯歌请你担任《梅兰芳》编剧的时候，你心里会有担心吗?
严歌苓：这到没有什么关系，这不牵扯到我的道德问题，我写不好是我的能力不行，没关系呀。我尽量做到最好，如果还不能使他满意的话，那也许是我们有分歧。
《领驭》：《第九个寡妇》里的主人公王葡萄，是否有你自己的影子?
严歌苓：她的“一根筋”倒是跟我很像，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改变什么，我是属于比较幸运的。不改变的人，有的人会撞得头破血流；有的人坚持过来了，他就成功了。不是每个人都有我的幸运，坚持到最后得到了所坚持的东西，世界上没有应该和不应该，只是你做完了之后，你舒服不舒服，我实在非常满足现在的生活，我每天都那么开心，物质的吸引力对我不会有所动摇。
《领驭》：外界物质对你已经没有吸引力了?
严歌苓：当然有，如果对它没有兴趣的话，我这个人可能就死了，你对所有好的东西、美的东西都会感觉到心动，但是心动会不会影响你的行为，会不会影响你的大方向，这是另外一回事情。就像男的看见漂亮小姑娘，会心动，但具体去做，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没有什么让我行动的了，让我行动的就是我的写作，我不会为了去干嘛而行动的。 (笑)
《领驭》：我很羡慕你的心态。
严歌苓：所以我要做一个自由的人，包括不被其它的欲望所制约，被欲望牵着走也是失去自由的一种形式。
比如房子啊，物质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东西越少越好，越自由，人是需要受法律，受朋友之间信义的制约。能力要高，欲望要低，这个人就很快活。
《领驭》：但是年轻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欲望啊。
严歌苓：物欲，许多人没有看穿它，一个没有想法的人，穿再好的衣服，戴再多的珠宝，还是一个很蠢的样子嘛。人的自我设计，人对于周围环境的设计不是靠这些的，是靠教养，是靠审美趣味的，我发现现在中国人最最苦难的就是被物欲淹没了，所有的人都挣扎在这样的痛苦之中。买房子呀，跟别人比，没有就焦虑，这多痛苦啊。
现在对物质的激情太大了，也许对物质的追求会成为很大的动力，再去创造更多的物质，可是创造了物质又为什么呢7这个国家的教养那么差，有什么情趣呢?看看街上每个人的举止谈吐，他要那么多物质干嘛?名牌是别人思考、情趣的结晶，自己不去动脑筋，末了享受的只是物质。
《领驭》：李安当年看上了《少女小渔》。似乎是你生活中一个大的转机?
严歌苓：从此之后我就过着作家的日子了，不用去打工，不用为经济生活发愁，这就是我最喜欢的生活方式，可以自由自在地写作。
《领驭》：有没有想过，假如没有当年李安的看中，你现在会是怎样?
严歌苓：我想也会有别人吧，我小说的质量总是放在那儿的，这种自信来自读者、评论者和我自己，我是干这个的，总会知道自己站在什么位置。
最后我们聊到了自由，聊到精神与物质的关系，聊到这个被物欲占领的世界，这才算真正的采访开始了，在她眼里，物质是低级的，精神才是高级的，是应该追求的。
写到严歌苓，不能不提陈冲，她们是老闺蜜，陈冲1998年将她的短篇小说《天浴》搬上荧幕，这部投资超过5000万美元的电影至今还是华人电影里的一个记录，李安当年看上她的《少女小渔》，并由张艾嘉搬上银幕。严歌苓说，从此之后就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了。
最近，陈凯歌请她担任《梅兰芳》编剧，今年4月，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一个女人的史诗》也即将开机，也许她是目前国际上最炙手可热的编剧，但她表示自己真正的热爱在小说。
她似乎是为小说而生，无论生活在何处，严歌苓都带着一只听故事的耳朵， 《第九个寡妇》就是20年前听来的故事，而她现在美国备受好评的英文小说《不速之客》，故事也是听来的，讲的竟然是现在中国新闻圈还存在的会虫子。
采访当天，她也不忘随身带着一本获得普利策奖的新闻记实小说。前一天，她刚与姜文聊过天，摄影师问：“陈凯歌和姜文，与哪个聊天更舒服一些?”她毫不犹豫地说：“姜文，跟他聊天很放松，很好玩。”
对于梅兰芳我只懂了1／3
“他的自我完善有一种过人力量，他的那种坚强和强大通过非常‘温良恭俭让’的形式表现出来，很吸引人。”
《领驭》：《梅兰劳》编剧工作完成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严歌苓：通过写《梅兰芳》，了解了中国的一段文化史，从清朝向民国转变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从政治、社会到文化，通过这个过程我对它比较了解了。
我每写一个作品，假如它牵涉到一定的知识，我当代的作品也会牵涉到一定的知识，我写的英文小说《宴会虫》，讲一个人专门去骗吃骗喝，这些也牵扯到知识，需要对当代社会的了解。我争取每写一部作品都搞懂一点知识，都要做很多的社会调查，资料研究，希望自己在某一领域能够懂得比较多一些。
《领驭》；在接手《梅兰芳》编剧之前。你对梅兰芳这个人的印象是怎样的?
严歌苓：他跟我祖母是一个年代的人，祖母跟我讲到过他，觉得看他的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没有很深的印象。在没有创作之前，我会觉得梅兰芳是中国文化上的一个现象，一个梅兰芳现象，从男人演女人的这种传统，男的能把女的演得那么好，我觉得是一个谜，很令我着迷的一个现象。通过写他，满足了我对于这个谜的探索，当然不像我自发写小说那样有激情，但写作过程还是非常令我满足的。
《领驭》：梅兰芳这个人物最吸引你的一点是什么?
严歌苓：他有很多过人的东西，不光是天分过人，他的自我完善有一种过人力量，他的那种坚强和强大通过非常“温良恭俭让”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很吸引人的，他创造出来的一系列形象，真的是了不起，真的是很罕见的一个天才，唱、念，做、打，京剧这门艺术真的做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领驭》：写完之后你觉得自己读懂梅兰芳了吗?
严歌苓：还没有完全懂，完全懂了也就没意思了，当然不可能完全懂，哪怕你生活在一个人身边，你也不可能完全懂，只能是懂一半，或者懂一多半。对于梅兰芳，我可能只懂了1／3。
《领驭》：京剧里男演女这种现象。是不是西方人更感兴趣一些?
严歌苓：他们比我们还好奇，把他看作为一个艺术大师，能够演得比女人还女人的大师。我们中国人，实际上是下意识的。在男女两性当中找到了一种高于两性的非常优美的生命形象，真的是尤物。
上海人既是自卑的又是自负的
“我想得非常朴素，我并没有想与这个时代发生关系。”
《领驭》：网上有消息说你的小说《扶桑》将要拍成电影?
严歌苓：《扶桑》要拍成电影已经说了很多年了，一会儿有钱了，一会儿又没钱了，陈冲是导演，但是现在资金还没有弄到。
《领驭》：你在上海出生，与张爱玲等上海作家有没有一些相似的东西?
严歌苓：上海这个环境，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在那里留下的痕迹，建筑风貌、文化，上海早期对西方敞开，对西方有一种很复杂的心理，影响了上海出生的人。他们比内地更早接触了西方文化，另一方面来说，又有一些不愉快的、比较耻辱的东西，在自己国家里是个二等公民，从张爱玲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来。作为上海人来讲，我在上海呆的时间很短，主要是我父亲这一辈人，我虽然没有受很直接的影响，但潜意识里会有影响。上海人又有些悄悄的仰慕西方人，既是自卑的，又是自负的，比内地更早地接触工业文明，但又是一种二等公民，所以上海人很复杂。
《领驭》：你认为当代。上海人的这种心理情结是否有了改变?
严歌苓：当然有变化，但是不可能一代就能变过来，它作为殖民地有一个多世纪，这种烙印留下来是要慢慢改变的。
《领驭》：北京与上海，你更喜欢哪一个?
严歌苓；我喜欢北京，因为我的朋友都在北京。
《领驭》：你在国外，视野更开阔一些。这对于写作有哪些好处?
严歌苓；网络可以使任何一个人变成世界人，你不必到处去旅行就可以知道意大利、法国正在发生什么，到不同地方生活，会有助于你成为一个有环球意识的人。但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可以去要求自己，对别人的事情感兴趣，对不同国家人的立场、传统文化感兴趣，而不必硬要到那个地方去了解他们。
还是做一个不同的人比较好
“我愿意坦诚，我愿意跟人家说，我没有那么多钱，做不起的、玩不起的、买不起的，我要告诉自己和别人诚实的话。”
《领驭》：有篇采访中提到你第一见到你的前夫时。第一眼就爱上他了。当时是否因为太年轻?
严歌苓：也因为需要爱人，在那个年纪总是有许多爱需要给予，也需要得到爱，20来岁的时候，不知道有个什么东西，就使这个爱爆发了。我觉得有时候禁锢可以产生更加强烈的爱情，禁锢是很不幸的事情，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很辩证的。像现在这么无所顾及之后，人面对感情，变得非常害怕后果，比较有分量，深度的感情会给人感觉负担很重，不酷。
我也不太能够写现代人的感情，不知道，也不了解他们。从一些歌里可以听到一些，都是吼叫出来的，真的东西是没法吼叫出来的，也许每一代人有自己的感情表达形式。
《领驭》；现在的年轻人似乎没有你们那个时候浪漫了?
严歌苓；是，他们好像无所求，我们当时就是因为爱才在一起的，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现在我也把物质看得很淡，每天都在跟自己说“物质是廉价的，低级的，不值得追求的”，随时要提醒一下自己，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还是做一个不同的人比较好。
如果他们都很好，这个东西我很赞同，我很认可，那么当然就会跟他们一样，但是这个东西我不赞同，我鄙视它，我就愿意 做一个不同的人，我愿意坦诚，我愿意跟人家说。我没有那么多钱，做不起的、玩不起的、买不起的，我要告诉自己和别人诚实的话。
中国人现在很多时候都在撑面子，活给人家看，跟人比，我觉得这是非常愚蠢、非常贫贱的，尽管他能买得起这个，弄得起那个。不计较物质和背叛物质的人，实际上是一个富有的人。
《领驭》：50年来你一直在追求精神的东西吗?
严歌苓：并不是我不追求物质，只是我没有主动追求过，有物质的时候我也很享受，追求是很主动的过程。我不是一个追求物质的人，但我确实是一个追求精神的人，对于物质，来了，我不费劲，如果让我改变什么才能得到它，我是绝对不做的。
《领驭》：你一直没有改变过自己?
严歌苓：除非我被说服了，需要我改正，改正之后我可以更好，所有的标准都是自己界定的，什么是更好的，这些都是自己去定的。每次改变都是因为我觉得那是更好的，所以我需要改变，其它情况我就不会变。
《领驭》：有没有因为外界而改变自己的情况。比如说你的丈夫?
严歌苓：有啊，假如我的改变能够使我们的生活过得好一点，那我就可以改变，但是基本价值观绝对不会变。
我是属于比较幸运的
“能力要高，欲望要低，这个人就很快活。”
《领驭》：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
严歌苓：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形成了，我想要一个基本上自由的生活，比如说为了还买楼的贷款，我要去接一个电影剧本来写，这样就要改变自己一年的工作方向，生活方式都要改变，这种事情是我不会去做的。比如我美国的文学代理人说，这种书现在很好买，你写吧，或者我给他一篇小说，他告诉我应该这样或那样改一下就比较好卖，我是绝对不改的。
这些都是我的原则问题，其他的事情都是很小的事情，比如我和我先生谁来做这顿饭，依照他的意志是去这个国家旅行，还是到那个国家去旅行，我的女儿要去儿童乐园过一个周末等等。这都是非常小的问题，这种牺牲都是很可笑的，没必要坚持。
在做人上，比如说那个人可以使你在文学上做得更好，但是你必须背叛这个人，这种情况是绝对不能背叛的。
《领驭》：人会面对很多选择，会犹豫。你是如何选择的?
严歌苓：我的直觉会告诉我，这样做，以后我会舒服吗，如果我想我以后可能会不舒服，那么这件事我就不会去做。在做一件事之前，我会想它会不会影响我的自己，会不会使我不安，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因为做了某件事情而不安，但是对于我来说，很多事情会使我不安，这种事情我根本想也不去想，不去做就好了。
《领驭》：当时陈凯歌请你担任《梅兰芳》编剧的时候，你心里会有担心吗?
严歌苓：这到没有什么关系，这不牵扯到我的道德问题，我写不好是我的能力不行，没关系呀。我尽量做到最好，如果还不能使他满意的话，那也许是我们有分歧。
《领驭》：《第九个寡妇》里的主人公王葡萄，是否有你自己的影子?
严歌苓：她的“一根筋”倒是跟我很像，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改变什么，我是属于比较幸运的。不改变的人，有的人会撞得头破血流；有的人坚持过来了，他就成功了。不是每个人都有我的幸运，坚持到最后得到了所坚持的东西，世界上没有应该和不应该，只是你做完了之后，你舒服不舒服，我实在非常满足现在的生活，我每天都那么开心，物质的吸引力对我不会有所动摇。
《领驭》：外界物质对你已经没有吸引力了?
严歌苓：当然有，如果对它没有兴趣的话，我这个人可能就死了，你对所有好的东西、美的东西都会感觉到心动，但是心动会不会影响你的行为，会不会影响你的大方向，这是另外一回事情。就像男的看见漂亮小姑娘，会心动，但具体去做，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没有什么让我行动的了，让我行动的就是我的写作，我不会为了去干嘛而行动的。 (笑)
《领驭》：我很羡慕你的心态。
严歌苓：所以我要做一个自由的人，包括不被其它的欲望所制约，被欲望牵着走也是失去自由的一种形式。
比如房子啊，物质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东西越少越好，越自由，人是需要受法律，受朋友之间信义的制约。能力要高，欲望要低，这个人就很快活。
《领驭》：但是年轻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欲望啊。
严歌苓：物欲，许多人没有看穿它，一个没有想法的人，穿再好的衣服，戴再多的珠宝，还是一个很蠢的样子嘛。人的自我设计，人对于周围环境的设计不是靠这些的，是靠教养，是靠审美趣味的，我发现现在中国人最最苦难的就是被物欲淹没了，所有的人都挣扎在这样的痛苦之中。买房子呀，跟别人比，没有就焦虑，这多痛苦啊。
现在对物质的激情太大了，也许对物质的追求会成为很大的动力，再去创造更多的物质，可是创造了物质又为什么呢7这个国家的教养那么差，有什么情趣呢?看看街上每个人的举止谈吐，他要那么多物质干嘛?名牌是别人思考、情趣的结晶，自己不去动脑筋，末了享受的只是物质。
《领驭》：李安当年看上了《少女小渔》。似乎是你生活中一个大的转机?
严歌苓：从此之后我就过着作家的日子了，不用去打工，不用为经济生活发愁，这就是我最喜欢的生活方式，可以自由自在地写作。
《领驭》：有没有想过，假如没有当年李安的看中，你现在会是怎样?
严歌苓：我想也会有别人吧，我小说的质量总是放在那儿的，这种自信来自读者、评论者和我自己，我是干这个的，总会知道自己站在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