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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虎刚（1986— ），男，陕西扶风人，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陈宜（1987— ），女，四川成都人，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
摘 要：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资金来源公共财政，公共物品的供给决策是政府做出的，政府通过财政购买公共物品分配给农民，那么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决策程中能否切实考虑到农民的需求，能否保证政府对公共物品的供给结构与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结构高度一致？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农民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将自己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意愿表达出来，如何影响到政府的决策？本文分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试图构建农村公共物品供需衔接机制，使政府对公共物品资源的使用能够用到农民的心坎上，使资源发挥最大化的效益。
关键词：公共物品；供需机制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1-097-03
公共物品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从纯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公共物品价格是每个人根据自己意愿确定的价格，并均可按照这种价格购买公共物品总量。处于均衡状态时，这些价格使每个人需要的公共物品量相同，并与应该提供的公共物品量保持一致。因为每个人购买并消费了公共物品的总产量，按照这些价格的供给恰好就是个人支付价格的总和。但是现实是很复杂，如果按照上述分析来运行的话，可操作性不强，运行成本大。公共物品的供给并不能由市场来提供，市场机制在公共物品领域内失效，所以它的价格传导机制并不敏感。公共物品的供给决策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政治博弈的过程。政治家在政治博弈过程中更多地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很难很好地照顾到公民的需求。因为农民的政治意识不强，政治参与的能力有限，所以他们难以很好地将自己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反应到决策者那里。所以研究农村公共物品供需机制的就显得很有必要。
公共物品理论认为，按照受益范围的大小，公共物品可区分为全国性公共物品和区域性公共物品，并且在区域性公共物品内部还可以继续细分，这就为财政体制的划分建立了事实基础，根据公共物品的受益范围的不同由相应的政府机构负责，即全国性公共物品应由中央一级政府提供，地域性的公共物品由地方一级政府来提供，几个地区共同受惠的公共物品主要由相关地区联合提供。此外，公共物品理论在解决市场失灵、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减轻社会摩擦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造成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需机制不合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严重缺陷是其主要原因。现行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原先的供给制度遭到瓦解导致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公共物品的支撑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它虽然对在初期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过促进作用，但由于其变革滞后，因而也出现了供给能力有限，难以满足发展；资源配置低效，浪费严重等许多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一、非均衡的城乡公共物品基本供给制度
非均衡的城乡公共物品基本供给制度的不合理，直接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总量严重的不足。过去在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化”经济结构体制下，由于实行的是“以农补工”、“重城轻农”、优先发展城市的倾斜型发展战略和政策，因而形成了城乡不均衡的国民收入和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城乡有别的公共物品供给体制和基本制度。现在，我国的城市工业已初具规模，形成了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发展机制，到了工业应当反哺农业，通过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以进一步带动自身的发展的阶段了。但现实是，非均衡的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基本上还在延续。城市居民在不付费或少付费的条件下可以享受大量优质的公共物品，而农村居民不仅要为消费公共物品付费，而且其享受的公共物品在数量和质量上也远不如城市居民。直至今天，这种在分配上的厚此薄彼、在提供公共物品上的不公平现象仍旧存在，城镇居民充分享受财政投资或补贴的各种公共设施和社会保障，如发达的交通、便利的通讯、完善的医疗卫生和丰富文化教育资源等，而农民主要靠自己解决公共物品的供应，自己承担养老、教育、医疗等费用。
二、倾斜城市的财政政策
倾斜城市的财政政策导致公共物品供给体制的不合理，使农民享受公共物品成本过高。我国过去的财政体制，是一种向城市倾斜的财政体制，在财政预算支出中，用于城市发展建设和公共物品供给的资金偏重，而用于农村的偏轻，甚至过少，并常常出现“挤农补城、保城”的现象。并且，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欠缺和不规范，从而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资金往往得不到有效保障。近年来国家主要依靠财政增加工资支出，保证城镇居民总体上工资有较快的增长，而对农民没有相应的措施来保证收入能够较快增长。另外，政府转移支付中很大部分用于维持城镇下岗人员的生活水平及补贴相关企业的亏损，而农民却享受不到这些福利。在倾斜城市的财政体制和政策下，由于财力所限，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依靠制度内的财政资源远远不足，不得不靠制度外来筹集，因而加重了农民负担。
三、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制度
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制度的不合理，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结构失调和需求偏离现阶段我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总量不足，而且结构失衡，难以提供农民真正需要的农村公共物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是根据农村社区内部的真正需求来决定，而是采取自上而下的决策程序，根据地方政府部门决策者的“政绩”和“利益”需要而做出的，出现了关系农民生产生活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关系农民基本人权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物品供给短缺。在这种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制度下，决策者们热衷于投资一些见效快，易出政绩的短期公共项目，而对一些期限长、见效慢但具战略性的公共物品，如农业基本建设、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热衷于投资新建公共项目，而不愿投资维修存在的公共项目；热衷于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硬”公共产品，对上级要求考核的防洪防涝设施建设、农村电网改造、交通道路建设等公共设施项目，千方百计地组织筹措资金加以实施，而对农业科技的推广项目、农村义务教育、农民精神文化设施项目的建设等“软公共产品”却没有太高的积极性。
四、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划分不合理
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划分不合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资金使用和监督管理制度不够科学，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稳定。当前，各层级政府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责任划分不尽合理，乡村两级负担过重，中央政府将事权大量下放，而财权却没有相应的下放。同时农民受自身素质的限制，既缺乏民主监督的意识，也缺乏民主监督的能力，使得有限的资金在暗里操作中“缩水”一大部分，剩余的资金所提供的公共物品质量又“充水”，一些豆腐渣工程为农业发展埋下隐患，校舍安全质量危及学生生命安全，假种子、假农药事件更是给农民带来了巨大损失。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在私人物品上得到一定程度的丰富和满足后，必然增加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但是，当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在供给上却相对滞后，这种供求矛盾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影响社会稳定。所以理顺农村公共物品的供需机制，将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能够及时有效地变为政府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这是更好地发展农村经济、做好农村民生工作的制度保障。如何理顺农村公共物品的供需机制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点：
（一）自下而上的公共物品供给决策机制
我们要变自上而下的公共物品决策机制为自下而上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由于缺乏农村治理的民主，唯一合法的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又被异化，面对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村民缺乏有效的需求表达机制和足够的谈判实力，①农民只有被动地接收有外部力量所决定的公共物品供给决策。所以畅通农民对公共物品需求的表达渠道，政府决策者要切实尊重农民的意愿，倾听农民的想法，显得尤为关键。要改变对政府决策者的激励机制，以真正满足农民的真实需求为标准者一味地为了满足政府或领导自身的效用而建设一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应付工程”似的公共物品供给项目，严重浪费公共财政资源，损害了政府的形象。改变政府决策者只做见效快的公共物品项目，而没有人做那些投资期限长、见效慢的公共物品服务项目。为此要加强基层农民对公共物品供给决策的最终拍板权，人大要加强对政府对农村公共物品决策的审核力度，确保公共物品决策结果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的需要。农村公共物品的决策权力应该由行政权力的顶层向底层转移，减少供给方式的外部强制性，增加基层政府对公共物品供给的民主化水平。农民是公共物品的使用者，他们最有权力知道自己最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物品，加大农民对公共物品供给决策的审批权，是解决公共物品供需问题的有效方式。尤其是在乡镇，要加大基层人大中的农民代表的比例，通过他们来监督公共物品决策是否代表了农民的利益，变以前那种自上而下的公共物品决策机制为自下而上的公共物品决策机制。
（二）多元化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
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由单一化为多元化，由政府一家承担变由政府、市场、社会联合承担。农村公共物品提供是一个高度垄断化的领域，政府通过严格的规制使自己成为农村物品的准垄断性供给主体。②这样单一化的供给主体没有竞争的压力，对公共物品需求的信号反应迟钝，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就难以满足农民的需求。随着政府改革的不断深入，奥斯本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到的政府变革的十大特征，就指出竞争型的政府，将竞争机制和市场机制引入到公共物品的供给。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有效方式，通过多元化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的模式的建立，竞争的力量无疑会改变公共物品供给中供需衔接问题。市场机制通过价格信号来传达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状况，然后由相关市场主体依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来确定是否供给。多元化的供给方式不仅满足农民对公共物品的多元化需求，而且通过竞争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质量。多元化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增加农民对公共物品供给的选择空间，农民可以选择最能满足自己的需求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这样就能很好地支撑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理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政府职权
理顺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共计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明确责任，授予相应的权力。以免造成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出现各级政府互相推诿，无人负责的局面。中央政府负责全局性、基础性的公共物品供给，如交通、水利、电力、通讯等方面的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地方政府负责区域性、发展性的公共物品的供给，如农民更高层次的卫生保健、教育文化服务内容。通过明确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范围，减少资源的重复性使用，确保公共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同时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上的责任的大小，赋予相应的资源使用权限，解决事权与财权不相符的问题。自分税制改革实施以来，地方政府的责任不断增大，而资源的使用权限却在不断地缩小。本来地方政府处于跟农民打交道的前沿阵地，最清楚农村心里需要什么，但是处于资源缺乏的境地，对于农村公共物品供需问题的解决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我们要理顺农村公共物品共计过程中各级政府的职权，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就赋予多大的权限，保证各级政府有足够的资源解决所面临的公共物品供给问题。
农村公共物品供需问题事关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确保农村稳定的关键。出了上面提到的三点，在农村公共物品供需问题中的贪污浪费、无效供给等问题也要值得关注，但是笔者认为国家对于农村问题的重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有力保障。因此，我们要借助于国家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有利时机，加大对农村公共物品供需机制的研究，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的早日达成。
注释：
①邓有高，王为民.略论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政府供给[J].农村经济，2003，(10).
②冯兴元，李人庆.中国的村级组织与村庄治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97.
参考文献：
[1]尚长风.农村公共品缺位研究[J].经济学家，2004，（6）.
[2]邓有高，王为民.略论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政府供给[J].农村经济，2003，(10).
[3]冯兴元，李人庆.中国的村级组织与村庄治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4]郭正林.中国农村权力结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上接第108页）遵守现行的法律、规章、条例与制度，是减少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伦理困境最直接有效的措施。
五、结尾
人事伦理学在我国的起步和发展比较国外发达国家来说都有些滞后，还处在借鉴和试点使用国外先进人事伦理管理模式的阶段。这是由于东西方文化制度的差异以及我国人事伦理理论模型的不成熟。在我国的人事伦理的发展过程中，首先应从企业高管做起，再到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再到求职者，最后到企业的一般员工。循序渐进，从而将人事伦理管理上升为企业日常管理的一种行为制度。这样，企业高管与员工之间伦理道德基本接近，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增加，企业的利润就能最大限度得到提高。同时，企业利润最大化之后，员工的个人收入就会增加，从而达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双赢。
参考文献：
[1]吴红梅.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的伦理困境与对策[J].道德与文明，2009，(1).
[2]冯明，郭雅丽.国外人力资源管理伦理困境研究及其启示[J].华东经济管理，2008，(6).
[3]于嘉临，刘畅.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伦理问题及对策[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9，(3).
[4]孙云钢.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伦理问题探讨[J].商业时代，2009，(18).
[5]魏新，刘苑辉，黄爱华.人力资源管理概论（第1版）[M].广东：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
[6]徐维群.伦理管理——现代管理的道德透视[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7]周三多.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4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摘 要：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资金来源公共财政，公共物品的供给决策是政府做出的，政府通过财政购买公共物品分配给农民，那么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决策程中能否切实考虑到农民的需求，能否保证政府对公共物品的供给结构与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结构高度一致？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农民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将自己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意愿表达出来，如何影响到政府的决策？本文分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试图构建农村公共物品供需衔接机制，使政府对公共物品资源的使用能够用到农民的心坎上，使资源发挥最大化的效益。
关键词：公共物品；供需机制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1-097-03
公共物品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从纯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公共物品价格是每个人根据自己意愿确定的价格，并均可按照这种价格购买公共物品总量。处于均衡状态时，这些价格使每个人需要的公共物品量相同，并与应该提供的公共物品量保持一致。因为每个人购买并消费了公共物品的总产量，按照这些价格的供给恰好就是个人支付价格的总和。但是现实是很复杂，如果按照上述分析来运行的话，可操作性不强，运行成本大。公共物品的供给并不能由市场来提供，市场机制在公共物品领域内失效，所以它的价格传导机制并不敏感。公共物品的供给决策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政治博弈的过程。政治家在政治博弈过程中更多地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很难很好地照顾到公民的需求。因为农民的政治意识不强，政治参与的能力有限，所以他们难以很好地将自己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反应到决策者那里。所以研究农村公共物品供需机制的就显得很有必要。
公共物品理论认为，按照受益范围的大小，公共物品可区分为全国性公共物品和区域性公共物品，并且在区域性公共物品内部还可以继续细分，这就为财政体制的划分建立了事实基础，根据公共物品的受益范围的不同由相应的政府机构负责，即全国性公共物品应由中央一级政府提供，地域性的公共物品由地方一级政府来提供，几个地区共同受惠的公共物品主要由相关地区联合提供。此外，公共物品理论在解决市场失灵、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减轻社会摩擦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造成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需机制不合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严重缺陷是其主要原因。现行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原先的供给制度遭到瓦解导致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公共物品的支撑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它虽然对在初期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过促进作用，但由于其变革滞后，因而也出现了供给能力有限，难以满足发展；资源配置低效，浪费严重等许多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一、非均衡的城乡公共物品基本供给制度
非均衡的城乡公共物品基本供给制度的不合理，直接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总量严重的不足。过去在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化”经济结构体制下，由于实行的是“以农补工”、“重城轻农”、优先发展城市的倾斜型发展战略和政策，因而形成了城乡不均衡的国民收入和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城乡有别的公共物品供给体制和基本制度。现在，我国的城市工业已初具规模，形成了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发展机制，到了工业应当反哺农业，通过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以进一步带动自身的发展的阶段了。但现实是，非均衡的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基本上还在延续。城市居民在不付费或少付费的条件下可以享受大量优质的公共物品，而农村居民不仅要为消费公共物品付费，而且其享受的公共物品在数量和质量上也远不如城市居民。直至今天，这种在分配上的厚此薄彼、在提供公共物品上的不公平现象仍旧存在，城镇居民充分享受财政投资或补贴的各种公共设施和社会保障，如发达的交通、便利的通讯、完善的医疗卫生和丰富文化教育资源等，而农民主要靠自己解决公共物品的供应，自己承担养老、教育、医疗等费用。
二、倾斜城市的财政政策
倾斜城市的财政政策导致公共物品供给体制的不合理，使农民享受公共物品成本过高。我国过去的财政体制，是一种向城市倾斜的财政体制，在财政预算支出中，用于城市发展建设和公共物品供给的资金偏重，而用于农村的偏轻，甚至过少，并常常出现“挤农补城、保城”的现象。并且，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欠缺和不规范，从而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资金往往得不到有效保障。近年来国家主要依靠财政增加工资支出，保证城镇居民总体上工资有较快的增长，而对农民没有相应的措施来保证收入能够较快增长。另外，政府转移支付中很大部分用于维持城镇下岗人员的生活水平及补贴相关企业的亏损，而农民却享受不到这些福利。在倾斜城市的财政体制和政策下，由于财力所限，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依靠制度内的财政资源远远不足，不得不靠制度外来筹集，因而加重了农民负担。
三、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制度
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制度的不合理，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结构失调和需求偏离现阶段我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总量不足，而且结构失衡，难以提供农民真正需要的农村公共物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是根据农村社区内部的真正需求来决定，而是采取自上而下的决策程序，根据地方政府部门决策者的“政绩”和“利益”需要而做出的，出现了关系农民生产生活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关系农民基本人权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物品供给短缺。在这种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制度下，决策者们热衷于投资一些见效快，易出政绩的短期公共项目，而对一些期限长、见效慢但具战略性的公共物品，如农业基本建设、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热衷于投资新建公共项目，而不愿投资维修存在的公共项目；热衷于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硬”公共产品，对上级要求考核的防洪防涝设施建设、农村电网改造、交通道路建设等公共设施项目，千方百计地组织筹措资金加以实施，而对农业科技的推广项目、农村义务教育、农民精神文化设施项目的建设等“软公共产品”却没有太高的积极性。
四、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划分不合理
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划分不合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资金使用和监督管理制度不够科学，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稳定。当前，各层级政府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责任划分不尽合理，乡村两级负担过重，中央政府将事权大量下放，而财权却没有相应的下放。同时农民受自身素质的限制，既缺乏民主监督的意识，也缺乏民主监督的能力，使得有限的资金在暗里操作中“缩水”一大部分，剩余的资金所提供的公共物品质量又“充水”，一些豆腐渣工程为农业发展埋下隐患，校舍安全质量危及学生生命安全，假种子、假农药事件更是给农民带来了巨大损失。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在私人物品上得到一定程度的丰富和满足后，必然增加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但是，当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在供给上却相对滞后，这种供求矛盾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影响社会稳定。所以理顺农村公共物品的供需机制，将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能够及时有效地变为政府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这是更好地发展农村经济、做好农村民生工作的制度保障。如何理顺农村公共物品的供需机制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点：
（一）自下而上的公共物品供给决策机制
我们要变自上而下的公共物品决策机制为自下而上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由于缺乏农村治理的民主，唯一合法的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又被异化，面对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村民缺乏有效的需求表达机制和足够的谈判实力，①农民只有被动地接收有外部力量所决定的公共物品供给决策。所以畅通农民对公共物品需求的表达渠道，政府决策者要切实尊重农民的意愿，倾听农民的想法，显得尤为关键。要改变对政府决策者的激励机制，以真正满足农民的真实需求为标准者一味地为了满足政府或领导自身的效用而建设一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应付工程”似的公共物品供给项目，严重浪费公共财政资源，损害了政府的形象。改变政府决策者只做见效快的公共物品项目，而没有人做那些投资期限长、见效慢的公共物品服务项目。为此要加强基层农民对公共物品供给决策的最终拍板权，人大要加强对政府对农村公共物品决策的审核力度，确保公共物品决策结果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的需要。农村公共物品的决策权力应该由行政权力的顶层向底层转移，减少供给方式的外部强制性，增加基层政府对公共物品供给的民主化水平。农民是公共物品的使用者，他们最有权力知道自己最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物品，加大农民对公共物品供给决策的审批权，是解决公共物品供需问题的有效方式。尤其是在乡镇，要加大基层人大中的农民代表的比例，通过他们来监督公共物品决策是否代表了农民的利益，变以前那种自上而下的公共物品决策机制为自下而上的公共物品决策机制。
（二）多元化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
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由单一化为多元化，由政府一家承担变由政府、市场、社会联合承担。农村公共物品提供是一个高度垄断化的领域，政府通过严格的规制使自己成为农村物品的准垄断性供给主体。②这样单一化的供给主体没有竞争的压力，对公共物品需求的信号反应迟钝，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就难以满足农民的需求。随着政府改革的不断深入，奥斯本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到的政府变革的十大特征，就指出竞争型的政府，将竞争机制和市场机制引入到公共物品的供给。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有效方式，通过多元化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的模式的建立，竞争的力量无疑会改变公共物品供给中供需衔接问题。市场机制通过价格信号来传达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状况，然后由相关市场主体依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来确定是否供给。多元化的供给方式不仅满足农民对公共物品的多元化需求，而且通过竞争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质量。多元化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增加农民对公共物品供给的选择空间，农民可以选择最能满足自己的需求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这样就能很好地支撑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理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政府职权
理顺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共计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明确责任，授予相应的权力。以免造成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出现各级政府互相推诿，无人负责的局面。中央政府负责全局性、基础性的公共物品供给，如交通、水利、电力、通讯等方面的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地方政府负责区域性、发展性的公共物品的供给，如农民更高层次的卫生保健、教育文化服务内容。通过明确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范围，减少资源的重复性使用，确保公共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同时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上的责任的大小，赋予相应的资源使用权限，解决事权与财权不相符的问题。自分税制改革实施以来，地方政府的责任不断增大，而资源的使用权限却在不断地缩小。本来地方政府处于跟农民打交道的前沿阵地，最清楚农村心里需要什么，但是处于资源缺乏的境地，对于农村公共物品供需问题的解决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我们要理顺农村公共物品共计过程中各级政府的职权，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就赋予多大的权限，保证各级政府有足够的资源解决所面临的公共物品供给问题。
农村公共物品供需问题事关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确保农村稳定的关键。出了上面提到的三点，在农村公共物品供需问题中的贪污浪费、无效供给等问题也要值得关注，但是笔者认为国家对于农村问题的重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有力保障。因此，我们要借助于国家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有利时机，加大对农村公共物品供需机制的研究，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的早日达成。
注释：
①邓有高，王为民.略论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政府供给[J].农村经济，2003，(10).
②冯兴元，李人庆.中国的村级组织与村庄治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97.
参考文献：
[1]尚长风.农村公共品缺位研究[J].经济学家，2004，（6）.
[2]邓有高，王为民.略论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政府供给[J].农村经济，2003，(10).
[3]冯兴元，李人庆.中国的村级组织与村庄治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4]郭正林.中国农村权力结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上接第108页）遵守现行的法律、规章、条例与制度，是减少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伦理困境最直接有效的措施。
五、结尾
人事伦理学在我国的起步和发展比较国外发达国家来说都有些滞后，还处在借鉴和试点使用国外先进人事伦理管理模式的阶段。这是由于东西方文化制度的差异以及我国人事伦理理论模型的不成熟。在我国的人事伦理的发展过程中，首先应从企业高管做起，再到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再到求职者，最后到企业的一般员工。循序渐进，从而将人事伦理管理上升为企业日常管理的一种行为制度。这样，企业高管与员工之间伦理道德基本接近，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增加，企业的利润就能最大限度得到提高。同时，企业利润最大化之后，员工的个人收入就会增加，从而达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双赢。
参考文献：
[1]吴红梅.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的伦理困境与对策[J].道德与文明，2009，(1).
[2]冯明，郭雅丽.国外人力资源管理伦理困境研究及其启示[J].华东经济管理，2008，(6).
[3]于嘉临，刘畅.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伦理问题及对策[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9，(3).
[4]孙云钢.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伦理问题探讨[J].商业时代，2009，(18).
[5]魏新，刘苑辉，黄爱华.人力资源管理概论（第1版）[M].广东：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
[6]徐维群.伦理管理——现代管理的道德透视[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7]周三多.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4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