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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战”爆发后,日本政府采取高压政策迫使中国北洋政府接受二十一条要求,但在交涉结束后即刻改变其对华政策,这显然是中国人民反日斗争日趋高涨的结果。为尽快消除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日本政府采纳了元老派的“经济提携”政策,并把鼓动袁世凯恢复帝制和改善中日两国经济贸易的正常化作为日本对华政策的两项主要目标。
关键词:元老 抵制日货 经济提携 贸易正常化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646(2009)07-0018-03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提供了天赐良机,用日本元老井上馨的话说就是“大正新时代的天佑”。[1]394 然而,在如何侵华的问题上,日本帝国内部各派意见不一,大致而言有三种主要观点:①以日本元老为代表的“经济提携”派,主张在同欧美列强搞好关系的前提下,以“怀柔统一中国之人物”(指袁世凯)来获取在华的利权,尤其是战略要地满蒙地区;②以在野党和民间浪人团体等为一派,竭力主张推翻袁世凯的统治,通过建立中日军事同盟来达到控制中国的最终目的;③以陆军部为核心为一派,企图通过用威压和引诱袁世凯政府的办法来最大化地掠夺中国的权益,直至完全控制中国。
可见,三派在侵华目的上是一致的,但在战略目标的价值取向及其策略的运用上存在着差异,尤其是后者显得更为明显。不过真正起着主导作用的则是陆军派的主张。在对袁世凯政府的问题上,身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的明石元二主张:“如果袁世凯不接受日本的这个要求,日本就不从山东撤军;同时还威胁地说,不再向以往那样(为袁)好意地取缔孙(中山)、黄(兴)等中国流亡人士了;还可以同俄国合谋,着手处置满蒙,或促使张作霖宣布满蒙自治(这很容易实行),使袁世凯大吃一惊的手段是很多的。”[2]213 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町田经宇也说:“中国人向来不是感恩戴德的国民,尤其是对狡猾多智的袁世凯,光用同文同种唇齿辅车这套陈词滥调去怀柔,那是什么事情都做不成的,这一点,不单是下官的意见,所有中国通,权威人士也是这样看的。”[2]213 军部中坚派势力的代表人物田中义一也主张“要有不惜以匕首加诸袁世凯的决心”。[2]213
在如何选择上述三派的政治主张上,日本政府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在日本政府决策者看来,元老的主张虽有可取之处,但由于日本政府财力有限,本国资本亦很短缺,焉有资本援华?况且,袁世凯“狡猾多智”,怀柔的效果如何,日本政府也无从预测,显然不是上选之策。民间浪人团体强烈主张反袁,企图通过推翻袁世凯统治谋求实现日本控华的目的,固有一定理由,但袁世凯政权此时尚且稳固,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实力有限,且得不到国内商民阶层的支持。因此,要推翻袁世凯的统治谈何容易?而且袁世凯政权又得到欧美列强强力支持,国际上的干预也是日本政府不得不考虑的事情。为此,日本政府糅合各派侵华目标,采取“高压威胁”手段对待中国,其实质是在支持袁世凯的同时,以强硬手段迫使袁世凯答应给予日本更多的权益,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然而此政策推行的结果,虽使日本攫取了巨大权益,但招致国内外广泛的批评,尤其中国人民反日怒潮,这是日本始料未及的。
1915年5月9日北京政府在日本最后通牒的威压下接受了日本的要求,这使得中国人民蕴积于心头的仇日怒火像火山一样迸发而出。
其实早在二十一条要求刚一提出之时,全国各界群众纷纷发表宣言通电,谴责日本的无理要求,并表达了完全拒绝日本要求和誓死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和信念。安徽进步党、省教育会、商会等团体于2月13日致袁世凯、外交部、参政院的电文中写道:“东邻要索,举国震骇,非特侵害主权,直欲夷为与国”,并希望政府“严词拒绝,并无讨论余地。”电文中还表达了“即有意外,吾民愿与政府共之”的民族气概。[3]825 一时之间,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特别是国人联合起来抵制日货运动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其间,湖南抵制日货的行动甚为激烈,“凡购买日货者,无论何时何地,亦不论商家用户,时刻有人干涉,其烧毁日货以示决绝者,如教育会,……综计不下百数十起,传单公启仍旧到处纷飞,自有抵制外货以来,未有如是之坚决者。不仅此也,闻省城各日本商店所雇华工,亦于昨日就水浒庙开茶话会,除决定一律辞工外,并愿任劝导不买日货之责,亦足见人民之热心爱国不让欧美矣。”[3]828
至“五九”国耻日后,国人反日情绪更为高涨,上海国民大会在致袁世凯、外交部的电文中说:“完全承认日本最后通牒之要求,自蹈朝鲜覆辙。本日经上海国民大会五万余人表决,死不承认,恳政府本国民之决心,背城一战,民等愿毁家捐躯,后援政府。”[3]829 并于5月24日在上海九亩地召开国民救国大会,筹议对付方略。京师商务总会也在致全国各地商会的电文中说:“我国民苟尚欲自列于人类,五月九日之耻,此生此世,我子我孙,誓不一刻相忘。今请自本年五月九日始,我四万万同胞,出此大誓,共奋全力以助国家,时日无尽,奋发有期,此身可没,此志不死。”[3]835 这等豪言壮语亦不能不使日本当权者有所顾虑。使日本所最为后怕的是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特别是有些地方官员也加入排日运动的行列中,暗中支持国人排日抵制日货,如湖南的陶巡按使于此时“辞退四名”在长沙学堂的日本教习,[4]一时颇具影响,使得这一运动有愈演愈烈之势,日本政府对此束手无策。正如莫理循所评论那样:“日本人已彻底地被抵制运动的扩大吓倒了”。[5]482 这对向来以贸易为经济支柱的日本来说不啻是一严重的打击,对日本政府来说,改善对华关系已是当务之急。
对本国政府对中国采取高压政策的做法,元老派在一开始就对此政策持批评态度。那么,元老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从9月24日(1914年)元老与大隈首相的联席会议上达成的协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具体内容如下:“第一,对中国的总方针:甲、着重点是使袁世凯为首的中国人扫除过去对日本的不信任和怀疑,对我信赖。乙、对于特殊问题,则派遣特使,或以旅游为名,派遣一个其地位和手腕都能使袁世凯信服的人前往。丙、就归还胶州湾的条件、应当换取的权利等达成协议。丁、关于铁路、矿山以及其它不违反机会均等原则的政治、经济问题,要促使袁世凯签订合同。”[2]209 可见元老的对华主张是以袁为外交对手,在同欧美列强搞好关系的前提下,用怀柔的手段促使袁世凯满足日本的侵华要求。显然,从世界大势演化及日本当时所具备的国力来看,这一温和的政策是有其理性的一面。但经济的匮乏使日本政府抛弃这一不现实的主张。可是交涉的结果及其影响显然出乎日本的意料之外,国内外广泛的批评为元老实施其外交政策提供了一个有利之机。
作为元老派代言人的后藤新平针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批评道:“根本解决中国问题,在于谋求两国执政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先研究整个东亚安危之所系,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谈判。大隈内阁目光短浅,一味迁就,求急剧(应为急遽)功绩,把支那浪人派的主张综合起来,加以罗列,拿去对付中国,企图成功,以至近来束手无策,陷于除了出兵就无法收拾的局面。”[2]220 此后不久,他又在给时任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信中说:“非常遗憾的是,在这种形势下,对华政策即使取得成功,其所造成的恶感亦必将在两国国民之间产生巨大鸿沟,距离会越来越大。什么人手里有能够填补这个鸿沟的方法呢?现政府是不能指望的。”[2]220 从其话中所流露出的情感看,要求推翻现内阁的目的已十分明显。及至交涉结束后,对箰政府的不满要求推翻内阁的呼声一时成为舆论的主调。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抵制日货运动正如火如荼,这对以经贸为主的日本打击很大。据统计,日对华输出贸易1月~5月上半期的贸易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两千五百万元”。[6]在持续大半年的抵制日货运动期间,“日本对华贸易额缩减了33%”[7]253 对此,《字林西报》评论说:“日本鉴于华人排斥日货,今始恍然知以威力强迫人国者,决不能保存其国人民之养感。日本之有势力商人如航业家、银行家流,皆知数月以来,对华贸易大为减少,……至是日尚悟政府外交之错误,对华政策之荒谬,而上流经济界抱此意见,尤为深切。”[6]
华人这种高涨的反日情绪使得日本政府内部的部分人认识到,再继续采取高压恐吓的政策对待中国,显然会适得其反,且会大大危及日本既得利益。因此,在6月元老与首相见面会上,元老们对外相加藤高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井上与松方都“强烈要求撤换加藤外相”;井上曾愤怒地指责“加藤根本不是个懂外交的人”。[1]411 以原敬为首的政友会和以犬养毅为首的国民党等在野党也在暗中运动颠覆内阁。对此,日本政府也意识到对华政策的危险性,转而采取元老温和的对华政筞显然是明智之举。其一,通过怀柔袁世凯可以消除中日两国政府间的敌对情绪,这不但可以确保在华的既得权益,而且还有可能扩大利权,甚至可以达到控制中国政府内政外交的最终目的;其二,通过所谓的“经济提携”,可以逐步减弱华人对日本的敌对情绪,广占中国市场,努力扩大对华的经济侵略;其三、通过外交策略的改变可以缓和与拥有内阁决策权的元老们的矛盾,而且还可以借此作为在野党攻击的挡箭排,确保内阁度过这一难关。因此,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据6月27日东方通讯社报道,“日本对华问题内阁已可容纳元老提言之精神”,[8]元老们的“对华对欧之策可以渐次实行。”[9]
元老对华政策的首要举措是主张派特使使华,疏通对华关系,改善两国经济交恶的局面,实施“经济提携”和怀柔袁世凯的政策。东方通讯社报道说:“日本各元老于中日悬案解决后之新舞台,以谋中日两国之利益而实现亲善的提携,必须升公使之资格,故有改派公使之意。”[10]与此同时,关于“赠勋章与大总统”的决定也在热议中,[11]但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政府把暗中鼓动袁世凯恢复帝制作为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在这鲜为人知的幕后活动中,毫无疑问有贺长雄、坂西利八郎等人起到了重要作用。周自齐曾对梁士诒说:“有贺长雄之赴日,坂西中将之来华,均传述日本军部之赞同及促成帝制,与夫大隈首相之主张,均以甜言蜜语,炫惑项城。”[12]297这种投袁所好的手段极具杀伤力,为此袁世凯对日本诸元老心存感激,对日本元老的诸项要求心领神会。1915年3月25日和6月25日袁世凯曾两次申令各地禁止排斥日货:“各该将军巡按使,遇有抵制外货及排斥外人之举,务竭诚谕禁,遇有扰乱行为切实查办”[3]849 。北洋政府内务部还以防“乱党”为名解散上海救国急进会,其所发布文告言曰:“商民未悉内情,激于义愤,入会日多。”“乱党既欲借此推行阴谋作乱,此解尤不容缓,即各省亦绝不许有此团体发生,以防滋蔓。”[3]848 在袁世凯政府的竭力帮助下中国国内的抵制日货运动遭受重创,莫里循在致蔡廷干的信函中失望地写到:“这个运动已因服从总统的命令正在消退之中……这个教训是不会轻被忘记。”[5]482
改善两国间经济贸易的正常化是日本政府谋求改善对华政策的又一重要目标。日本政府除竭力鼓动袁氏恢复帝制外,还把主要精力放在拉拢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身上。其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是由日本商业会出面组织举行一次招待会,邀请中国驻日公使、重要的中国实业家出席,借以联络彼此间的感情。该招待会于7月27日(1915年)召开,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率各省大臣一并参加,可见日本政府对此次晚宴的重视程度。大隈重信在宴会上即席演说道:“古来凡亲密者反易启端,如夫妇之关系是也。余以中日之关系与夫妇间之口角同,不久必能融和感情,实举亲善此可深信者也。而经济与贸易两国尤不可离。今有诸君之热心,必能达期云云。”[13]大隈重信的言论虽然虚伪,但其谋求改善与华关系则是事实。此外,日本还对中国广东发生的水灾殷勤“关怀”。为消除中国人民因抵制日货而对日本产品的偏见,日本政府还举办中日博览会,积极邀请中国实业界前往日本,以示友好亲密,博取中国人的好感。[14] 从而达到恢复日本对华经济贸易正常化的目的。
总之,日本政府采取一切手段竭力恢复两国正常的贸易关系,极力拉拢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尽力“讨好”北洋政府,积极鼓动袁世凯复辟帝制。从此政策的推行和实施的后果上看,日本帝国主义基本达到了其预期目的。在袁世凯的积极主动配合下,中国人民的抵制日货运动渐渐低落下去,日本对华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为以后日本对华的经济侵略创造了条件。
参考文献
[1][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日]北冈伸一.军部与第一次大战中的对华政策[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3]章伯锋,李宗一.北洋军阀:二册[G].武汉:武汉出版社,1980
[4]中日感情之解释问题[N].申报,1915-06-29(6)
[5]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G].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
[6]英报论日本对华政策之失当[N].申报,1915-07-22(3)
[7][俄]茹科夫.远东国际关系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
[8]东方通信社电[N].申报,1915-06-28(3)
[9]东方通信社电[N].申报,1915-06-29(3)
[10]东方通信社电[N].申报,1915-06-24(3)
[11]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册[M].北京:三联书店,1981
[12]风岗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M].上海:上海书店,1990
[13]东方通信社电[N].申报,1915-07-29(3)
[14]东方通信社电[N].申报,1915-07-22(3)
关键词:元老 抵制日货 经济提携 贸易正常化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646(2009)07-0018-03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提供了天赐良机,用日本元老井上馨的话说就是“大正新时代的天佑”。[1]394 然而,在如何侵华的问题上,日本帝国内部各派意见不一,大致而言有三种主要观点:①以日本元老为代表的“经济提携”派,主张在同欧美列强搞好关系的前提下,以“怀柔统一中国之人物”(指袁世凯)来获取在华的利权,尤其是战略要地满蒙地区;②以在野党和民间浪人团体等为一派,竭力主张推翻袁世凯的统治,通过建立中日军事同盟来达到控制中国的最终目的;③以陆军部为核心为一派,企图通过用威压和引诱袁世凯政府的办法来最大化地掠夺中国的权益,直至完全控制中国。
可见,三派在侵华目的上是一致的,但在战略目标的价值取向及其策略的运用上存在着差异,尤其是后者显得更为明显。不过真正起着主导作用的则是陆军派的主张。在对袁世凯政府的问题上,身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的明石元二主张:“如果袁世凯不接受日本的这个要求,日本就不从山东撤军;同时还威胁地说,不再向以往那样(为袁)好意地取缔孙(中山)、黄(兴)等中国流亡人士了;还可以同俄国合谋,着手处置满蒙,或促使张作霖宣布满蒙自治(这很容易实行),使袁世凯大吃一惊的手段是很多的。”[2]213 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町田经宇也说:“中国人向来不是感恩戴德的国民,尤其是对狡猾多智的袁世凯,光用同文同种唇齿辅车这套陈词滥调去怀柔,那是什么事情都做不成的,这一点,不单是下官的意见,所有中国通,权威人士也是这样看的。”[2]213 军部中坚派势力的代表人物田中义一也主张“要有不惜以匕首加诸袁世凯的决心”。[2]213
在如何选择上述三派的政治主张上,日本政府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在日本政府决策者看来,元老的主张虽有可取之处,但由于日本政府财力有限,本国资本亦很短缺,焉有资本援华?况且,袁世凯“狡猾多智”,怀柔的效果如何,日本政府也无从预测,显然不是上选之策。民间浪人团体强烈主张反袁,企图通过推翻袁世凯统治谋求实现日本控华的目的,固有一定理由,但袁世凯政权此时尚且稳固,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实力有限,且得不到国内商民阶层的支持。因此,要推翻袁世凯的统治谈何容易?而且袁世凯政权又得到欧美列强强力支持,国际上的干预也是日本政府不得不考虑的事情。为此,日本政府糅合各派侵华目标,采取“高压威胁”手段对待中国,其实质是在支持袁世凯的同时,以强硬手段迫使袁世凯答应给予日本更多的权益,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然而此政策推行的结果,虽使日本攫取了巨大权益,但招致国内外广泛的批评,尤其中国人民反日怒潮,这是日本始料未及的。
1915年5月9日北京政府在日本最后通牒的威压下接受了日本的要求,这使得中国人民蕴积于心头的仇日怒火像火山一样迸发而出。
其实早在二十一条要求刚一提出之时,全国各界群众纷纷发表宣言通电,谴责日本的无理要求,并表达了完全拒绝日本要求和誓死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和信念。安徽进步党、省教育会、商会等团体于2月13日致袁世凯、外交部、参政院的电文中写道:“东邻要索,举国震骇,非特侵害主权,直欲夷为与国”,并希望政府“严词拒绝,并无讨论余地。”电文中还表达了“即有意外,吾民愿与政府共之”的民族气概。[3]825 一时之间,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特别是国人联合起来抵制日货运动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其间,湖南抵制日货的行动甚为激烈,“凡购买日货者,无论何时何地,亦不论商家用户,时刻有人干涉,其烧毁日货以示决绝者,如教育会,……综计不下百数十起,传单公启仍旧到处纷飞,自有抵制外货以来,未有如是之坚决者。不仅此也,闻省城各日本商店所雇华工,亦于昨日就水浒庙开茶话会,除决定一律辞工外,并愿任劝导不买日货之责,亦足见人民之热心爱国不让欧美矣。”[3]828
至“五九”国耻日后,国人反日情绪更为高涨,上海国民大会在致袁世凯、外交部的电文中说:“完全承认日本最后通牒之要求,自蹈朝鲜覆辙。本日经上海国民大会五万余人表决,死不承认,恳政府本国民之决心,背城一战,民等愿毁家捐躯,后援政府。”[3]829 并于5月24日在上海九亩地召开国民救国大会,筹议对付方略。京师商务总会也在致全国各地商会的电文中说:“我国民苟尚欲自列于人类,五月九日之耻,此生此世,我子我孙,誓不一刻相忘。今请自本年五月九日始,我四万万同胞,出此大誓,共奋全力以助国家,时日无尽,奋发有期,此身可没,此志不死。”[3]835 这等豪言壮语亦不能不使日本当权者有所顾虑。使日本所最为后怕的是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特别是有些地方官员也加入排日运动的行列中,暗中支持国人排日抵制日货,如湖南的陶巡按使于此时“辞退四名”在长沙学堂的日本教习,[4]一时颇具影响,使得这一运动有愈演愈烈之势,日本政府对此束手无策。正如莫理循所评论那样:“日本人已彻底地被抵制运动的扩大吓倒了”。[5]482 这对向来以贸易为经济支柱的日本来说不啻是一严重的打击,对日本政府来说,改善对华关系已是当务之急。
对本国政府对中国采取高压政策的做法,元老派在一开始就对此政策持批评态度。那么,元老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从9月24日(1914年)元老与大隈首相的联席会议上达成的协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具体内容如下:“第一,对中国的总方针:甲、着重点是使袁世凯为首的中国人扫除过去对日本的不信任和怀疑,对我信赖。乙、对于特殊问题,则派遣特使,或以旅游为名,派遣一个其地位和手腕都能使袁世凯信服的人前往。丙、就归还胶州湾的条件、应当换取的权利等达成协议。丁、关于铁路、矿山以及其它不违反机会均等原则的政治、经济问题,要促使袁世凯签订合同。”[2]209 可见元老的对华主张是以袁为外交对手,在同欧美列强搞好关系的前提下,用怀柔的手段促使袁世凯满足日本的侵华要求。显然,从世界大势演化及日本当时所具备的国力来看,这一温和的政策是有其理性的一面。但经济的匮乏使日本政府抛弃这一不现实的主张。可是交涉的结果及其影响显然出乎日本的意料之外,国内外广泛的批评为元老实施其外交政策提供了一个有利之机。
作为元老派代言人的后藤新平针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批评道:“根本解决中国问题,在于谋求两国执政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先研究整个东亚安危之所系,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谈判。大隈内阁目光短浅,一味迁就,求急剧(应为急遽)功绩,把支那浪人派的主张综合起来,加以罗列,拿去对付中国,企图成功,以至近来束手无策,陷于除了出兵就无法收拾的局面。”[2]220 此后不久,他又在给时任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信中说:“非常遗憾的是,在这种形势下,对华政策即使取得成功,其所造成的恶感亦必将在两国国民之间产生巨大鸿沟,距离会越来越大。什么人手里有能够填补这个鸿沟的方法呢?现政府是不能指望的。”[2]220 从其话中所流露出的情感看,要求推翻现内阁的目的已十分明显。及至交涉结束后,对箰政府的不满要求推翻内阁的呼声一时成为舆论的主调。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抵制日货运动正如火如荼,这对以经贸为主的日本打击很大。据统计,日对华输出贸易1月~5月上半期的贸易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两千五百万元”。[6]在持续大半年的抵制日货运动期间,“日本对华贸易额缩减了33%”[7]253 对此,《字林西报》评论说:“日本鉴于华人排斥日货,今始恍然知以威力强迫人国者,决不能保存其国人民之养感。日本之有势力商人如航业家、银行家流,皆知数月以来,对华贸易大为减少,……至是日尚悟政府外交之错误,对华政策之荒谬,而上流经济界抱此意见,尤为深切。”[6]
华人这种高涨的反日情绪使得日本政府内部的部分人认识到,再继续采取高压恐吓的政策对待中国,显然会适得其反,且会大大危及日本既得利益。因此,在6月元老与首相见面会上,元老们对外相加藤高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井上与松方都“强烈要求撤换加藤外相”;井上曾愤怒地指责“加藤根本不是个懂外交的人”。[1]411 以原敬为首的政友会和以犬养毅为首的国民党等在野党也在暗中运动颠覆内阁。对此,日本政府也意识到对华政策的危险性,转而采取元老温和的对华政筞显然是明智之举。其一,通过怀柔袁世凯可以消除中日两国政府间的敌对情绪,这不但可以确保在华的既得权益,而且还有可能扩大利权,甚至可以达到控制中国政府内政外交的最终目的;其二,通过所谓的“经济提携”,可以逐步减弱华人对日本的敌对情绪,广占中国市场,努力扩大对华的经济侵略;其三、通过外交策略的改变可以缓和与拥有内阁决策权的元老们的矛盾,而且还可以借此作为在野党攻击的挡箭排,确保内阁度过这一难关。因此,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据6月27日东方通讯社报道,“日本对华问题内阁已可容纳元老提言之精神”,[8]元老们的“对华对欧之策可以渐次实行。”[9]
元老对华政策的首要举措是主张派特使使华,疏通对华关系,改善两国经济交恶的局面,实施“经济提携”和怀柔袁世凯的政策。东方通讯社报道说:“日本各元老于中日悬案解决后之新舞台,以谋中日两国之利益而实现亲善的提携,必须升公使之资格,故有改派公使之意。”[10]与此同时,关于“赠勋章与大总统”的决定也在热议中,[11]但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政府把暗中鼓动袁世凯恢复帝制作为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在这鲜为人知的幕后活动中,毫无疑问有贺长雄、坂西利八郎等人起到了重要作用。周自齐曾对梁士诒说:“有贺长雄之赴日,坂西中将之来华,均传述日本军部之赞同及促成帝制,与夫大隈首相之主张,均以甜言蜜语,炫惑项城。”[12]297这种投袁所好的手段极具杀伤力,为此袁世凯对日本诸元老心存感激,对日本元老的诸项要求心领神会。1915年3月25日和6月25日袁世凯曾两次申令各地禁止排斥日货:“各该将军巡按使,遇有抵制外货及排斥外人之举,务竭诚谕禁,遇有扰乱行为切实查办”[3]849 。北洋政府内务部还以防“乱党”为名解散上海救国急进会,其所发布文告言曰:“商民未悉内情,激于义愤,入会日多。”“乱党既欲借此推行阴谋作乱,此解尤不容缓,即各省亦绝不许有此团体发生,以防滋蔓。”[3]848 在袁世凯政府的竭力帮助下中国国内的抵制日货运动遭受重创,莫里循在致蔡廷干的信函中失望地写到:“这个运动已因服从总统的命令正在消退之中……这个教训是不会轻被忘记。”[5]482
改善两国间经济贸易的正常化是日本政府谋求改善对华政策的又一重要目标。日本政府除竭力鼓动袁氏恢复帝制外,还把主要精力放在拉拢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身上。其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是由日本商业会出面组织举行一次招待会,邀请中国驻日公使、重要的中国实业家出席,借以联络彼此间的感情。该招待会于7月27日(1915年)召开,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率各省大臣一并参加,可见日本政府对此次晚宴的重视程度。大隈重信在宴会上即席演说道:“古来凡亲密者反易启端,如夫妇之关系是也。余以中日之关系与夫妇间之口角同,不久必能融和感情,实举亲善此可深信者也。而经济与贸易两国尤不可离。今有诸君之热心,必能达期云云。”[13]大隈重信的言论虽然虚伪,但其谋求改善与华关系则是事实。此外,日本还对中国广东发生的水灾殷勤“关怀”。为消除中国人民因抵制日货而对日本产品的偏见,日本政府还举办中日博览会,积极邀请中国实业界前往日本,以示友好亲密,博取中国人的好感。[14] 从而达到恢复日本对华经济贸易正常化的目的。
总之,日本政府采取一切手段竭力恢复两国正常的贸易关系,极力拉拢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尽力“讨好”北洋政府,积极鼓动袁世凯复辟帝制。从此政策的推行和实施的后果上看,日本帝国主义基本达到了其预期目的。在袁世凯的积极主动配合下,中国人民的抵制日货运动渐渐低落下去,日本对华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为以后日本对华的经济侵略创造了条件。
参考文献
[1][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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