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制造了超大规模的游民，而且经过二三十年的演进，这些游民的二代甚至三代已经出生，都得在城市讨生活。这是一个动辄赶得上中小型国家的人口规模，但是，城市满腹心事，没有做好准备。
　　城管与小贩的“战斗”始终能吸引社会注意力。
　　近期发生在广州的两件冲突更是如此。在一起冲突中，女小贩落入下风，她背拷的照片导致了网络世界一致谴责城管暴力。而在另一起对抗中，城管被游商砍了七刀，小贩逃遁，舆论的争吵更加多样。
　　人们一直在艰难地分配道德感。当小贩挨打或者被城管追索时，一定能赢得最多的同情。然而，一旦弱者也使用暴力反击，并且造成伤害时，歧见就产生了。无论是城管还是小贩，都被纳入某种想象中。至于他们在现实中的处境，往往被扭曲了。
　　还有一种试图公平配置同情心的逻辑，那就是把城管与小贩同时看做弱者，将他们的街头对视直至对垒，理解是权力在底层的调拨。这一看法前进了一步。但是，当城管队员在微博上说，领导就是主子时，这个貌似公允的逻辑遇到真实的活法，不那么稳固。
　　城管与小贩，组成了中国城市中新型的“二元结构”。这一对立的结构，仅仅用两个人群的强弱关系去理解，恐怕不够。
　　到底是城管合理一点，还是小贩合理一点，似乎也不能直击核心问题。哪怕是由此引申出城管扩权与限权的两难处境，也还是感到不够要害。
　　小贩不仅仅是一类标签，若你看到他们以庞大的群体聚居在城市边缘，或者像广州这样深入城中村、占据老城区，拖家带口、疲于奔命的时候，小贩已经成了城市中无法被忽视的一部分。他们要以最卑微的营生手段扎根城市，他们不怕用几代人的代价在城市拓展。
　　城管的难题在于，他们对小贩的总量不可控制，城镇里涌来成千上万的农民，他们可能在进城的第二天就成为街头小贩。城管的恐惧感，是因为他们直接站在城镇化的第一线，也就是这个国家最大问题的最前沿。相较于问题的规模，城管实在渺小。
　　城镇化制造了超大规模的游民，而且经过二三十年的演进，这些游民的二代甚至三代已经出生，都得在城市讨生活。这是一个动辄赶得上中小型国家的人口规模，但是，城市满腹心事，没有做好准备。城管只是被临时派出来，准备敷衍一阵子的街头势力。
　　现在的问题是，城管已经敷衍不了了，它不可能有能力解决问题。更何况，小贩群体提交的问题清单，根本就不该由城管接纳。只是，城市包括国家政治，还没想清楚解决方案，就只能拖着，一直拖到街头暴力纷飞，拖到问题更加尖锐。这个国家迟早要正面面对小贩。
　　新型城镇化，是新一届政府的重点之一。无论是新总理的旨趣，还是农村问题的进化趋势，如何城镇化，都在等待破题。
　　但是有一点可推导，如果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口的城镇化，那么，城市是否有能力接受他们。难道，都让城镇化人口去做小贩不成？
　　与城镇化同时提出的是消除城市的棚户区，这在更大程度上会提高落脚城市的成本。设想一下，如果广州没有上百条城中村的容量、没有超大规模的老城区，小贩问题会减轻还是更严重？
　　到时候，这就不只是量的问题，而是朝哪个方向变的问题，将是质变的问题。
　　这是一个缓慢的转型，然而改变势必到来。因此，小贩的问题，可以看做是城镇化问题在街头的积聚。城管与小贩的对垒与冲突，实质上是城乡二元结构被漠视了三十年后的总爆发。也可以看做是国家与不同阶层的国民在生存方式上的分歧，国家再也不能装作一派安详。
　　即使是用权力结构去分析街头问题，也还是对小贩背后的国民特性缺乏深切关注。小贩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他们已经在城市落脚了，他们带入了农村的问题。驱赶是徒劳的，小贩的求生标准将会令人诧异。户籍作为城乡的治理阻隔，已经完全失效了。
　　城镇化与街头小贩，就这样遥相呼应而又不期而遇。究竟前者是后者一揽子解决方案，还是说前者继续推高后者的问题严重性，现在也很难讲。积重难返，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与其他问题交织在一起。小贩在街头，小贩必将改变城市，甚至改变国家。但愿所有人都能准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