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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大陆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了艰难、曲折的现代化进程，文学领域里产生过几次重要的运动。
世纪转换之际，拉美知识分子精神上充满着“难以名状的焦虑”(乌拉圭思想家罗多语)。自十九世纪先后取得独立后，许多拉美国家连年的内战挫伤了一代知识分子最初的乐观、希望和抱负，向他们揭示了前进步履的艰难。对外部世界日益增加的了解，尤其是北方大国的倔起更加衬托出本大陆的落后、沉闷、闭塞。同时，本大陆朦胧状态中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也冲击着西班牙殖民主义留下的天主教集权思想以及一切与之有关的封建传统观念。但是，当时各种社会、政治面貌尚不清晰，斗争尚未充分展开。知识界这种缺乏明确自我意识的不安的骚动，这种对精神解放的向往，便转化为文学领域里的变革动力，促成了一场第一次标有拉美印记的、并影响了母国即西班牙本土文学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在这次文学运动中，拉美大陆仍未逃脱自它进入近代以来的命运——又一次在历史的“错位运动”中实现了本大陆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处于后工业化时代的西欧、北美与工业化前期的拉美出于不同的理由，在推崇艺术、艺术家这点上获得了一，致。然而，不管存在多少荒谬，有一点是无疑的，即拉美文学家因此经历了一种美学意识上的觉醒。惠特曼、爱伦坡、爱默森、王尔德、瓦格纳等近代艺术大师从不同角度刺激着拉美作家的艺术感知。法国高蹈派对形式美的鼓吹，象征主义诗歌对于艺术非实用性、独立性、神秘性的强调使拉美作家初次意识到文学语言本身的巨大潜力、艺术形式的客观表现力。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等拉美作家大规模的创新实践首次昭示了本世纪拉美文学家的变革意识。他们反对模仿母国西班牙文学，试图创造一种新的有生气的文学语言。诗歌摒弃了浪漫主义留下的陈词滥调和主观情绪的宣泄，引进了大量新颖的象征、隐喻、突出了感觉，出现了通感和大的跳跃，产生了突出想象、强调美感的“艺术小说”、“神话小说”。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现代主义作家多数是政治上自相矛盾的个人主义者。象古巴作家何塞·马蒂那样意识到“文学与革命密切相关，改变语言即改变态度”的作家毕竟是少数先锋。现代主义作家虽然反对沿用陈旧的西班牙文学语言，但又蔑视他们认为落后的乡土文化，创造不出本大陆自己的文学语言，于是过多地求助于主要是法语的外来语。以“法国化”为主的异国情调标志着现代主义运动的特征及弱点。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拉美人对欧洲文明的幻想，美国对拉美国家的干涉唤醒了拉美大陆的民族意识，民族民主运动成为一股主潮。思想界的先行者提出了“以地中海国家情感传统对抗北美的实用主义”，拉美民族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民族”等不无浪漫色彩的口号。拉美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不断觉醒，这是一种强调民族本位的政治意识。同时，交通运输的发展也为拉美人了解自己的大陆提供了物质条件。作家亦一反过去模仿旧大陆的传统，转过身来面向本土。一大批以《堂娜芭芭拉》、《塞贡多·索姆布拉先生》、《旋涡》为代表的描写本大陆自然风貌、发掘本大陆民间语言、揭示本大陆社会问题的“大地小说”应运而生，在二、三十年代形成了引起世界文坛注意的地方主义文学运动(或称乡土文学运动)。但是，政治上的热情并不能掩饰哲学上的贫困。当作家们把眼光转向本大陆后，却在作品中普遍表现出一种认识上的自然环境决定论和宿命论倾向。许多作品将植根于险恶、原始自然环境之中的本地传统势力视为落后、野蛮的异己力量，而作为野蛮对立面的文明仍旧摆脱不了西方模式的阴影。不少作品的结局不是代表城市文明的知识分子被代表落后的大自然吞噬，就是文明人与野蛮人结合的大团圆。“文明与野蛮”的公式概括了这一时期作家认识上的机械论、简单化倾向。后来的印第安主义小说、社会抗议小说、墨西哥革命小说都有这种强大的民族民主政治意识背景，同时又都从不同角度显示出哲学上的偏狭。文学作品中辩证哲学意识的出现有待于现代拉美人以全人类眼光重新审视文化问题，有待于人本位进一步充实民族本位的含义。但是，民族文化的振兴却是地方主义文学的重要贡献，并在当代小说中得到发展。
与哲学意识上的机械论相对应，地方主义小说在艺术上基本采用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手法。重大的社会题材、浓郁的乡土色彩冲淡了现代主义运动造成的语言革命形势，但是淡化并不等于断裂、取消或人为的压制。后者对艺术本体论观点的开拓并未被否定，美学因素、文学性在某些乡土题材小说中仍得到发展。乌拉圭作家基罗加就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代表性作家。他的短篇小说拉美风采极浓，人受制于自然的主题也带有地方主义文学的时代特征。但是，在他的深受爱伦坡影响的作品中，已出现了超越时空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死亡、疯狂、恐怖、偶然性等形而上主题，出现了淡化情节的境况小说，以及相应的结构、语言风格方面的开拓。
紧接着，二十年代末，在欧洲先锋派文学影响下，新小说的前锋就已初露端倪。处于大西洋口岸的阿根廷是拉美的重要门户，也是较早兴起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阿根廷作家首当其冲，成了探索文学现代化的先行者。M·费尔南德斯的实验性小说以美学形式表现哲学上的怀疑论，极力使主人翁——读者怀疑自己的真实属性。他的尝试无疑影响了当代作家的作品，如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的《掷钱游戏》。阿尔特的城市小说改变了传统小说的平稳节奏，，使偶然、突变、无序成为主流，初步反映了现代人的心理。博尔赫斯更是苦心经营，创造了自成一家的简约、准确、无时间性的西班牙语文学语言风格、开放性的小说结构，率先提出了小说艺术类似“游戏”的观点，并把艺术创造自由提到本体论的高度。然而，上述创作多带有实验性的特点，划时代的巨著仍未降生。
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传统文明价值受到了最严重的挑战，拉美大陆也发生了包括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在内的巨大社会变动。世界变得更加多元化，更加支离破碎，却又在一种泛文化意识上进入了新的统一。拉美人感到“第一次在自己的历史上成为所有人的同代人”(墨西哥作家帕斯语)。拉美作家经历了一种较之先前的政治意识觉醒更为深刻的哲学意识上的觉醒。时代的特征开始由“史诗的单一性向辩证的复杂性，由掌握答案的把握性向挑战性的提问转移”(墨西哥作家福恩特斯语)。
新的哲学意识迅速转化为文学创作冲动。这种感受由科塔萨尔做了形象的表述。他在旅欧期间感到一种“巨大的生存意识上的震动，现在与过去顷刻间凝成一体……”，他说：“如果不是写出了《掷钱游戏》，我会跳入塞纳河去。”但是在这种新的创作欲望面前，传统现实主义小说表现出了它的惰性和缺陷。传统现实主义中的直线发展观难以涵盖现代人的多元思维；由善恶论派生出来的脸谱化人物、庸俗社会学派生出来的格式化结构不能驾驭开放性的世界；作者主观愿望的直接披露削弱了艺术本身的魅力；装饰性的风景描写、华丽的修饰性语言成为负担。由于旧的思维方式已与旧的文学形式溶为一体，“面对寡头统治阶级构制的完善的骗局，最认真的批判现实主义也嫌无力，也只能象是内部的同谋”(拉美文学评论家本维努托语)。小说艺术面临变革的迫切性，哲学本体论的变化引起了文学观念、艺术形式的更新。文学理论本身的发展也为新的艺术实践提供了启示和依据。语言艺术的能量在扩充，时代造就了新的美感，它包括小说的虚构性、想象力、诗境、立体感、间离效果、艺术的游戏特点(意指小说是一个严谨的但具有多种组合方式的独立价值体系)等等。所谓新小说、创造性小说、文学爆炸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由于美学意识的同步成熟，作家们不断充实的政治、哲学意识得以转化为簇新的艺术语言。反之，当代小说中的一种新语言、一种新意境、一种新结构也无不透露出崭新的政治、哲学意识的锋芒。
世纪转换之际，拉美知识分子精神上充满着“难以名状的焦虑”(乌拉圭思想家罗多语)。自十九世纪先后取得独立后，许多拉美国家连年的内战挫伤了一代知识分子最初的乐观、希望和抱负，向他们揭示了前进步履的艰难。对外部世界日益增加的了解，尤其是北方大国的倔起更加衬托出本大陆的落后、沉闷、闭塞。同时，本大陆朦胧状态中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也冲击着西班牙殖民主义留下的天主教集权思想以及一切与之有关的封建传统观念。但是，当时各种社会、政治面貌尚不清晰，斗争尚未充分展开。知识界这种缺乏明确自我意识的不安的骚动，这种对精神解放的向往，便转化为文学领域里的变革动力，促成了一场第一次标有拉美印记的、并影响了母国即西班牙本土文学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在这次文学运动中，拉美大陆仍未逃脱自它进入近代以来的命运——又一次在历史的“错位运动”中实现了本大陆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处于后工业化时代的西欧、北美与工业化前期的拉美出于不同的理由，在推崇艺术、艺术家这点上获得了一，致。然而，不管存在多少荒谬，有一点是无疑的，即拉美文学家因此经历了一种美学意识上的觉醒。惠特曼、爱伦坡、爱默森、王尔德、瓦格纳等近代艺术大师从不同角度刺激着拉美作家的艺术感知。法国高蹈派对形式美的鼓吹，象征主义诗歌对于艺术非实用性、独立性、神秘性的强调使拉美作家初次意识到文学语言本身的巨大潜力、艺术形式的客观表现力。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等拉美作家大规模的创新实践首次昭示了本世纪拉美文学家的变革意识。他们反对模仿母国西班牙文学，试图创造一种新的有生气的文学语言。诗歌摒弃了浪漫主义留下的陈词滥调和主观情绪的宣泄，引进了大量新颖的象征、隐喻、突出了感觉，出现了通感和大的跳跃，产生了突出想象、强调美感的“艺术小说”、“神话小说”。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现代主义作家多数是政治上自相矛盾的个人主义者。象古巴作家何塞·马蒂那样意识到“文学与革命密切相关，改变语言即改变态度”的作家毕竟是少数先锋。现代主义作家虽然反对沿用陈旧的西班牙文学语言，但又蔑视他们认为落后的乡土文化，创造不出本大陆自己的文学语言，于是过多地求助于主要是法语的外来语。以“法国化”为主的异国情调标志着现代主义运动的特征及弱点。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拉美人对欧洲文明的幻想，美国对拉美国家的干涉唤醒了拉美大陆的民族意识，民族民主运动成为一股主潮。思想界的先行者提出了“以地中海国家情感传统对抗北美的实用主义”，拉美民族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民族”等不无浪漫色彩的口号。拉美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不断觉醒，这是一种强调民族本位的政治意识。同时，交通运输的发展也为拉美人了解自己的大陆提供了物质条件。作家亦一反过去模仿旧大陆的传统，转过身来面向本土。一大批以《堂娜芭芭拉》、《塞贡多·索姆布拉先生》、《旋涡》为代表的描写本大陆自然风貌、发掘本大陆民间语言、揭示本大陆社会问题的“大地小说”应运而生，在二、三十年代形成了引起世界文坛注意的地方主义文学运动(或称乡土文学运动)。但是，政治上的热情并不能掩饰哲学上的贫困。当作家们把眼光转向本大陆后，却在作品中普遍表现出一种认识上的自然环境决定论和宿命论倾向。许多作品将植根于险恶、原始自然环境之中的本地传统势力视为落后、野蛮的异己力量，而作为野蛮对立面的文明仍旧摆脱不了西方模式的阴影。不少作品的结局不是代表城市文明的知识分子被代表落后的大自然吞噬，就是文明人与野蛮人结合的大团圆。“文明与野蛮”的公式概括了这一时期作家认识上的机械论、简单化倾向。后来的印第安主义小说、社会抗议小说、墨西哥革命小说都有这种强大的民族民主政治意识背景，同时又都从不同角度显示出哲学上的偏狭。文学作品中辩证哲学意识的出现有待于现代拉美人以全人类眼光重新审视文化问题，有待于人本位进一步充实民族本位的含义。但是，民族文化的振兴却是地方主义文学的重要贡献，并在当代小说中得到发展。
与哲学意识上的机械论相对应，地方主义小说在艺术上基本采用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手法。重大的社会题材、浓郁的乡土色彩冲淡了现代主义运动造成的语言革命形势，但是淡化并不等于断裂、取消或人为的压制。后者对艺术本体论观点的开拓并未被否定，美学因素、文学性在某些乡土题材小说中仍得到发展。乌拉圭作家基罗加就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代表性作家。他的短篇小说拉美风采极浓，人受制于自然的主题也带有地方主义文学的时代特征。但是，在他的深受爱伦坡影响的作品中，已出现了超越时空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死亡、疯狂、恐怖、偶然性等形而上主题，出现了淡化情节的境况小说，以及相应的结构、语言风格方面的开拓。
紧接着，二十年代末，在欧洲先锋派文学影响下，新小说的前锋就已初露端倪。处于大西洋口岸的阿根廷是拉美的重要门户，也是较早兴起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阿根廷作家首当其冲，成了探索文学现代化的先行者。M·费尔南德斯的实验性小说以美学形式表现哲学上的怀疑论，极力使主人翁——读者怀疑自己的真实属性。他的尝试无疑影响了当代作家的作品，如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的《掷钱游戏》。阿尔特的城市小说改变了传统小说的平稳节奏，，使偶然、突变、无序成为主流，初步反映了现代人的心理。博尔赫斯更是苦心经营，创造了自成一家的简约、准确、无时间性的西班牙语文学语言风格、开放性的小说结构，率先提出了小说艺术类似“游戏”的观点，并把艺术创造自由提到本体论的高度。然而，上述创作多带有实验性的特点，划时代的巨著仍未降生。
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传统文明价值受到了最严重的挑战，拉美大陆也发生了包括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在内的巨大社会变动。世界变得更加多元化，更加支离破碎，却又在一种泛文化意识上进入了新的统一。拉美人感到“第一次在自己的历史上成为所有人的同代人”(墨西哥作家帕斯语)。拉美作家经历了一种较之先前的政治意识觉醒更为深刻的哲学意识上的觉醒。时代的特征开始由“史诗的单一性向辩证的复杂性，由掌握答案的把握性向挑战性的提问转移”(墨西哥作家福恩特斯语)。
新的哲学意识迅速转化为文学创作冲动。这种感受由科塔萨尔做了形象的表述。他在旅欧期间感到一种“巨大的生存意识上的震动，现在与过去顷刻间凝成一体……”，他说：“如果不是写出了《掷钱游戏》，我会跳入塞纳河去。”但是在这种新的创作欲望面前，传统现实主义小说表现出了它的惰性和缺陷。传统现实主义中的直线发展观难以涵盖现代人的多元思维；由善恶论派生出来的脸谱化人物、庸俗社会学派生出来的格式化结构不能驾驭开放性的世界；作者主观愿望的直接披露削弱了艺术本身的魅力；装饰性的风景描写、华丽的修饰性语言成为负担。由于旧的思维方式已与旧的文学形式溶为一体，“面对寡头统治阶级构制的完善的骗局，最认真的批判现实主义也嫌无力，也只能象是内部的同谋”(拉美文学评论家本维努托语)。小说艺术面临变革的迫切性，哲学本体论的变化引起了文学观念、艺术形式的更新。文学理论本身的发展也为新的艺术实践提供了启示和依据。语言艺术的能量在扩充，时代造就了新的美感，它包括小说的虚构性、想象力、诗境、立体感、间离效果、艺术的游戏特点(意指小说是一个严谨的但具有多种组合方式的独立价值体系)等等。所谓新小说、创造性小说、文学爆炸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由于美学意识的同步成熟，作家们不断充实的政治、哲学意识得以转化为簇新的艺术语言。反之，当代小说中的一种新语言、一种新意境、一种新结构也无不透露出崭新的政治、哲学意识的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