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范围内，分离主义运动在大多数多民族国家内都广泛存在，中国并不是最严重的。但面对2008年的一系列骚乱，我们不得不沉思，为何中央政府大力扶持少數民族地区发展，却难以避免民族关系某时某地的紧张状态?
　　整整一年里，中国的边疆并不平静。一连串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规模不等的骚乱让久居内地的民众多年来第一次意识到，远离政治生活核心议题多年的民族关系并不如想象中的平和。30年来在我们埋头搞经济的同时，隔膜和隐患却也在累积，对于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来说，这些骚乱的兴起与被平息，经过境内外媒体的广泛报道，将会进人一代人的历史记忆。
　　中国的民族政策是不是到了迫切需要调整的地步?事实上，近年来，学界围绕现行民族政策已经有过激烈争论。多民族国家解决内部民族问题，是靠“政治化”的制度安排，还是靠“文化化”的民间消解’早在2004年，北京大学教授马戎，就提出“民族政策新思维”，在学术界引起了持续多年的广泛争议。
　　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关于民族政策的争论正在现实层面逐步映照。2008年的民族骚乱，为这些争议增添了现实的注脚。民族政策新思维，不再只是一个学术议题，而具有了事关国运命脉的现实迫切性。
　　
　　追求公平的分配体系
　　
　　3月份，达赖集团在藏区策划了所谓的“西藏人民大起义”，8月份，新疆喀什等地先后出现了3次比较严重的分裂活动。
　　“2008年的民族分裂活动确实比较集中，这主要跟中国举办奥运会有关系。”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主任王希恩说，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新中国建国后几十年一度得到很好的解决，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些问题又开始突出。2008年的集中爆发主要原因是这些人希望抓住奥运会的机会，在国际上赢得瞩目，进一步将问题国际化。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分裂主义运动广泛地存在于大多数多民族国家内部，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并不是最严重的。但是，面对2008年的一系列骚乱，我们不得不沉思，最近这30年来，中央政府不断地投入巨资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也难以避免民族关系某时某地的紧张状态，这是为什么?
　　著名的人类学学者、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王明珂多年来一直在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交界的康藏地带从事结合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调查研究。在他看来，2008年发生在大陆边疆地带的少数民族骚乱，究竟是不是民族矛盾在作祟，值得怀疑。
　　“很多时候，族群的对立掩盖了真正的社会矛盾，任何一次群众运动，都有着极端复杂的社会背景，参与者有不同的社会挫折、意图与情感，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些行动者贴上民族标签。”具体到藏区的骚乱，王明珂说，传统的康藏地带最基本的特征是物产贫乏，因此生存资源的分配非常重要，千百年来，这些地区分布着大大小小的部落，有着传统结合山神信仰的社会资源分配体系，最重要的原则是各群体间合作、区分、对抗，以达成他们心目中的资源平等分配。
　　2008年6月份，因为汶川地震的缘故，记者途经藏区，跟那些生活在农村的贫苦藏族百姓聊起毛泽东时，“毛主席好啊，毛主席解放了我们”，他们给出的答案惊人的一致。而提到近年的变化，人们给予的积极评价却不尽如人意。“这个例子很能说明，公平对于这一地区的重要性。”王明珂说。
　　近30年，来自汉族地区、中央政府的大规模援助，到了藏区分配时，由于传统的分配体系已经崩塌，新的分配体系却不成熟，造成了诸多人为心理落差。其中有汉族与藏族之间的落差，也有不同的宗教派系之间经济政治地位的落差。
　　
　　如何看待优惠政策
　　
　　而在汉族地区，要求取消对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声音也开始出现。10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8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居民工资排行榜，西藏的平均工资名列全国第三，仅次于北京和上海。这条新闻在网络上激起热议，建议国家取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支持、上学优惠、就业扶持等政策。
　　事实上，学术界也早已有人建议取消民族优惠政策，回族学者马戎就是其中之一，他明确提出过，应该逐步取消“一刀切”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对此，王希恩则称，中国的总体情况仍然是少数民族地区落后于汉族地区，如果要调整的话，有两个前提，一要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二要做好解释宣传工作，毕竟已经实施了这么多年的优惠政策，如果一下子取消了，很容易造成社会动荡。
　　王明珂则认为，在漫长的历史中，汉族不断扩张，占据了最好的生存环境，今天的少数民族区域总体来说自然条件依然落后于汉族地区，这是事实。但是中央政府的补贴，应以贫困地区的个人为对象，而不宜以整体少数民族为对象。
　　关于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争议背后是民族学界的深刻分歧。2004年马戎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一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提出应该抛弃我们目前承袭的苏联式的将少数族群“政治化”的民族政策，转而学习美国将少数族群“文化化”的成功做法，建立“政治一体”和“文化多元”的崭新国家族群框架。
　　他认为，应当通过我们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变化的调查研究，通过对各民族认同意识演变的分析，并与其他国家的族群关系的理论探讨和政策实践进行比较，以实践为尺度来检验和反思我国建国以来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实效。
　　对于中国民族学界来说，马戎的新思路几乎是颠覆性的，因此也毫无疑问地遭到了诸多批评。“我们的民族理论有滞后性，这是肯定的，但也不能简单地贴上僵化模式的标签，认为都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美国是一个移民形成的多民族国家，而中国则是一个世居的多民族国家，各自的民族问题有着本质的不同。”王希恩说，我们也一直在走自己的道路，只不过暂时还没有找到广泛认可的、系统的新民族理论体系。
　　对于马戎主张借鉴美国少数族群“文化化”的做法，王明珂也并不全然认同，美国的民族问题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么美好，美国的印第安保留区问题、非洲裔美国人在都市里边缘地位的被制度化，在美国的现实中根深蒂固，只不过，美国人会透过媒体等各种方式宣扬一些正确的族群平等价值观，在许多事件发生后，媒体、政治人物、警政首长等都能带着反省与反思来对事件发表意见，而非激化族群情绪。
　　虽然跟马戎一样，王明珂也认为，发展一套崭新的民族理论知识体系迫在眉睫。但他指出换一个方法来强化多元一体(如将各少数民族文化化、族群化)，仍是发自核心、固化边缘的政治安排它仍不能有力说明为何这是一个整体。必须尽早建立一个有解释力和说服力的知识体系，让大家都能够接受，从人类生态、长程历史的观点来面对“中国近代民族建构”——它确实并不完美，但相对于传统中国华夏边缘经常发生的歧视与暴力已 有很大的进步——而不是坚持一些陈旧的、毫无说服力的理论和说辞。
　　
　　怎样的反思?
　　
　　2008年频繁的民族骚乱已经进入历史，很多人关心的是，中央政府将会对未来的民族政策做怎样的调整?“至少民族区域自治的主体地位是不能变的。”王希恩说，中国的藏独也好，疆独也罢，并不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分离主义运动，不能因为这些就说明中国实施多年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是错误的。
　　马戎也认为，今后我国的民族制度和政策如何调整、调整的次序与进度，这些都不是眼前最急迫的问题，可以在达成共识时通过具体研究和实验来加以推进。但是在目前，如果不把“民族”这个现代国际政治、现代国家理念中最核心的概念讨论清楚，随着族际交往的发展、随着境外势力的介入、随着熟悉我国传统民族关系人物的辞世，我国的民族关系在今后只会更加复杂。
　　如果中国出现民族分裂，所有的群体都是“输家”，我们必须让大家都清楚地认识到每个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与中华民族整体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只有在“民族”的基础理论上想清楚，重新思考中国“民族构建”的新框架，才是中国民族问题在未来的出路。
　　作为一个常年处于华夏边缘的台湾历史学者，王明珂常年游历海外，对于中华民族的族群认同有着更切身的理解。他给记者讲了一个小有一年在哈佛大学，碰到一个藏族青年学者做演讲，据说他是达赖的顾问。他幽默、博学而睿智的演讲博得了台下诸多教授和学生的阵阵喝彩。“我当时心情复杂，一方面很欣慰，藏族的下一代有如此优秀的青年学者，却又很遗憾，他所攻击的都是一些过去的没有生命力的东西，而对自身的大西藏主张亦无反思，这样各据其主体的意识形態对立，对于真正生活在藏区的百姓，特别是对汉藏边缘的朵康地区百姓福祉毫无帮助。
　　多年来，王明珂一直呼吁建立一种反思性的学术体系才是最需要的。反思是汉藏双方的，汉藏都曾忽略两者间的青藏高原东缘人群。谋求独立的海外民族知识分子需要反思的是，他们很少对这片土地上的长程历史与微观社会做深入的了解观察，而只是接受刻板的欧美民族理论，这样的理论早已不适合今天的中国社会现实。而大陆学界需要反思的是，目前大家所坚持的历史、民族与文化知识，是不是能让所有少数民族皆能以身为中国人而感到光荣?
　　只有知识分子的反思有了足够的空间、足够的诚意，真正有益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国民教育，民族政策调整才可能展开。这样的反思距离我们仍然遥远，但愿2008年是个起点。
　　
　　(责编/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