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门外大街，“中央歌剧院第七届国际歌剧季”的巨型演出广告异常醒目。
　　在中央歌剧院原创歌剧《我的母亲叫太行》的排练现场，俞峰的指挥棒有韵律地挥舞着。它似乎有着强大的魔力，所有的节奏都从这里释放出去又被收拢回来。除了艺术总监、首席指挥，余峰自2009年2月起还担任了中央歌剧院院长，这令他的指挥棒在剧目之外还须兼顾更多职责。
　　当这部歌剧在2015年10月中旬亮相时，观众还沉浸在9月底中央歌剧院版瓦格纳歌剧《众神的黄昏》激发的兴奋之中。
　　2015年，中央歌剧院生产了3部原创歌剧，并将《图兰朵》带进普契尼的家乡，完成了自2013年开始的瓦格纳歌剧的“指环系列”。
　　“这些让中央歌剧院有理由认为自己在高原上有了高峰。”俞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对中央歌剧院版的瓦格纳歌剧，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作为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歌剧院，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引进与原创并行
　　《瞭望东方周刊》：歌剧是外来形式，这些年它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如何？
　　俞峰：歌剧从意大利起源，有400多年的发展史，是最综合的艺术载体，承载着民族的历史、文化与情感。
　　在中国，中央歌剧院成立于1952年的延安。那时候，歌剧这种国际性的艺术形式之所以能够出现在中国，跟当时比较开放的文化氛围分不开，这是根源。在“文革”期间，歌剧也停了下来。这些年来，一直停停走走，最近几年才开始快速发展。
　　相比世界水准，中国歌剧才刚刚起步。这些年来，在创作形式上，我们采取“引进国际作品”和“原创”并行。
　　我们希望能善用歌剧这种外来形式来讲述中国故事。中国的第一部歌剧《白毛女》及后来的《洪湖赤卫队》，都是影响很广泛的讲述中国故事的作品。
　　《瞭望东方周刊》：在表达中国故事的层面上，应该如何尝试？
　　俞峰：2008年以来，中央歌剧院坚持每年一部原创作品，2015年一年就生产了3部，这样加起来一共有10部。
　　我们的原创作品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歌剧作品需要反映时代、又要传播正能量，尤其是现代题材，又不能像古代题材那样可以虚构，而且最终它要进入市场去赢得观众的认可。所以创作难度非常大。

　　比如说，留守儿童等题材适合艺术表现，但是怎么传递正能量很难把握。再比如莫言的《蛙》，从艺术的角度，我认为它是一部好作品，但该如何通过歌剧来表达也不容易。所以现在我们很多原创作品主要关注的题材是让人感动的平凡人平凡事，就像《北川兰辉》。
　　我们既要在艺术上探索，还要传达正能量;既要有艺术成就，还要有社会和经济效益。还有一个现实问题是，中国文学很多只写故事，不写心理。而戏剧往往需要通过心理来表现。
　　《瞭望东方周刊》：在原创题材上，有没有特别想表达的内容？
　　俞峰：我特别想通过歌剧把仓央嘉措的故事表达出来，它涉及人性的纠结，又涉及佛性。这部剧我早已在脑子里想好了每一幕怎么来表达，那些画面在我脑海中经常出现，并不断完善。但与宗教有关的人物和故事要出现在大众视野，需要走很多流程。
　　创作是发动机。要做文化大国、艺术大国，必须有作品，作品是永恒的。在创作经典作品的道路上，我们还要摸索。
　　有自己的工厂，还要有专卖店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年中央歌剧院的演出场次和票房收入怎么样？
　　俞峰：2014年中央歌剧院是所有院团中票房收入最高的。
　　但我一直坚持认为演出场次不重要，不要在这里迷失了方向。一年到头不停地演，那是什么？是大篷车。我们应该做国家队应该做的事情，那就是沉淀出好作品，要有引领性。
　　中央歌剧院最早提出票务改革，因为不管是政府还是我们都希望老百姓进入市场。我们根据各个国家的平均收入，对比他们的票价，然后再研究美国大都会剧场的票价，制定出自己的票价标准，歌剧最高300元，交响乐200元。近两年我们一直在推票价瘦身策略。此外，5年来，我们每年还有公益免费日，推出一两场免费的演出吸引更多人关注。
　　《瞭望东方周刊》：怎么去平衡成本与收益两者之间的矛盾？
　　俞峰：《众神的黄昏》可能30年才能收回成本。我们对多数剧目的策略是慢慢收。
　　等我们有了自己的剧场以后成本会更低。2018年我们的新剧场将正式落成，现在地基已经打好了。以前中央歌剧院的状态就像是一个著名品牌，只有自己的工厂而没有专卖店。剧场建成后，我们希望更好地培养观众看歌剧的习惯和氛围。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于中国歌剧的发展现状怎么看？
　　俞峰：中国歌剧的发展，用外媒的说法是“后发展，有后劲”。西方剧院建设都是以歌剧院的标准来建的。我们的硬件已经大批兴建起来了，现在是商场开了，但是没货。对于很多剧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建好人才队伍。
　　中国歌剧发展目前极缺指挥人才，因为没有更多的练习机会。我当年就是在歌剧院当学徒的，连续好几年跟着郑小瑛老师。现在这样的机会很少。中央歌剧院在给未来的指挥人才提供练习的机会，就得现场拿着指挥棒真正去做，就像踢足球和军事演习一样。 　　演出瓦格纳歌剧相当于“神九”上天
　　《瞭望东方周刊》：从2013年开始，中央歌剧院就在演瓦格纳的“指环系列”。了解世界歌剧史的人都知道瓦格纳作品的难度，做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
　　俞峰：瓦格纳的作品，尤其是“指环系列”代表着歌剧的最高水准。他改变了整个欧洲的歌剧，从他开始，音乐才可以讲述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曾说到过“瓦格纳”，这让我特别高兴。
　　2013年是瓦格纳诞辰200周年，我们演出了他的《尼伯龙根的指环》系列，时间长达5个半小时。这是歌剧领域中演出时间最长、演绎难度和演唱难度最大的超大规模作品。演出这个剧目，是中央歌剧院国际性地位的一个标志。
　　2013年以来，中央歌剧院版的瓦格纳作品演出场场爆满。
　　我们介绍瓦格纳的作品并在中国上演，就像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世界名著一样。重要的是，我们借这样高难度的作品打造自己的团队。
　　中央歌剧院要成为亚洲第一大歌剧院，必须有这些标志性作品，这代表着国家艺术形象。
　　国际上很关注这件事情，2013年我们首演指环系列第一部《女武神》时，《纽约时报》评价说这相当于中国的“神九”上天。
　　这些已经完成首演的瓦格纳作品是中央歌剧院的镇院之宝，将来还会一直演下去。
　　中国版《图兰朵》感动了普契尼的孙女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年中央歌剧院不仅把经典引进国内，也去国外演出经典作品，比如2015年8月底在普契尼家乡演出《图兰朵》，这是借助了什么样的契机？
　　俞峰：普契尼艺术节是世界上几大艺术节之一，中央歌剧院是受邀的首个外国团体。
　　2012年正值中央歌剧院60年院庆，我们收到了罗马艺术基金会的邀请。他们观看过我们的《图兰朵》，非常震惊，邀请我们到罗马演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我们的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连续几天场场爆满。
　　整个欧洲由此都知道了中国的歌剧演出水准。所以后来我们就收到了普契尼艺术节的邀请。
　　歌剧《图兰朵》是中央歌剧院于1989年引入国内的，1995年中央歌剧院第一次完整演出。20年里，《图兰朵》对中国歌剧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89年我还是学生时，就跟着中央歌剧院排演《图兰朵》。当时打出的口号是“砸锅卖铁也要把《图兰朵》给立起来”。
　　这是歌剧大师写的中国题材的故事，我们相当于免费请了一个外国作曲大师来帮助我们传播中国故事。我们要学习人家怎么写中国题材，怎么运用中国的二十七八个民歌，通过西洋的思维方式和作曲技法做出来。
　　《瞭望东方周刊》：把《图兰朵》带到原创者的家乡，观众中还有他的后裔，会不会有点冒险？
　　俞峰：中国歌剧正在以很快的速度成长，只是很多人不太了解。这次我们在普契尼家乡演出的《图兰朵》，他的孙女看完后非常激动，说这是她近30年看过的最好的《图兰朵》，这给我们很大鼓舞。
　　国际上的剧评家和普契尼研究者以及剧迷，也认为我们中国人演《图兰朵》绝对不亚于意大利人。这相当于外国的剧团到中国北京来演京剧，并被国内戏迷和评论界高度评价一样。
　　《瞭望东方周刊》：这次演出还带来了什么样的效应？
　　俞峰：演出结束后，意方主动对我们说，欢迎你们中国自己的剧目。但我认为，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歌剧来说，在国际舞台演出国际经典作品，是一条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在国际大舞台上，首先要有实力讲话，这样才可以带动本国文化传播，让外国人愿意了解中国故事。
　　我并不完全认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就像承办奥运会一样，先要在国际主流项目上让世界看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