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9日8时56分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汤一介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
　　上世纪80年代，汤一介创建中华文化书院，推动“文化热”；90年代，他首倡“国学”，提出中西文化对话，引领风气之先；2003年，76岁时，他又主持规模宏大的《儒藏》编纂工程。
　　“作为一个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提出供大家讨论，这样才不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的责任。”2014年6月，汤一介表示，他要继续写文章，讲自己的感受，讲对人类社会以及天人关系的理解。
　　一周前，他还准备参加北京国际图书节的“名家高峰论坛”，但因身体原因没能到场，为此，他专门拍摄了一段视频，结尾说，一些儒学问题，“下次有机会再讲”。
　　不久前，本刊记者曾联系采访汤一介，先生答复：等秋凉以后吧。没想到，凉飙将至，斯人已去。
　　9月11日，北大人文学苑汤先生的灵堂里放着莫扎特的安魂曲，不断有人前来吊唁。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说，汤先生临终前有两点最放心不下，一是夫人乐黛云老师，一是未完成的事业。
　　怎么寻找中国文化的根基
　　1993年，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强调现代世界的冲突来自文明差异，“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对西方文明构成威胁。”该文一出，震惊世界。
　　1994年，汤一介撰文表明立场：文明共存才是人类的出路，世界应该和而不同。
　　他很欣赏罗素的一段话：“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
　　他认为今后文化的发展，既不应再由西方文化统治世界，也不会出现一个文化上的“东方中心论”，而应是东西文化互补，形成一种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多元发展的新局面。
　　“老汤先生（汤一介父亲汤用彤）有很著名的八个字：昌明国故，融会新知，汤先生也是这个宗旨。”王博说，“和而不同，这是他一直强调的，如果每个文化都既有自己的特色又有普遍的东西，才能如此。”
　　法国汉学家施舟人曾问汤一介：为什么中国文化是多元性的？汤一介说，也许有两个原因：一是观念，中国一向主张“和而不同”，文化虽可以不同，但能和谐相处；二是制度，中国以皇帝为最高权威，皇帝常采用“三教论衡”的办法，把儒、道、释召到朝廷上来辩论，哪一派辩论赢了就排在前面，不允许互相残杀，发动战争。
　　由此，汤一介根据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提出“新轴心时代”——21世纪多种文化的发展，很可能是对2500年前奠定人类文化传统的轴心时代的又一次飞跃。
　　“轴心时代是一个创造的时代，奠定了世界文化的方向。我个人认为，汤先生可能想强调，其一，这是需要改变的时代，为未来奠基；其二，呼唤创造性，需要重新去设计理解这个世界。”王博说。
　　中国人民大学外籍教授雷立柏曾是汤一介的博士生，有时他感到惊讶，“汤老师好像对基督文明很赞扬”。两年前，汤一介在一次发言中说，从伦理道德来讲，儒家的约束力可能还不如基督教。
　　“其实他主张吸收世界文明的思想。他提出的内在超越，外在超越，都是受西方思想的启发。所以他的思想对今天的中国非常宝贵。他是一个世界居民，跟各方面都有对话。”雷立柏说。
　　1986年，王博跟随汤一介学习“中西比较哲学”，当时这是一门独创的学科。“之前哲学系都分中西哲学，他突破了这个框架，所以他对中国的研究，从来不是封闭的、民族主义的，而是站在世界看中国。”
　　王博认为，汤一介哲学思想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中西文化交汇的时代，怎么去理解中国，怎么去寻找面向当代和未来中国文化的根基。
　　关于这个根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有人可能看到了三纲五常或者新的三纲五常。汤先生看到的是和谐中庸的理念，儒家的人本主义，道家的宽容。”王博说，“中国是什么样子，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
　　中国人自己如何解释经典
　　汤一介相信，儒家文化中有可以为世界各民族接受的价值。要找到这个“价值”首先要有一个文化的“自觉”。
　　“中华民族正处在民族复兴的前夜，我们必须对中国文化有个自觉的认识，必须给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认真发掘我们古老文化的真精神所在；认真反省我们自身文化所存在的缺陷，以便更好地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华。”汤一介曾说。
　　在王博看来，不止汤一介，包括冯友兰、汤用彤等人，都关心中国文化怎样在世界确立自己的地位。
　　汤一介的可贵之处在于，对儒家抱有信心的同时又怀着警惕——担心儒学意识形态化。他曾说，最好把儒家看成一种学术去讨论，“讨论到大家都觉得这个不错了，作为一种精神，自然就接受了。”
　　“我觉得这跟汤先生的生活经历有关，他曾经生活在一个非常政治化的时代，对意识形态的过分强调，可能会扼杀文化创造的活力。”王博说，“所以儒学不应该在意识形态中间寻找自己的角色，而应该在社会、在个人的身心性命中去寻找自己的角色。”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汤一介提出创建中国的解释学。中国有很长的解释经典的传统，但对经典的解释（无论哲学、宗教、艺术），都是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有人说，中国有解释实践，但没有解释理论。汤一介觉得，有必要创造一套中国的解释学。
　　在北大高等研究院院长杜维明看来，编撰《儒藏》就是这样一种努力。“他（汤一介）的一个工作就是诠释经典。《儒藏》的编撰是最扎实的文本解读，以前没有人做过。这个工作是为经典的诠释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他也在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寻找更宽广的道路。”
　　《儒藏》是个浩大的工程，收录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儒学文献3000余种，约10亿字，规模超过《四库全书》，不仅有汉文，还包括日韩越等国的儒家典籍。今年6月，《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 　　“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愿为这个工程尽力。”汤一介曾说。
　　王博为汤一介撰写了一副挽联，可以概括他一生的学术成就：“阐旧邦出入佛道修儒典三教人物各有乐地，辅新命汇通中西立人极四方圣贤皆同此心。”
　　“阐旧邦”是指学术研究领域是中国传统，“辅新命”意为面向当代和未来的一个创造。
　　“其实每个知识分子都面临一个古今中西的问题，西方已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不再是完全外在的，所以谈中国文化不可能回避西方，最重要的是汇通中西。”王博说。
　　他一直在思想旅行的路上
　　1927年，汤一介生于天津，原籍湖北省黄梅县。汤一介家学渊源深厚，祖父汤霖是前清进士，父亲是哲学大家汤用彤。
　　1940年，在昆明念初二的汤一介看了《西行漫记》，被深深吸引。于是，他和几个同学决定逃去延安。他们各自回家偷金子当路费，汤一介偷了一支金笔和一块金表，才走到贵阳就被抓了回去。审查前，在破旧的木楼里，他把《西行漫记》一篇篇撕下来，让它们从地板缝中飘飞下去。
　　读高中时，汤一介幻想做一个哲学家。1951年，他自北大哲学系毕业，留校任教，哲学家的梦想却逐渐消失。因为他发现，自己只能做一名“哲学工作者”，只有领袖才能做哲学家，而他的工作大概有两方面：解释领袖的思想；批判古人的思想。
　　“文革”中，汤一介卷入政治漩涡，参加了“梁效”的写作班子，每天编材料，写批判文章。对这段岁月，后来他接受采访时诚恳地说：“我错了，我要深刻反省。”
　　“文革”结束，汤一介开始想：以后我该听谁的？“我觉悟到，要是听别人的话，你犯错误，到底应该谁负责就很难说。还是要听自己的话，当然也可能犯错误。”他曾说，“如果我想让孩子们明白什么人生的道理的话，我希望他们知道，自由的思想是最重要的。”
　　汤一介的夫人乐黛云是北大中文系教授，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在《我的一个读书故事》中，汤一介讲述了他和乐黛云的爱情。1950年，北大哲学系三年级的汤一介和中文系二年级的乐黛云，都在北大青年团工作。有一天乐黛云拿了伏契克的《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给汤一介看。
　　“这时我大概已经爱上乐黛云了，但还没有充分表露出来。”当晚，汤一介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因而加深了我对她的了解，以后我们由恋爱而结婚了。”
　　王博说，汤一介和乐黛云在一起60多年，感情很深。乐先生开朗，汤先生内向，“刚毅木讷，温而厉”，二人性格正好互补。“很多人都知道那个说法，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指汤乐二人）。汤先生病重时，乐先生一定要陪在医院一起睡。”
　　汤一介曾自述：“我的婚姻应该说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我在25岁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结婚。”
　　2002年，汤一介夫妇在北欧度过了金婚。他们在瑞典海边一个小旅馆住了几天。乐黛云送给汤一介一个兔子玩具。“我属兔，她每到一个国家都想办法买一只兔子送给我。我送她一条丝巾，在瑞典皇宫买的，很贵，好像要一两百美元。”
　　汤一介不喜欢人们称呼他“国学大师”。他认为，自己不是哲学家，只是哲学问题的一个思考者。
　　王博说，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取决于怎么定义哲学家。“从黑格尔那种体系的角度，还是把哲学看做一种思想，一种思想的旅行，其实汤先生一直走在路上，不断面向新的现实。”
　　有一次，汤一介跟雷立柏说，我知道我不如我父亲。“我感到很难受，一个大师，这么谦虚诚恳。”雷立柏说，“虽然他很长时间不能做独立的研究，但我认为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大师。”
　　再过一天，就是北大哲学系新生开学典礼。系里准备了一个小片子，向新生介绍汤先生。
　　“最重要的是想传递什么是哲学。”王博说，汤先生生前跟他谈了很多次，希望哲学系能培养出真正的哲学家，“向新生传递哲学理想，我相信这也是汤先生的一个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