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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王季范是湖南省知名的教育家,他的学生中有不少人在国民党内任高官,也有不少在共产党里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最出名的,当然是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毛泽东。爷爷既是主席的老师,也是他的姨表兄,他们的母亲是亲姐妹。爷爷的母亲是文六妹,主席的母亲是文七妹。主席称我的爷爷“九哥”。
“没有九哥,就没有我的今天”
新中国成立后,主席曾多次邀请爷爷到北京,共商国策。1950年到1952年的两年间,爷爷三次应邀进京,每次都住在东长安街的北京饭店。只要爷爷到北京来,主席都亲自前往看望。
主席第一次到宾馆看望爷爷的时候,爷爷为主席沏了一杯茶。随同主席的工作人员看到,马上把自己带来的水和杯子拿出来,为主席重新沏了一杯。没想到主席把工作人员倒的水拿开,拿起爷爷准备的茶抿了一口。
当时,敌特反动派残留势力随时准备反扑,主席作为开国元首,他的安危直接关系到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亡,安保工作成为主席身边工作人员日常任务的重中之重。
主席没有责备大家,而是郑重地向在场的所有人作了介绍,他指着爷爷对大家说,这是我的表兄,也是我的老师,是家里人。家里人就不用考虑这些事了。同时,主席也向身边人指出,这种做法是对对方极不尊重的。有了这次先例后,大家在保卫主席安全的同时,也更注重方式方法了。
爷爷身材高大,和主席身量相当。有一次到北京来,住的时间比较长,转眼到了深秋。北京和长沙不同,入秋后气温变化大。爷爷没有足够的衣服,便向主席提出辞行,准备返回长沙。主席却拉着爷爷的手说:“再住一段时间,不要紧。”临别时,主席又将自己穿的大衣留给爷爷御寒。
这件大衣现在还保存在我的家中。它记录着一段不寻常的兄弟情谊,也铭刻着主席礼贤下士、尊师重道的品质。
在主席再三邀请下,1952年我们全家迁至北京。
爷爷博览群书,知识非常渊博,先后做过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室参事。因为和主席是亲戚,他常常应邀到中南海做客。爷爷对姐姐和我都十分宠爱,去主席家时也常常带着我们。姐姐海容和李敏、李讷年龄相仿,很快成为好朋友,每次去主席家,只要两姐妹在家,她们就凑到一起去玩了。我当时只有十几岁,和他们玩不到一起。毛远新是主席的侄子,平时也住在中南海主席家里,可是他不常在家。没有玩伴的我只好硬着头皮坐下来,这倒使我有机会聆听他和主席的几次谈话。只是那时我年纪小,坐不住,对他们的谈话内容也不感兴趣,没有记住什么。但是有几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有一次,姐姐和我随爷爷到中南海主席家里做客,当时李敏、李讷都在。主席拉着爷爷的手说:“这位王季范老先生,是个教书匠。没有他,就没有我毛泽东的今天。”
据周士钊先生回忆,主席曾多次提到“没有九哥,就没有我的今天”。很多人对这句话不理解,后经相关人员解释,大家才明白个中原由。
主席指的是他13岁那年,他的父亲要他辍学经商,是我爷爷放下手里的工作,赶到韶山冲,向姨父说情,并把少年毛泽东带到了长沙,让他到新式学堂里接受教育。
1915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的毛泽东,听说该校校长张干为了讨好当局,向省政府建议每个学生须交纳10元学杂费。这个规定如果执行,一大批贫困家庭的学生就可能失学。毛泽东随即组织学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张干得知后,要开除以毛泽东为首的17名学生。爷爷和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袁仲谦等几位先生虽仗义直言,并写下“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的诗句,将毛泽东喻为“拄天大木”,希望张干收回成命,但无济于事。无奈,爷爷只好开除了自己的堂弟为毛泽东“顶罪”。事后不久,他的这位堂弟就去世了。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敢跟爷爷谈这个事,因为他总是觉得很对不起他的这个堂弟。
爷爷和主席是兄弟,也是师生。正是他对主席的提携与呵护,奠定了这位伟人日后成功的基石。
支持革命,痛失爱子
作为主席的表兄兼师长,爷爷生前是主席家的常客。有一次,主席请爷爷、程潜、章士钊和叶恭绰到家里做客,姐姐和我也跟着爷爷一起去了。五位老人坐在那里聊天,我们两个小孩子没有地方去,只好耐着性子坐下来。那一次主席提到了我们的父亲。
“九哥,我对不起你呀。德恒是接到我布置的秘密任务,才从延安返回长沙的。”主席没有说这个秘密任务是什么,爷爷也没有问。如今,当事人都已作古,这个秘密再也无法揭开了。
平時,爷爷很少提起他的独子、我们的父亲王德恒。
父亲早年就读于湖南大学经济系。作为毛泽东的侄子,他很早就接触共产主义理论。“七七事变”后,八路军在长沙设立办事处,负责人恰恰是爷爷早年在湖南一师的同事徐特立。爷爷向故友提出,希望能安排他的儿子王德恒前往延安,参加抗战。后在徐特老的安排下,父亲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父亲在延安时,除了参加革命工作,还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0年春,他从抗大毕业,在另一位表叔——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是1942年牺牲的,年仅30岁,当时我还不到3岁。关于他的事,都是长大后听我妈妈讲的。妈妈说,1942年夏天,父亲从延安回到湖南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当他来到益阳马迹塘的时候,接到消息,他的身份暴露了,当地已经不安全,组织上要他尽快离开。妈妈得到消息,带着我姐姐赶了过去,掩护父亲撤离。父亲牺牲那天,他们三个和当地群众一起乘坐一条小船准备渡河。船刚刚驶离渡口,国民党特务就赶到了,站在桥上端着枪逼船夫停船靠岸。妈妈立即摘下自己的手表塞给船夫,请他快开船。船夫犹豫不决之际,父亲纵身跃入河中,想凭借自己的好水性潜游逃走。特务们向水里开枪,很快,血水冒上来。妈妈知道情况不好,毅然留下来,就住在江边的高脚屋里。这种房子一半在陆上,一半在水里,窗下就是滔滔河水。妈妈说,她当时就想,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父亲生死不明,妈妈带着姐姐举目无亲,只好向湖南大学的同学求助。爷爷的几位好友赶过来,连续打捞两天都没有结果。第三天一早,河边传来阵阵狗吠。妈妈推开房间的窗,父亲的遗体就浮在她的窗下。 当时正是盛夏季节,父亲的尸体在水里泡了三天,已经腐烂。无奈,妈妈只好请人将遗体用竹席兜住,才得以打捞上岸。事后大家发现,父亲的头部中了三枪。
几十年后,回忆起那段往事,妈妈常说,父亲当年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送到当铺换了钱支援革命,连她的嫁妆也偷偷拿走了。妈妈还说,父亲牺牲那天所乘的小船上,除了他们一家,还有很多人,谁也不知道她们是王德恒的妻女,这样她们母女才得以逃过国民党特务的魔爪。如果当时特务的情报再准确些,恐怕也就不会有后来那个叱咤风云的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了。
解放后我听几位老人家说,因为爷爷是湖南教育界的名流,他有很多学生在国民政府中担任高官,若把他的儿子抓起来,很快就会被保释,唯一的办法只有暗杀。
父亲牺牲后,妈妈只把这个噩耗告诉了爷爷。爷爷虽然悲痛,但还是嘱咐已经知情的姐姐保密,直到几个月后才告诉奶奶。奶奶几乎是一夜白头。晚年更是有些精神恍惚,以至于总是将我的儿子王宇清喊作“起起”(指我,王起华),将我的女儿王丹青喊作“海海”(即我的姐姐,王海容)。
1953年,也就是我们一家迁到北京的第二年,我们领到了政府发的“光荣之家”荣誉牌,同时还有父亲的烈士证。爷爷嘱咐我妈妈把烈士证收好,自己亲手把“光荣之家”的牌子摆在客厅最醒目的位置。
父亲牺牲后,妈妈一直没有改嫁,一边工作,一边照顾我们姐弟、侍奉公婆。父亲牺牲58年后,妈妈以80高龄仙逝。
2000年夏天,我和妻子回到湖南老家,专程到父亲牺牲的地方去看了看。河水滔滔,静淌无声。河边的人怡然自得,享受着美好的时光。除了妻子和我,没有人知道,曾经有一位青年在这里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我们到韶山毛主席故居参观时,在烈士公园,静静地立着主席家为革命牺牲的6位亲人的铜像,其中没有我的父亲。那一天,除了妻子和我,公园里没有别的游人。松涛阵阵,残阳如血,我们静静地站着,默默凭吊。
父亲带着他的秘密任务永远地走了,但他的精神却留了下来,一直激励着后人。他和无数像他一样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是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参政议政,老当益壮
我爷爷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在新中国的政务机关担任过任何职务,但他十分关心国家大事。新中国成立后,爷爷曾经多次致函毛泽东主席,对执政之策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主席考虑到爷爷是教育界知名人士,多次邀请他进京议事,每次都请他留下来。周恩来总理也三次提出,请爷爷出山,但爷爷都婉言谢绝了。得知老师“固执己见”,主席批评了自己的这位表兄。主席说,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作为资深教育家,知名爱国人士,应该为国效力。听了主席的话,爷爷再三考虑,表示自己年纪大了,不宜担任实职,一定要做什么,最好是个闲差,能养老就可以了。这当然是谦辞。爷爷是主席的表兄,坚辞不就,也是为避嫌。
1950年10月27日,中央政务院召开第五十六次政务会议,正式任命王季范为政务院参事。爷爷并不认为这是个“闲差”,也没有把参事室当成“养老的去处”。相反,自从领了这个“头衔”,爷爷比之前更忙了。他不仅在教育领域,在新中国建设的各个方面,他都积极参与,建言献策。到北京后,只要是政务院组织参事们参观学习、到基层或外地去考察,他都积极参加,认真听取基层人员的汇报,回家后查阅资料,撰写文稿,整理成报告,提交政务院,供领导参考。他的很多项建议都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并被采纳。
主席对参事室的工作一直很关心,他曾说,参事们是各领域的专家,是“国宝”。在这些参事中,主席对爷爷显得尤为尊重。上世纪50年代初,主席常常邀请程潜、程星龄两位聊天,每每请爷爷作陪。程潜的女儿程熙和我是小学的同班同学,我们有时候也会陪着长辈一起去玩。当时爷爷年事已高,出门喜欢持手杖。遇到路面不平时,主席总是伸手搀扶爷爷。当时我们年纪小,贪玩,也没把这些当回事。现在想起来,不禁为主席的这些“小动作”感动。
爷爷是主席的表兄,又是主席的老师,两人关系非同一般。无论是到家里谈天,还是外出游览,主席经常邀请他老人家作陪。当时还是孩子的我,觉得这很自然也很平常,认为这只是亲戚之间的交往。现在想来,主席正是借这样的机会,了解那些平时他难得了解的事情。
上世紀50年代初,我随爷爷到位于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吃过几次茶。我还记得,那时候爷爷几乎每周都会拿出一个下午到来今雨轩,与楚中元(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几位老人谈天。他们称这样的聚会为“神仙会”。老人家们都是爱国民主人士,同时也是社会各界的名流雅士,对于国家大政方针,有着各自的看法和意见,也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爷爷和他们谈天,可以了解民间对政府的真实看法,以及社会各阶层政策落地的真实情况。每次“神仙会”结束,爷爷就将得到的信息如实反馈给主席。作为政务院的参事,他真正做到了参政议政,真正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除了这些民间活动,爷爷在平时的工作中也建树颇多。比如,就中苏、中缅、中印边境及南海诸岛的领土和主权问题,以及在新疆修建铁路等问题上,他都写过很多提案,无不引起主席和总理的重视。关于修建成昆铁路一事,爷爷与同为政务院参事的陈修和(陈毅元帅的堂兄、著名工程学家)一道,遍寻资料,提交了一份长达数十页的报告,这份报告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爷爷和许闻天、张砺生、汪世铭、张云川、于振瀛、许宝驹、谭惕吾、王深林、严希纯、庄明理、曹孟君等十二位政务院参事,光荣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次年1月29日,根据中央的决定,凡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前政务院参事, 不再兼任国务院参事, 供给关系亦分别转移。1955年3月14日,爷爷辞去政务院参事一职。从“参事”到“代表”,他从不为虚名所累,一直读书撰文,为国家出谋划策。
我家成了招待所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湖南有很多亲友都想到北京来看望主席。尤其是爷爷带我们全家迁到北京后,他的外婆家的客人渐渐多起来。因为爷爷和主席是姨表亲,他们的妈妈是亲姐妹,是一个外婆,主席的亲戚也就是爷爷的亲戚。
主席一向严于律己,加上工作的关系,对于来京的亲属,他不可能一一见面,只是选择性地接待了极个别的亲友,目的是掌握地方的情况,尤其是了解中央的政策在农村落实得怎么样,人民实际生活如何。主席说,他常年在北京,在中南海,外面的事情知道得少了。虽然有爷爷这样肯对他讲真话的人,但毕竟还是有局限性的。他要了解第一手资料,就要和来自基层的人打交道。但是,他要听的是真实的声音,不要听那些“你好我好”。
主席虽然是开国领袖,是国家元首,但他并没有视自己高人一等,相反,他非常重视亲情。从家乡来的客人,他虽然不能一一见面,但还是希望他们在北京期间可以住得安心行得舒畅。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北京城里宾馆很少,招待所也不多,入住要看介绍信。主席说,招待所是给出差的人用的,这些亲属是他的私人客人,住招待所等于以权谋私。于是他就请爷爷来替他分忧。当时我家住的房子也不大,一家三代六七口人,本来空间就不宽畅,面对一下子多出来的亲属,妈妈只好让姐姐和我把房间腾出来给客人们住,我们三个在客厅打地铺。
有一段时间,因为来京看望主席而住在我家的亲友太多,爷爷只好做出安排,请他们分期分批地来。爷爷在给湖南亲属的信里写道:我家空间有限,人多难得住下,请大家体谅。
当时爷爷的工资有限,奶奶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妈妈工资也不高,姐姐和我都还在上学,家里支出大,常常捉襟见肘。亲友来京,吃穿用度都由我们照料,更显得入不敷出。主席得知这一情况后,先后几次请身边的工作人员从自己的稿费中拿一些钱出来交给爷爷,权作待客之资。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买布要布票,买粮要粮票,购买副食也要用到各种票券,甚至买火柴都要在专门的购物本上登记。这些票证都是按人头发放的,每家按时按量供应,常常是自家用都不够,更别说剩余了。家乡来了亲友,爷爷总想着给大家买些什么。那段时间,家里除了保证姐姐和我的学费以及吃、穿,其余人可以说是能省则省。妈妈回忆说,解放前,爷爷把钱都拿出来资助贫困学生,家里没钱买油,只能炒“红锅子菜”(把锅烧热烧红把菜烫熟)。那段时间,我家差点儿又出现这种情况。还好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纷纷解囊,从自己的补给里省出一些给我们,这才让家乡的亲友高兴而来,快意而归。但这些事情我们都是瞒着主席的。现在想起来,真的要感谢那几位工作人员啊!
除了住和吃,亲友们来北京,总要到处走走看看。这个是最难为爷爷的。爷爷平时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除了工作之外,私事外出绝对不叫公车。
上世纪50年代初,即便是首都北京,公交车也很少。想要去稍远一些的地方是比较困难的。我还记得,有一次爷爷陪家乡来的客人去颐和园游览,是坐马车去的。到了60年代,公交车多了,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善。
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在的北京已经是国际化大都市。不要说出租车,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私家车。房子也越住越大,越住越宽畅。如果当年的事情发生在现在,吃、住、行都不再是让人头疼的事了。
动用关系,以权谋“私”
爷爷是教育家,主席说他是“教书匠”,他自己也讲,他没有别的本事,只会教学生。我是他的嫡孙,在我求学的道路上,爷爷却显得很放松,并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但在我择业时,却破了例。
1959年,我考入北京农业大学微生物系。当时关于遗传学的课只有一门,是苏联的米丘林遗传学。而我们则听说还有一个“摩尔根遗传学”。周末回家,爷爷问起我在学校的情况,我就把对这两门功课的疑惑说出来了。爷爷沉吟了一会儿,说:“周末了,我带你到主席公公家去走走吧。”
见到主席,照例是爷爷和主席先聊天。他们聊天的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主席转向我,问起学习情况。我就如实向他进行了汇报,并应主席的要求,把米丘林遗传学和摩尔根遗传学作了简单的比较和介绍。我告诉主席,虽然米丘林遗传学在实际应用中,对提高农业生产和获得植物新品种具有实际意义,但是关于生活条件的改变所引起的变异具有定向性,获得性状能够遗传的理论,缺乏足够的科学事实根据。而美国的摩尔根发现了染色体和遗传机制,还发现基因在每条染色体内是直线排列的。
“染色体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很难让人相信。”我说出了心里的疑虑。毕竟,在那个一切以“苏联老大哥”为榜样的年代,美国的摩尔根的遗传学曾一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糟粕。
“嗯,看来这个摩尔根还挺有两下子嘛。”毛主席微笑地看着我,“我看呐,不管是米丘林,还是摩尔根,都要学。资本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好东西嘛。”
回家后,爷爷没有再提“摩尔根”和“米丘林”,只说,主席公公讲的话你要记住。
此后不久,学校正式开设“摩尔根遗传学”的课程。
教授讲得仔细,学生听得认真。我的很多同学,包括我自己,都因学习了摩尔根遗传学,在日后的工作中受益匪浅。虽然后来我没有从事生物研究工作,但主席的这种一个事物分两方面看的思想,一直影响着我。
大学毕业后,我萌生了参军的念头,于是向组织递交了申请。领导考虑我是烈士遗孤,又是家里的独子,没有同意我的请求。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爷爷,老人家当即表示支持,并主动说,他可以到主席那里去“托托关系”,让我“走个后门”。这是我印象中爷爷唯一一次动用关系,以权谋“私”。
1968年,我终于如愿穿上了军装,进入总后勤部工建部队。当时的军人都以戍边为荣,我也不例外。当组织上问我希望到什么地方去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去西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最终我没有去西藏,而是被派往“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
我是大学毕业生,又是营级干部,部队安排我住单间。我谨记爷爷和主席的教诲,绝不搞特殊化。在祖国西南边陲深山老林的一年间,我始终和战士们同吃共住同劳动,夜里和战士们一起轮岗值班,成为部队里人人皆知的“四眼王”。
当时我们在贵州负责军事工程,使用的风枪重达几十斤,别说让我端着打碎石,就是拿起来都费劲。领导安排我做了安全员。在贵州的一年时间里,我所在的连队,没有出过一次安全事故。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对我有意见,认为我耽误了整个连队的工程进度。到年终总结的时候,我们连队反而被评为“先进连”,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出现大的伤亡事故。
我在贵州从事这样危险的工程,并没有告诉家里人,爷爷也是在我回到北京后才知道的。事后,主席看到部队给我的工作鉴定,也表扬了我。
1972年7月11日凌晨,爷爷因病去世,终年88岁。爷爷去世前,一再叮嘱我,他死后把遗体捐献给国家做研究之用。
主席得到表兄病逝的消息,心情十分悲痛,连续几天神色黯然。7月14日下午,在北京举行的隆重追悼会上,主席没有亲自参加,他只是送了一个花圈,挽联上写着“九哥千古/毛泽东敬挽”。
那一天,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湖南省革委会以及周恩来总理、江青、蔡畅、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送了花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向前、郭沫若,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爷爷的生前好友、学生如黎锦熙、张国基、熊瑾玎、李淑一、楚中元等共二百余人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郭沫若同志主持,爷爷的好友周世钊先生致了悼词。
爷爷去世后,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申请,并得到国务院相关部门批准,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中一室。2017年9月9日,姐姐王海容去世。當时有人提出赠送一块墓地,让姐姐“入土为安”。我们谢绝了。如今姐姐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东-7室。每年清明节,以及爷爷、姐姐的祭日,我都会在妻子、女儿的陪同下去看望他们。
今年,爷爷去世已经49年了。回忆起他的音容笑貌,仿佛还在昨日。爷爷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我们作为后人,虽然没有人再执教鞭,所幸都能自食其力,也算不辱家风。
(整理者为王季范曾孙女)
责任编辑 崖丽娟 王岚
“没有九哥,就没有我的今天”
新中国成立后,主席曾多次邀请爷爷到北京,共商国策。1950年到1952年的两年间,爷爷三次应邀进京,每次都住在东长安街的北京饭店。只要爷爷到北京来,主席都亲自前往看望。
主席第一次到宾馆看望爷爷的时候,爷爷为主席沏了一杯茶。随同主席的工作人员看到,马上把自己带来的水和杯子拿出来,为主席重新沏了一杯。没想到主席把工作人员倒的水拿开,拿起爷爷准备的茶抿了一口。
当时,敌特反动派残留势力随时准备反扑,主席作为开国元首,他的安危直接关系到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亡,安保工作成为主席身边工作人员日常任务的重中之重。
主席没有责备大家,而是郑重地向在场的所有人作了介绍,他指着爷爷对大家说,这是我的表兄,也是我的老师,是家里人。家里人就不用考虑这些事了。同时,主席也向身边人指出,这种做法是对对方极不尊重的。有了这次先例后,大家在保卫主席安全的同时,也更注重方式方法了。
爷爷身材高大,和主席身量相当。有一次到北京来,住的时间比较长,转眼到了深秋。北京和长沙不同,入秋后气温变化大。爷爷没有足够的衣服,便向主席提出辞行,准备返回长沙。主席却拉着爷爷的手说:“再住一段时间,不要紧。”临别时,主席又将自己穿的大衣留给爷爷御寒。
这件大衣现在还保存在我的家中。它记录着一段不寻常的兄弟情谊,也铭刻着主席礼贤下士、尊师重道的品质。
在主席再三邀请下,1952年我们全家迁至北京。
爷爷博览群书,知识非常渊博,先后做过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室参事。因为和主席是亲戚,他常常应邀到中南海做客。爷爷对姐姐和我都十分宠爱,去主席家时也常常带着我们。姐姐海容和李敏、李讷年龄相仿,很快成为好朋友,每次去主席家,只要两姐妹在家,她们就凑到一起去玩了。我当时只有十几岁,和他们玩不到一起。毛远新是主席的侄子,平时也住在中南海主席家里,可是他不常在家。没有玩伴的我只好硬着头皮坐下来,这倒使我有机会聆听他和主席的几次谈话。只是那时我年纪小,坐不住,对他们的谈话内容也不感兴趣,没有记住什么。但是有几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有一次,姐姐和我随爷爷到中南海主席家里做客,当时李敏、李讷都在。主席拉着爷爷的手说:“这位王季范老先生,是个教书匠。没有他,就没有我毛泽东的今天。”
据周士钊先生回忆,主席曾多次提到“没有九哥,就没有我的今天”。很多人对这句话不理解,后经相关人员解释,大家才明白个中原由。
主席指的是他13岁那年,他的父亲要他辍学经商,是我爷爷放下手里的工作,赶到韶山冲,向姨父说情,并把少年毛泽东带到了长沙,让他到新式学堂里接受教育。
1915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的毛泽东,听说该校校长张干为了讨好当局,向省政府建议每个学生须交纳10元学杂费。这个规定如果执行,一大批贫困家庭的学生就可能失学。毛泽东随即组织学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张干得知后,要开除以毛泽东为首的17名学生。爷爷和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袁仲谦等几位先生虽仗义直言,并写下“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的诗句,将毛泽东喻为“拄天大木”,希望张干收回成命,但无济于事。无奈,爷爷只好开除了自己的堂弟为毛泽东“顶罪”。事后不久,他的这位堂弟就去世了。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敢跟爷爷谈这个事,因为他总是觉得很对不起他的这个堂弟。
爷爷和主席是兄弟,也是师生。正是他对主席的提携与呵护,奠定了这位伟人日后成功的基石。
支持革命,痛失爱子
作为主席的表兄兼师长,爷爷生前是主席家的常客。有一次,主席请爷爷、程潜、章士钊和叶恭绰到家里做客,姐姐和我也跟着爷爷一起去了。五位老人坐在那里聊天,我们两个小孩子没有地方去,只好耐着性子坐下来。那一次主席提到了我们的父亲。
“九哥,我对不起你呀。德恒是接到我布置的秘密任务,才从延安返回长沙的。”主席没有说这个秘密任务是什么,爷爷也没有问。如今,当事人都已作古,这个秘密再也无法揭开了。
平時,爷爷很少提起他的独子、我们的父亲王德恒。
父亲早年就读于湖南大学经济系。作为毛泽东的侄子,他很早就接触共产主义理论。“七七事变”后,八路军在长沙设立办事处,负责人恰恰是爷爷早年在湖南一师的同事徐特立。爷爷向故友提出,希望能安排他的儿子王德恒前往延安,参加抗战。后在徐特老的安排下,父亲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父亲在延安时,除了参加革命工作,还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0年春,他从抗大毕业,在另一位表叔——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是1942年牺牲的,年仅30岁,当时我还不到3岁。关于他的事,都是长大后听我妈妈讲的。妈妈说,1942年夏天,父亲从延安回到湖南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当他来到益阳马迹塘的时候,接到消息,他的身份暴露了,当地已经不安全,组织上要他尽快离开。妈妈得到消息,带着我姐姐赶了过去,掩护父亲撤离。父亲牺牲那天,他们三个和当地群众一起乘坐一条小船准备渡河。船刚刚驶离渡口,国民党特务就赶到了,站在桥上端着枪逼船夫停船靠岸。妈妈立即摘下自己的手表塞给船夫,请他快开船。船夫犹豫不决之际,父亲纵身跃入河中,想凭借自己的好水性潜游逃走。特务们向水里开枪,很快,血水冒上来。妈妈知道情况不好,毅然留下来,就住在江边的高脚屋里。这种房子一半在陆上,一半在水里,窗下就是滔滔河水。妈妈说,她当时就想,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父亲生死不明,妈妈带着姐姐举目无亲,只好向湖南大学的同学求助。爷爷的几位好友赶过来,连续打捞两天都没有结果。第三天一早,河边传来阵阵狗吠。妈妈推开房间的窗,父亲的遗体就浮在她的窗下。 当时正是盛夏季节,父亲的尸体在水里泡了三天,已经腐烂。无奈,妈妈只好请人将遗体用竹席兜住,才得以打捞上岸。事后大家发现,父亲的头部中了三枪。
几十年后,回忆起那段往事,妈妈常说,父亲当年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送到当铺换了钱支援革命,连她的嫁妆也偷偷拿走了。妈妈还说,父亲牺牲那天所乘的小船上,除了他们一家,还有很多人,谁也不知道她们是王德恒的妻女,这样她们母女才得以逃过国民党特务的魔爪。如果当时特务的情报再准确些,恐怕也就不会有后来那个叱咤风云的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了。
解放后我听几位老人家说,因为爷爷是湖南教育界的名流,他有很多学生在国民政府中担任高官,若把他的儿子抓起来,很快就会被保释,唯一的办法只有暗杀。
父亲牺牲后,妈妈只把这个噩耗告诉了爷爷。爷爷虽然悲痛,但还是嘱咐已经知情的姐姐保密,直到几个月后才告诉奶奶。奶奶几乎是一夜白头。晚年更是有些精神恍惚,以至于总是将我的儿子王宇清喊作“起起”(指我,王起华),将我的女儿王丹青喊作“海海”(即我的姐姐,王海容)。
1953年,也就是我们一家迁到北京的第二年,我们领到了政府发的“光荣之家”荣誉牌,同时还有父亲的烈士证。爷爷嘱咐我妈妈把烈士证收好,自己亲手把“光荣之家”的牌子摆在客厅最醒目的位置。
父亲牺牲后,妈妈一直没有改嫁,一边工作,一边照顾我们姐弟、侍奉公婆。父亲牺牲58年后,妈妈以80高龄仙逝。
2000年夏天,我和妻子回到湖南老家,专程到父亲牺牲的地方去看了看。河水滔滔,静淌无声。河边的人怡然自得,享受着美好的时光。除了妻子和我,没有人知道,曾经有一位青年在这里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我们到韶山毛主席故居参观时,在烈士公园,静静地立着主席家为革命牺牲的6位亲人的铜像,其中没有我的父亲。那一天,除了妻子和我,公园里没有别的游人。松涛阵阵,残阳如血,我们静静地站着,默默凭吊。
父亲带着他的秘密任务永远地走了,但他的精神却留了下来,一直激励着后人。他和无数像他一样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是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参政议政,老当益壮
我爷爷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在新中国的政务机关担任过任何职务,但他十分关心国家大事。新中国成立后,爷爷曾经多次致函毛泽东主席,对执政之策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主席考虑到爷爷是教育界知名人士,多次邀请他进京议事,每次都请他留下来。周恩来总理也三次提出,请爷爷出山,但爷爷都婉言谢绝了。得知老师“固执己见”,主席批评了自己的这位表兄。主席说,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作为资深教育家,知名爱国人士,应该为国效力。听了主席的话,爷爷再三考虑,表示自己年纪大了,不宜担任实职,一定要做什么,最好是个闲差,能养老就可以了。这当然是谦辞。爷爷是主席的表兄,坚辞不就,也是为避嫌。
1950年10月27日,中央政务院召开第五十六次政务会议,正式任命王季范为政务院参事。爷爷并不认为这是个“闲差”,也没有把参事室当成“养老的去处”。相反,自从领了这个“头衔”,爷爷比之前更忙了。他不仅在教育领域,在新中国建设的各个方面,他都积极参与,建言献策。到北京后,只要是政务院组织参事们参观学习、到基层或外地去考察,他都积极参加,认真听取基层人员的汇报,回家后查阅资料,撰写文稿,整理成报告,提交政务院,供领导参考。他的很多项建议都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并被采纳。
主席对参事室的工作一直很关心,他曾说,参事们是各领域的专家,是“国宝”。在这些参事中,主席对爷爷显得尤为尊重。上世纪50年代初,主席常常邀请程潜、程星龄两位聊天,每每请爷爷作陪。程潜的女儿程熙和我是小学的同班同学,我们有时候也会陪着长辈一起去玩。当时爷爷年事已高,出门喜欢持手杖。遇到路面不平时,主席总是伸手搀扶爷爷。当时我们年纪小,贪玩,也没把这些当回事。现在想起来,不禁为主席的这些“小动作”感动。
爷爷是主席的表兄,又是主席的老师,两人关系非同一般。无论是到家里谈天,还是外出游览,主席经常邀请他老人家作陪。当时还是孩子的我,觉得这很自然也很平常,认为这只是亲戚之间的交往。现在想来,主席正是借这样的机会,了解那些平时他难得了解的事情。
上世紀50年代初,我随爷爷到位于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吃过几次茶。我还记得,那时候爷爷几乎每周都会拿出一个下午到来今雨轩,与楚中元(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几位老人谈天。他们称这样的聚会为“神仙会”。老人家们都是爱国民主人士,同时也是社会各界的名流雅士,对于国家大政方针,有着各自的看法和意见,也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爷爷和他们谈天,可以了解民间对政府的真实看法,以及社会各阶层政策落地的真实情况。每次“神仙会”结束,爷爷就将得到的信息如实反馈给主席。作为政务院的参事,他真正做到了参政议政,真正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除了这些民间活动,爷爷在平时的工作中也建树颇多。比如,就中苏、中缅、中印边境及南海诸岛的领土和主权问题,以及在新疆修建铁路等问题上,他都写过很多提案,无不引起主席和总理的重视。关于修建成昆铁路一事,爷爷与同为政务院参事的陈修和(陈毅元帅的堂兄、著名工程学家)一道,遍寻资料,提交了一份长达数十页的报告,这份报告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爷爷和许闻天、张砺生、汪世铭、张云川、于振瀛、许宝驹、谭惕吾、王深林、严希纯、庄明理、曹孟君等十二位政务院参事,光荣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次年1月29日,根据中央的决定,凡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前政务院参事, 不再兼任国务院参事, 供给关系亦分别转移。1955年3月14日,爷爷辞去政务院参事一职。从“参事”到“代表”,他从不为虚名所累,一直读书撰文,为国家出谋划策。
我家成了招待所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湖南有很多亲友都想到北京来看望主席。尤其是爷爷带我们全家迁到北京后,他的外婆家的客人渐渐多起来。因为爷爷和主席是姨表亲,他们的妈妈是亲姐妹,是一个外婆,主席的亲戚也就是爷爷的亲戚。
主席一向严于律己,加上工作的关系,对于来京的亲属,他不可能一一见面,只是选择性地接待了极个别的亲友,目的是掌握地方的情况,尤其是了解中央的政策在农村落实得怎么样,人民实际生活如何。主席说,他常年在北京,在中南海,外面的事情知道得少了。虽然有爷爷这样肯对他讲真话的人,但毕竟还是有局限性的。他要了解第一手资料,就要和来自基层的人打交道。但是,他要听的是真实的声音,不要听那些“你好我好”。
主席虽然是开国领袖,是国家元首,但他并没有视自己高人一等,相反,他非常重视亲情。从家乡来的客人,他虽然不能一一见面,但还是希望他们在北京期间可以住得安心行得舒畅。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北京城里宾馆很少,招待所也不多,入住要看介绍信。主席说,招待所是给出差的人用的,这些亲属是他的私人客人,住招待所等于以权谋私。于是他就请爷爷来替他分忧。当时我家住的房子也不大,一家三代六七口人,本来空间就不宽畅,面对一下子多出来的亲属,妈妈只好让姐姐和我把房间腾出来给客人们住,我们三个在客厅打地铺。
有一段时间,因为来京看望主席而住在我家的亲友太多,爷爷只好做出安排,请他们分期分批地来。爷爷在给湖南亲属的信里写道:我家空间有限,人多难得住下,请大家体谅。
当时爷爷的工资有限,奶奶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妈妈工资也不高,姐姐和我都还在上学,家里支出大,常常捉襟见肘。亲友来京,吃穿用度都由我们照料,更显得入不敷出。主席得知这一情况后,先后几次请身边的工作人员从自己的稿费中拿一些钱出来交给爷爷,权作待客之资。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买布要布票,买粮要粮票,购买副食也要用到各种票券,甚至买火柴都要在专门的购物本上登记。这些票证都是按人头发放的,每家按时按量供应,常常是自家用都不够,更别说剩余了。家乡来了亲友,爷爷总想着给大家买些什么。那段时间,家里除了保证姐姐和我的学费以及吃、穿,其余人可以说是能省则省。妈妈回忆说,解放前,爷爷把钱都拿出来资助贫困学生,家里没钱买油,只能炒“红锅子菜”(把锅烧热烧红把菜烫熟)。那段时间,我家差点儿又出现这种情况。还好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纷纷解囊,从自己的补给里省出一些给我们,这才让家乡的亲友高兴而来,快意而归。但这些事情我们都是瞒着主席的。现在想起来,真的要感谢那几位工作人员啊!
除了住和吃,亲友们来北京,总要到处走走看看。这个是最难为爷爷的。爷爷平时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除了工作之外,私事外出绝对不叫公车。
上世纪50年代初,即便是首都北京,公交车也很少。想要去稍远一些的地方是比较困难的。我还记得,有一次爷爷陪家乡来的客人去颐和园游览,是坐马车去的。到了60年代,公交车多了,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善。
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在的北京已经是国际化大都市。不要说出租车,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私家车。房子也越住越大,越住越宽畅。如果当年的事情发生在现在,吃、住、行都不再是让人头疼的事了。
动用关系,以权谋“私”
爷爷是教育家,主席说他是“教书匠”,他自己也讲,他没有别的本事,只会教学生。我是他的嫡孙,在我求学的道路上,爷爷却显得很放松,并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但在我择业时,却破了例。
1959年,我考入北京农业大学微生物系。当时关于遗传学的课只有一门,是苏联的米丘林遗传学。而我们则听说还有一个“摩尔根遗传学”。周末回家,爷爷问起我在学校的情况,我就把对这两门功课的疑惑说出来了。爷爷沉吟了一会儿,说:“周末了,我带你到主席公公家去走走吧。”
见到主席,照例是爷爷和主席先聊天。他们聊天的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主席转向我,问起学习情况。我就如实向他进行了汇报,并应主席的要求,把米丘林遗传学和摩尔根遗传学作了简单的比较和介绍。我告诉主席,虽然米丘林遗传学在实际应用中,对提高农业生产和获得植物新品种具有实际意义,但是关于生活条件的改变所引起的变异具有定向性,获得性状能够遗传的理论,缺乏足够的科学事实根据。而美国的摩尔根发现了染色体和遗传机制,还发现基因在每条染色体内是直线排列的。
“染色体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很难让人相信。”我说出了心里的疑虑。毕竟,在那个一切以“苏联老大哥”为榜样的年代,美国的摩尔根的遗传学曾一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糟粕。
“嗯,看来这个摩尔根还挺有两下子嘛。”毛主席微笑地看着我,“我看呐,不管是米丘林,还是摩尔根,都要学。资本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好东西嘛。”
回家后,爷爷没有再提“摩尔根”和“米丘林”,只说,主席公公讲的话你要记住。
此后不久,学校正式开设“摩尔根遗传学”的课程。
教授讲得仔细,学生听得认真。我的很多同学,包括我自己,都因学习了摩尔根遗传学,在日后的工作中受益匪浅。虽然后来我没有从事生物研究工作,但主席的这种一个事物分两方面看的思想,一直影响着我。
大学毕业后,我萌生了参军的念头,于是向组织递交了申请。领导考虑我是烈士遗孤,又是家里的独子,没有同意我的请求。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爷爷,老人家当即表示支持,并主动说,他可以到主席那里去“托托关系”,让我“走个后门”。这是我印象中爷爷唯一一次动用关系,以权谋“私”。
1968年,我终于如愿穿上了军装,进入总后勤部工建部队。当时的军人都以戍边为荣,我也不例外。当组织上问我希望到什么地方去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去西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最终我没有去西藏,而是被派往“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
我是大学毕业生,又是营级干部,部队安排我住单间。我谨记爷爷和主席的教诲,绝不搞特殊化。在祖国西南边陲深山老林的一年间,我始终和战士们同吃共住同劳动,夜里和战士们一起轮岗值班,成为部队里人人皆知的“四眼王”。
当时我们在贵州负责军事工程,使用的风枪重达几十斤,别说让我端着打碎石,就是拿起来都费劲。领导安排我做了安全员。在贵州的一年时间里,我所在的连队,没有出过一次安全事故。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对我有意见,认为我耽误了整个连队的工程进度。到年终总结的时候,我们连队反而被评为“先进连”,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出现大的伤亡事故。
我在贵州从事这样危险的工程,并没有告诉家里人,爷爷也是在我回到北京后才知道的。事后,主席看到部队给我的工作鉴定,也表扬了我。
1972年7月11日凌晨,爷爷因病去世,终年88岁。爷爷去世前,一再叮嘱我,他死后把遗体捐献给国家做研究之用。
主席得到表兄病逝的消息,心情十分悲痛,连续几天神色黯然。7月14日下午,在北京举行的隆重追悼会上,主席没有亲自参加,他只是送了一个花圈,挽联上写着“九哥千古/毛泽东敬挽”。
那一天,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湖南省革委会以及周恩来总理、江青、蔡畅、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送了花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向前、郭沫若,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爷爷的生前好友、学生如黎锦熙、张国基、熊瑾玎、李淑一、楚中元等共二百余人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郭沫若同志主持,爷爷的好友周世钊先生致了悼词。
爷爷去世后,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申请,并得到国务院相关部门批准,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中一室。2017年9月9日,姐姐王海容去世。當时有人提出赠送一块墓地,让姐姐“入土为安”。我们谢绝了。如今姐姐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东-7室。每年清明节,以及爷爷、姐姐的祭日,我都会在妻子、女儿的陪同下去看望他们。
今年,爷爷去世已经49年了。回忆起他的音容笑貌,仿佛还在昨日。爷爷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我们作为后人,虽然没有人再执教鞭,所幸都能自食其力,也算不辱家风。
(整理者为王季范曾孙女)
责任编辑 崖丽娟 王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