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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汇于1726年建县，隶属江苏省，1958年后归上海市管辖。2009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文，同意撤销上海市南汇区，将其并入浦东新区。至此，“南汇”一词在日常生活和各类媒体中出现的频率就越来越少了。不少老者，特别是居住在浦东的当地人都有厚重的“南汇情结”，“胡三省”的米店、“三阳泰”的杂货、“义生兰”的酱园，这些风靡一时的老店铺、老牌子依然是老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还有那些工商界的知名人士，其生平往事被当地百姓代代相传，不绝于耳。今天，就让我们再一次置身于旧上海的大街小巷，一同回顾老南汇的陈年往事。
商会的发展与工商界风貌
1903年，清政府为强调恤商之策，颁布《商会简明章程》26条，下令全国各地组织商会，通商巨埠须设商务总会，县镇可设商务分会。在南汇地区，县城是全县政治中心，本该由县城城厢率先响应政府要求，建立商务分会。然而，因周浦镇工商业更为发达，首先具备了设立商会的条件，便捷足先登，第一个成立了商会筹备会。1906年，周浦商务分会正式成立。两年以后，大团、新场、下沙、城厢等分会也相继成立。当时，周浦、城厢两会职权并行。东至沿海，西抵新场，北到七团的东半县商务由城厢分会管辖；从召家楼、杜家行、鲁家汇至西半县各镇商会由周浦分会管辖，两者都隶属于上海商务总会。
民国时期，战乱不断，商会在社会动荡的狭缝中曲折发展。1929年，国民党政府颁布《全国各省商业联合会总事务所决议》，要求建立地方县级统一商会，南汇县各镇商会改组，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南汇县商会，选举傅佐衡等15人为执行委员，潘子平为主席。1930年，依据新颁布的《工商业同业公会法》，南汇县组建南货、典当、绸布、肉业、烟纸、针织等同业公会，由县商会统一管理。
南汇县商会和同业公会的成立，沟通了城乡物资交流，推动了近代科学技术和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抗日战争前夕是南汇工商界的全盛时期，共有大小商店4000余户，工厂约1400家，行业80余个。同期，商会也取得了较快发展，全县共有商会16个，下属同业公会、会馆公所等商民组织完备健全。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南汇县，时局动荡，上海市商会奉令撤退，南汇县商会亦被迫停业，工商界的大富商纷纷关店歇业，迁居上海市区租界避乱。抗战胜利后，南汇县商会整理委员会成立，并于1946年8月召开全县商界代表大会，宣布重新成立南汇县商会，潘子平任理事长，陈慕韩、朱文轩任常务理事。这一时期，南汇县工商业曾一度恢复，却终因国民党的腐朽统治而再次衰败。民国政府滥发纸币，买空卖空，受此波及，大批商店不堪重负，难逃破产的宿命。1949年5月，南汇全境解放，大快人心，县商会和各镇商会也随之停止活动，完成了历史使命。
近代以来，南汇工商界的发展有这样一个较为特殊的地方，从1904年周浦商务分会成立，到1929年设立南汇县商会，25年来全县都没有统一的商民组织，各镇商业活动也基本“各自为政”。后来，又爆发了抗日战争，南汇县商会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摊捐派税的代理机构，为商会会员服务的职能更为弱化。因此，老南汇工商界人士对商会的依赖性并不强，在经济发达的周浦、大团、惠南、新场等地，不少经营有方，嗅觉敏锐的企业家利用自身条件的优势，抓住时代发展的机遇，准确把握市场动向，从各自行业中脱颖而出，成为家喻户晓的经营奇才，拥有脍炙人口的明星产品，成为许多南汇人的经典回忆，虽逾百年，历久弥新。
商业繁荣的周浦“小上海”
周浦镇是南汇境内成陆最早的地区之一，距今已有1200余年的历史，素以发达的经济、便利的交通与繁荣的市场而闻名。它地处南汇西北部，东临海滨20余公里，西距黄浦江13公里，步行两小时可渡江至上海市区，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经济发展的优势也较为明显，拥有“小上海”的美称。
周浦镇现代工业兴起较早。1901年，胡明甫等在周浦镇南八灶合股首创机动轧厂“南昌公司”，拥有轧米机14台，轧花机40台，为周浦近代工业之先驱。1919年，赵楚惟、徐祝三在竹行街北段创办“大明电灯公司”，用柴油机发电，总容量76千瓦，开创了周浦电力发电的新纪元。1920年，坦直桥人胡簋铭在周浦镇北市创办“中华火柴廠”，为当时浦东地区屈指可数的近代工业大厂。这些工业企业在民国初期取得了长足发展，后期却饱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腐朽政权的压迫，由昌盛逐渐变得困顿，甚为可惜。
周浦镇在建国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南汇的经济中心，手工业和商业更是显现出“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清末，周浦镇的手工织缎等工艺品引人注目，当地商会曾于1910年选送一批产品参加南京第一届南洋劝业会展览评比，荣获金牌5块和优质奖11个。商业更是兴旺发达，除国药业、烟纸业等传统行业外，粮棉业和南北货业更是独具一格。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上海工商业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棉、粮的需求量也随之激增。周浦利用其水路交通便利和毗邻棉粮产区的优势，成为棉粮进入上海市区的转运点，当地的棉粮行情直接影响到上海市区价格的升降，地位举足轻重。当时，行店开业都要向政府申领专业行帖，缴纳牙税。其中资金最充足、规模最大的要推胡三省、顾恒大两家，人称“胡三省的牌子，顾恒大的银子”。胡三省的业主胡明夫和胡若筠原是清末南汇县知名文人，后弃儒从商，声名卓著，远近佃户、客户纷至沓来，生意兴隆，资金约有银币1万元；而顾恒大则更为财大气粗，资金总额突破2万银元，实力雄厚。二次革命以后，军阀内战，赋税繁重，加之洋米、洋面充斥市场，竞争激烈，至1921年，全镇棉粮业一度有所衰落。而胡、顾两家的衰败据传另有原因：胡家是在激烈的竞争中经营不得法而失败；顾家则因后代沉溺于烟赌，挥霍无度以至破败。
南北货业是周浦历史上颇具影响力的商业行业，代表主要有“三阳泰”、“恒昌”、“鼎大”等十余家，其中“三阳泰”最为知名。该店创设于1864年，地处周浦镇衣装街13号，有店房40间，职工60人，专营南北杂货，自设茶食工场，自销宁式糕点，资金雄厚，货源充足，品种繁多，产品有小鸡蛋糕、杏仁酥、云片糕、桔红糕、椒桃片、交切糖、寸金糖、豆酥糖等数十种，尤以状元糕为特色产品，被誉为南汇三大茶食之一，常年久销不衰，不仅销往奉贤、川沙、松江、金山、青浦等地区，还远销其它省市及东南亚地区。解放后，三阳泰南北货店继续营业，1956年成为公私合营商店。 名闻遐迩的“金大团”
大团镇是仅次于周浦镇的第二大镇，是方圆数十华里内农、牧、渔、副、手工业品的集散地，占据地理条件的优势，物资吞吐量极大。抗日战争前，大团镇上已有370家商店，经营业务广泛，行业齐全，海盐酱酒、浙江山货、徽州瓷麻、无锡铁器布满三里长街。工业方面，轧花厂、纱厂、造船厂等也都初具规模，被称为“金大团”。
“吃”是大团镇上的一大特色，除了传统的干货、烟糖、酿酒以外，豆腐也逐渐成为该地不可或缺的特色菜肴。镇上最负盛名的是于1856年开业的朱合兴豆腐店，又称阿木春豆腐店，店主朱木春。豆腐店附有作坊1个，其用料、制作十分精细讲究，制作的豆制品质很高，入口即化，受到百姓的赞赏。该店每天用料数百公斤，销售量远大于同行各店。至民国中期，该店已购置地产，建造起楼房。1956年公私合营时，朱合兴豆腐店加入大团合作商店，独立经营了整整100年。
大团“国药业”的名气也很响。近代以来，其名声逐渐在浦东地区传开，声誉鹊起。其中，历史最为悠久的要算清嘉庆初年由江苏省南京人姚氏所创办的来凤堂药铺，它地处蟠龙桥上塘街南，因地处闹市，独家经营，治理有方，故生意兴旺。1922年，来凤堂药铺庆祝建堂120周年，举行“老店新开”庆祝仪式，从此更上一层楼。抗日战争时期，姚氏内部家眷发生矛盾，药铺迁往北大街施相公弄口，生意日渐清淡，难续辉煌。
大团也少不了“穿”。老南汇人熟知的有大团镇上的义隆绸布庄，该店由浙江宁波人王仁龙于1845年创办，清末时已拥有5间门面，后经王晓仑、王雨舟、王立如、王艮仲四代经营，在该行业确立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镇上布业巨擘。1939年，义隆绸布庄毁于战争的炮火，后重新集资继续开业，直至1956年公私合营，历时110余年。
风靡一时的“周浦新粳”
周浦、大团是南汇工商业最为集中的区域，除此以外，南汇还有不少行业和地道产品在浦东地域乃至旧上海也有不小的知名度，“周浦新粳”就是一例。
周浦新粳属于粳米中的一种早熟品种，产地主要在南汇、奉贤一带，原本应称“浦东新粳”，但该产品的交易集散中心却在周浦，故因此得名。它从4月、5月插秧到6月底、7月初成熟收割，只有60天，畝产250公斤左右，特点是稻秆粗矮，谷粒小而圆，煮粥后呈淡青色，食之清香可口，烧饭则松软甘香，为夏令畅销食粮。
以往奉贤、南汇一带的农民大多采用粮、棉、油轮种的二熟制。因隔年收获粮食只能维持到翌年初夏，故插种这种早熟粳稻，以解决青黄不接的粮食需要。当地农民有个习俗，即在新谷登场时首先到寺庙斋佛，故民间还有“六月十九斋观音，六月廿四吃新粳”的谚语。新粳成熟后，农民一早收割便立即翻洒脱粒，连夜运到镇上出售，经行、店轧成新鲜的粳稻，俗称“一夜鲜”。此外，由于此时正值夏季，各粮店原售的粮食都是隔年库存，经过夏季高温蒸发，食之有陈米之味，这“六十天沙粳”正好符合市场需求，人们都乐于品新尝鲜，因此市场行俏，周浦新粳亦由此闻名遐迩。
解放初期，1951年前还有新粳上市，农业合作化以后，为使粮食增产，农村推行三熟制，早稻改种籼稻，新粳便也逐渐消失了。
口味正宗外销旺盛的酱园业
南汇酱园业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据传，清末海盐人在南汇县做官，开设酱园除资金外，须向朝廷领取执照，并由盐商担保，要有浓厚的地方势力才能入行。民国时期，政府颁布新盐法，该行业依旧近乎垄断，市场竞争很不充分，仍需有靠山才能开园，被称为“官盐酱园”。因此，南汇县的酱园业主以海盐人居多。1900年，全县仅有酱园5家，1920年发展为16家。尽管如此，南汇酱园的品质却很好，除内销外，一度外销旺盛，周浦镇的酱园产品畅销上海市场，占批发业务的50%；新场镇、惠南镇酱园产品则风靡于奉贤、上海数县，久销不衰。
名气最响的酱园店要数创设于1850年的“万新号”酱园，由浙江海盐徐姓同其亲戚3家合股投资。徐某官至尚书，股份最多。清末民初是万新号酱园的鼎盛时期，有作坊、晒场和制酱大缸近千口，主要经营白酒、黄酒、酱油等，还生产米醋、自制酱菜，兼营各种食油及铁锅。每天清晨店铺开业，前来零售、批发的客人络绎不绝，酱园门庭若市，好不热闹。
浙江海盐人顾义卿在惠南镇东门创立的“义生兰”酱园，也是南汇酱园业的招牌之一。该店创设于1876年，初期只售酱油，后来投资2.5万银元自己开了酱油坊、糟坊，经营食油、酱油和各种酒类。义生兰酱园在民国中期最为兴盛，物美价廉，产品信誉高、质量好，深受百姓的喜爱。除总店外，它还在惠南镇十字街口、大团镇、三墩镇等地开设分店，生意颇为兴隆。
抗日战争爆发后，因原料不足、日伪敲诈，多数酱园店受此冲击，萎缩过半。抗战胜利后，又遭货币贬值、苛捐杂税的影响，店铺损失更甚。万新号就于1942年改组酱园，营业人员和作坊工人都有所减少。“义生兰”也不能独善其身，幸好业主崇尚薄利多销的经营理念，规定“毛利不出三分”，才得以幸存。解放后，因该业为国计民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经营恢复正常。1956年，全县酱园全部实现公私合营。
朱鸿圻与大中砖瓦厂
近代以来，南汇工商界人士中不乏为后人称颂的有识之士，朱鸿圻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他家道贫寒，自幼奋发图强，怀着实业救国的雄心创办了大中砖瓦厂，又先后投资于浦东电器公司、闸北水电公司、永安纺织厂等企业，是南汇商界精英中的佼佼者。
朱鸿圻于1891年出生于南汇航头，9岁入村塾读书，11岁被迫辍学随父离家至上海市区学做生意。习业以外，他须兼做杂役，补贴家用，还要学习珠算，谋求一技之长。1918年，学有所成的朱鸿圻在上海市区小东门内开设“太昌”行，专营砖、瓦、灰、沙等建筑材料。因其诚信经营，价格公道，质量保证，数年以后，声誉鹊起。至1928年，太昌行业务已扩大数倍。
其时，朱鸿圻弟兄3人均已子女绕膝，原有3间房屋显得狭小，便于故居河东另建新宅，取名“敦仁堂”，又在宅东建校舍三间，创办龙潭小学，凡乡间适龄儿童，均可免费入学。当时，朱氏兄弟和黄炎培、胡厥文交往甚密，他们都很欣赏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办学思想。朱鸿圻原想以龙潭小学为基础，逐步发展扩建为职业学校，后因时局不稳，未能成行。
1930年，为在交易洽谈中争取主动，朱鸿圻与表弟沈彬儒于南汇县下沙镇筹建大中砖瓦厂。此后，大中厂通过研制空心砖，提高服务质量等措施，打破外商垄断，产品远销东南亚国家。1933年，老同盟会员袁希洛任南汇县长，提议于城内建造中山堂，以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光辉一生。朱鸿圻即与沈彬儒商议，决定以大中砖瓦厂的名义捐赠建造中山堂所需要的全部砖瓦，并为其专门精心设计了一套古典装饰图案。
抗战爆发以后，朱鸿圻召集董事商议，决定除留少数职工护厂外，其余全部遣散，将主要机器动力设备全部拆卸，分散隐藏，虽日方多次要求合作，均被朱氏设法婉拒。日本投降以后，大中砖瓦厂恢复生产，并于1946年春正式复工。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朱鸿圻看穿了国民党政权腐朽的本质，开始与中共南汇县地下党取得秘密联系，多次支援军饷和物资。1949年春，虽有建材界朋友建议将大中厂南迁香港，但他毅然决定留下来迎接解放。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南汇人，一位爱国实业家，朱鸿圻的选择体现了自身心怀故土、造福桑梓的赤诚之心，也体现了南汇工商界人士身上所具有的那份朴实而真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精神。
商会的发展与工商界风貌
1903年，清政府为强调恤商之策，颁布《商会简明章程》26条，下令全国各地组织商会，通商巨埠须设商务总会，县镇可设商务分会。在南汇地区，县城是全县政治中心，本该由县城城厢率先响应政府要求，建立商务分会。然而，因周浦镇工商业更为发达，首先具备了设立商会的条件，便捷足先登，第一个成立了商会筹备会。1906年，周浦商务分会正式成立。两年以后，大团、新场、下沙、城厢等分会也相继成立。当时，周浦、城厢两会职权并行。东至沿海，西抵新场，北到七团的东半县商务由城厢分会管辖；从召家楼、杜家行、鲁家汇至西半县各镇商会由周浦分会管辖，两者都隶属于上海商务总会。
民国时期，战乱不断，商会在社会动荡的狭缝中曲折发展。1929年，国民党政府颁布《全国各省商业联合会总事务所决议》，要求建立地方县级统一商会，南汇县各镇商会改组，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南汇县商会，选举傅佐衡等15人为执行委员，潘子平为主席。1930年，依据新颁布的《工商业同业公会法》，南汇县组建南货、典当、绸布、肉业、烟纸、针织等同业公会，由县商会统一管理。
南汇县商会和同业公会的成立，沟通了城乡物资交流，推动了近代科学技术和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抗日战争前夕是南汇工商界的全盛时期，共有大小商店4000余户，工厂约1400家，行业80余个。同期，商会也取得了较快发展，全县共有商会16个，下属同业公会、会馆公所等商民组织完备健全。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南汇县，时局动荡，上海市商会奉令撤退，南汇县商会亦被迫停业，工商界的大富商纷纷关店歇业，迁居上海市区租界避乱。抗战胜利后，南汇县商会整理委员会成立，并于1946年8月召开全县商界代表大会，宣布重新成立南汇县商会，潘子平任理事长，陈慕韩、朱文轩任常务理事。这一时期，南汇县工商业曾一度恢复，却终因国民党的腐朽统治而再次衰败。民国政府滥发纸币，买空卖空，受此波及，大批商店不堪重负，难逃破产的宿命。1949年5月，南汇全境解放，大快人心，县商会和各镇商会也随之停止活动，完成了历史使命。
近代以来，南汇工商界的发展有这样一个较为特殊的地方，从1904年周浦商务分会成立，到1929年设立南汇县商会，25年来全县都没有统一的商民组织，各镇商业活动也基本“各自为政”。后来，又爆发了抗日战争，南汇县商会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摊捐派税的代理机构，为商会会员服务的职能更为弱化。因此，老南汇工商界人士对商会的依赖性并不强，在经济发达的周浦、大团、惠南、新场等地，不少经营有方，嗅觉敏锐的企业家利用自身条件的优势，抓住时代发展的机遇，准确把握市场动向，从各自行业中脱颖而出，成为家喻户晓的经营奇才，拥有脍炙人口的明星产品，成为许多南汇人的经典回忆，虽逾百年，历久弥新。
商业繁荣的周浦“小上海”
周浦镇是南汇境内成陆最早的地区之一，距今已有1200余年的历史，素以发达的经济、便利的交通与繁荣的市场而闻名。它地处南汇西北部，东临海滨20余公里，西距黄浦江13公里，步行两小时可渡江至上海市区，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经济发展的优势也较为明显，拥有“小上海”的美称。
周浦镇现代工业兴起较早。1901年，胡明甫等在周浦镇南八灶合股首创机动轧厂“南昌公司”，拥有轧米机14台，轧花机40台，为周浦近代工业之先驱。1919年，赵楚惟、徐祝三在竹行街北段创办“大明电灯公司”，用柴油机发电，总容量76千瓦，开创了周浦电力发电的新纪元。1920年，坦直桥人胡簋铭在周浦镇北市创办“中华火柴廠”，为当时浦东地区屈指可数的近代工业大厂。这些工业企业在民国初期取得了长足发展，后期却饱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腐朽政权的压迫，由昌盛逐渐变得困顿，甚为可惜。
周浦镇在建国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南汇的经济中心，手工业和商业更是显现出“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清末，周浦镇的手工织缎等工艺品引人注目，当地商会曾于1910年选送一批产品参加南京第一届南洋劝业会展览评比，荣获金牌5块和优质奖11个。商业更是兴旺发达，除国药业、烟纸业等传统行业外，粮棉业和南北货业更是独具一格。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上海工商业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棉、粮的需求量也随之激增。周浦利用其水路交通便利和毗邻棉粮产区的优势，成为棉粮进入上海市区的转运点，当地的棉粮行情直接影响到上海市区价格的升降，地位举足轻重。当时，行店开业都要向政府申领专业行帖，缴纳牙税。其中资金最充足、规模最大的要推胡三省、顾恒大两家，人称“胡三省的牌子，顾恒大的银子”。胡三省的业主胡明夫和胡若筠原是清末南汇县知名文人，后弃儒从商，声名卓著，远近佃户、客户纷至沓来，生意兴隆，资金约有银币1万元；而顾恒大则更为财大气粗，资金总额突破2万银元，实力雄厚。二次革命以后，军阀内战，赋税繁重，加之洋米、洋面充斥市场，竞争激烈，至1921年，全镇棉粮业一度有所衰落。而胡、顾两家的衰败据传另有原因：胡家是在激烈的竞争中经营不得法而失败；顾家则因后代沉溺于烟赌，挥霍无度以至破败。
南北货业是周浦历史上颇具影响力的商业行业，代表主要有“三阳泰”、“恒昌”、“鼎大”等十余家，其中“三阳泰”最为知名。该店创设于1864年，地处周浦镇衣装街13号，有店房40间，职工60人，专营南北杂货，自设茶食工场，自销宁式糕点，资金雄厚，货源充足，品种繁多，产品有小鸡蛋糕、杏仁酥、云片糕、桔红糕、椒桃片、交切糖、寸金糖、豆酥糖等数十种，尤以状元糕为特色产品，被誉为南汇三大茶食之一，常年久销不衰，不仅销往奉贤、川沙、松江、金山、青浦等地区，还远销其它省市及东南亚地区。解放后，三阳泰南北货店继续营业，1956年成为公私合营商店。 名闻遐迩的“金大团”
大团镇是仅次于周浦镇的第二大镇，是方圆数十华里内农、牧、渔、副、手工业品的集散地，占据地理条件的优势，物资吞吐量极大。抗日战争前，大团镇上已有370家商店，经营业务广泛，行业齐全，海盐酱酒、浙江山货、徽州瓷麻、无锡铁器布满三里长街。工业方面，轧花厂、纱厂、造船厂等也都初具规模，被称为“金大团”。
“吃”是大团镇上的一大特色，除了传统的干货、烟糖、酿酒以外，豆腐也逐渐成为该地不可或缺的特色菜肴。镇上最负盛名的是于1856年开业的朱合兴豆腐店，又称阿木春豆腐店，店主朱木春。豆腐店附有作坊1个，其用料、制作十分精细讲究，制作的豆制品质很高，入口即化，受到百姓的赞赏。该店每天用料数百公斤，销售量远大于同行各店。至民国中期，该店已购置地产，建造起楼房。1956年公私合营时，朱合兴豆腐店加入大团合作商店，独立经营了整整100年。
大团“国药业”的名气也很响。近代以来，其名声逐渐在浦东地区传开，声誉鹊起。其中，历史最为悠久的要算清嘉庆初年由江苏省南京人姚氏所创办的来凤堂药铺，它地处蟠龙桥上塘街南，因地处闹市，独家经营，治理有方，故生意兴旺。1922年，来凤堂药铺庆祝建堂120周年，举行“老店新开”庆祝仪式，从此更上一层楼。抗日战争时期，姚氏内部家眷发生矛盾，药铺迁往北大街施相公弄口，生意日渐清淡，难续辉煌。
大团也少不了“穿”。老南汇人熟知的有大团镇上的义隆绸布庄，该店由浙江宁波人王仁龙于1845年创办，清末时已拥有5间门面，后经王晓仑、王雨舟、王立如、王艮仲四代经营，在该行业确立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镇上布业巨擘。1939年，义隆绸布庄毁于战争的炮火，后重新集资继续开业，直至1956年公私合营，历时110余年。
风靡一时的“周浦新粳”
周浦、大团是南汇工商业最为集中的区域，除此以外，南汇还有不少行业和地道产品在浦东地域乃至旧上海也有不小的知名度，“周浦新粳”就是一例。
周浦新粳属于粳米中的一种早熟品种，产地主要在南汇、奉贤一带，原本应称“浦东新粳”，但该产品的交易集散中心却在周浦，故因此得名。它从4月、5月插秧到6月底、7月初成熟收割，只有60天，畝产250公斤左右，特点是稻秆粗矮，谷粒小而圆，煮粥后呈淡青色，食之清香可口，烧饭则松软甘香，为夏令畅销食粮。
以往奉贤、南汇一带的农民大多采用粮、棉、油轮种的二熟制。因隔年收获粮食只能维持到翌年初夏，故插种这种早熟粳稻，以解决青黄不接的粮食需要。当地农民有个习俗，即在新谷登场时首先到寺庙斋佛，故民间还有“六月十九斋观音，六月廿四吃新粳”的谚语。新粳成熟后，农民一早收割便立即翻洒脱粒，连夜运到镇上出售，经行、店轧成新鲜的粳稻，俗称“一夜鲜”。此外，由于此时正值夏季，各粮店原售的粮食都是隔年库存，经过夏季高温蒸发，食之有陈米之味，这“六十天沙粳”正好符合市场需求，人们都乐于品新尝鲜，因此市场行俏，周浦新粳亦由此闻名遐迩。
解放初期，1951年前还有新粳上市，农业合作化以后，为使粮食增产，农村推行三熟制，早稻改种籼稻，新粳便也逐渐消失了。
口味正宗外销旺盛的酱园业
南汇酱园业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据传，清末海盐人在南汇县做官，开设酱园除资金外，须向朝廷领取执照，并由盐商担保，要有浓厚的地方势力才能入行。民国时期，政府颁布新盐法，该行业依旧近乎垄断，市场竞争很不充分，仍需有靠山才能开园，被称为“官盐酱园”。因此，南汇县的酱园业主以海盐人居多。1900年，全县仅有酱园5家，1920年发展为16家。尽管如此，南汇酱园的品质却很好，除内销外，一度外销旺盛，周浦镇的酱园产品畅销上海市场，占批发业务的50%；新场镇、惠南镇酱园产品则风靡于奉贤、上海数县，久销不衰。
名气最响的酱园店要数创设于1850年的“万新号”酱园，由浙江海盐徐姓同其亲戚3家合股投资。徐某官至尚书，股份最多。清末民初是万新号酱园的鼎盛时期，有作坊、晒场和制酱大缸近千口，主要经营白酒、黄酒、酱油等，还生产米醋、自制酱菜，兼营各种食油及铁锅。每天清晨店铺开业，前来零售、批发的客人络绎不绝，酱园门庭若市，好不热闹。
浙江海盐人顾义卿在惠南镇东门创立的“义生兰”酱园，也是南汇酱园业的招牌之一。该店创设于1876年，初期只售酱油，后来投资2.5万银元自己开了酱油坊、糟坊，经营食油、酱油和各种酒类。义生兰酱园在民国中期最为兴盛，物美价廉，产品信誉高、质量好，深受百姓的喜爱。除总店外，它还在惠南镇十字街口、大团镇、三墩镇等地开设分店，生意颇为兴隆。
抗日战争爆发后，因原料不足、日伪敲诈，多数酱园店受此冲击，萎缩过半。抗战胜利后，又遭货币贬值、苛捐杂税的影响，店铺损失更甚。万新号就于1942年改组酱园，营业人员和作坊工人都有所减少。“义生兰”也不能独善其身，幸好业主崇尚薄利多销的经营理念，规定“毛利不出三分”，才得以幸存。解放后，因该业为国计民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经营恢复正常。1956年，全县酱园全部实现公私合营。
朱鸿圻与大中砖瓦厂
近代以来，南汇工商界人士中不乏为后人称颂的有识之士，朱鸿圻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他家道贫寒，自幼奋发图强，怀着实业救国的雄心创办了大中砖瓦厂，又先后投资于浦东电器公司、闸北水电公司、永安纺织厂等企业，是南汇商界精英中的佼佼者。
朱鸿圻于1891年出生于南汇航头，9岁入村塾读书，11岁被迫辍学随父离家至上海市区学做生意。习业以外，他须兼做杂役，补贴家用，还要学习珠算，谋求一技之长。1918年，学有所成的朱鸿圻在上海市区小东门内开设“太昌”行，专营砖、瓦、灰、沙等建筑材料。因其诚信经营，价格公道，质量保证，数年以后，声誉鹊起。至1928年，太昌行业务已扩大数倍。
其时，朱鸿圻弟兄3人均已子女绕膝，原有3间房屋显得狭小，便于故居河东另建新宅，取名“敦仁堂”，又在宅东建校舍三间，创办龙潭小学，凡乡间适龄儿童，均可免费入学。当时，朱氏兄弟和黄炎培、胡厥文交往甚密，他们都很欣赏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办学思想。朱鸿圻原想以龙潭小学为基础，逐步发展扩建为职业学校，后因时局不稳，未能成行。
1930年，为在交易洽谈中争取主动，朱鸿圻与表弟沈彬儒于南汇县下沙镇筹建大中砖瓦厂。此后，大中厂通过研制空心砖，提高服务质量等措施，打破外商垄断，产品远销东南亚国家。1933年，老同盟会员袁希洛任南汇县长，提议于城内建造中山堂，以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光辉一生。朱鸿圻即与沈彬儒商议，决定以大中砖瓦厂的名义捐赠建造中山堂所需要的全部砖瓦，并为其专门精心设计了一套古典装饰图案。
抗战爆发以后，朱鸿圻召集董事商议，决定除留少数职工护厂外，其余全部遣散，将主要机器动力设备全部拆卸，分散隐藏，虽日方多次要求合作，均被朱氏设法婉拒。日本投降以后，大中砖瓦厂恢复生产，并于1946年春正式复工。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朱鸿圻看穿了国民党政权腐朽的本质，开始与中共南汇县地下党取得秘密联系，多次支援军饷和物资。1949年春，虽有建材界朋友建议将大中厂南迁香港，但他毅然决定留下来迎接解放。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南汇人，一位爱国实业家，朱鸿圻的选择体现了自身心怀故土、造福桑梓的赤诚之心，也体现了南汇工商界人士身上所具有的那份朴实而真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