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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次采访著名经济评论家、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人民日报》华东分社社长周瑞金，我开门见山提出问题：为什么说，中国民营经济改革进入了攻坚战？尤其想弄明白，谁是推动这场攻坚战的主力军？
周瑞金曾在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在全国率先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新思路，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10多年来，他始终大力鼓吹继续深化改革，尤其提出要对现有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这就再一次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
为什么说，改革到了攻坚战阶段？
问：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发展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GDP总值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全国两会上提出改革到了攻坚战的阶段？
答：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三大社会经济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走上了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由此，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这30多年来，社会经济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5000多万工人下岗再就业，6000万农民失去土地，两亿多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间流动。显然，改革遇到了制度性瓶颈，也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不突破这个瓶颈，30多年改革的成果仍有丧失的危险。
问：从大量媒体报道中，我们已经知道，经济改革的瓶颈就是政治体制面临深化改革。请问，这个瓶颈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答：总的来说，是人们对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困惑。我认为，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带来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不能依靠经济改革本身来解决，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找到出路。比如，中国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趋势。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28上升到目前的0.48（欧洲与日本在0.24-0.36左右）。而且，1%的人口掌握了41.4%财富，财富集中度畸高。招商银行联合贝恩管理顾问公司对外发布的《2009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相当于中国总人口千分之零点二的人，持有相当于全国城乡居民存款总额20万亿元的一半资金。此外，上市国企高管的收入是一线职工收入的18倍左右，是社会平均工资128倍左右。电力、电信、石油、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其工资与福利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问：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必定会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吧？
答：是的。这就是我要说的另一个大问题：社会事业严重滞后，民生问题突显出来。在经济发展中社会事业发展被忽视了，比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事业。这些年GDP快速增长，财税大量增加，许多地方大造高楼大厦，改造旧城，成了一种潮流。政府机关的大楼造得漂漂亮亮，但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农村小孩上不起学。不少城镇居民买不起房子，居住条件很差，等等。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诸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这些牵涉到民生问题，民众怨言甚多，甚至把教育、医疗、住房称为“新三座大山”。
问：现在中国社会，除了贫富差距两极化和民生问题突出，最让人感到痛恨的就是权力腐败和社会腐败。这应该是制度性的社会弊病，非要下决心发起攻坚战才有可能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包括民营经济的新生。你认为是这样吗？
答：其实，一般官商勾结经济腐败，是世界各国都有的现象。我国腐败的严重性在于：第一，卖官买官盛行，导致吏治腐败，败坏党风、政风、社风，影响恶劣。沈阳市慕绥新、马向东买官卖官案，涉及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等16个第一把手；黑龙江省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干部900多人，多名省级领导、上百名地市级领导卷入，引起全省领导干部大调整。他们有的贪得无厌，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前公安厅长）涉案总金额达20亿元；有的贪财又贪色，95%贪官有情妇，60%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有人在网上公布“二奶排行榜”列出九个奖项，例如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包养146名情妇得数量奖；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宾馆包养未婚大学本科女大学生17人，得素质奖；四川省乐山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在16-18岁，得青春奖；还有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性爱日记95本，制作性爱标本236份，得学术奖。多么荒唐！
其次，我国腐败蔓延到法院检察院。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开始，到各地法院检察院不少法官检察官犯案，有的甚至“一锅端”，这在法治国家少有。美国建国200年来，法官犯案的只有40来人，新加坡独立45年来没有一个法官犯案。因为法院检察院被称为社会良心，是主持社会公道的机构，维护社会正义的主要力量。它的腐败是社会良心的丧失，会摧垮社会正义的平台。
第三，媒体舆论腐败。本来媒体是监督公权力的有力工具，但现在我国媒体不但丧失了舆论监督的功能，而且还产生腐败现象。比经济腐败更严重的，除了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舆论腐败外，是与政治体制弊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体制性的腐败。这已经引起党和国家领导层的高度关注，这也是我们现在提出改革到了攻坚战阶段的背景。
民营经济的发展：风刀霜剑几度春
问：总觉得，中国的市场竞争与国外的市场竞争不一样。因此，人们对中国不完善的市场经济颇感焦虑，不知你以为如何？
答：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我国民众由人人参与政治搞阶级斗争的“政治人”，变为人人关心经济利益努力创造财富的“经济人”，这是历史的进步。但同时也出现了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的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堵塞了民众的上升通道。现在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不同，那时凭市场的自由竞争，靠自己的才干和努力，可以在社会获得上升通道。现在却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要上好学校读书，要找好工作，要升迁，要提职，都要跑关系，找靠山，讲背景，这就产生了市场竞争的焦虑。 社会上弥漫着浮躁情绪，不满情绪，幸福感减弱，失落感增加，教育学术领域也受到侵蚀。这样一来，就进入信仰空虚、是非无据、唯利是图的时期，多年积累的不满、怀疑、怨恨，到了释放期。一方面督促当局改善改革，另一方面，也越来越不信任当局，当局做什么都会被怀疑指责。这种不信任越来越偏激，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具有破坏性。这就导致民粹主义思潮起来，仇官仇富仇警的情绪到处宣泄。同时，追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受主义，成为社会普遍现象。金钱至上观念泛滥，人文精神丧失。人性的物化，导致不少人紧张、焦躁、精神崩溃，使得精神病患者大为增加，自杀率也不断上升。据有关报道，我国现在精神异常的人群有将近一亿。这么庞大的数字，真是令人不寒而栗。这就提出了一个迫切的问题：务必要把“经济人”变为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人”，以取得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
问：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积累的许多问题，给社会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基层权力失控，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加。综观这些社会群体事件，没有一件是直接针对中共的，也没有一件是反中央的，绝大多数争利不争权，用人民币可以解决问题。只有新疆、西藏问题复杂一些，有外来干涉。因此，30多年来，人民是拥护改革的，推动改革进步的动力来自民间。你觉得实际情况是否这样？
答：目前，改革发展进入了攻坚战阶段，在执政党决策层意愿非常明确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是:中国改革发展的真正动力源自民间，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力量源自民间。也就是说，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阻力，在于对民间改革动力的不信任不鼓励甚至压制；而所谓新一轮思想解放，最需要解放思想的并非广大民众，而是执政理念落后又失去深化改革愿望的官员，是那些在改革发展中获取巨大利益的既得利益阶层。
问：我们回忆中国改革的30多年历程，似乎都与非公经济的改革紧紧相连，尤其民营经济的发展，都与改革深化密切相关。你觉得是这样吗？
答：是的。每当改革面临重大进展或某个局部改革取得重要突破，几乎都按着这样的线索展开——
民间小人物“胆大妄为”的冒险“违规”，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得到开明的地方领导干部的默许甚至鼓励，经由目光敏锐的媒体报道，引发热烈讨论和争议，最终得到高层认可，推向全国，并以政策或法律使之制度化。从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涓涓细流”到“惊涛拍岸”的市场化大潮，中国经济的体制性探索，是在民间草根阶层坚持不懈的推动下，得以最终完成。
问：中国华翔集团董事局主席周辞美在回忆民营企业发展时总结说：“风刀霜剑几度春”。中国的民营经济改革真有这么残酷吗？
答：我觉得周辞美说的是真话。曾几何时，农村改革序幕的揭开，始作俑者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他们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签下“大包干”生死状，并一举大获丰收，这点星星之火，才渐次燎原全国。而从乡村涌向城市，最初被报界称为“盲流”并欲严厉禁绝、后被称为“农民工”的“民工潮”，促使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推动了城市化并成为托起“中国制造”奇迹的基石。这股大潮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旧有的土地制度、城乡壁垒和工农业的“剪刀差”。
工业方面，浙江萧山的鲁冠球悄悄办起的乡村小小农机厂，在财大气粗、包揽几乎所有资源的国营工业的夹缝中渐成气候。众多的“鲁冠球”和千万个曾被蔑视的“个体户”一起，胼手胝足，艰难磨砺，把曾经被体制和政策“围追堵截”搞得灰头土脸的乡村工业和小摊点小门面，壮大成被红头文件从否定到默认到鼓励、赞许，最终发展成蔚为壮观的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三分天下有其二。
安徽“傻子瓜子”拥有者年广久的出现，冲击了“雇工8人以上就是剥削，必须打击”的铁律；温州街巷中涌现的小摊主、小业主“八大王”的命运起伏，抓而又放，成了民间市场及多元流通渠道走向合法化付出的局部代价。还有，浙江海盐一剪子剪开国企改革帷幕的“小裁缝”步鑫生，河北石家庄斗胆承包亏损造纸厂的小小业务科长马胜利，来自年轻知识阶层的IT人士及新技术人士代表如阿里巴巴的马云们，以及你提到的全球汽车配件500强华翔集团的周辞美，不管他们的最后命运怎样，他们都在不同层面冲击着几十年计划经济的体制性堤坝。
我们可以这样概括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史，是不可分割的。
谁是推动改革进入攻坚战的主力军？
问：依你的看法，目前正在发起的经济改革攻坚战，其主角应该仍然是民营企业家们么？
答：30多年前，“民营企业家”、“小微企业老板”、“白领”、“中介组织”、“自由职业者”、“新上海人”或“新北京人”、“新广州人”等，这些称呼会让人匪夷所思，不知所云。但今天，他们活跃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不但成为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润滑剂，更成为有强烈深化改革激情的阶层。没有改革发展，就没有他们；只有继续改革发展，他们才能拥有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才能获得人生价值和成就感。因此，他们是改革进入攻坚战阶段的支持者和依靠力量。据中共十六大报告的定义，新社会阶层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的，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
问：根据两年多以前的粗略估算，新社会阶层及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多达1.5亿，其人员构成较复杂，但有鲜明的特征:他们的学历相对较高、拥有较多财富、多为非中共人士、不太“安分守己”、有愈来愈强烈的维护自身权益的诉求。这样的新社会阶层，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否起着特别的作用？
答：是的，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产物，这个阶层对社会已经作出了巨大贡献，其能量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占GDP总量65%的非公经济就出自这一阶层之手。这种能量也强烈波及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领域。仅从立法看，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非公经济36条的制订、《物权法》的最终出台，都体现着新社会阶层的强力推动。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的继续深入改革，仍然要靠他们发挥积极作用。
但是，初生的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由于人员构成复杂，价值观极不稳定，职业流动性较大，因而社会认可度仍然不高，甚至经常被虎视眈眈的“权力精英阶层”有意无意地排斥。那些能利用行政权力轻易攫取社会资源的人群，垄断发展机会，贪占改革成果，这对靠市场开放空间扩展、社会宽容度增加才有腾挪之机的阶层和组织造成很大伤害。因此，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有着强烈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欲求。
对待新社会阶层的态度，可以说是改革的风向标之一。比如，两年前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国家拿出的4万亿，主要重视基础设施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对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民营经济不假援手，结果并不能化“危”为“机”。今天民营经济的发展仍然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融资难等瓶颈严重地窒息着民营经济的生存，也对新社会阶层显失公平。
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上世纪80年代保国企，为防止新生的民营企业与国企争材料、争能源、争市场，而出重手予以打击，阻滞了民营经济的同时也阻滞了改革进程。在一些地方，所谓的“防过热，防通胀，防资产泡沫化”的“三防”之策，竟被误读成专门针对民营经济，造成大量中小民企生存空间被人为挤压，在金融风暴袭来之前就已“危”倒了一大批。因此，要化解当前民营经济困难，要深化改革、科学发展，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首先必得借重新社会阶层的力量，重视发挥新社会组织的作用。因为，它们或许是化解危机、实现转机的一把有效钥匙，是民营经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主力军！
周瑞金曾在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在全国率先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新思路，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10多年来，他始终大力鼓吹继续深化改革，尤其提出要对现有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这就再一次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
为什么说，改革到了攻坚战阶段？
问：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发展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GDP总值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全国两会上提出改革到了攻坚战的阶段？
答：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三大社会经济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走上了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由此，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这30多年来，社会经济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5000多万工人下岗再就业，6000万农民失去土地，两亿多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间流动。显然，改革遇到了制度性瓶颈，也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不突破这个瓶颈，30多年改革的成果仍有丧失的危险。
问：从大量媒体报道中，我们已经知道，经济改革的瓶颈就是政治体制面临深化改革。请问，这个瓶颈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答：总的来说，是人们对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困惑。我认为，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带来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不能依靠经济改革本身来解决，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找到出路。比如，中国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趋势。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28上升到目前的0.48（欧洲与日本在0.24-0.36左右）。而且，1%的人口掌握了41.4%财富，财富集中度畸高。招商银行联合贝恩管理顾问公司对外发布的《2009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相当于中国总人口千分之零点二的人，持有相当于全国城乡居民存款总额20万亿元的一半资金。此外，上市国企高管的收入是一线职工收入的18倍左右，是社会平均工资128倍左右。电力、电信、石油、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其工资与福利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问：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必定会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吧？
答：是的。这就是我要说的另一个大问题：社会事业严重滞后，民生问题突显出来。在经济发展中社会事业发展被忽视了，比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事业。这些年GDP快速增长，财税大量增加，许多地方大造高楼大厦，改造旧城，成了一种潮流。政府机关的大楼造得漂漂亮亮，但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农村小孩上不起学。不少城镇居民买不起房子，居住条件很差，等等。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诸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这些牵涉到民生问题，民众怨言甚多，甚至把教育、医疗、住房称为“新三座大山”。
问：现在中国社会，除了贫富差距两极化和民生问题突出，最让人感到痛恨的就是权力腐败和社会腐败。这应该是制度性的社会弊病，非要下决心发起攻坚战才有可能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包括民营经济的新生。你认为是这样吗？
答：其实，一般官商勾结经济腐败，是世界各国都有的现象。我国腐败的严重性在于：第一，卖官买官盛行，导致吏治腐败，败坏党风、政风、社风，影响恶劣。沈阳市慕绥新、马向东买官卖官案，涉及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等16个第一把手；黑龙江省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干部900多人，多名省级领导、上百名地市级领导卷入，引起全省领导干部大调整。他们有的贪得无厌，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前公安厅长）涉案总金额达20亿元；有的贪财又贪色，95%贪官有情妇，60%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有人在网上公布“二奶排行榜”列出九个奖项，例如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包养146名情妇得数量奖；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宾馆包养未婚大学本科女大学生17人，得素质奖；四川省乐山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在16-18岁，得青春奖；还有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性爱日记95本，制作性爱标本236份，得学术奖。多么荒唐！
其次，我国腐败蔓延到法院检察院。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开始，到各地法院检察院不少法官检察官犯案，有的甚至“一锅端”，这在法治国家少有。美国建国200年来，法官犯案的只有40来人，新加坡独立45年来没有一个法官犯案。因为法院检察院被称为社会良心，是主持社会公道的机构，维护社会正义的主要力量。它的腐败是社会良心的丧失，会摧垮社会正义的平台。
第三，媒体舆论腐败。本来媒体是监督公权力的有力工具，但现在我国媒体不但丧失了舆论监督的功能，而且还产生腐败现象。比经济腐败更严重的，除了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舆论腐败外，是与政治体制弊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体制性的腐败。这已经引起党和国家领导层的高度关注，这也是我们现在提出改革到了攻坚战阶段的背景。
民营经济的发展：风刀霜剑几度春
问：总觉得，中国的市场竞争与国外的市场竞争不一样。因此，人们对中国不完善的市场经济颇感焦虑，不知你以为如何？
答：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我国民众由人人参与政治搞阶级斗争的“政治人”，变为人人关心经济利益努力创造财富的“经济人”，这是历史的进步。但同时也出现了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的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堵塞了民众的上升通道。现在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不同，那时凭市场的自由竞争，靠自己的才干和努力，可以在社会获得上升通道。现在却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要上好学校读书，要找好工作，要升迁，要提职，都要跑关系，找靠山，讲背景，这就产生了市场竞争的焦虑。 社会上弥漫着浮躁情绪，不满情绪，幸福感减弱，失落感增加，教育学术领域也受到侵蚀。这样一来，就进入信仰空虚、是非无据、唯利是图的时期，多年积累的不满、怀疑、怨恨，到了释放期。一方面督促当局改善改革，另一方面，也越来越不信任当局，当局做什么都会被怀疑指责。这种不信任越来越偏激，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具有破坏性。这就导致民粹主义思潮起来，仇官仇富仇警的情绪到处宣泄。同时，追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受主义，成为社会普遍现象。金钱至上观念泛滥，人文精神丧失。人性的物化，导致不少人紧张、焦躁、精神崩溃，使得精神病患者大为增加，自杀率也不断上升。据有关报道，我国现在精神异常的人群有将近一亿。这么庞大的数字，真是令人不寒而栗。这就提出了一个迫切的问题：务必要把“经济人”变为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人”，以取得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
问：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积累的许多问题，给社会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基层权力失控，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加。综观这些社会群体事件，没有一件是直接针对中共的，也没有一件是反中央的，绝大多数争利不争权，用人民币可以解决问题。只有新疆、西藏问题复杂一些，有外来干涉。因此，30多年来，人民是拥护改革的，推动改革进步的动力来自民间。你觉得实际情况是否这样？
答：目前，改革发展进入了攻坚战阶段，在执政党决策层意愿非常明确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是:中国改革发展的真正动力源自民间，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力量源自民间。也就是说，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阻力，在于对民间改革动力的不信任不鼓励甚至压制；而所谓新一轮思想解放，最需要解放思想的并非广大民众，而是执政理念落后又失去深化改革愿望的官员，是那些在改革发展中获取巨大利益的既得利益阶层。
问：我们回忆中国改革的30多年历程，似乎都与非公经济的改革紧紧相连，尤其民营经济的发展，都与改革深化密切相关。你觉得是这样吗？
答：是的。每当改革面临重大进展或某个局部改革取得重要突破，几乎都按着这样的线索展开——
民间小人物“胆大妄为”的冒险“违规”，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得到开明的地方领导干部的默许甚至鼓励，经由目光敏锐的媒体报道，引发热烈讨论和争议，最终得到高层认可，推向全国，并以政策或法律使之制度化。从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涓涓细流”到“惊涛拍岸”的市场化大潮，中国经济的体制性探索，是在民间草根阶层坚持不懈的推动下，得以最终完成。
问：中国华翔集团董事局主席周辞美在回忆民营企业发展时总结说：“风刀霜剑几度春”。中国的民营经济改革真有这么残酷吗？
答：我觉得周辞美说的是真话。曾几何时，农村改革序幕的揭开，始作俑者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他们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签下“大包干”生死状，并一举大获丰收，这点星星之火，才渐次燎原全国。而从乡村涌向城市，最初被报界称为“盲流”并欲严厉禁绝、后被称为“农民工”的“民工潮”，促使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推动了城市化并成为托起“中国制造”奇迹的基石。这股大潮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旧有的土地制度、城乡壁垒和工农业的“剪刀差”。
工业方面，浙江萧山的鲁冠球悄悄办起的乡村小小农机厂，在财大气粗、包揽几乎所有资源的国营工业的夹缝中渐成气候。众多的“鲁冠球”和千万个曾被蔑视的“个体户”一起，胼手胝足，艰难磨砺，把曾经被体制和政策“围追堵截”搞得灰头土脸的乡村工业和小摊点小门面，壮大成被红头文件从否定到默认到鼓励、赞许，最终发展成蔚为壮观的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三分天下有其二。
安徽“傻子瓜子”拥有者年广久的出现，冲击了“雇工8人以上就是剥削，必须打击”的铁律；温州街巷中涌现的小摊主、小业主“八大王”的命运起伏，抓而又放，成了民间市场及多元流通渠道走向合法化付出的局部代价。还有，浙江海盐一剪子剪开国企改革帷幕的“小裁缝”步鑫生，河北石家庄斗胆承包亏损造纸厂的小小业务科长马胜利，来自年轻知识阶层的IT人士及新技术人士代表如阿里巴巴的马云们，以及你提到的全球汽车配件500强华翔集团的周辞美，不管他们的最后命运怎样，他们都在不同层面冲击着几十年计划经济的体制性堤坝。
我们可以这样概括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史，是不可分割的。
谁是推动改革进入攻坚战的主力军？
问：依你的看法，目前正在发起的经济改革攻坚战，其主角应该仍然是民营企业家们么？
答：30多年前，“民营企业家”、“小微企业老板”、“白领”、“中介组织”、“自由职业者”、“新上海人”或“新北京人”、“新广州人”等，这些称呼会让人匪夷所思，不知所云。但今天，他们活跃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不但成为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润滑剂，更成为有强烈深化改革激情的阶层。没有改革发展，就没有他们；只有继续改革发展，他们才能拥有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才能获得人生价值和成就感。因此，他们是改革进入攻坚战阶段的支持者和依靠力量。据中共十六大报告的定义，新社会阶层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的，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
问：根据两年多以前的粗略估算，新社会阶层及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多达1.5亿，其人员构成较复杂，但有鲜明的特征:他们的学历相对较高、拥有较多财富、多为非中共人士、不太“安分守己”、有愈来愈强烈的维护自身权益的诉求。这样的新社会阶层，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否起着特别的作用？
答：是的，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产物，这个阶层对社会已经作出了巨大贡献，其能量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占GDP总量65%的非公经济就出自这一阶层之手。这种能量也强烈波及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领域。仅从立法看，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非公经济36条的制订、《物权法》的最终出台，都体现着新社会阶层的强力推动。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的继续深入改革，仍然要靠他们发挥积极作用。
但是，初生的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由于人员构成复杂，价值观极不稳定，职业流动性较大，因而社会认可度仍然不高，甚至经常被虎视眈眈的“权力精英阶层”有意无意地排斥。那些能利用行政权力轻易攫取社会资源的人群，垄断发展机会，贪占改革成果，这对靠市场开放空间扩展、社会宽容度增加才有腾挪之机的阶层和组织造成很大伤害。因此，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有着强烈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欲求。
对待新社会阶层的态度，可以说是改革的风向标之一。比如，两年前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国家拿出的4万亿，主要重视基础设施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对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民营经济不假援手，结果并不能化“危”为“机”。今天民营经济的发展仍然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融资难等瓶颈严重地窒息着民营经济的生存，也对新社会阶层显失公平。
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上世纪80年代保国企，为防止新生的民营企业与国企争材料、争能源、争市场，而出重手予以打击，阻滞了民营经济的同时也阻滞了改革进程。在一些地方，所谓的“防过热，防通胀，防资产泡沫化”的“三防”之策，竟被误读成专门针对民营经济，造成大量中小民企生存空间被人为挤压，在金融风暴袭来之前就已“危”倒了一大批。因此，要化解当前民营经济困难，要深化改革、科学发展，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首先必得借重新社会阶层的力量，重视发挥新社会组织的作用。因为，它们或许是化解危机、实现转机的一把有效钥匙，是民营经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主力军！